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進現象

所謂冒進，就是超過具體條件與實際情況，盲目加快工作。這一類的現象在當今社會中常常發現，如城市化冒進、樓市冒進等，這些現象統稱為冒進現象。冒進現象不僅對自身利益不利，而且有害於社會利益，因此要求儘量避免冒進，踏踏實實工作。

基本釋義

冒進現象：超過具體條件和實際情況的可能，工作開始得過早，進行得過快。

點評：超越不應超越的，反而更容易落後。

城市化冒進

冒進現象

陸大道院士以“觸目驚心”形容目前各地盲目追求大規模、高標準以及嚴重浪費土地的城鎮化“冒進”現象。他說，03年、04年提出來的“大北京”構想本是希望分散一些首都北京的職能，但導致了地方的盲目仿效。目前，全國上行下效，建設新城之風日益嚴重，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都在搞大新城，遍及各個省區市，如：大瀋陽、大濟南、大昆明、大蘭州、大貴陽、大煙臺、大合肥、大廣州、大鄭州等等。

他指出，目前共有48箇中國城市要建國際大都市，與此同時陷入“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低保無份”的“三無”困境的失地農民也越來越多。截至2004年底，中國大約有5,670萬失去土地的農民，若這種冒進式城鎮化不加遏制，到2020年，失地農民還將增加6,000萬。

冒進城鎮化=虛假+貧困

陸大道坦言，部分地方領導人，除按照現有人口和產業規模的兩倍、三倍、四倍進行城市規劃的修編外，還在市區、開發區修建大馬路、大立交、大綠地、大學城，導致城市發展空間嚴重失控。特別是政府辦公區大搬家，政府辦公樓一撥撥地大遷徙，成片成片地摧毀民居和耕地，它們離老城有幾公里或者十幾個公里，配以幾百畝或者上千畝的廣場，有的還在附近建設豪華的會展中心，或者人工開挖廣闊的水井，形成所謂的新城，這看成中國一大特色。他表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和就業崗位增加尚不能夠適應如此冒進的城鎮化，以及迅疾的空間擴展，因此勢必造成極大風險和危害。

五大危害痛關國計民生

第一，數量巨大的農民工形成相當數量的虛假城鎮化和貧困的城鎮化。中國現階段人口流動以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占主體（占85%以上），每年數量達1.3億，這些人計算在城鎮人口裡面，但不能享受政府為當地城鎮居民所提供的就業、教育、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因此不是真正的市民或者是城鎮人口，並且生活質量低劣，此外農村里留守兒童還有2,000萬，由隔代的老人撫養，生活與教育條件都很差，這些都是很嚴重的問題。

冒進現象

第二，大量優質耕地被占用，危及糧食安全。當前中國耕地面積大幅度縮減，僅剩19億畝能種糧食。

第三，許多地方政府大規模圈占耕地、剝奪農民以發展經濟，出現大量的失地農民，嚴重侵害農民利益。這些農民不僅無法分享農用地轉為城鎮化後所產生的巨額收益，甚至無法獲得最基本的征地補償和生活保障，陷入“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低保無份”的困境，淪為“三無”農民。

第四，各類開發區、大學城，衝擊正常的土地市場秩序，導致土地供過於求和大量被賤賣。

第五，帶來城鄉對立，社會衝突。當前80%的上訪都由土地問題引發，而且大規模人口流動導致流入地和流出地社會結構發生變化，引起突出的社會安全和人口安全問題。

樓市冒進

冒進現象

市場永遠是最具說服力的，淡季也往往是最能考驗市場的時候。從目前情況看，南京高端市場的需求相對較為遲鈍，而基於這樣的需求狀況，南京樓市所謂的“高檔住宅”的大量供給並沒有轉為實實在在的有效供給。這裡固然有“高檔房”價格偏高的原因，更多的則是由市場及產品自身的因素決定的。用一位開發商的話講，那就是南京高端市場目前過於“冒進”了：一方面，南京的高檔住宅市場的需求不像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那么強勁，這是由南京這個城市自身的經濟發展水平及消費構成與習慣決定的；另一方面，南京的高檔住宅存在著“虛高”的症狀，並沒有完全針對高檔住宅消費層的消費需求去度身定做，而是一味地炒作概念，致使產品本身與其品質並不相符，性價比不高，自然吸引不了買家。

當然，南京樓市高端市場過於“冒進”，也全非開發商的錯。土地成本的提高使得開發商在項目定位時必須走“高檔路線”，降低土地成本在整個項目成本中的比例，從而獲取一定的利潤。像當初萬科以1．855億元的莫愁湖邊上“賭”了一把，如此高的地價決定了其產品的高檔策略。萬科成功了，率先在南京高端市場分得了一杯羹，但這是因為有萬科的品牌、莫愁湖的稀缺資源及確實一流的規劃設計作為支撐的，一般開發商在效仿時要掂量一下自身的實力，三思而後行。

戰略冒進

冒進現象

戰略冒進典型——金正集團

中國家電企業黑馬常有，而白馬卻不常見。家電企業的一匹黑馬——胡志標所領導的愛多集團也沒有擺脫這個怪論，沒能順利的走向前台，變成白馬。歷史總是會有驚人的相似。

如果說胡志標是隕落是家電行業歷史長河的前車之鑑，那么金正的衰敗就是指明燈。只是這盞指明燈是雷區的指示，這盞指明燈的代價太大。從6月3日金正集團董事長萬平在山西被羈押調查，到天龍集團董事長田家俊和總經理楊玉新反目成仇，“金正危機”愈演愈烈。從一個擁有員工7000餘人的大型現代化集團公司，到現在裁員3/4。從一個具備月生產50萬台影碟機、10萬套家庭影院、50萬部電話機和50萬台復讀機能力的大型現代化製造企業，到現在資金鍊的斷裂，靠賣品牌和資源來維持企業的運轉。金正逐步走向失敗的邊緣。金正的衰落，猶如在家電行業扔下一顆重炸彈，在業界掀起軒然大波。也引發了我們對民營企業運作的思考。有人說金正的隕落是由於權力上的紛爭，是企業家盲目求大的心態所致。也有人說金正的衰敗是由於經營上缺乏效率和科學、管理上缺乏完善。而金正的失敗是對企業自身的實力和市場環境的估計不足，而表現出來的就是其品牌戰略上的冒進。

歷史冒進

歷史上的冒進以大躍進運動最為突出。

大躍進運動

“大躍進”運動是指1958年至1960年間，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極“左”路線的運動，是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後不斷地錯誤批判1956年反冒進的基礎上發動起來的，是“左”傾冒進的產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儘管這條總路線的出發點是要儘快地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的狀況，但由於忽視了客觀經濟規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的狀況。總路線提出後，黨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大躍進”運動，在生產發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實現工農業生產高指標為目標。要求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成倍、幾倍、甚至幾十倍地增長。例如，提出鋼產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萬噸達到1070萬噸，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萬噸達到3000萬噸。糧食產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產80％，由3900億斤達到7000億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產50％，由7000億斤左右達到10500億斤。“大躍進”運動在建設上追求大規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黨全民“大辦”、“特辦”的口號，例如，全黨全民大煉鋼鐵，大辦鐵路，大辦萬頭豬場，大辦萬雞山。在這樣的目標和口號下，基本建設投資急劇膨脹，三年間，基建投資總額高達1006億元，比一五計畫時期基本建設總投資幾乎高出一倍。積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間平均每年積累率高達39．1％。由於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必然導致瞎指揮盛行，浮誇風泛濫，廣大民眾生活遇到了嚴重的困難。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壓低1959年的工農業生產指標。八屆八中全會錯誤地批判所謂彭德懷右傾反黨集團，及隨後全黨展開“反右傾”鬥爭，使糾正錯誤的努力中斷，而黨內“左”傾錯誤更加發展。1960年提出要長期保持大躍進，繼續要求工農業生產達到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對1959年上半年壓縮指標進行不公正的指責，一味強調反對右傾，要把幹勁鼓足。在各地糧食告急的情況下，還不斷追加基建投資、追加基建項目，鋼年產量指標一噸也不能少。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又再度全面地泛濫起來。從1958年“大躍進”開始的三年“左”傾冒進導致了國民經濟比例的大失調，並造成嚴重的經濟困難。

由於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的基本情況認識不夠，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加之毛澤東等人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因而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提出之後，沒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就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