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凱恩斯生平與思想
凱恩斯經濟理論的主要結論是經濟中不存在生產和就業向完全就業方向發展的強大的自動機制。這與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所謂的薩伊法則相對，後者認為價格和利息率的自動調整會趨向於創造完全就業。試圖將總量經濟學和個體經濟學聯繫起來的努力成了凱恩斯《通論》以後經濟學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領域，一方面個體經濟學家試圖找到他們思想的巨觀表達，另一方面，例如貨幣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試圖為凱恩斯經濟理論找到紮實的微觀基礎。二戰以後，這一趨勢發展成為新古典主義綜合學派。
凱恩斯主義約翰·梅納德·凱恩斯(1883年一1946年)生於英國劍橋。他對 1929一1933 年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進行深入的思考，於1936年發表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創立了現代總量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實現了經濟學演進中的第三次革命，這在西方經濟學史上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
凱恩斯的時代背景
凱恩斯生活在自由放任的私人企業制度向私人壟斷過渡的英國。當歷史進入20世紀以後，作為自由放任的私人企業制度典範的英國，開始染上今天人們所說的“英國病”。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英國國運的轉折點。由於大戰中政府開支劇增，英國被迫中止實行多年的金本位制。在擺脫金鎖鏈之後，通貨出現迅速的膨脹。大戰之後，英國開始從殖民帝國、世界工廠的峰頂一步步衰退了下來。
一個國家在世界文明中的領先地位往往成為阻礙它進一步發展的歷史重負。英國在維多利亞時代(1837-1901)取得的巨大成就，拖拽了它在新世紀中的前進步伐。世界工廠、大殖民帝國的特殊歷史地位，通過種種機制使英國在產業結構的調整、工業組織的完善和經營管理方式的改進等方面，逐漸落到後起資本主義國家後面。這一潛移默化的過程最終削弱了英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優越地位。
對於英國這樣一個國內市場不廣闊的島國來說，一旦在國際貿易的競爭中喪失了在產品構成和勞動生產率方面的優勢，必然給國內經濟造成不良影響。所以從1920年開始，英國經濟就陷入了停滯狀態，煤炭、棉紡織品、造船工業等重要部門因國內市場狹窄和出口不順利而無法恢復元氣。
英國經濟在二十年代初期的不景氣由於統治者的錯誤決策而更加加深。當時的英國政府並沒有意識到英國經濟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依然按照維多利亞時代行之有效的原則來制定經濟政策。為了提高英國在國際金融界的信譽，鞏固倫敦作為世界金融市場的地位，英國政府於1925年恢復了金本位制，使英鎊價值固定在黃金上，結果提高了英鎊的匯率，造成進口增加，出口減少，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持國際收支的平衡，只能是通過提高利率以減少資本淨輸出，來平衡外貿方面的淨輸出的減少。但提高利率卻造成國內投資需求不振，失業人數增加。
龐大的失業大軍造成一系列社會問題，如何降低失業率便成為英國朝野共同關心的問題，由於金本位制的恢復，很難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刺激就業，因此從二十年代起，就不斷有人提倡以公共工程來減少失業，也就是靠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來刺激就業。但是以新古典學派的理論為基調的“財政部觀點”反對用公共工程緩和失業。結果英國經濟在20年代的蕭條狀態一直持續到大危機爆發。
20年代的英國病，雖然不是凱恩斯《通論》的直接社會原因，但它對《通論》的出台起了如下的作用：(1)使凱恩斯較早便開始考慮失業問題，(2)20年代英國恢復金本位制的後果使凱恩斯更清楚地看到了通貨緊縮與失業增加之間的關係，(3)公共工程問題的討論使凱恩斯考慮了財政政策與失業之間的關係，使凱恩斯提出乘數概念，為凱恩斯日後的乘數理論奠定了基礎。
1929-1933年世界經濟大危機是資本主義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危機，與以往的歷次危機相比，它有以下新特點：首先是持續時間長達5年，實際上造成了長期蕭條的局面；而以往的危機，生產下降的持續時間不過幾個月、十幾個月，如何解釋長期蕭條的形成，便成為經濟學面臨的一大課題。其次，這次危機所造成的生產下降，失業增加，都是以往的危機所難以相比的。1932年，世界的工業生產比1920年下降三分之一以上。在五年時間裡，世界總失業人數由一千萬增加到三千萬，加上半失業共達四千萬至五千萬人。其中美國失業人數由150萬增加到1300多萬，失業率接近25%。這次危機使世界的工業生產倒退到1900-1908年的水平，英國甚至倒退到1897年。而以往的經濟危機，生產水平通常只倒退一、二年。第三，這場危機不僅僅是一場生產危機，同時也是一場金融危機。它的開端便是紐約股票市場於1929年10月爆發行情暴跌，事後不少國家的股票交易宣告破產。美國的股票價格平均下跌了79%。有許多銀行由於猛烈而持續地爆發擠提存款、搶購黃金的風潮而破產倒閉。更為嚴重的是，在以往的危機中時常採用的旨在擺脫危機的金融貨幣政策完全失靈。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是對當時感受到占支配地位的假設和理論越來越受到衝擊的思想家，作家和藝術家之一。當物理學開始質疑絕對時間的必要性，作家們開始質疑敘事結構，作曲家開始質疑調性的和諧是否必須的時候，凱恩斯開始質疑當時經濟學上的兩大支柱：首先是貨幣是否必須要有一個牢固的基礎，一般用的是金本位，其次就是薩伊法則(又稱市場法則)所認定的，如果需求減少，則供給或者價格也會相應減少，從而重新達到平衡。
凱恩斯自己與倫敦的布盧姆茨伯里區有著緊密的聯繫，而且陶醉於改變人們思想的氛圍。正是這一經歷和凡爾賽條約的簽訂使他最終決定與傳統理論決裂。1920年他寫出了《和平的經濟後果》這篇文章，文中他不光闡述了他認為的凡爾賽條約的整體經濟後果，而且確立了他作為一個有可以影響國家決策的實際從政經驗的經濟學家的地位。
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國家權力和整體經濟趨勢的效果的文章，發展了貨幣政策不僅僅是一個固定的參照物的理論，他越來越相信經濟系統不會自動地沿著一個曲線即經濟學叫所謂的最優生產水平前進。可是他既沒有找到證據，也沒有找到一個形式來表達這些思想。
30年代晚期，全球化的經濟系統開始衝擊英國——當時居於中心地位的國家。為了利用競爭優勢，英國按照自由貿易政策，從其它地方進口食品和其他低價值商品，並用節約出來的勞動製造高價值的商品用於出口。這一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的套用使英國達到了帝國的顛峰，並控制了包括印度、埃及和廣闊的殖民地以及其經濟和軍事上不同英國的盟國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亞。
隨著德國經濟的崩潰和超通貨膨脹的來臨以及後來被稱為大蕭條的全球生產衰退的到來，對金本位，經濟自動調整的特性以及以生產帶動經濟的模式的批評開始浮出水面。數十個不同的學派爭奇鬥豔。凱恩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傳播著一個簡單的觀點：大蕭條之所以產生是因為三十年代的時候在生產和投資領域有一股投機的風潮——當時的工廠和運輸網路遠遠超出了當時個人的支付能力。對“需求不足”的重視和他創造的允許政府能夠調控經濟中的關鍵組成部分的形式使當時的眾多年輕經濟學家接受他的理論和方法。
也有眾多的經濟學家反對他的理論，認為導致蕭條的根源不是需求的缺乏，而是對商業的信心；所以正確的方法應該是削減政府開支，從而恢復對重返金本位的信心。
兩極世界理論分析指出，凱恩斯主義同19世紀的福利經濟學一樣，屬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部變革時期的經濟學說，都是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大背景下產生的。
理論簡介
凱恩斯的理論
凱恩斯認為生產和就業的水平決定於總需求的水平。總需求是整個經濟系統里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的總量。在微觀經濟理論中，價格、工資和利息率的自動調整會自動地使總需求趨向於充分就業的水平。凱恩斯指出當時生產和就業情況迅速惡化的現實，指出理論說得再好，事實上這個自動調節機制沒有起作用。問題的關鍵在於“需求不足”是否存在。根據古典主義經濟理論——《通論》以前實踐中常用的說法——需求不足只是衰退和經濟混亂的症狀而不是原因，因而在一個正常運行的市場中是不會出現的。
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在一個經濟體系中達到充分就業的關鍵是兩點：一是供給和需求的相互作用決定商品的價格，價格的不斷變動反過來導致供給和需求的平衡；二是這個系統創造的新的財富可能會被保存起來用於將來消費或者用於投資將來的生產，同樣有一個供求機制決定著這個選擇。存款的利息率遵循同價格一樣的機制，即它是貨幣的價格。
即使是在“大蕭條”最嚴重的年份，這一理論仍然把經濟的崩潰解釋為缺乏有力的刺激生產的機制。所以合適的辦法是將勞動的價格降低到維持生存的水平，導致價格下降，從而購買力（就業）就會回升。沒有作為工資付出的資金將會轉化為投資，也許是在其它的產業。關閉工廠和解僱工人也是必須採取的辦法。其它關鍵的政策措施就是平衡國家預算，或者通過增加稅率，或者通過削減財政支出。
推演邏輯
凱恩斯主義的推演邏輯是從充分就業開始的：
1．以往假設的充分就業均衡建立在薩伊定律基礎之上，其前提是錯誤的，因為總供給與總需求函式的分析結果顯示，通常情況下的均衡是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
2．之所以存在非自願失業和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其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因為總供給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化，所以就業量就取決於總需求；
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於“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費傾向，心理上的靈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對資本未來收益之預期”；
4．政府不加干預就等於聽任有效需求不足繼續存在，聽任失業與危機繼續存在；政府須採取財政政策刺激經濟而非貨幣政策，增加投資，彌補私人市場之有效需求不足。
凱恩斯從巨觀的視角對大量的巨觀概念進行歸納與整合之後，使經濟學的發展開始跳出價格分析的限制，從而翻開了20世紀經濟學的嶄新一頁。
圖書《凱恩斯主義的發展和演變》
作者：胡代光
清華大學出版的凱恩斯主義ISBN: 9787302076308
頁數： 319
出版社：清華大學出版社
定價： 29
裝幀： 精裝
出版年： 2004-11-01
簡介
本書詳細分析和梳理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發展和演變脈絡，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大危機後，出現了“凱恩斯革命“，形成了凱恩斯經濟學，並發展為凱恩斯主義的兩大支派----新古典綜合派和新劍橋學派。從而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成為西方經濟學界的”新正統“。20世紀上八十年代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受到貨幣主義、新古典總量經濟學等的挑戰，為對應挑戰，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適時興起。本書還對凱恩斯主義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各個理論與政策要點做了分析、歸納和評價。
凱恩斯主義的演變
凱恩斯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產生於80年代，其政策主張興盛於90年代。其代表人物多為美國經濟學家，如Q．A．阿克羅夫、J．耶倫、G．曼奎、B．伯納克等人。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堅持政府干預經濟的主張，但是，卻吸收了理性預期學派的理性預期的觀點和“預期到的巨觀經濟政策無效”的觀點。他們認為，在當代市場經濟中信息是不對稱的，而且工資和價格的變動具有粘性，這樣，在短期仍然會出現偏離自然失業率的現象，出現有效需求不足，因此，需求管理政策仍然是必要的和起作用的。新凱恩斯主義並不僅僅是堅持傳統凱恩斯主義短期需求管理的主張，他們還特彆強調供給學派從供給方面調節經濟的思路，主張從長期著手、從供給方面著手來考慮經濟政策。新凱恩斯主義還強調鞏固性的財政政策，認為財政赤字對經濟是有害的，它會引起投資的減少(基礎效應)和貿易逆差的增加。此外，新凱恩斯主義者還研究了一些新的現象和機制，如提出了在貨幣政策起作用的機制方面，不應只考慮利息率，還應該考慮普遍存在的信貸配給機制。新凱恩斯主義同傳統凱恩斯主義相比，已經發生了一些重大的變化，他們所主張的巨觀經濟政策更全面，也更深入，既考慮需求方面，也考慮供給方面；既考慮長期，又考慮短期；既注重微調政策在短期的作用，又重視結構性 政策在長期的效果。可以說，新凱恩斯主義者繼承了傳統凱恩斯主義者關於國家應該干預經濟的基本主張，既吸收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合理的理論和政策主張，又在吸取80年代以來一些巨觀經濟實踐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發展了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使得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體系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Keynesian Economics（凱恩斯經濟學）
John Maynard Keynes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Governmental duties and economy are linked（政府稅收與經濟相聯繫）
Spend money and give tax cuts when the economy is in dire straits（經濟低迷時增加政府支出和減稅）
Increase taxes when the economy is booming（經濟繁榮時增稅）
Focused on Unemployment as the root problem（視就業為根本問題）
Phillips Curve ↓Unemployment ↑Inflation（菲利普斯曲線下降，失業率上升）
稅收理論
凱恩斯主義稅收
概述
凱恩斯主義稅收思想概述
以英國經濟學家J.M.凱恩斯的經濟思想為中心形成的當代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流派的稅收理論和政策主張。凱恩斯主張國家干預經濟、刺激有效需求，加強巨觀需求管理，以實現充分就業和經濟成長。他和他的追隨者們從這些理論出發，提出了相應的稅收理論和政策主張。這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除凱恩斯之外，還有英國經濟學家J.V.羅賓遜、H.R.F.哈羅德，美國經濟學家A.H.漢森、P.A.薩繆爾森等。前者形成凱恩斯主義的一個重要分支新劍橋學派；後者形成凱恩斯主義的另一個重要分支新古典綜合學派。
產生背景
凱恩斯主義稅收思想的產生背景
凱恩斯主義凱恩斯主義是作為英國古典經濟學派的對立面出現的古典經濟學派從利己主義人性觀出發，認為一個人在經濟活動中選擇自己的道路最明智的判斷就是他本人的利益，作為個人主義象徵的所謂經濟人”的幽靈在古典經濟學中無所不有。這種“經濟人”利己心的發揮是經由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這隻看不見的手”來引導的。通過這種引導可以使社會走向私利與公益的和諧一致和經濟的平衡發展。因此，在政策方面，他們竭力反對國家干預經濟，主張社會一切經濟活動通過市場機制自行調節，政府應力求節約，稅收數額應儘量減少，每年的財政收支都應保持平衡；稅收應儘量避免干擾社會經濟活動。
這種經濟自由主義和政府不干預經濟活動的理論和以財政收支平衡為基本原則的財政稅收思想，統治資本主義世界達一個多世紀之久。但是，進入壟斷資本主義時期以後，生產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其集中表現是20世紀30 年代初發生的世界經濟危機。經過這場危機，凱恩斯認為古典經濟學派的理論與事實不符，通過市場自動調節機制達到均衡就業的說教已經破產。因而，他積極主張國家干預經濟活動，使財政稅收成為刺激有效需求，即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加強巨觀經濟管理的重要工具。他的這些理論和政策主張後來又被新劍橋學派和新古典綜合學派加以補充和發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曾被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所採納，並收到一定效果。
從資本主義國家管理巨觀經濟方式的觀點看，凱恩斯主義的出現是一個轉折點，即由自由放任主義轉變為國家干預經濟，由把收支平衡作為理財的基本原則轉變為以促成經濟平衡發展為基本原則，由把稅收僅作為收入的因素轉變為經濟平衡發展的因素。
凱恩斯主義稅收思想的主要稅收理論
凱恩斯及其繼承人都把財政稅收看作是國家干預和調節經濟並使經濟平衡發展的重要工具，所以，他們都很重視對於財政稅收理論和政策的研究。
作用
稅收是刺激需求的手段
新古典總量經濟學派代表人物基德蘭德凱恩斯指出，稅收是刺激需求的手段。產生經濟危機和非自願失業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即消費和投資不足。解決有效需求不足，不能靠市場經濟的自發調節，而必須靠國家的干預，特別是財政稅收的干預。他主張不應把年度財政收支平衡作為理財的基本原則，只要能夠促成經濟的平衡發展，增加就業和國民所得，國家可以用發行公債，實行赤字財政的辦法刺激需求，增加政府投資,以彌補私人投資的不足。同時，國家必須用改變租稅體系等辦法，指導消費傾向，增加消費。凱恩斯認為，收入分配懸殊，會降低消費傾向。因為富人雖然收入很多，但他們只把一小部分用於消費，把大部分儲蓄起來；而窮人會把新增收入的絕大部分用於消費，但他們的新增收入卻很有限，這是一個矛盾。他主張用收入再分配的辦法解決這個矛盾，即把富人收入的一部分用累進稅的辦法集中於國家手中，再通過政府轉移支出的辦法分配給窮人，或由政府興辦公共工程這樣既可解決由消費傾向過低造成的消費需求不足，也可增加政府投資，從而達到刺激需求，促使供求平衡和增加就業的目的。新劍橋學派更加強調發揮稅收在縮小貧富差距，實現“收入均等化”方面的作用。主張實行高額遺產稅和累進稅制度，使高收入者多納稅，低收入者少納稅，並儘量使收入低的人享受稅收減免。
補償稅收政策
補償稅收政策是由美國經濟學家漢森等人提出的一種稅收理論。漢森把稅收看作是迅速調節經濟、“熨平經濟波動”的一種工具。這種調節，通過補償稅收政策和用年度財政收支不平衡的辦法實現。他認為這種稅收的目的在於限制繁榮時期的過分擴張，而在衰退時期停止徵收這些稅款，並退還以前所徵稅款，就可以刺激消費。同時，租稅減免的作用也很大，推行租稅減免，有時也可以制止恐慌的侵襲。但是並非所有的稅種在所有的場合，都能發揮這種作用。他認為，對擴展中的經濟來說，社會保險稅和營業稅是發揮這種作用的理想稅種，主張對這些稅種實行機動稅率制度。在繁榮時期的後半期，逐步提高累進稅率；在繁榮達到頂點時，累進幅度要達到最大，以形成剩餘基金。在繁榮由頂點轉向下降時，即應停止徵收。一旦衰退開始，就應提用以前所徵集的剩餘基金。提用的方法是將基金退還納稅人，如果退還有困難，即應利用此項基金來抵補政府為公共事業或救濟支出的擴張所形成的赤字。為了實行補償稅收政策，必須打破年度財政收支平衡的觀念。因為在實行累進稅制的條件下，保持財政收支平衡，經濟繁榮，稅收收入自動增加，則政府的支出也必須增加，這樣勢必增加投資和消費，加大經濟膨脹的壓力；經濟衰退，稅收收入自動減少，則政府支出也必須減少，又勢必減少投資和消費，加速經濟的萎縮。因此，只有在繁榮時期增收不增支，造成財政盈餘；在衰退時期減收不減支，造成財政虧損（赤字），才能消除經濟波動，保持經濟平衡發展。不過，打破年度收支平衡，並不是不要收支平衡，而是要周期收支平衡。繁榮時期的財政盈餘同衰退時期的財政虧損相抵，即可實現周期內的財政收支平衡。
漢森的補償稅收理論在實踐上很難行得通。由於世界經濟危機源於其社會固有的基本矛盾，因而在國家干預經濟的過程中也充滿荊棘。比如，在繁榮時期增稅，必然同納稅人的利益相矛盾，增稅很難推行。另外，預測繁榮和衰退發生的時間不可能很準確，補償稅收政策很難起作用；即使預測準確，由於利益集團的矛盾和立法程式限制而產生的“時滯”，也會影響補償稅收政策的實現。
自動穩定器
自動穩定器主要是指失業補助金、其他福利轉移支付和自動改變的稅收制度。美國是實行以累進所得稅為主體稅制的國家。這種稅收制度具有一定程度的自動伸縮性：一旦衰退開始，公司利潤和個人收入就會下降，這時即使不降低稅率，稅收收入也會自動減少。而且由於實行累進稅制，稅收收入減少的幅度還要大於公司利潤和個人收入減少的幅度。這種減少，同政府在衰退時期應當實行減稅政策以刺激需求的意圖是一致的；一旦繁榮開始，公司利潤和個人收入隨之增加,這時即使不提高稅率，稅收收入也會自動增加，同樣由於實行累進稅制，稅收收入增加的幅度還要大於公司利潤和個人收入增加的幅度。這種增加，同政府抑制需求過旺的意圖是一致的。因此，薩繆爾森認為：累進稅收制度是一個有力的和作用迅速的自動穩定器。不過，他也承認，這種自動穩定器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保證從根本上消除經濟波動。
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認為，為了保持經濟穩定發展，在財政稅收上，政府應採取兩方面措施。
①根據經濟活動的趨向，及時實施有助於經濟穩定的財政稅收政策；
②要使財政稅收制度具有使經濟自動穩定的內在性能他稱前者是“斟酌使用的財政政策”，後者是自動穩定器。他認為“自動穩定器”很重要，時時都在幫助政府進行總需求管理和穩定經濟的活動。
凱恩斯主義稅收思想的挑戰
凱恩斯主義及其稅收思想在西方世界風行了半個多世紀，不少國家政府曾奉若神明。在生產相對過剩的歷史條件下，凱恩斯主義及其稅收思想對於緩和生產與需求的矛盾，減輕經濟危機的破壞程度以及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國家經濟的發展，都起過積極作用。但國家對經濟干預過多，過分強調刺激需求，稅收負擔重，政府開支大，規章制度繁瑣，必然會影響投資和生產經營的積極性。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後，西方國家的經濟陷入滯脹狀態，凱恩斯主義的稅收理論和政策失靈，受到經濟學界貨幣學派、供給學派等的挑戰。
區別
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總量經濟學區別
凱恩斯主義中的金本位新古典總量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成為現代總量經濟學兩大主流學派。這兩個學派的根本分歧是承不承認市場的不完整性，承不承認政府干預的必要性。
新古典總量經濟學堅持市場的完善性，認為追求自身利益的經濟主體對未來具有理性預期並據此行動，因而一切經濟資源的價格會迅速調整，達到市場出清，經濟自動趨向均衡。這樣，政府對經濟的一切干預都是不必要的，也是無效的。
如果政府採取超越人們預期的突如其來的政策干預行動，儘管短期內可能使經濟偏離均衡，取得某種小、但只會使經濟走向更大的非均衡，政府對經濟的任何干預都是利少弊多。
不管他們的理論結果多么精緻、完善，精神實質始終是一句話：徹底的經濟自由。新凱恩斯主義堅持市場的不完善性，認為追求自身利益的經濟主體不可能對未來能洞察一切並據此行動，因此一切經濟資源的價格難以迅速調整並達到市場出清。
經濟從非均衡走到充分均衡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過程，在此期間，經濟會遭受損失，因此，政府的政策干預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該學派的理論結構並不精緻、完善，而且說法不一。
缺乏統一的理論體系，但精神實質也始終是一句話：政府干預是必要的。
這兩派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我們不能說誰是誰非，而只能說哪一派的觀點和主張較符合真實世界。從這一點看，新凱恩斯主義可能比新古典總量經濟學更符合實際些。根本原因在於，新古典總量經濟學關於經濟主體在經濟活動中能理性預期的假定條件實在太苛刻。
人們在市場活動中為了自己的利益，儘管力求掌握一切可能獲知的信息，不斷修整與完善其中的一切錯誤。但由於世界的千變萬化，一切經濟現象無刻不在變動中，加上人們總有某種為自己利益而欺騙和損害別人的機會主義傾向，因而對所有經濟活動主體來說，信息總是不完全的。新古典總量經濟學作為一種理論抽象，儘可能作出理性預期和市場出清假定，但現實生活中永遠不存在這些假定的情況。可能正因為如此，所有市場經濟國家政府都沒有按新古典經濟學派的主張去做，對經濟的形形色色干預從未間斷過，哪怕是在經濟自由主義呼聲最強烈的年代中，政府始終擔任著對經濟進行巨觀調控的角色。
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的新凱恩斯主義無疑繼承了傳統凱恩斯主義的衣缽，但力圖克服傳統凱恩斯主義的不足，尋找價格粘性和市場非出清的微觀基礎，竭力證明這種“粘性”和“非出清”同樣是經濟主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結果。他們找了五花八門的“理由”來說明這種“結果”，這些“理由”有些看來很不充分，證據不足，但有兩點是值得肯定的：一是這些“理由”都是從經濟主體為追求自己最大利益出發的，因而是合乎經濟學基本原理的，也是能使凱恩斯總量經濟學建立在一個紮實的微觀基礎上；二是這些“理由”儘管各不相同，說法各異，但都是從實際生活中來的，是現實經濟生活的某種反映。
顯然，新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總量經濟學的分歧和區別，並不在於認為經濟主體在經濟活動中要不要“理性預期”或力求“理性預期”，而在能不能“理性預期”或做到“理性預期”，也不在於認為要不要“市場出清”，而在於能不能“市場出清”。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這一標準看，新古典總量經濟學可能比新凱恩斯主義離真理更遠些。
凱恩斯主義與羅斯福新政的相同與不同
美國大危機爆發後，羅斯福新政與凱恩斯主義不謀而合。這兩者都主張國家對經濟進行干預。而這促成了國家干預經濟這一新的形式的出現。凱恩斯主張採取赤字政策，通過國家投資拉動經濟成長的政策，在短期內緩解了資本主義大危機帶來的災難，凱恩斯主義在二戰之後被更多的國家採用，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紛紛進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而羅斯福新政，曾被媒體認為違背了資本主義的要求，是社會主義的做法，這也與當時蘇聯經濟的成功有關。所以在羅斯福新政所採取的措施中，儘量避免國家壟斷經濟的出現。
凱恩斯主義與滯脹現象
通常認為，高通貨膨脹率和高失業率是不可能並存的。因為，通常下，通貨膨脹可以使得就業率上升。但是，上個世紀的一次經濟危機中（20世紀70年代），出現“高通貨膨脹率和高失業率並存”這個事實，而使得該理論觀點被否認。經濟學中政府政策有幾個目標即：經濟高增長、低失業率、低通貨膨脹率。這個觀點是凱恩斯提出來的，他認為增加貨幣供給、需求增加、經濟成長、失業減少、物價上漲、通貨膨脹，減少貨幣供給、需求減少、經濟停滯、失業增加、物價下跌、通貨緊縮。即經濟衰退與通貨膨脹不會同時存在，但在70年代西方國家普遍出現了經濟成長停滯、失業增加、通貨膨脹同時存在，凱恩斯主義受到質疑。
評價
西方學者關於大危機和凱恩斯的幾段話：
蕭條的歲月引起人們的消沉，不滿和懷疑是廣泛而深刻的。人們又恢復了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興趣。許多人懷疑，如果資本主義會這樣輕易的崩潰，那么，一個不以利潤為目的的警醒生產的經濟制度，一個生產資料不屬於私有而屬於共有的經濟制度是不是更有意義一些呢？人們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國家所做的實驗上邊，特別是注意到俄國，在那裡，失業和蕭條都不存在。
凱恩斯是一個相信在必要時刻政府可以進行干預而不相信完全放任主義的人，他堅信要使經濟周期上升，政府必須插足進來用減少失業的方法來維持購買力，這意味著“赤字開支”，但它會恢復經濟的平衡。事實上，這是“新政”已經在做的事，而凱恩斯用高度的技巧和理論的根據在他的名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里加以闡釋。
凱恩斯在致命危險威脅資本主義的世紀裡鞏固了這個社會。
爭鳴
如何應對人類經濟史上大大小小數百起金融危機，更是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兩個陣營:主張政府積極干預的凱恩斯主義認為，必須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信貸，刺激需求；而認為政府不應當干預的貨幣主義者認為,市場總是很理性，政府的干預只能讓情況變得更壞，應該讓蕭條自行結清自己。用弗里德曼的話說，讓市場冷靜的最好辦法就是讓他去碰壁，而不是人為的降溫。
正是這種迥異的理念決定了對上世紀30年代“羅斯福新政”歷史地位完全不同的兩種評價：凱恩斯主義認為，羅斯福新政採取的擴張性政策和干預措施防止了恐慌的進一步蔓延，並通過恢復有效需求幫助美國走出蕭條；而貨幣主義者則認為，正是因為政府的不當干預和救助，擾亂了市場自身調整的周期，反而延緩了痛苦結束的時間，直到1939年二戰爆發，美國才依靠戰爭帶來的繁榮擺脫了危機，因此是戰爭而不是羅斯福新政讓美國走出蕭條。
對於中國而言，應對經濟危機的歷史和經驗顯然要遠遜於歐美等國，如果說1998年因為及時啟動的積極財政政策,使得波及亞洲的金融危機並沒有對中國實體經濟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2008年年底我國為應對金融危機推出了4萬億元投資大單。4萬億救市政策可看做是凱恩斯主義藥效的最佳發揮。4萬億投資和2009年貨幣投放約9.6萬億元貸款，是配合刺激計畫所採取的“適度寬鬆”貨幣政策的體現，似乎一時取得了抵禦金融危機的“重大勝利”。但如何診斷並開出有效的藥方，仍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於4萬億刺激計畫和產業振興規劃，經濟學界的分歧也很大。特別是，最近張維迎、許小年、周其仁等經濟學家在很多場合都認為，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經濟學提供不了我們中國問題的答案，中國不應該採取干預政策，而應該讓市場自身調整。
批評
凱恩斯主義除了在表面上看似能對經濟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之外，更為深層的原因恐怕還在於，讓政府獲得更多和更廣泛干預經濟的理論依據。在我國，政府職能過於寬泛，政企不分，一些官員習慣以追求政績為目標。一些地方政府把擴大內需搞成簡單的總量擴張，不加控制地實行貨幣和財政雙擴張政策，盲目投資、重複建設，通過大量投入來求得GDP的增長。繼而產生泡沫經濟，地方政府再逼迫銀行貸款，進一步加大金融風險。於是地方政府最大的治病本領似乎便是不停地投資。 凱恩斯主義關心的是短期問題，不關心長期問題。一項政策給這個國家的長期發展帶來傷害的時候，為什麼還要堅持這樣的政策？唯一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考慮。地方政府官員一般只考慮短期的事情，不考慮長期的事情，凱恩斯主義尤其適合只考慮短期利益的地方政府官員使用。
近些年人們議論這些年市場經濟改革發展步履艱難，問題出在哪裡？就在於凱恩斯的理論占據了中國經濟學的主流地位。 在一些經濟學家眼裡，過去10多年裡每年兩位數以上的GDP增長率仿佛就是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屢試不爽的明證。然而，真正對當今中國經濟社會有深入觀察和研究的人，無不清楚這種“成效”背後越來越難以承受的代價。而且，在與西方國家迥然不同的制度語境下，我們奉行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已經帶來後遺症，其中最突出的表現是始終把速度增長作為首要目標，消費作為手段而不是目的，而消費又總是刺激不起來，還存在壟斷性經濟對民間經濟活動空間的擠壓和蠶食。可以這樣認為，凱恩斯主義是市場經濟改革屢屢陷入窘境的理論源頭。
20世紀後期開始諸多國家爆發的經濟危機顯示：凱恩斯的理論有過於簡化和低估的因素，形成理論的漏洞：
勞工薪水降低或是停滯，多餘的錢落入資本家口袋中後並沒有創造更多就業，因為更多「投資」不代表更多「就業」，投資可能是投機性的金融遊戲或是房地產的炒作，也有可能是害怕虧損而靜態放置在低利率標的上的資金，這些都不會產生工作機會。
就算投資實業的資本家也可能創不出太多就業，因為很多新興行業是走精兵政策而不需要勞動大軍，例如一億美金開設的紡織廠需要5千名員工；但同樣一億美金開設的軟體公司可能只要1百名員工。最後導致總就業率並無上升，大量中產人口落入無工作的赤貧同時帶動了少量中產人口上升至富豪，社會財富結構開始逐漸扭曲。[1]
忽略結構性失業的殺傷力，在分工越精密的先進社會，「隔行如隔山」的效應會不斷極大化，不像早期工業時代製鞋廠被開除的員工可以輕易流動至火柴廠上工，因為越原始的工業越不依賴需要長期訓練的專業能力，現今社會中被開除的軟體工程師無法去金融業找工作，反之亦然，因為需要的學歷和專業力已經不是公司老闆開一周訓練班就能培養的，有心學習新技能的員工也必須付出數年的時間重回學校，期間要背負長期無收入的壓力和學費壓力，這形成了一種無形壁壘加大了結構性失業的嚴重度。
誤認為「總需求」可以無限制提升，凱恩斯並沒有提出當有一天總需求停滯時將怎麼處理，理論假設人會一直有新項目的需求產生而生出更多新產業的新工作機會，但是隨著科技進步和機械自動化，滿足同樣需求所需雇用的勞工數量日少，例如1950年每月要生產一萬輛汽車可能需要3千名員工，到了2010年因為大量電腦化機械化，只要2百人就能操作一間同產量工廠。所以產生新產業新需求的速度必須加快才能彌補缺額，然而大量低薪或失業的人由於沒有錢消費會導致總需求的下降或無法表現，從而抑制新產業工作的出現，開始掉入惡性循環或停滯性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