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
幼年生活
凱波爾於1837年十月二十九日，生在荷蘭海邊Maassluis牧師住宅中，父親約翰凱波爾(Rev. Jan Frederik Kuyper)是那裡的牧師。照他祖父的名字，起名亞伯拉罕。他從小就愛海，對著浩瀚的海洋，充滿了憧憬。他在加爾文派的薰陶下長大。
1849年，約翰牧師應荷蘭南部禮敦(Leiden)教會約請，作他們的牧師，舉家遷往那裡。亞伯拉罕凱波爾就入了禮敦大學。
1862年，九月二十日，凱波爾還不到二十五歲，得了禮敦大學(Leiden University)的神學博士學位。1863年七月一日，他同約安娜(Johanna Hendrika Schaay)結了婚。新婚夫婦都來自城市，去位於荷蘭西南部的鄉村卑斯得(Beesd)，牧養他第一個鄉村小教會。
就任牧師
八月九日上午，凱波爾正式就任牧師，是由他父親約翰凱波爾牧師主持。那天晚上，他的就任講章，經文是約翰壹書第一章7節。雖然是正統信仰的信息，但他在講台上，持守道德上的誠實，只能講說他自己所知所信的。他的會眾大部分也都滿足現狀，不注重靈里深入的追求，對於這位神學博士很滿意。問題仍然是"不滿分子"。
他們倒不是對他個人有意見。他們不滿的，是牧師的正統信仰里，有一半自由派的思想。凱波爾牧師覺得他們不是死氣沉沉的會友。他們的聖經知識很豐富。他們注重屬靈的事。他們的生活表現很有規律，而保持歸正教會對世界的觀點。他們不是談論宗教，而是謙卑的見證聖經永恆的真理，以溫柔敬畏的心，說明"心中盼望的緣由"。
凱波爾同他們談論，有時且是辯論。但他勤去探訪他們，建立了彼此的感情。青年牧師自然邀請他們來參加聚會。他們拒絕了；並且坦白的說，前任牧師不傳講真理，他也是如此。
真理！這班簡樸的農民知道真理？他們連拉丁文都不懂，更不用說聖經原文了。這感受仿佛是博學多識的亞波羅，握著亞居拉織帳棚粗糙的手，聽他說是對基督更認識。凱波爾真的驚奇。
他們指示真理給他：神創造萬有，唯一的目的是為了他的榮耀。他的主權統管萬有。我們的存在是為了榮耀神。
這是偉大的發現！大有學問的博士，竟作了卑微農民的學生。他不顧牧師的尊嚴，放棄了世界的虛驕，同他們談論。他發現，從此以後，主日的講壇自由釋放得多了。
從那幾個不滿現狀的人，所看見，所聽見的，使凱波爾對自己的生命作了深省。這轉變時期的結果，是他經歷了神"全然主權的恩典"。他沒有不滿他們，沒有反對他們；反而謙卑的接近他們，想了解他們，從他們學習自己不知道的。十年後，他寫道：
我沒有定意反對他們，直到現在我仍然為了所作的選擇感謝神。他們不動搖的堅持，成了我心靈的福分，是我生命中的晨星。我有了所持守的道，卻沒有尋得和好的福音。他們用簡樸的話，告訴我靈魂得完全安息的唯一方式：敬拜高舉那位行作萬事的神，或立志，或行事，為要成全他的美意。
凱波爾常去跟那位農村女子佩蒂談話，更深的受她歸正信仰的影響。凱波爾的父親本是正統的歸正派信仰，但趨向中和，成為一位傳沖淡的福音信仰的牧師。凱波爾受教育的禮敦大學，是有名的自由派學府；但他自己對加爾文思想認識頗深。不過，還是那位約比他年長七歲的佩蒂大姐，作了他屬靈的母親。她幫助啟導凱波爾，把知識轉化為宗教經驗，和神學的信念。他們在基督里的友誼，持續了半個世紀，直到她在1914年三月二十六日離開世界。佩蒂一直關心凱波爾的事工；凱波爾也一直感激記念佩蒂。
在卑斯得鄉村教會，四年的事奉，是凱波爾最重要的準備時期。那幾名歸正信徒幫助他，從半正統，半自由派的思想混沌中進入光明，從游移浮蕩而建立在堅實純正的根基。在這根基上建造，發展，有超奇的成就。凱波爾成為神學家，政治家，演說家，大學創立人，報刊主編，作家，教會改革家，領袖，組織家，旅行家，在每一方面，都有傑出的貢獻。最重要的，不是他的才能，不是他的貴為首相，而在他始終是謙卑奉獻虔誠的基督徒。歷史記載，他是在荷蘭混亂危難中神興起的領袖，也是加爾文以後最傑出的領袖。
1867年，凱波爾接受悟垂克(Utrecht)教會的約請，擔任他們的牧師。
十一月三日，凱波爾向他所愛的卑斯得教會作告別講道。他選用的經題，是馬太福音第六章12節，主禱文中的第五項請求："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他說：
"我現在感覺到良心的控告：我在自己還未全心悔改歸向福音的時候，就膽敢到你們中間擔任牧職；因此，使你們在某種程度上，也分受我信仰動搖的困擾...現在請你們中間愛我的人，與我一同跪下，同我禱告，也為我禱告，求主赦免我的債。"
離開鄉村
凱波爾離開了那安靜的鄉村，可愛的會眾，去省會悟垂克。他不是為了高薪厚俸，不是羨慕城市上流社會的生活；而是去爭戰，為了神的榮耀。凱波爾已經準備好了。
約在1360年，奧斯曼帝國的牟拉德蘇丹(Murad I)，向歐洲擴張。當時的基督教國家，或在自相殺伐，或同教皇鬥爭，結果是屢屢敗給牟拉德。牟拉德擄去基督徒孩童，有時在他占領的地區徵募，把這些少年人編成特種部隊，精選人才來教導他們各種戰術，戰技，行政，學問，最重要的是徹底灌輸回教的教義，成為優秀的精英幹部，在宮廷事奉他。這種軍隊稱為"占尼撒理"(Janissaries, 原為Yeni ceri) 意思是"新軍"。蘇理曼(Suleiman)和以後的領袖們，也沿用這種辦法。那些歸信回教的少年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基督教家世，完全效忠於土耳其蘇丹，不惜與父兄為敵，以至殺死他們。
歐洲的學校原都是教會建立的。西方的文化和近代文明，都是源於基督教。但到十九世紀，情況改變了。無神的人本主義，瀰漫在思想界：反對宗教的亂民政治，不信神權能的生物理論，否認神權威的評經和自由派神學，把許多少年人，整批整群的擄去了，離開了教會的懷抱。
在教會中，冰冷的教條主義者，以為抱持著教條，就是固守了真道，把敬拜的儀式，當做了敬拜的內容。寂靜的敬虔主義者，則以為教條無關重要，知識更是叫人自高自大；只要個人得著救恩，有好的品德，一切問題自然消失。他們抱持司班耐(Philipp Jakob Spener, 1635-1705)的教訓， 努力高舉富蘭克(August Hermann Franke, 1663-1727)，辛森道夫 (Count von Zinzendorf, 1700-1760)當做經典，卻飲水而不思源，忘記了敬虔運動來自司班耐創的哈禮大學(University of Halle)。至於占人口多數的世俗派，就忙忙碌碌的賺錢生活，把生活當做生命的目的；雖然也有宗教活動，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習慣的出入教堂，以為已經盡了自己的本分，連奉獻金錢也當作是投資。
但仇敵在認真的加緊工作，連連的勝利，忙碌的收取戰利品。亂民政治在法國得勢，排除了宗教，還輸出革命思想。人本主義則以人為萬事的尺度，把神隔絕在思想的宇宙之外。自由派則占領了神學的講席，派遣他們的門徒，去侵入教會，學校。
一間一間的教室失去了。一所一所的學校陷落了。一座一座的教堂失守了。不，各種各式的活動仍然繼續著，只是真理的旌旗不見了，主耶穌基督不再是尊榮的中心。
大多數的基督徒仍然在沉睡。有時，他們也感覺到講道的味道不同了，但他們以為是自己余夢未醒；或以為教堂換了新人，自然需要慢慢適應，久之也就安於現狀，有再懶於去思想其變遷的原因。實在說來，總是少數領導多數；而領導的人，總是怕變遷的人，因為那等於失去了安全的領導地位。只有少數，微不足道的少數，注心於信仰的重要，他們想講話，想行動；但可惜聲音太小，沒人注意。最後，他們只好黯然離去；教堂空出了幾張椅子，但教堂的奉獻收入沒有顯著減少，教牧的收入反隨著年資而加增。
信徒離開了教會，信徒的孩子們不可能不受教育。他們進入了學校。但回到家裡的時候，可以在他們身上看出改變：他們不再渴慕屬靈的事，在言談之間，也表示對真道的懷疑。世俗的基督徒，對這種現象全不在意；他們只要孩子進好學校，讀書成績好，將來找到好職業，生活富裕，事業也滿意。信仰嗎？似乎沒有甚么現金價值，不能增加收入和光榮。因此，在他們是一切如常。
敬虔的父母們，態度就不一樣了。他們警覺到孩子靈命的枯萎，死亡；由中學升入大學後，這種可怕的改變最顯著。他們搜尋心靈的省察：是作了甚么錯事？是神離開了我們？他們呼求神，呼求神，恆切的呼求，但看不見顯著的效果。啊！他們想到了少年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的經歷，在離家往異地求學的時候，如何被異教思想擄去。"占尼撒理"的事件，現在實現在他們身上。有位敬虔的父親，在神面前流淚呼求，求神叫他的兒子迴轉，否則叫他死了，免得羞辱主的名，或反抗神，傳播人本主義的思想，為害別人。這種痛苦的心情，就像是作基督精兵的父親，在戰爭中為了對主效忠，為了責任，寧可忍著心，殺死成為"占尼撒理"的兒子！更可哀的，是自己當初無知，親手把兒子送在擄掠的人手中。
不少的家庭里，可以聽到母親的怨訴，為了被擄的兒子，向神哀哭："他們擄去了我所愛的兒子！"但安慰在哪裡？如何能使被擄者歸回？
信仰的危機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結果，荷蘭在信仰上成為改革宗，並且脫離西班牙的統治而獨立，成為反抗羅馬教人士的避難地，是一片自由樂土。後來，又受法國轄制，直至十九世紀初，才脫離法國。雖然如此，在思想上卻深受當時流行的自由主義影響，只在名義上仍是基督教國家。本來學校是由教會創辦，由教會管理，教育培養的人才，為了教會服務；現在的情形是，教會和學校都由政府經營，由政府維持，當然也為了政府服務。這是說，由反教會和自由派的人，控制了教會和學校。
1870年的荷蘭，全國約有四百萬人口，有三所大學：禮敦大學，歌樂寧根大學，悟垂克大學。當時，只有這三所大學是政府所承認的；他們也各有其神學院。所授的專業學位，包括：律師，醫生，工程師，和神學學位，獲得政府許可。無疑的，在這幾所學校畢業的學生，可以獲得工作，有高薪，得高位，前途是光明的。問題是他們的信仰。許多青年人，包括牧師的兒子凱柏，進入大學之門，就失去了信仰。如果"成功"的定義，只是物質的享受，他們是成功了。如果教育的目的，只是學術知識的追求，他們是達到了目的。但人生的路程，並不限止於今世，而還要有永生。
可是，在信仰上的墮落開始了，會更快更深的滑落下去。
凱波爾畢業了，進入了教會事奉，經過了漫長的摸索，艱難的掙扎，仰賴神的恩典，才獲得了光明的新生。但他的母校，和另外兩所大學，卻陷入了更深的黑暗。三所神學院依然都存在；不過，只剩下了空殼，內部完全被不信派所腐蝕竊據。系統神學沒有了，變成了宗教研究；實用神學課程也取消了；聖經不再被認為神的話的權威；基督教只是許多宗教的一種，雖然他們仍以為是較高級的宗教。
如此以來，高等教育的淪陷，不僅造成青年一代信仰的危機，使他們迷失；更失去了供應教牧人員的訓練基地，使教會沒有從神來的信息，使神的言語稀少，造成教會荒涼，延而影響將來臨的世代。關心神家的人，自然能預見到可憂的後果，認識這是根本的問題，儘量的想辦法，努力求取救濟。
將人的心意奪回
教育，教育，是信仰的開端，是教會的根本。因此，不僅要防止信徒子弟，被引誘入不信和反抗神的文化，不僅要使被擄的歸回，還要進而裝備聖徒，使他們能作基督的精兵，"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它都歸服基督"(林後一O：5)。
荷蘭獨立以後，是君主立憲政體。早在1848年的憲法，就明文規定高等教育的自由。不過，當時的教會人士，沒有覺悟到創立高等教育機構的需要；原因是理性主義者，正假借科學的美名，滲透各學府；神學的自由主義，也趁著理性主義的風勢，披上科學的外衣，反抗神的權威。在教會裡面，敬虔主義的餘波仍在。他們認為個人的救恩經驗是最要緊的，得救後的工作，則在於保持與神的關係，並活出敬虔道德的生活。當然，這是重要的。但問題在於他們太強調個人經驗，以為神學教條可以忽略，更進而反理性，反知識，幾於到以無知世事為美德的地步。這樣，不信的人順利的占領了教育的領域。至於憲法對於高等教育雖有自由的明文，但沒有規定，在甚么條件之下，才可以創立高等教育機構。等到信徒覺悟有此需要時，所遭遇的正是立法與實施的雙重難題。
有一段長時期，大家在討論，爭議。1876年，國會通過了"欣斯克高等教育法案"(Keemskerk Law)。從各方面看，那不是一個完美的理想法案。因為法案規定：私人或合法團體可以創立大學；但非國立大學的各科畢業生，必須再通過在國立大學的考試，以甄定確認他們的學位和證書，才可以獲得專業資格，不管他們的學術水準多么高超。在另一方面，有了專業資格是一回事，但不等於安排就業；福音派非國立教會的神學畢業生，也不確定能為教會所接受。至於經濟方面，並不能獲得政府的任何資助。這也就是說，像教會或私立的中等以下學校，雖可以自由興學，但學生必須先納稅付足鄰舍的教育費用，再負擔自己的教育費用，結果還是次等的地位。
其它規定的條件是，非公立大學，必須籌有一定數額的基金；有合格的教員；必須具有五個學院：文學院，法學院，醫學院，自然科學院，和神學院，才可稱為大學(University)。至於考試，頒發學位等條件，與國立大學相同。
雖然，距理想尚遠，希望之門總算開了一條縫，只是不夠寬廣。
根基與原則
在1878年十二月五日，改革宗信仰高等教育建立會(The Society for Higher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Reformed Principles) 在悟垂克成立。次年二月，獲得皇家認可立案。於1879年六月四日，選出四名董事，並四名信託人，正式進行大學得籌備事宜。
校名：自由大學(Free University)。意思是不受政府和國教教會約制的私立大學。
宗旨：持守加爾文主義的改革宗信仰，不與自由主義(不信派)妥協，造就尊基督為主的專業知識分子，在各個生活領域，使主的名得榮耀。
當正在進行籌劃的時候，試探來了。一位知名的國教教牧傳出訊息，凱波爾博士和另一同工洛哲斯博士(Dr. F.L. Rutgers)被提名為阿姆斯特丹大學的系統神學和實用神學教授。他們覺得，如果去為自由派的大學效勞，是叛離改革宗信仰原則，所以斷然拒絕了。他們放棄了榮譽，厚俸，安定的職位，寧願選擇艱難而不確定的窄路。
凱波爾和他的同工們，在他們的先鋒報(De Heraut)上，剛一發布籌辦大學的訊息，質疑和批評，以至反對的信件，就大批湧來。有的問：在我們這小國家，現有的大學難道不夠？何必再辦一所大學？有的懷疑：如此大學，沒有雄厚的財源，怎能夠持久？有的詆斥辦一所狹隘加爾文信仰的大學，是破壞國家團結，跡同叛國。而自由派神學人士，則是深痛惡絕，咬牙切齒，極不願見到一所信仰純正的高等學府成立，如燈光照入黑暗，見證他們的不是。也有人對新大學的學術水準表示懷疑，不肯參與。還有人譏諷，說是凱柏的愚蠢。
成功在嚴
像基甸選擇他的精兵一樣，凱波爾不怕人少。
1880年九月十日，他發表了一個原則性的小冊子，題目是嚴格說來。裡面宣告了三個原則：一. 嚴格遵守法律規定；二. 嚴格採取科學治學；三. 嚴格認真辦事。
坦白說，辦一所大學，需要的是：財源，教員，學生。這是最基本的條件。
實際的籌備重任，多半落在凱波爾和洛哲斯二人身上。這實在是信心的考驗。他們都不是家財豐裕，但必須率先投入這艱巨的事工。從1879年十一月九日，董事會通過他們二人為自由大學神學院教授，到正式開學期間，在不同的城市，各樣的團體，作推動的工作。校址定在阿姆斯特丹市。
1880年十月二十日，是自由大學正式開學的日期。
十月十九日，開學日前夕，在阿姆斯特丹的抗羅宗座堂，舉行祈禱奉獻典禮。這標識著在主的事工上，先要仰望神的大能，而不是靠人血肉的膀臂。那時，他們還沒有自己的校舍，奉獻甚么呢？先要奉獻的，是作主事工的人，和他們的心志。浩德莫克博士(Dr. Hoedemaker)致奉獻辭，經文取自撒母耳記上第十三章19節："那時，以色列中沒有一個鐵匠，因為非利士人說：'恐怕以色列人製造刀槍'！"這真是一個適切的題目，精警的觀察。正如當年非利士人想控制科技知識，使以色列人沒有用以反抗的裝備，而屈服在奴役之下；今世之子仍然聰明厲害，他們要控制教育，控制思想，奪取教會和聖徒的裝備，使他們不能傳布福音，拓展主的國度。現在，教會覺醒的時候到了，聖徒們要起而從仇敵手中，取回軍器供應，取回教育的主權。
大學從小開始
自由大學誕生
1880年十月二十日，荷蘭改革宗一個值得記念的日子，也是凱波爾一生中重要的日子。他們共同的理想實現了：
自由大學誕生了。
那天下午，真是群賢畢集，表現改革宗聖徒志同道合的表現行動，表現他們對於教育重要意義的認識。實在說來，這偉大的結集，就是一項教育，就是一個宣言。
自由大學的財源哪裡來？蘇特悟(Jonkheer P.J. Elout van Soeterwoude)作了一個簡單愉快的致辭，呈獻了十萬盾荷幣，作為政府規定的開辦費。一項有價值得事工，必須有人認知這事工的價值，認為值得儘量予以道義上和資源的支持。以後的經費，要憑信心仰望神感動屬他有識之士的供應。這仿佛是一項互信之約。
自由大學的教授哪裡來？董事會主席何畏(Mr. W. Hovy)宣布聘任五位教授：凱波爾，洛哲斯，浩德莫克為神學教授；法必猷(Mr. D.P.D. Fabius)為法學教授； 狄盧(Dr. F.W.J. Diloo)為文學教授。
然後，風琴奏出信心昂揚的"以利亞"曲調，由大學創辦人凱波爾博士致動人的開幕辭："神在任生活範疇中的主權"，揭示了改革宗信仰的特點，揚起了自由大學真理的旌旗。
自由大學的學生哪裡來？在開學那天，共有五名學生，都是為了維護真理，忠於真理，不計較個人的得失，不介懷自己的前途，被神呼召來到這裡。
他們沒有自己的校舍。五位教授，五名學生，借阿姆斯特丹蘇格蘭宣教會上課。但他們極為嚴肅認真，知道是為了事奉主而作的。
第二天早晨，教授們發現在教堂的門上，有粉筆寫的正楷大字：
一入此門全絕希望
原是但丁名著神曲中，地獄門上銘刻的字(見Dante Alighieri : The Divine Comedy, Canto III)。是誰惡作劇的寫在那裡，作為對他們的嘲諷。擦去了；第二天又寫上。但對於出入此門的師生來說，那毋寧是一個激勵，一項歌頌：他們敢於為主而冒險，棄絕一切屬世的希望，只求主的榮耀，為了真理。這是何等的見證！
1884年，董事會買下了一幢雄偉的四層樓建築。自由大學總算有了自己的校校舍。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建校十年之後，在1890年，自由大學仍在艱苦掙扎中。經濟上仍然困窘，沒有足夠的發展基金，仍然沒有達到學術上的光榮成就，仍然沒有全國性的聲譽。
雖然艱苦，仍然前進。師生們與董事會合作，堅持信心和犧牲奉獻的精神，不畏反對和攔阻。他們仍然沒有獲得國立大學同等的待遇。有時，向國家教會商量，借教堂作大規模的聚會，也遭到拒絕。
在暴風雨中，這棵信心的幼苗，在茁長，壯大。學生數目達到約九十名；而那時，三所國立大學的學生人數，合起來也僅僅有一千八百名。
到1920年，凱波爾離世的時候，自由大學有學生二千名以上，教員二百人，在各方面都可以同國立的大學相提並論。
1980年，是建校一百周年，自由大學已經列名世界著名大學之林；有教員六百餘，全時間學生一萬二千名以上，圖書館藏書六十餘萬冊。
凱波爾憑信心種下的種子，發展長大了。芥子成了樹。
文將凱波爾
"文將"這個名詞，可能聽過的人不多。一般人只說武將，是將帥軍伍，領兵打仗。但在屬靈的戰爭中，不是用血氣的兵器，而是思想的戰爭。凱波爾博士在領導信仰的戰爭上，用的是文字，所以稱之為文將。
1869年的時候，凱波爾還在悟垂克牧會，史維思博士(Dr. C Schwarz)代表前鋒報(De Heraut)，來約請凱柏為副總編輯。前鋒報是荷蘭全國性的綜合周刊，半宗教性，半政治性。史維思任總編輯。凱柏一向堅信文字的功效，以為可以啟發教育讀者，宣揚教會改革的信念，就慨然接受了。十月八日的那期，刊載了凱波爾的第一篇文章。以後，就經常有凱波爾的作品發表。
1870年八月二十五日，凱波爾到阿姆斯特丹就任牧職。剛過二星期，前鋒報總編輯史維思博士猝然逝世。在當時的情形之下，凱波爾只得答應發行人請求，暫攝總編輯，到年底為止。在十二月三十日，是前鋒報發行第二十一年的最後一期，凱波爾特地撰文記念史維思的生平與事工。
在那年的末後幾個月里，凱波爾發起組織前鋒社。只有相信聖經是神的話，並以聖經為個人和國家生命根基的人，才可成為社員。宗旨是傳播歸正宗同一的宗教及政治觀點。他們決定買下前鋒報，於1871年一月起改組發行；由凱波爾博士為總編輯。在首頁刊頭，揭櫫該刊的宗旨：
"為了自由國土上的自由教會與自由學校"
第一期於1871年一月六日發行。凱柏負擔起這項額外的工作，使他得以有公開的講壇，每周可以向讀者講話。他的影響力，也更加廣大而深遠。
同心的戰友
1869年五月，在悟垂克時，全國基督徒教育協會在那裡開會，凱柏結識了葛瑞恩(Guillaume Groen van Prinsterer)。二人一見投契。葛瑞恩是研究歷史的基督徒學者，見到法國大革命的暴亂和流血，知道病根禍階，正在於他們所標榜的"無神無主"。他的深思遠見，使他知道，為免蹈於同樣的暴亂，荷蘭需要的是基督教改革宗的信仰：讓基督在個人生命與國家文化的每一部分作王。凱柏多年深研加爾文主義的結果，也達到同樣的結論。他們所需要的，是把這信念廣傳出去。
馬丁路德曾說："除了救恩以外，神給人最大的恩賜是印刷機。"他也善用了印刷機，傳播神的信息，成就了宗教改革的偉大事跡。
凱波爾也認識印刷機是神給人的恩賜。他看到那惡者使用印刷機的武器，推廣各種邪說，主義，散播思想毒素，反對荷蘭基督徒歷來視為神聖的原則，攻擊正統信仰；基督徒豈應因循遲疑？何不奪回神所賜的武器，用以傳播真理？因此，凱波爾決意荷蘭的基督徒，該有自己的日報。
展開真理的旌旗
當然，創立一份日報，經營維持一份日報，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比周報困難得多了。凱波爾反覆思量，研究，與同志討論，集思廣益，詳慎計畫。他提議擁有前鋒報的前鋒社，創辦一份日報，名為旌旗報(De Standaard)，為真理揚起旌旗。以後，前鋒報將不再獨立發行，而成為旌旗報每星期六的宗教增刊；凱波爾則兼為日報及宗教周刊的總編輯。凱波爾的健筆是大家見過的，也是讀者稱道及信任的；他有主編前鋒周報的經驗，組織與治事的長才，完美周詳的計畫，大家都寄以信心。
旌旗報創刊號於1872年四月一日問世。那一天，是威廉一世(William I of Orange)領導荷蘭獨立反抗西班牙主要戰役勝利三百周年紀念(八十年戰爭1568-1648)，極富愛國意義。
在舉國慶祝中，旌旗報出版了。這是另一次改革宗教信仰的戰爭，要把荷蘭從邪惡信仰中解放出來，把人的心意奪回歸向基督。凱波爾堅信，神啟示的寶貴聖經，不僅是指引人天堂之路，也是照亮人生的每一部分，解決人生的一切問題。
凱波爾的中心思想，是“神的絕對主權”。他一生常常這樣說。這簡單的話，也支配他的思想，支配他的行動方針，真可說是念茲在茲。他到處宣揚的，也是這個原則。這是加爾文主義的中心思想：以基督為中心，一切都是為榮耀他，享受他。
1873年十一月，凱波爾在悟垂克發表一篇重要演說，題目是：“加爾文主義：我們基本憲法自由的源始和保證”。後來這篇荷蘭的反思，於1874年五月二十日，印成單行本小冊發行，一個月後即行再版，可見其是如何的受到重視。
大意說：瑞士，荷蘭，英國和美國，都是加爾文思想孕育和發展塑造的。最偉大的自由國家美國，是由清教徒創建的。清教徒的精神動力，是英國的加爾文主義信仰。英國清教徒的獨立鬥爭信念，是法國胡格諾復原教派的啟發與延續。這些偉大運動的基本思想，都是源於崇高的加爾文主義，是自由成長發展的動力。由於凱波爾博覽群書，他繁征博引，說明這個歷史觀點。
1883年，凱波爾寫了一本書：教會歸正的途徑。凱波爾分析教會為四類：一. 真教會；二. 半路的歸正教會；三. 完全歸正教會；四. 假教會。他指出，連天主教也不是徹底背道的假教會，只有將來撒但完全掌權的組織才是假教會；但教會必須儆醒，潔淨，防備不信聖經的假教師；並積極建立，持守純正的信仰，信守神啟示的聖經，以恢復成歸正的教會。
爭戰的呼喊
1886年，凱波爾連續發表了三個小冊子，用的是同一個標題：爭戰臨到了。在那裡，他宣稱：荷蘭歸正教會"被擄七十年"--1816至1886年。甚么是"被擄"？凱波爾指的是荷蘭國王威廉，在1816年下詔宣稱他自己是教會的立法者，教會變成了國家的附庸；另一方面，也是自由主義信仰者，滲透教會的時候。現在，象但以理讀到先知耶利米的預言一樣，他認為以色列被擄的七十年滿了(參但九：2)，耶路撒冷荒涼的日子滿了，神的子民應該起來重建耶路撒冷。
爭戰的起因，是為了信仰。阿姆斯特丹區會，雖然大部分是歸正信仰的教會，但仍有三名自由派信仰的教牧，在那裡面為難。而上級大會則支持自由派(新派)教牧。為了接納信仰有問題的人成為正式會員，導致了正式衝突，而致大部分正統信仰的教會退出國家教會。在這場爭戰中，凱波爾靠著聖靈的大能力，運用他的健筆，陳明真理。
在1897年四月一日，旌旗報創刊二十五周年，凱波爾正六十歲。荷蘭全國各界紛紛致賀，並為凱波爾出紀念專刊。旌旗報雖然不是最大的日報，但因為立論公正，見地精深明確，極得各界推崇。連天主教的著名報人索普曼博士(Dr. Hermanus Schaepman)，也撰文稱頌他是"我們最偉大的報人"。
凱波爾的文字，有其獨特的風格，雄辯，莊嚴，明晰，而不失其生動，說理清楚動人，用詞恰切，深入而流暢。
健筆不息
他每天早晨起來靈修，然後從事寫作。在書房中的時候，不許人干擾。他為旌旗報寫全版的社論，還要為前鋒周刊寫評介，有關教會事工的論文；每日上午，他寫默思錄。默思錄專欄是有系統的寫作，後來集成兩帙出版，名為與神親近，很多人喜愛，用助靈修。分刊多年的為基督我們的王(Pro Rege)，則成為三巨冊出版的書。另外，他還要寫專題的研究，專文，小冊，和演說稿。他歷年的演說稿，先後輯為許多巨冊。卷帙浩繁的巨著神學百科全書，是改革主義的權威作品，也是如此積漸寫成的。此外，在有意義的紀念節日，他都撰文；遇到特殊事件，也發表文章；還有神學的講義和專著多種。他治學博大精深，所有的文章，都是自己親自撰寫，從不像一般不學有術的政客，要別人捉刀代筆。
凱波爾相信，作為新聞工作者，必須事先從容有備，絕不在時間壓力之下，急就應付。
從創刊以來，凱波爾持續為旌旗報和前鋒周刊撰寫文稿，並且親自校閱最後稿樣；只有1901至1905年在首相任內，由別人代為負責，但他仍然自己撰寫默思錄。直到八十三歲生日前的一個多月，1920年九月二十四日，最後一校次改前鋒周刊的終稿。一個半月後，十一月八日，凱波爾離開了世界。
由講壇到政壇
凱波爾對加爾文主義發生興趣，長久的繼續深入研究思考，使他發現那不是一種空泛的理論，而是最具系統，合理性的，有動力的信仰；在莊嚴謹密的結構後面，是要求人接受基督的全面主權。這自然影響了他的人生觀，使他整個的思想系統，起了極大的轉變。
神奇妙的揀選了凱波爾，引導他，造就他，使他的生命走在正確的方向；先有了歸正的重生經歷，然後進而改變世界，給文化和社會以新生。
接棒有人
1869年，全國基督教教育協會在悟垂克開會，會期為五月十九至二十日。五月十八日晚，凱波爾應邀發表預備會演講，題目是："向國家良心的呼籲"。
他說："在相同信念的人中間，我們的運動進展，示顯然可見的，因為我們的力量，在於喚起國人的良心。"
在座有一位是協會的榮譽主席葛瑞恩。這幾句開始的話，進入他的耳中，引起了心靈的共鳴。那位老人已經是六十九歲了，他幾乎是孤軍奮鬥，作曠野的呼聲；三十多年來的希望，就是國人良知的覺醒。今天總算是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
在他動人的演說中，凱波爾說到國魂和使命，宗教的自由，良心的自由，並學校教育的自由。凱波爾在台上所講的，一字一句，都仿佛是天降的甘露，滋潤著那位老戰士枯萎的心。多少年來，他所要作的，就是喚醒國人的良心，但始終未能如願。今天，他發現自己所缺乏的，在眼前這年輕人的身上找到了：他認定凱波爾是能夠振奮國人的領袖。像年老的西面，在殿中見到嬰孩耶穌一樣，葛瑞恩感謝神，心中得到了安慰和鼓勵。
葛瑞恩出身海牙的望族，家道豐富；禮敦大學畢業。他是有名的基督教歷史學者，政治領袖。1830年，葛瑞恩接受了加爾文信仰。此後，他的政治哲學，就完全建立在加爾文信仰上面。
他研究法國流血暴亂的革命歷史，知道他們所倡言"沒有神，沒有主人"，那種所謂平等自由的革命，實在是造反，實在是背叛神，背叛創造並管理宇宙萬有的至高主宰。葛瑞恩看到：即使在一般情形下，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人偏行己路，隨從己意妄行，不遵守神的話和他的定命，也就是背叛神，反對神的主權。因此，他認為當循的途徑，是"高舉福音，反對革命"。只有高舉神的話，揚起真理的旌旗，遵守主的道，才是撥亂反正的道路，是解決人類一切問題的方法。這種基督化的政治思想，在荷蘭當時是完全創新的，是理想化的。
葛瑞恩主張，回到歷史性的基督教信仰，就是歸正或改革宗的信仰。為了實現他的政治主張，他倡組了一個政黨，名叫“反革命黨”（Anti-revolutionary Party）。這個名字，現在如果望文生義，聽來有些迂腐可笑，甚至有不好的涵義；但在當時的歷史環境，可以代表他的信念：反對法國式革命的暴亂，那不僅是一個保守的政黨，而是保守的基督教政黨。
“革命”（Revolution）這個字，本來是說明天體運行的現象；中文譯為“革命”，是取自易經“革”卦：“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先已寓有褒意。這樣，反革命變成了倒行逆施，反天道而行。但在十九世紀的歐洲，對於法國無法無天的恐怖統治，記憶猶新，缺乏好的印象。不過，研究法國革命的背景，那時的皇室和教會，確是腐敗黑暗，專制而浪費，不顧人民死活，成為促成暴力革命的條件，人民以和平方式求平等而不可得，才起而暴力奪權，結果釀成流血爭取。
但那條血路，是錯誤的路，更不是唯一的路。有另外一條各各他的血路，是神子主耶穌基督所開的，使人與神和好，也與人和好，可以解決社會的問題。
在十八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造成了貧富不均，道德的墜落，資本主義發展的先期病徵，極為顯著。幸而有神及時興起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及衛斯理兄弟(John Wesley, 1703-1791; Charles, 1707-1788)，傳播福音，神的大能，改變了文化，拯救了一個沒有希望的世代，免於流血恐怖之慘禍。十九世紀的英國，仍然有社會病患問題存在。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 1818-1883)的資本論，是在英國工業發展轉型的產痛中，在倫敦寫的；但他所期望的階級鬥爭，並後來的人間天堂生活，並未在任何地方實現。惟有神的真理，是人類的希望，是解決罪惡及社會病弊的方法。
葛瑞恩和凱波爾都深知，國家教會是釀成腐敗的因素。在法國，在英國，都存在著教階官僚的病弊；荷蘭也在1816年，建立了同樣的制度。更不幸的是，十九世紀是自由派(新派)信仰興起的時候。這種信仰，一旦侵入僵化淤滯的宗教機構，正是其寄生滋蔓的機會，而且不易清除。因此，需要有自由教會(即自立或在國教系統外的獨立教會)，不受國家教會的轄制和感染，並有自由的學校，從國小，到大學，包括神學院，以傳遞純正的福音信仰。
葛瑞恩德政治理想，遠見和原則，都是正確的。但他基本上是一個學者，不是民眾領袖。他典雅的學術氣味的寫作，可以獲得知識分子的激賞和尊敬，無奈不能達到民眾，說服廣大的基層人民；他也缺乏組織力和領導才能。因了這個弱點。葛瑞恩在荷蘭政壇有“無軍之將”的雅號。事實上，這說法也並不是完全正確。雖然他一生走的是孤單的道路，他的少數黨，在選舉中也獲得過六七個國會席位。隨著時間的進展，葛瑞恩的寫作，形成了基督教政治思想的綱領。
1869年五月的那次會晤，對於葛瑞恩和凱波爾，都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凱波爾後來寫道：1869年五月十八日，那個難忘的晚上，在悟垂克大教堂，我第一次與他晤面。他堅定的眼神，真誠的言詞，立刻得了我的心，給我極深的印象。從那時起，我成了他屬靈的同工；不僅如此，他屬靈的兒子。
那年六月二十三日，凱波爾參加了悟垂克的"反革命選民俱樂部"。以後，二人書信往來甚密，建立了深摯的友誼，互相了解，並且同心合意，並肩作戰。
葛瑞恩回到海牙的家中，心裡充滿了感恩。他發現了理想的“繼承人”。僅僅相識一百天之後，葛瑞恩在九月一日的公開檔案中，指定未滿三十二歲的凱波爾，是反革命政黨的未來領袖。
壁壘分明
政治上的保守派，並不等於是信仰上的保守派。葛瑞恩的反革命黨，在國會中的幾個議席，本來是依附於占較多席位的保守黨；後來漸漸發現，保守黨同他們的合作，不過是利用他們，以促進其本身的政治利益。如果長此以往，以小事大，仰人鼻息，不僅自己的政治理想與目標永遠無法實現，還會被人吸收消化。
1871年的國會選舉，葛瑞恩面臨抉擇。起初，他躊躇難決；後來，毅然採取行動：不僅同保守黨決裂，為了原則，也不得不犧牲友誼。
葛瑞恩的口號是：“孤立中有力量”。他的意思，不是寂靜的孤立，而是堅持原則，不怕孤單，近於聖經原則的分別出來，不怕表現與眾不同，獨立特異，持守自己的立場。他近於極端的作法，是放棄支持本黨的所有現任議員，而提名三位新候選人：凱波爾牧師，和一位法學家，一位學校的校長。這可以顯明他著眼的重點：教會，政治，教育的總體改革。
凱波爾在教牧及前鋒報總編輯的職任之外，積極參與競選活動。但選舉結果，反革命政黨三名候選人全部落選。初試競選的失意，並沒有使凱柏灰心。跟幾位同志檢討的結果，認為失敗的原因，在於缺乏充分的宣傳工具，政見得不到選民了解，和沒有廣大的民眾基礎，得不著足夠的選票。
1872年，旌旗日報組成出版了，他們的政黨有了喉舌。全國性的提名大會，還是在1871年才由凱波爾開始的，難得到滿意的成績，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1873年，又是選舉年。凱波爾任全國初選大會的主席。這次是自由派獲勝。凱波爾在荷蘭南部高達(Gouda)地區的初選獲勝；但在總選中再度落敗。不過，這次選舉，反革命政黨共得了一萬二千票，比前年躍增了275%，使大家刮目相看。
1874年，在高達地區中期選舉，凱波爾當選了國會下院的議員。當選總比落選好，該是件可喜的事。不過，當選比落選困難，必須面臨抉擇；因為憲法第九十一條明文規定："國會議員不得任教牧"。他必須在二者之間選擇其一。
寫給葛瑞恩的信中，凱波爾說：他在經驗“靈魂的等待”；他必須得到主特別的指示，才作出決定，絕不願違背神的旨意行事，以致背離神的道路。
在講壇上宣揚教導，從內部改革教會，是他的呼召。但在另一方面，怎能辜負高達地區選民的付託與期望？基督豈不曾吩咐他的門徒作“世上的鹽”嗎？凱波爾自己迫切禱告，也請阿姆斯特丹教會的會眾，在聚會中禱告。最後的決定是向大會申請光榮退休。大會批准了。於1874年進入國會。
凱波爾並不曾忘記他在教會的事奉，因為那是他全心奉獻，全靈關注的。他保留在阿姆斯特丹教區，被選為教會的長老。他繼續為前鋒周刊寫論評及靈修文稿，積極倡導教會內部的改革。從宗教改革和清教徒的觀點，一切正當事業，都是神的呼召，都是事奉神；神的旨意必須行在人生和文化的每一部門，讓神掌權並得著榮耀。國會是另一塊神的禾田，也需要工人去工作。
一個教牧出身，奉行神的旨意，重原則，講道德的人，能夠與狡猾的政客們周鏇嗎？凱波爾自然不會不知道，“羊進入狼群”的危險。在教會，是與進入羊群的豺狼爭戰，衛護主寶血買來的羊群。在國會，是羊入狼群，要有更大的勇氣，用更多的智慧型和技巧。
凱波爾有極其淵博的知識，動人的辯才；但更重要的，是他熟習神的話，從其中汲取基督徒的法則，對當世的社會問題，教會問題，教育問題，和殖民地問題等，他都從基督徒倫理和聖經觀點，決定自己的立場，尋求解決的方法。
聖經真理和良知
凱波爾不贊成血腥的革命，暴力的鬥爭；但他反對當時資本家貪得無饜的剝削，殖民地主義者不人道的壓榨。他極力主張社會正義。
凱波爾絕不是奴顏婢膝巴結資本家的人。他建議特別立法，保持社會正義。他認為滿有憐憫的主耶穌，絕不會對被壓榨的人群視而不見。在下議院中，他打開袖珍聖經，朗誦雅各書第五章："嗐！你們這些富足的人哪！應當哭泣，號啕，因為將有苦難臨到你們身上。"接著說："如果這是我說的話，在你們耳中聽來會是過激，是革命，會予以拒絕。但這是主的使徒寫的。你們能口裡承認基督，而對勞工的哀訴置之不顧，不同他們站在一邊？"
凱波爾也反對當時歐洲的童工問題。"七歲的孩子們，要每周六天工作八十五，甚至八十七小時。這種不人道的惡行是那么嚴重，我知道，有五六歲的孩子，從睡中被搖醒過來，頭上澆冷水，然後送到工廠去工作！"
他這樣直言，不管別人誣指他助長階級革命。他以基督的心為心，本乎聖經真理和良知發言。
他反對荷蘭對殖民地的經濟壓榨。那個時代，是世界頭號強國英國經營東印度公司，作鴉片，走私，並掀起最不光榮的鴉片戰爭的時代，那是炮艦外交，公義不彰的時代；凱波爾不管自己的言論多么不合時宜，不管政治路線的"正確"，而反對鴉片貿易。他強調：荷蘭對於印尼等殖民地，有道義的責任，應該使他們基督化，並扶持他們走上獨立。如果有人以為他不夠愛國，那是因為他更愛神的國，更愛真理。他確是走在時代的前面。
在教育方面，他主張自由教育：不屬國家和國教會控制，而由家長督導。凱波爾認為：政府可以立法管理學校的標準和規範，檢定教員合格證書，可以督導教學。但政府也有責任，對學校在經濟上支持，使貧苦兒童也能就學，而由他們的家長，作良心上的自由選擇，送孩子去公立或非公立學校。
凱波爾這顆政壇的新星，在國會閃耀的光芒，引起國人的注意和期望。
沉默
凱波爾竭力的鞭策自己，夜以繼日，以超人的精力工作。
1875年，又是選舉年，葛瑞恩已到了燈枯油盡的地步，讓凱波爾指麾運籌，他自己則退而以其殘年作歷史研究著述。凱波爾籌劃，奔走，寫演說稿，寫論評，忙個不休。
到1876年二月，凱波爾精力衰竭，完全崩潰了。在那段時期，他思想成了一片空白，連一張明信片也寫不來。醫生建議他離開荷蘭，徹底休養。凱波爾夫婦賣去在阿姆斯特丹的房子，十五個月的時間，大部分在瑞士和義大利，並有些時間在法國南部的尼西。耗費鉅大，恢復卻緩慢。到1877年五月，才完全康復，回到荷蘭。那時，他快邁向四十歲了。在凱波爾離國休養期間，法學家樂門(Mr. A.F. de Savornin Lohman)暫為攝理前鋒報編輯；浩德莫克則負責星期六的宗教增刊。
這是凱波爾靈魂安息與甦醒的時期。他經歷了人的完全敗壞和脆弱，神的全然恩典，神的話全然真實。他把自己全然的奉獻給主，全然的倚靠主。
新局面
當凱波爾返抵國門，新選舉的結果，政府已換成自由派的天下。反革命黨則失去了創立人葛瑞恩，大家都矚目凱波爾，期待他作他們天賜的最高統帥。
果然不負眾望，1879年選舉，反革命黨贏得國會下院十一席；應當歸功於凱波爾的領導。但他雖是黨魁，卻沒有國會的席位，未能有效的指揮運作。
在這期間，凱波爾的自由大學成立了。教會改革的鬥爭，則受到挫折，而不得不退出國教會，另組成改革宗教會。
1880年，曙光初現。在國會下院八十六議席中，左派占49席，右派37席(包括反革命黨和天主教)；如果情勢繼續改善，成為多數黨執政的希望，已是指日可期。
葛瑞恩早就著眼於“加爾文派與天主教合作”的可能，以擊敗自由派政黨。現在，局勢很明顯：合則兩利，分則俱傷！
凱波爾起初不能同意合作的意圖。但深考熟思之下，覺得是唯一實際可行的安排。同時，達成諒解：兩黨各自保持其原有組織與名號；兩黨各自決定所支持的議案；不涉及信仰上的聯合。凱波爾說服其本黨人員，明了這樣合作的意義和必要。
1888年的選舉，反革命政黨獲28席，天主教黨26席；左聯則共46席。1888年四月二十一日，反革命政黨和天主教的右聯政府成立，麥愷(Mr. Baron Mackay)任首相。三年四個月之後，於1891年八月的選舉，又換了自由派當權的局面。
重返國會議壇
凱波爾是反革命政黨的領袖，自由大學的創立人和教授；他把很多的精力，放在前鋒報總編輯的工作上。但為了更有效的直接如意的領導國會政治運作，朋友勸促他重回到國會議壇。
1894年，凱波爾再度當選國會下院議員。在議會中，凱波爾顯明是傑出的領袖，在重要的議案提出時，總會聽到他的聲音和雄辯，也成為荷蘭全國良心的指針。每當他和反革命陣線的朋友樂門，及天主教黨的索普曼博士三人發言的時候，咖啡廳座位都空了，議員席全滿，旁聽席和走廊上都擠滿了聚精會神的人，總是有很多人不能進入。右翼的聲勢大振，執政的時機接近了。
1901年開始了新世紀。那年的選舉，右翼聯合陣線獲得勝利：右翼聯合陣線58席，左翼共得42席。
1901年八月一日，凱波爾眾望所歸，成為首相。
首相凱波爾
那時，英國在南非進行殘酷的波爾戰爭(Boer War)。在南非，有一些荷蘭移民或胡格諾與非洲人混血的"波爾"人，荷蘭語文是"農民"的意思。現稱亞非利加拿人(Afrikaners)。在十九世紀初，南非成為英殖民地。1860年代，發現了豐富的黃金和鑽石礦藏。洛茲(Cecil Rhodes)取得帝璧爾(De Beers)公司，成為壟斷世界市場的集團，維持鑽石市場高價，並收占礦區。波爾人"懷璧其罪"，被鎮壓屠殺；雖然打過一些英勇的游擊戰，終是勢不均，力不敵。
荷蘭小國寡民，前政府只能宣布中立，而英國政府拒絕任何外國勢力干預。凱波爾一向厭惡壓榨的殖民地政策，但不能正面對抗。他致送一個備忘錄給英國，並從中斡鏇，於1902年英國同波爾人達成和平協定，停息了戰爭。這是凱波爾正義外交的成果。
對於荷蘭本國的殖民地，凱波爾主張用基督教教化，最後，扶植他們達成獨立的目的。作了首相以後，他任命同意改革殖民地政策的艾登堡(A.W.F. Idenburg)為殖民地大臣；而以休茲(General Van Heutz)任荷屬東印度群島總督；在柯霖(Hendrik Colyn)輔助之下，奠立了自治及獨立的基礎。
凱波爾慧眼識英雄，在柯霖返國的時候，幾次交談，發現志同道合，著意扶植他，輔導他。柯霖後來當選國會議員，在後凱波爾的右聯政府，作過國防部長等重要職位。並在十幾年後，作了反革命政黨的主席，前鋒報總編輯。成為凱波爾的接班人。
1903年一月九日，荷蘭的航運工人藉口不滿公司待遇，進行罷工。不久，鐵路工人也參與支持罷工。到一月底，工潮延及全國各大城市，交通陷於停頓。凱波爾向來關心工人工作環境，注意工人福利；但他看出這罷工行動，是從開始就具有破壞的意圖，人民生活和國家生計，將大受影響。
凱波爾採取緊急鎮壓措施，命令阿姆斯特丹的軍營加強警戒，調用軍隊回復鐵路交通；聲明必須維持法律與秩序；並嚴厲警告罷工分子，不得有任何非法破壞行動，否則以激烈手段對付。但罷工並未停止，反有蔓延的趨勢。不過，政府立場堅定。
二月二十四日，國會復會。凱波爾提出了法案：設立鐵路警察；為了促進勞資和諧，關心工人福利，政府設立調查仲裁的機構；對破壞性的非法罷工行動，則將予懲戒。
四月八日，鼓動罷工的反抗組織，號召全國性罷工。但凱波爾不為所動。
四月九日，國會下院以86對6票，通過凱波爾的法案。二天后，上院以口頭表決通過。同日，女王簽署成為法律。
反對的人，極力反對，特別對凱波爾個人咒罵，諷刺，醜化他的形象為：Abraham de Geweldige，意思是："恐怖的亞柏"，或"暴力的亞柏"。不過，罷工的領袖們，都沒有興趣以身試法，為了避免牢獄之災，宣布停止罷工。全國秩序恢復了。
1905年，凱波爾致力奮鬥的高等教育法案，在國會通過，使私立大學獲得與國立大學同等地位，學位和專業資格同樣被承認；並設立農業，科技和商業大學。
但左翼分子，看凱波爾是他們的死對頭：神的絕對主權，與無神的人本主義，冰炭不能兼容。他們對凱波爾極盡攻擊，稱他為"教皇凱波爾"，立心要"打倒凱波爾"；但凱波爾的聲譽，如日中天，極得國人信任尊重。有的人為了旁聽凱波爾的演說，要徹夜排隊等候。敵人的攻擊，終不能得逞。反革命政黨的勢力，在全國蒸蒸日上。
不幸，凱波爾本黨的投機分子，為了個人利益，起而造成分裂。結果，1905年的選舉，右翼聯盟失去五席，而成為國會的少數政黨。八月十五日，凱波爾的內閣總辭。凱波爾於1908年重被選任下院議席至1912年；1913年，改被選任上院議員，直到逝世。
剩勇不衰
凱波爾從政壇退休，自由大學請他回任教授，至少作兼任教授。但凱波爾寧願作海牙的居民，謝絕了。系統神學的教授，已由巴文克博士(Dr. Herman Bavinck)繼任。凱波爾則向大學請延長假一年，至1907年，滿七十歲，正式離開自由大學。
但他繼續寫作，絕不肯放下他的筆，直到1920年十一月八日，在主里安息。
凱柏的神學思想，並不囿限於荷蘭。
1898年八月，凱波爾訪問美國，接受普林斯敦大學頒授法學博士榮譽學位(honoris causa)。十月間，凱波爾在神學院大禮堂，舉行一系列的《加爾文主義講座》：
1. 加爾文主義生活系統；
2.加爾文主義與宗教；
3.加爾文主義與政治；
4.加爾文主義與科學；
5.加爾文主義與藝術；
6.加爾文主義與將來。
這歷史性的講座，成為經典性的論述。
他也在賓州非拉鐵非市的長老宗歷史學會，講"象徵與啟示的對比"；在芝加哥的麥考米克神學院，作了三次講授，並講"加爾文主義的政治原則"。
凱波爾在美國旅行了三個多月，於十二月返國。
凱波爾是加爾文主義者，並被認為是"加爾文以後最偉大的加爾文主義者"。他的神學著作，仍然有人所樂於研讀。近年來，自由思想猖獗，更使人懷念凱波爾，他的思想系統，更為人所注意。福音派教會，漸漸覺悟：主耶穌升天前給門徒的大使命：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二八：18-20）
這不僅是傳福音的使命，使人得救，進入神的國；還有文化的使命，遵守主的教訓，道化文化，使神的國擴展，占領文化的每一部分。
1998年，凱波爾在普林斯敦講座的一百周年，改革宗還舉辦紀念研討會。
他常為人傳誦的名言：
“在人的整個生命中，惟獨基督有完全的主權；沒有一方寸不是屬於他的，人不能說：這是我的！”
神學家凱柏
凱波爾(Rienk Bouke Kuiper)，1886年生於荷蘭。1891年隨乃父應密西甘州基督教改革宗教會之邀，移居美國。凱氏受教於芝加哥大學、印第安納大學、加爾文神學院與普林斯敦神學院。1912年在基督教改革宗教會按立為牧師。於密西甘州五個教會任牧職。1929年與梅欽博士同工，開始創建韋斯敏德神學院。1930年至1933年任加爾文大學院長。1933年在韋斯敏德神學院任實踐神學教授，直至1952年。梅欽博士1937年逝世後，繼任該院教授會主席。1952年至1956年，任加爾文神學院長職。 遺著有：《新郎遲延的時候》、《作為一個改革宗信者》、《不屬這世界》、《要否作一個改革宗人士?》、《基督為誰死?》、《以神為中心的布道》、《基督榮耀的身體》、《聖經如此說》(本書是凱氏1966年逝世後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