![十三行[中國商業歷史名詞]](/img/0/6a0/nBnauM3XxgTNyATMwgjN1IzN0QTMwITOzEDMwADMwAjMwIzL4YzL4U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十三行[中國商業歷史名詞]")
一、法帖名
晉王獻之所書《洛神賦》真跡，至南宋時僅存十三行，共二百五十字。故名。今傳本有玉版十三行﹑柳跋十三行兩種。參閱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十一。二、清朝對外貿易商行
鴉片戰爭前廣州港口官府特許經營對外貿易的商行之總稱。行數並不固定。十三行對官府負有承保和交納外洋稅餉﹑規禮，傳達政令及管理外洋商務人員等義務;也享有對外貿易特權。1842年《南京條約》訂立後，十三行專營對外貿易的特權被取消，乃日趨沒落。相傳十三行名稱起於明代，意義不詳。俗亦稱"洋行"﹑"洋貨行"﹑"外洋行"。 3.清代天津腳夫﹑挑夫等苦工的組織。鴉片戰爭前廣州官府特許經營對外貿易的商行。也叫公行、洋行、洋貨行、外洋行。相傳其名起於明代，號為“十三行”，卻非固定為13 家。清代嚴格實行閉關鎖國政策，規定對外貿易僅限於廣州一口，十三行業務十分發達。為了壟斷對外貿易，廣州16 家洋行於1720 年12 月（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成立“公行”，但遭到外國商人反對。次年被兩廣總督廢止。1760 年（乾隆二十五年）洋商潘振成等九家向粵海關請求成立公行，該行具有亦官亦商的職能。1770 年公行裁撤，眾商皆分行各辦。
直到1782年公行制度才最後確立下來。公行對官府負有承保和繳納外洋船貨稅餉、規禮、傳達官府政令、代遞外商公文、管理外洋商船人員等義務，在清政府與外商交涉中起中間人作用。另一方面，它享有對外貿易特權，所有進出口商貨都要經它買賣。初為牙行性質，後也自營買賣。自1820 年（嘉慶二十五年）伶丁洋面鴉片及各項商貨走私貿易興起之後，多數行家營業虧損，資金欠缺，負債很多，常有倒歇。《南京條約》規定開放五口通商，廢止十三行獨攬中國對外貿易的特權。從此，十三行遂日趨沒落。
附錄
十三家牙行商人：1.伍秉鑒的怡和行，商名浩官，
2.盧繼光的廣利行，商名茂官，
3.潘紹光的同孚行，商名正官，
4.謝有仁的東興行，商名鰲官，
5.梁亟禧的天寶行，商名經官，
6.嚴啟昌的興泰行，商名孫青，
7.潘文濤的中和行，商名明官，
8.馬佐良的順泰行，商名秀官，
9.潘文海的仁和行，商名海官，
10.吳天垣的同順行，商名爽官
11.易元昌的學泰行，商名昆官，
12.羅福泰的東昌行，商名林官，
13.容有光的安昌行，商名達官
地址：廣州市人民南十三行路
市內交通線路：
乘1路、31路、38路、61路、102路、106路、103路、128路、134路、186路、202路、217路、239路、251路、288路、521路、541路、552路、556路、823路至“人民南路站”下車
三、廣州十三行
清代設立於廣州的經營對外貿易的專業商行。又稱洋貨行、洋行、外洋行、洋貨十三行。康熙帝二十四年(1685)開放海禁後，清廷分別在廣東、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設立海關。粵海關設立通商的當年，廣州商人經營華洋貿易二者不分，沒有專營外貿商行。次年四月間，兩廣總督吳興祚、廣東巡撫李士禎和粵海關監督宜爾格圖共同商議，將國內商稅和海關貿易貨稅分為住稅和行稅兩類。住稅徵收對象是本省內陸交易一切落地貨物，由稅課司徵收；行稅徵收對象是外洋販來貨物及出海貿易貨物，由粵海關徵收。為此，建立相應的兩類商行，以分別經理貿易稅餉。前者稱金絲行，後者稱洋貨行即十三行。從此,洋貨十三行便成為經營外貿的專業商行。名義上雖稱“十三”, 其實並無定數。
舊有十三行“沿明之習”的說法，是從《粵海關志》抄襲篡改《澳門紀略》的杜撰之詞，屬訛傳。 洋貨十三行在創建時，廣東官府規定它是經營進口洋貨和出口土貨(包括廣貨、瓊貨)的中介貿易商行。最初指定洋貨十三行經營的貿易對象，實際包括外洋、本港和海南三部分內容。
乾隆帝十八年(1753)，業務曾一分為二，專營外洋各國來廣州貿易的叫外洋行，經營出海貿易的稱為海南行。自二十五年起，外洋行不再兼辦本港貿易的事務，另由幾家行商專營暹羅（今泰王國）貢使及其商民貿易稅餉事宜,稱為本港行;而海南行又改稱福潮行，經營包括廣東潮州及福建商民往來買賣稅務。這時來到廣州海口商船漸多，貿易發展，各行口商人資本稍厚者經辦外洋貨稅，其次者辦本港船隻貨稅，又次者辦福潮船隻貨稅。六十年，本港行因其中個別商人倒賬破產而被官府革除，其業務劃歸外洋行，每年推舉兩家來輪流辦理。嘉慶帝五年(1800)以後，在廣州經營貿易的商行，按業務範圍劃分只有外洋行和福潮行。前者仍稱洋貨行或十三行。 專設經理廣州外貿稅餉事務的洋貨十三行，是清廷實行嚴格管理外貿政策措施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目的在於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它由封建官府勢力“招商承充”並加以扶植，成為對外貿易的代理人，具有官商的社會身份，也是清代重要的商人資本集團。
洋貨十三行作為清代官設的對外貿易特許商，要代海關徵收進出口洋船各項稅餉，並代官府管理外商和執行外事任務。這是清代對外貿易的主要特點。為了整頓洋行制度，進一步加強對外商的直接管理，清廷於乾隆帝十年從廣州二十多家行商中選擇殷實者五家為保商，建立保商制度。保商的責任是承保外國商船到廣州貿易和納稅等事，承銷進口洋貨，採辦出口絲茶，為外商提供倉庫住房，代雇通商工役。保商對於承保的外國商船貨物因享有優先的權利，在其他分銷貨物的行商交不出進口貨稅時，必須先行墊付。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稟報的事，責令保商通事代為轉遞，並負責約束外商不法行為。儘管外商對保商制度表示不滿,但清廷一直加以維護。行商和外商利益一致時，就互相勾結；利益矛盾時，就互相欺騙敲詐，釀成種種糾紛。有的行商在封建官府和外商之間投機取巧，獲利致富；但大多數行商則在封建官府和外商夾擊下，招致破產。
鴉片戰爭前的廣州十三行街 廣州十三行建立有同業商人行會組織，即所謂“洋行會館”（公行）。康熙帝三十八年及五十九年，廣州行商曾兩次組建公行，但為期都不長。公行議定行規，表面是為約束不法行為，扶持對外貿易，實際上卻增加了不少禁約。它對貨物實施公行壟斷，以便按照行會的利益自行調整價格。英商為打破公行壟斷，通常用收買個別行商、賄賂官府的手段，使公行難以持久，如乾隆帝二十五年廣州公行正式奉準成立,到三十六年即被解散。
此外，公行存在期間，在行商之間及行商和散商之間，又為爭奪商業利潤互相傾軋，外商得以乘機在進出口貨價和交易量上利用矛盾，遂造成公行的虧損和債務；公行制度下的行商，因對行欠債務負有連帶責任，故不斷出現倒閉。乾隆帝四十七年公行再度恢復，並開始設立利用行傭積累起來的公所基金，用以清償行商的拖欠、罰款等，以維護公行的穩定。重建後的公行，延續了近六十年。
鴉片戰爭以後，《南京條約》規定，廢除中國對外貿易中的公行制度，允許英國商人在各口岸任意與華商交易。道光帝二十三年七月初一 (1843年7月27日)，廣州開放通商，一些十三行行商仍舊營業。他們曾經對新定的自由通商進行種種抵制,力圖保住昔日的獨占地位,但未能如願。鹹豐帝六年(1856)，十三行毀於廣州西關大火。
廣州十三行是古代中國唯一、世界第四大的對外通商口岸。它覆蓋範圍約為今天的東至仁濟路、西至杉木欄路、南至珠江岸邊、北至十三行路的一片地區。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允許發展對外貿易，指定廣州等四個地方為通商口岸。康熙二十五年,粵海關官府招募了十三家較有實力的商行,代理海外貿易業務，但到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又限定只開放廣州為通商口岸。從清初開始，凡是外商來華貿易或辦理其他事務，都須經過清政府特許的“公行”進行，並先由12個商人取得操縱貿易特權，號稱“洋行”，隨後復加一人，定員為13人，即為世所知的“十三行”。後來行商家數變動不定,少則4，多則20多。十三行實際上是兼有商務和外交雙重性質的半官方組織。
十三行起始年代
自唐代以來，廣州一向是我國最重要的商港之一，而廣州十三行，在十七世紀後期至十九世紀中葉這一段期間，又是我國對外貿易中的一種特殊的組織。十三行的位置，最初在靖海門（今靖海路）至雞翼城西便門（今西濠口北面）一帶。後來發展到在今天仁濟路至十三行路這一片地區。其中天寶行、廣利行、怡和行等著名商行，都在太平南路東側，今天荔灣區的範圍之內。
關於廣州十三行起始的年代問題，沒有詳細記載的史料。過去的學者曾對這一問題進行考察，歸納起來，約有以下三種意見：
第一種亦是最早提出的意見，就是把康熙五十九年(1720)廣州洋貨商人組織公行的一年，認為是廣東十三行起始建立的年代。英國摩斯、美國亨德等西方學者主張這一說。後來梁嘉彬著《廣東十三行考》已指出此說的謬誤，認為“是年無非為十三行商始有共同組織(公行)之一年而已”。
第二種意見認為廣東十三行出現在公行成立之年以後，如日本學者稻葉岩古郎以為在乾隆二十五年以後，十三行逐漸變成了公行的代名詞。這一說顯然也是站不住腳的。
第三種意見認為廣東洋貨行起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這是《廣東十三行考》的主張：“粵海設關之年(康熙二十四年)可確定已有十三行”。吳晗在介紹《廣東十三行考》所寫的書評中，基本上同意梁氏的說法。不過，他根據昭漣《嘯亭雜錄》記吳興祚的事：“奏通商舶，立十三行”。認為這是吳興祚始任兩廣總督到粵海設關之年任內時期的事，因而斷定說：“則十三行之立，當為康熙二一至二四年(1682—1685)四年間事。”
火燒十三行
從廣州十三行的形成至逐步消亡的二百多年間，廣州十三洋行先後發生過多次大火。1822年，十三行附近一家餅店失火，波及十三行，大火連續燒了兩日，夷館、洋行多間被燒毀，損失慘重。據後統計，11家洋行未被燒的只有5家。外商的貨物全部燒毀，所有行商房屋貨棧變成了灰燼，牽連附近的房屋店鋪千餘家。第二次大火是鴉片戰爭之後，100多名英軍士兵在洋行前中國人開的水果店搶水果吃，還用刀將店主劃傷，激起了廣州民眾的憤慨。半夜，廣州民眾火燒英國商館，廣州清政府官兵前往救火，被民眾擲來的密集石頭阻截，使之不能前進。大火一直燒到第二天才熄滅。
第三次大火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駐紮在十三行地區的英軍，為阻止中國軍民對外國商館的襲擊，拆毀了十三行地區周圍大片民居，留下一片空地以防止中國軍民的偷襲。12月14日深夜，痛恨侵略者的廣州民眾從被拆毀的鋪屋殘址上點火，火勢舜間即蔓延至十三行外國商館區。15日凌晨燒及美法商館，下午2時延至英國商館，到下午5時，十三行地區除一棟房子倖存外，全部化為灰燼。據當時南海知縣華延傑在《觸藩始末》一書描寫：“夜間遙望火光，五顏六色，光芒閃耀，據說是珠寶燒烈所至。”英軍失去據點，被迫撤回泊於珠江上的軍艦。十三行商館區從此結束了它的歷史。
1915年7月13日，正當廣州遭受水災之時，十三行一帶不慎失火，禍及專售火油、火柴等的同興街。油箱爆炸，油浮水面，火隨油流。火勢更借珠江上首尾連結的船艇蔓延至河南大基頭，珠江兩岸頓成火海。同時因街道水深數尺，難以施救，大火持續兩天兩夜，25條大小街道盡成火場，燒毀商號、住戶2000多家，造成重大生命財產損失。 要求“租借”位於十三行商館區殘址西面的沙面重建新的商館區。
十三行的公行制度
在清代前期，廣州的行商在對外貿易活動中，依靠政府給予的特權，壟斷了廣州整個對外貿易，形成了一個“公行”貿易制度。公行確立於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最初由宜官方指定一人為為外貿經手人。此人納銀4萬兩入官，包攬了對外貿易大權。後來，各行商從自身利益出發，共同聯合組織起來，成立一個行會團體，即所謂的"公行"。據史記載，於1720年11月26日，公行眾商啜血盟誓，並訂下行規十三條：
第一條：華夷商民，同屬食毛踐土，應一體仰戴皇仁，拆圖報稱。
第二條：為使公私利益界劃清楚起見，爰立行規，共相遵守。
第三條：華夷商民一視同仁，倘夷商得買賤賣貴，則行商必致虧折，且恐發生魚目混珠之弊，故各行商與夷商相聚一堂，共同議價貨價，其有單獨行為者應受處罰。
第四條：他處或他省商人來省與夷商交易時，本行應與之協訂貨價，俾得賣價公道，有自行訂定貨價或暗中購入貨物者罰。
第五條：貨價即經協定議妥貼之後，貨物應力求道地，有以劣貨欺瞞夷商者，應受處罰。
第六條：為防止私販起見，凡落貨夷船時均須填冊，有故意規避或手續不清者應受懲罰。
第七條：手工業品如扇、漆器、刺繡、國畫之類，得由普通商家任意經營販賣之。
第八條：瓷器有待特別鑑定者（指古瓷），任何人不得自行販賣，但賣者無論贏虧，均須以賣價百分之三十納交本行。
第九條：綠茶淨量應從實呈報，違者處罰。
第十條：自夷船卸貨及締訂裝貨契約時，均須先期交款，以後須將餘款交清，違者處罰。
第十一條：夷船欲專擇某商交易時，該商得承受此船貨物之一半，但其他一半須歸本行同仁攤分之，有獨攬全船貨物者處罰。
第十二條：行商中對於公行負責最重及擔任經費最大者，許其在外洋貿易占一全股，次者占半股，其餘則占一股之四分之一。
第十三條：頭等行，即占一全股者，凡五；二等者五；三等者六；新入公行者，應納銀一千兩作為公共開支經費，並列入三等行內。
初時，公行沒有法定的共同領袖，也沒有取得完全統一的部署，組織相當鬆散，時散時復。一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廣東巡撫李湖等奏請明立科條，建議“自本年為始，洋船開載來時，仍聽夷人各投熟悉之行居住，惟帶來各物，令其各行商公同照時價銷售，所置回國貨物，亦令各行商公同照時定價代買”即是說要復設公行。兩年後，經清政府批准，公行正式恢復，從此一直延續到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前，再也沒有解散過。
古代商人的經營
商人在古代最初只是個體分散式的經營，沒有出現什麼大的商人群體，可以說是有”商”而無”幫”。但到明清時期，情況發生了改變，由於商業經濟的快速發展，商人地位的提高、競爭的加劇以及人們從商觀念的轉變等種種因素，全國各地逐漸形成了一個個各具特色的以地域為中心的商幫，商人開始以群體形象活躍在歷史舞台。明清時期的地域商幫舉不勝舉，比較著名的就有山西商人（即山右商）、洞庭商人、徽州商人、廣東商人、福建商人、寧紹商人、江西商人（即江右商）等等。對這些行賈四方的商人來說，會館與公所就是他們與家鄉以及同行間進行聯繫的紐帶，是他們在異鄉可以倚靠的組織。商人們也有自己的行業神崇拜，不同的商業行業所崇拜的行業神祇是不同的。地域商幫，顧名思義，是商人以地域為中心，以血緣、地緣（鄉誼）為紐帶，以”相親相誼”為宗旨形成的商人群體。 明清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的從商的觀念也發生了比較大的轉變。商人的社會地位有所提高，但也因此導致了商人隊伍的擴大，以及商業競爭的加劇。出門謀生，闖蕩商海，更加不容易。地域商幫的形成，可以讓同族或同地，具有共同地域背景的商人相互照應。
由於有了這層血緣和地緣的關係，商人之間不僅有了很強的親情認同感，商業的成敗、興衰更直接與本族、本地的利益息息相關。隨著商業的發展，商幫規模的擴大，有些行業在某些地區完全被某個商幫所壟斷，其他商幫根本無法插足。如明清時期的山西商人幾乎控制了全國的錢莊和票號，近代洞庭商人晉身買辦的尤多，廣東的行商則壟斷了對外貿易的經營權。 山西商人也稱晉商，經商歷史極為悠久。秦漢時，太原、平遙等地是重要商品集散地。唐朝以太原為北京，使之成為繁華的大都市。到了宋代，山西商人與徽州商人並稱，成為當時商業的中堅力量。元代的馬可·孛羅在他的遊記中也記載了山西商人足跡遍天下，獲利豐厚。但山西商人的真正崛起是在明清兩代，並在此時稱雄全國。
翻開中國貿易史，太平路曾經是呼風喚雨，點石成金的龍口地。十三行的潘、伍、盧、葉四大行商，其家產總和比當時的國庫收入還要多，是貨真價實的“富可敵國”。廣州不僅對海外商人有巨大的吸引力，對國內商人也有巨大的吸引力，仿佛這片土地特別適合經商。十三行的行商，不少就是從福建移居來的。他們在家鄉不過是碌碌庸流而已，但一到廣東便如飛龍在天、魚躍大海，成就了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廣州，永遠是天下英雄創業的最好平台。
不過，當時卻誰也不認為這是“英雄創業”，反倒覺得臉上無光，既怕朝廷追究，也怕累及後人，所以和洋商打交道的十三行商人，都不願意別人知道自己的真實名字，不是改名換姓，就是沿用父親的名字，或者兄弟幾人共用一個名字，像梁綸樞改名梁承禧，伍秉鑒在史書上也有好幾個名字。
伍秉鑒祖籍福建，隸籍南海，自從經營怡和行後，憑著長袖善舞的經商天才，第二年怡和行便位居行商第三，五年後躍居第二，再過兩年雄踞總商地位，真是如日中天，不可一世，創造了一個驚世駭俗的金錢神話。
伍秉鑒擁資超過2600萬銀元，不但在國內擁有數量驚人的地產、房產、茶山、店鋪和千萬家財，還在美國投資鐵路、證券交易和保險業務，同時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最大債權人。有一位美國商人欠了他7.2萬元銀票，滯留廣州無法回國。伍秉鑒聽說後，滿不在乎地把欠條撕碎，說賬已結清了，你高興什麼時候走就什麼時候走。2001年，《華爾街日報》發行專輯，統計上個一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伍秉鑒名列其中。
這些億萬富翁之所以在歷史上留下重墨濃彩的一筆，並非他們個人有什麼特別值得頌揚的美德善行，而是因為他們是一個時代的縮影，在多種文化價值的衝突與糾纏之間，得以自成段落，儼然一派。清鹹豐六年（1856）一場大火，把十三行付之一炬，結束了它長達一百多年壟斷中國對外貿易的顯赫歷史。世事變幻無常，見幾家貧了又富，見幾家富了還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