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
元人的詩，清顧嗣立《元詩選》共收 340家，席世臣補《元詩選癸集》搜羅散佚者數千首。此外顧氏未見的集子尚有50餘家。而散見於《永樂大典》的詩尚多。不過這裡所說元人的詩，包括蒙古時期。
蒙古王朝統一中國北方後的一個時期內，詩壇上活躍的依舊是金代詩人，元好問在這一時期寫出了不少好詩，此外還有麻革、張宇、陳賡、陳庚、房暤、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謙等。房祺編的《河汾諸老詩集》所收的即是這些作家的作品。他們入元以後的詩作大都眷戀金室，並抒寫自甘貧賤不做新朝的官的懷抱。和元好問幾乎同時的李俊民，入元以後也繼續他的詩歌創作。
蒙古貴族重武輕文,尊崇軍事人才,不重視乃至鄙薄文士。直到世祖忽必烈才改變政策，吸收一些士人參加他的政權。但還認為“漢人惟務課賦吟詩”，沒有什麼用。一些參加新政權的士子如劉秉忠、郝經、許衡、劉因、楊果等，寫了一些詩詞，但詩壇沒有出現什麼新氣象。這些參加新政權的人的作品大多流露出一種又想做官,又想歸隱的矛盾心情。許衡在《訓子》詩中說：“身居畎畝思致君。”而在《偶成》一詩中又說：“老作山家亦分甘。”產生這種思想大概有兩個原因：一是在重武輕文的形勢下雖然見用而不被倚重，有屈才之感。一是在民族矛盾之中，怕遇到意想不到的禍難。許衡《偶成》說：“遠懷未得生前遂，俗事多因困後諳。”耶律楚材《和邦瑞韻送行》詩說：“士行莫忘直報怨，人情須信害生恩。而今躍入驚人浪，珍重風濤過禹門。”他們在仕途中提心弔膽。這些人不象河汾詩派那些人甘心隱姓埋名，做詩而不做官。所以懷才不遇，屈才之感和隱居情思就是他們詩歌的基調。
在蒙古時期的後一階段，忽必烈一面鞏固北方政權，一面準備吞滅南宋，在北方漢族人士的思想中引起了複雜的反映。郝經、徐世隆不贊成侵吞南宋，他們被派往南方充當和平使節，被賈似道囚禁於真州16年。郝經有《宿州夜雨》：“星摩何日平康了，兩國長令似一王”，希望宋、元和平相處。劉因於忽必烈出兵攻宋時,作《渡江賦》以寄慨，表現了他對宋王朝的留戀。王磬《哭文丞相》、王惲《禹廟》都弔古傷今，頗多慨嘆。
忽必烈統一南北初期，漢族作家的詩詞，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對於漢族政權覆滅的哀傷，和對戰爭給人民帶來災難的悲痛。如方回的《路傍草》，尹廷高的《過故里感懷》，吳澄的《懷黃縣丞時避亂寓華蓋山》，仇遠的《寄董無益》、《挽陸右丞秀夫》，劉詵的《感舊行》等。但大德以後，一些隱居不仕的人開始活躍起來。明人吳訥說：“元世祖初克江南，畸人逸士浮沉里閭間，多以詩酒玩世。元貞、大德以後稍出。”方回《再送王聖俞戴溪》說：“宇宙喜一統，於今三十年。江南諸將相，北上揚其鞭。書生亦覓官，裹糧趨幽燕。”趙孟和袁桷等人就是這時候接受禮聘的。袁桷是戴表元的弟子。這時趙孟以宋朝王孫入仕，風流儒雅，冠絕一時，袁桷和趙孟互相唱和，“詩學為之一變”。他們這些南方人，和北方的姚燧、元明善、馬祖常等一起寫古詩模仿漢魏，律詩學盛唐，風格清麗而遒壯，開始形成南北統一的詩的風貌和格調。內容也有些改變，從對新政權的不合作改為合作了。宋無《古硯歌》：“破天殘缺無人補，一穴絲絲漏春雨。空藏老石磨今古，補天何時與天語。”袁士元《題寒江獨釣圖》：“堪笑江湖幾釣徒，朝來相喚暮相呼。只今風雪蒙頭處，回首煙波一個無。”他們離開寒江，去到朝廷為國效力。元代社會政治已經基本和平而安定，詩歌創作也進入盛世之音。繼姚遂、袁桷等人而起來的元代四大家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就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他們的作品，一般說內容並不豐富，甚至貧乏，但都掌握了寫作技巧，而虞集名氣尤大。在虞、楊、范、揭之外，馬祖常、薩都剌也有詩名。他們都是少數民族的詩人。
比虞集、薩都剌略晚一點的詩人朱德潤、迺賢、許有壬、謝應芳、袁介等，他們的作品又有所變化。揭露社會現實黑暗的題材多起來，朱德潤有一首《水深圍》寫到當時人民生活困苦，乃至“不願為農願為盜”。14世紀中葉元順帝至正年間，山東河北等地爆發了一些規模不大的農民起義。接著江淮一帶劉福通、徐壽輝、郭子興、朱元璋等相繼起義。號紅巾軍。方國珍、張士誠也率鹽民起義，聲勢浩大，元朝統治集團手忙腳亂，難於對付，局勢一片混亂。這是歷史上的一個政治社會的重大轉變時期。面對這個局勢，一些作家和詩人在他們的作品中，由於社會地位和政治態度不同，做出了不同的反映。一般說來，除開以民謠形式出現的如《松江民間謠》外，其他一些文人的筆下幾乎沒有人正確描述這一場規模巨大的農民戰爭。張昱《戊戌（至正十八年）題》:“暮雨朝雲翻覆手,落花飛絮短長亭。如何未熟黃粱飯，說道英雄夢已醒。”寫的是張士誠。成廷珪《次曹新民感時傷事韻》：“客來為說淮南事，白骨如山草不生。翻覆幾回雲雨手，登臨無限古今情。”也是指責張士誠的。陳友諒的幕僚周所立，當陳友諒和朱元璋火併時，他的朋友定位被殺，他寫了一首《哭定位》，表示他對朱元璋的不滿。在這次農民起義中，內部有矛盾，也出現一些投機變節分子。事情十分複雜，這時候許多詩人的作品中有一個總的傾向，就是大多數人雖同情貧苦農民，但對農民起來造反，卻感到恐懼。張翥的《漷農嘆》和《人雁吟憫飢也二章》，王冕的《傷亭戶》、《江南婦》和《悲苦行》，都反映了人民在賦稅掠奪下的淒涼悲慘境況。但張翥的《寄浙省周伯琦參政》、《後出軍》、王冕的《勁草行》、《痛哭行》都流露出對農民起義的恐懼仇視情緒。王冕的詩語句質樸，氣骨高奇，風格有時似李賀。元人作詩模仿李賀，一般認為薩都剌已開端，但宋無學得最象。江浙一帶形成一股風氣，臨海項炯，東陽李序、李裕，甬東文質，淳安何景福，都是標榜李賀,詩多奇句。當時名氣最大的詩人楊維楨,愛寫樂府詩。他自己想模仿漢魏古樂府，但寫來還是有點李賀的風格，所以有人說楊維楨“掇錦囊（李賀）之逸藻，嗣玉谿（李商隱）之芳韻。”
元代末年，張士誠在南方建立政權，實際是封建割據。在張士誠的政權統治下，士人中出現一個新的情況。楊維楨和這個政權有一種不即不離的關係。他的朋友和學生陳基、張憲則是張士誠兄弟的幕僚。崑山人顧瑛,盡散家財，削髮為在家僧。江陰人許恕學韓康賣藥自養。無錫倪瓚盡棄田廬，東奔西走。他們把田園財產看作一身之累，寧可流浪他鄉，也不居家過財主生活。元末詩人和元初詩人一樣在民族矛盾中討生活，社會動亂使得一些詩人進退兩難。這在他們的作品中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反映。
元代文學元代的詞，比較宋詞，頗為遜色。元詞可以約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的詞人大體上包括由金入元、由南宋入元的詞人和在蒙古王朝統治下的北方詞人三個部分。這時候的詞作中寫得比較動人的是表現故國之思的作品。第二時期的詞作家大抵出生在忽必烈改元之後。這一時期的著名詞人有張翥、薩都剌和虞集等。虞集的〔風入松〕,薩都剌的〔滿江紅〕《金陵懷古》,膾炙人口。而張翥的詞清麗細膩，尤具特色。
雜劇和散曲
元代文學中新產生的一種體栽是戲曲。戲曲一般分為雜劇和散曲。散曲今存小令3800多首，套數 450多套。由於散曲是在北方金代的俗謠俚曲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所以絕大多數是北曲。作家留下名姓的有 200多人。許多雜劇作家在散曲創作上也有成就。散曲作家前期有關漢卿、馬致遠、白樸、盧摯、貫雲石等，作風樸實，多本色語。後期有喬吉、張可久、睢景臣、張養浩及劉時中等人，文字稍露才華而辭藻清麗。因為散曲要用作宴會歌伎唱詞，艷曲較多。但也有不少寫景、抒情和懷古、嘆世的小令；以及少量諷世喻俗、指摘時弊、揶揄亂世英雄的套數，如馬致遠《借馬》、劉時中《上高監司》、睢景臣《高祖還鄉》等；都有時代特色和較高藝術成就。
元人雜劇包括元、明之際無名氏作品，見於記載者計737種，今尚保存218種。雜劇最初流行在山西河北一帶，今山西地區還保留金元時代的雜劇壁畫和戲台。元初發展到其他地區，元滅南宋後又流入杭州等地。這個劇種是在宋雜劇、金院本及諸宮調等前代戲劇、曲藝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劇本的科白部分承襲院本體制，曲辭的組合則主要受到諸宮調的啟示，基本上是歌舞劇。
雜劇除藝術形式新穎外，內容方面也具有時代的特色。首先是它廣泛地反映了元代各階層人們的生活，而中下層人民的生活和感情更占據了重要地位。其中商人和妓女形象更引人注目。商人和妓女大都集聚在城市裡，妓女是城市的畸形產物，城市是商人交易的場所。蒙古王朝曾經跨有歐、亞兩洲，大陸上東西交通暢行無阻。西域商人東來，商業經營受到刺激，追逐商業利潤，成了當時城市生活的重要特色。義大利人馬可·波羅在他的《行紀》中說，當時大都的貨物運輸，川流不息。當然也就成為商販聚集的地方。武漢臣《老生兒》中所寫的劉從善就是靠經商起家的，關漢卿的《救風塵》中的周舍也是商人，他騙娶妓女宋引章，而自己又被另一個妓女趙盼兒所騙。趙盼兒這個人物的性格，與唐人傳奇，宋人話本中的妓女形象比較，很表現出獨特的風貌。除此之外,元雜劇描寫的女性大都富有鬥爭精神,只要她們胸中燃燒起愛情的火焰，就毫不隱諱地吐露出來。《金錢記》中的柳眉兒，《鴛鴦被》中的李玉英都是這樣女性。《望江亭》中的譚記兒反對強暴的性格也有特色。此外元劇中清官公案故事也值得注意。從《武林舊事》載宋代官本雜劇段數和《輟耕錄》記錄金代院本名目都不見包公戲，但元雜劇中出現了不少包公戲。元代官府黑暗,權豪勢要之家殺人可以不償命。僅大德七年(1303)十二月，七道奉使宣撫所罷髒污官吏有 18473人，贓款45865錠，審冤獄5176件。冤案太多,很多冤案得不到昭雪。公案戲的出現同這種社會背景密切相關，而包公形象就成了人民願望的清官化身。
元代雜劇中還有不少以歷史故事作題材的劇本和一些水滸故事戲。這兩種題材在宋代雜劇和金人院本中都極少見，而在宋元話本中卻大量出現。紅字李二所編李逵、武松等4部劇本,沒有流傳下來。高文秀編寫雜劇 9種，現存1種。康進之編撰2種,傳下1種。他們所編雜劇幾乎都是李逵打抱不平的戲，而以《李逵負荊》為人所稱道。寫歷史題材的作品中著名的有白樸的《梧桐雨》、馬致遠的《漢宮秋》和紀君祥的《趙氏孤兒》等。寫三國故事的作品也有不少。無論歷史題材或水滸題材，都寓有現實含義，作者們通過歷史故事，抒發胸中的積憤和表達歷史教訓。
元雜劇中隱逸題材也值得重視。馬致遠《陳摶高臥》中陳摶唱：“雞蟲得失何須計，鵬逍遙備自知。看蟻陣蜂衙，龍爭虎鬥，燕去鴻來，兔走烏飛。浮生似爭穴聚蟻，光陰似過隙白駒。世人似舞瓮醯雞，便搏得一階半職，何足算，不堪題！”表現消極不願為官。但另一面卻說：“休則管埋名隱姓，卻教誰救那苦懨懨天下生靈。”這種不願為官又想解除人民苦難的矛盾心情，正是漢族士子在元代南北一統初期的共同苦悶。
元雜劇中還有不少神仙道化劇,這在某種程度上,同當時道教盛行有關。其中有的劇本純屬宗教宣傳，但也有一些反映出與隱逸題材的雜劇共同的思想，要逃避現實而又不能忘情於現實。元代前期雜劇作者有白樸、史敬先、石子章、李文蔚、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楊顯之、李時中、張國賓、紅字李二、康進之、高文秀、紀君祥、尚仲賢、李直夫等。一時人才輩出，作品呈現出繁榮局面。其中關漢卿的作品最多，成就也最大。他的《竇娥冤》、《救風塵》、《望江亭》、《拜月亭》、《調風月》、《單刀會》等劇，都是傑作。關漢卿和白樸、馬致遠、鄭光祖被後人稱為“元曲四大家”。四家以外的王實甫，實際上成就也很高。他的《西廂記》被元末明初人賈仲明譽為“天下奪魁”。這部劇本在當時以及後代影響很大，成就最高。大德以後的雜劇作家不少是徵召失意，考場落選，“門第卑微，職位不振”的人。他們的作品中都流露懷才不遇之感。鄭光祖、喬吉、宮天挺都屬於這類作家。鄭光祖的《王粲登樓》就表現一個“空學成補天才”而“尋不著上天梯”的人的牢騷不平與懷才不遇的怨氣。喬吉流落江湖40年，宮天挺為人陷害而不見用。喬吉除寫雜劇外，散曲也寫得很出色。他說：“看遍洛陽花似錦,榮,也在恁，枯，也在恁。”表明他一生潦倒，壯志銷磨。
14世紀初,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恢復了停止78年之久的考選制度，但對考試內容作了一項新規定。即隋唐以來的“律賦省題詩小義皆不用，專立德行明經科”。這就是說元代後期社會矛盾加深了，統治者需要程朱理學封建禮教來維護他們的統治。他們強調：“經學實修己治人之道。”元政府推行這項政策，對元雜劇的創作產生一定影響。後期雜劇劇本中宣揚封建道德的氣息頗濃厚，有的簡直成為宣傳封建禮教的福音書。雜劇創作也就趨向衰微。
南戲
元代戲劇除雜劇外,在南方尚有南曲戲文,或稱南戲。南戲原是浙江溫州一帶的劇種，也叫永嘉雜劇。宋度宗鹹淳年間，《王煥》戲文在杭州流行一時。到元朝南戲仍然不斷演出。演員如龍樓景、丹墀秀等人，專工南戲。據記載當時有 160多種劇本，今存16種左右。《荊釵記》、《拜月亭》(《拜月亭記》)和《白兔記》、《殺狗記》合稱南戲四大名劇。到元順帝時高明寫出《琵琶記》，標誌著南戲發展到高峰,也影響到明代傳奇戲曲的繁榮。
南戲唱詞早期本是宋詞和俚巷謠曲雜湊起來的，結構鬆散，科諢較多，人物性格不突出，藝術粗糙。後來北雜劇傳入杭州，互相交流之後，吸收北雜劇優點，唱詞採用聯套辦法,科諢減少,便於集中刻畫人物性格。後來出現多“出”組合的形式，是中國戲曲史上的一大發展。
散文和小說
元代散文和小說，基本只是繼承宋代創作的成就，很少創新；加之散文和程朱理學糾纏在一起，思想貧乏，絕大多數是套用文字，缺少情致。文字模仿唐代韓、柳、宋代歐、蘇，成就不高。世稱元代古文二大家的姚燧和虞集，他們的散文也多為碑誌和應制之作，文字雖典雅，但無特色。
小說多經明朝人修改，具體寫作年代很難判斷，能夠指為元人所作，只有陸顯之《好兒趙正》（《宋四公大鬧禁魂張》）一篇，其餘不是殘篇，即屬推測莫定之作。惟歷史平話，如《三國志平話》等數種，基本可斷定是元代作品，其所敘史實，多系真假參雜，虛實並行，乃是說書人備用的話本。
統觀元代文學，傳統的詩詞雖然也產生了一些優秀或較好的作品，但整個說來，成就不高。而戲曲出現了偉大作家和許多優秀或比較優秀的作品，在文學史上影響深遠。
參考書目
隋樹森編：《全元散曲》，中華書局，北京，1964。
唐圭璋編：《全金元詞》，中華書局，北京，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