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早期的市是交換地點，鎮為軍事戍守地，發展到宋代，市、鎮連稱，已成為工商業活動場所的一般性概念。廣義的市鎮包括首都與路、府、州、縣治所以及市鎮、村集、市墟等若干層次。市鎮是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元代的市鎮較之宋、金時代有比較顯著的發展變化。其他資料
城鎮人口、數量有較大增長。除首都之外，宋之府（含部分州）與元之路大致為兩代地方最高一級城市，宋代版圖最廣時設二十六路，京府四，府三十，元代有路一百八十五個，其中除去原燕雲十六州、北方地區、西夏、新疆、西藏、雲南等地，元代地方最高一級城市的數量仍超過宋代。城市管理制度也發生引人注目的變化。宋代諸州縣城鎮人戶按城鎮戶口編制管理，說明當時工商業發展引起城市管理體制的劃時代變化。元代在城市中仍實行“分城市之居民，成井邑之定製”的廂坊制②（分隅、廂、坊、巷等層次），但管理體制發展變化更為顯著：除四川、嶺北、湖廣、雲南等行省的一些邊遠地區外，路級治所均設錄事司，“掌城中民戶之事”。該司作為一級行政機構與州、縣並統於路。大都則設左、右警巡院，“分領坊民事”，下設四隅，轄五十坊；南城區居民區劃分為六十二坊，後添設南城巡院管轄①（大同路、遼陽縣元初均設警巡院，改置路所後廢罷）。原南宋首都臨安府曾於宋高宗時設九廂，元改路後，分設四隅錄事司，後並為左、右兩處錄事司②。元代一百八十五個路治所在地，絕大部分設定專管城中民戶事宜的機構，無疑是為了適應中心城市民戶增加、事務繁雜的需要，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城市工商業的發展程度。一批歷史悠久的城市，如北方的涿州、太原、奉元（今陝西安市）、開封，西南地區的成都，長江中游的江陵、九江等地，其工商業在原有基礎上仍有所發展。原南宋首都臨安（杭州）繼續保持“五方之民所聚，貨物之所出，工巧之所萃，征輸之所入，實他郡所不及”③的發展勢頭。在北方地區，新興起謙州、稱海、德寧等大批城鎮，並先後建成和林、上都和大都三個政治中心。大都地處金中都東北，至元二十年（1283）竣工，亦稱新城，舊城稱南城。周長五十七里有餘，居民五十多萬④。置十一個城門，南面偏東的文明門外，號稱匯集南方百貨的“舳艫之津’，正南的麗正門外號稱勛貴聚居的“衣冠之海”，南面偏西的順承門外為“南商之藪”，西面偏南的平則門外為“西賈之派”①。城內有各種專門市集三十多處，其中最繁華的三處：一在南面偏西的順承門內，為“人煙湊集”的羊市角頭（簡稱羊角市），有羊、馬、牛、駱駝、驢騾等市；二在今東四牌樓西南，稱樞密院角市；最繁華的斜街市位於全城中心（鍾、鼓樓周圍），有段子、皮帽、鵝鴨、珠子、沙剌（珠寶）、鐵器、米、面等市。鐘樓之北與文明、麗正、順承三門以南尚有等待出賣勞力的“窮漢市”②。各門外和南城，也是集市紛呈。管理大都商業市場的機構是大都宣課提舉司，各市分設提領或大使。元代中期大都商稅為十萬三千餘錠，僅次於江浙、河南二行省，其餘各行省的稅收總數，尚不及大都一市③。大都在遼（南京）、金（中都）的基礎上，發展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其城市功能及輻射能力空前增大。它憑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暢達四方的水陸通道，不僅溝通南北兩大經濟區，而且，往北連結上都、和林等地，往東北經遼陽與松遼平原連成一片，並進而聯結歐亞，“東至於海，西逾於崑崙，南極交廣，北抵窮髮，舟車所通，寶貨畢來”④，是一個國際性大都市。從大都出八達嶺往北，有東西二道通上都，往西北可至和林。上都路轄一府、六州、十五縣。作為陪都，元政府曾陸續制定政策，扶持它的發展，“四方聞之，商農日集都市”①，“自谷粟布帛，以至纖靡奇異之物，皆自遠至。宮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闕者，則商賈之資也”②。上都地處物資貧乏的高寒地帶，兩都巡幸制又使得它“官曹多合署，賈肆不常居”③，繁榮期主要在四到八、九月之間，但元中期的商稅收入已達到大都的十分之一（一萬二千餘錠）④，工商業興盛的景況，可見一斑。和林這一政治中心的形成，帶動了漠北大片地區的經濟發展，“數十年來，婚嫁耕植，比於土著，牛羊馬駝之屬，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塞，蒙被涵照”⑤。和林城內形成按行業分工的工商區，東門為糧市，西門為羊市，北門馬市，南門為牛和車輛市⑥，顯示出牧區市鎮的特點。元代市鎮發展還有幾個值得注意的方面：其一，在大統一條件下，路、府、州、縣等行政治所廣泛分布、水陸交通的空前拓展以及各地官手工業局院的分布，不同程度地帶動了大批市鎮的興起與發展。其中，尤以南北大運河與海運的全線打通而興盛起來的一批城市更具有久遠影響，如真州（今江蘇儀征市），宋代已取代揚州，成為運河與長江銜接的重要口岸，元代亦為“南北商旅聚集去處”，辦課總額在一萬錠以上，與杭州及其附近的兩處一起，成全國之最⑦；揚州“為南北之要衝，達官顯人往來無虛日，富商大賈居積貨財之淵藪”①；濟州“高堰北行舟，市雜荊吳客”，“人煙多似簇，聒耳厭喧啾”②；臨清“每屆漕運時期，帆檣為林，百貨山集”，“當其盛時，北至塔灣，南至頭閘，綿亘數十里，市肆櫛比”③；直沽口設有接納運河與海運物資的漕運機構與糧倉，延佑三年（1316）改為海津鎮，“兵民雜居久，一半解吳歌”，“一日糧船到直沽，吳罌越布滿街衢”④。劉家港所在的太倉州（今江蘇太倉市）本為草莽之地，成為海運的主要起運港口後，很快就以“番漢雜處，閩廣混居”的“六國碼頭”⑤而著稱。七處對外貿易港口全部在南方，泉州已取代廣州，成為元代第一大港，“番貨、遠物、異寶、奇玩之所淵，殊方別域富商巨賈之所窟宅，號為天下最”⑥，伊本·拔圖塔稱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⑦。馬可·波羅說：“印度一切船舶運載香料及其他一切貴重貨物鹹蒞此港。是亦為一切蠻子（指中國南方）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貨寶石珍珠輸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議，然後由此港轉販蠻子境內。我敢言亞歷山大或他港運載胡椒一船赴諸基督教國，乃至此刺桐港（即泉州）者，則有船舶百餘，所以大汗在此港徵收稅課，為額極巨”⑧。廣州地位退居第二，但仍是一派“萬舶集奇貨”⑨的繁盛景象，不失為是“世界上擁有最優美市場的大城市之一”①。慶元港主要從事對高麗和日本的貿易，“是邦控島夷，走集聚商舸。珠香雜犀象，稅入何其多”②。澉浦港在南宋後期建立的舶場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成為“遠涉諸番，近通福、廣”的要衝③。上海於北宋熙寧七年（1074）建鎮，大觀元年（1107）設市舶務（司下面的分支機構），由於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棉紡織業的飛速發展，至元十四年置市舶司，至元二十七年，“以戶口繁多”，置上海縣，下轄於松江府④。該港主要管理對高麗和日本的貿易，造船能力雄厚，並擁有大批舶商、梢水。潮州雖未設市舶機構，但“舶通甌吳及諸蕃國，人物輻集”（周伯崎《肅政箴》），也不失為溝通海外的一個門戶。其二，縣以及縣以下的鎮、市墟、村集這類初級市場普遍比宋代有所發展。《元典章·吏部·官制》載錄了全國縣級以上稅收點（場務）的分布狀況，而更下一級的還有大量稅收分點，它們大都分散在鎮、市或要道之處，如鎮江路丹徒縣與丹陽縣下屬的若干務便設在諫壁鎮、丁角鎮、延陵鎮、呂城鎮等地。元代稽察基層地方治安的巡檢司也多設在交通要道處，這裡往往是市、鎮的所在地或集市交易的場所，有的逐步上升為市、鎮，有的還升格為縣級治所。集市的活躍充分顯示出商品經濟蓬勃發展的趨勢。元代中期，官府擔心在大都郊區“起立集場”會造成“走透課程”、“滋長盜賊”的後果，下令“住罷”，但集市仍盛行不衰，這使官府認識到：“輦轂之下，尚且奉行不至，何況外路！”①在城市和工商業不太發達的邊遠地區，集市的作用更為突出，如雲南金齒地區，“交易五日一集。旦則婦人為市，日中男子為市，以毯、布、茶、鹽互相貿易”（李京《雲南志略》），集市的盛行使得“各墟商稅”②的徵收成為場務官的重要職責之一③，受到元政府的重視，從中也可以反映出元代初級市場發展的面貌。
其三，在長江三角洲市鎮發展史上，元代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馬可·波羅從蘇州南行，進入杭嘉湖平原，用“商業繁盛”、居民“皆良商賈與良工匠”、“恃工商為活”之類的字句，表述沿途所見城鎮的觀感，這種情形，與經行中國境內其他地區的感受是決然不一樣的。這一地域的典型市鎮如嘉興府嘉興、秀水、桐鄉之間的濮院鎮，前身為永樂市，起名的原因據說是：“市中立四大牙行，收積機產，遠方商賈旋至旋行，無羈之苦，因有永樂市之名”④；嘉興王店鎮，因工部尚書王逵“構屋於梅溪，聚貨貿易，因名王店”，此後“日見殷庶，遂成巨鎮”（姚桐壽《樂郊私語》）。清代的一批方誌也記述了嘉定南翔鎮與黃渡鎮、嘉興羅店鎮、吳江平望鎮與黎里鎮等市鎮發展的狀況⑤，肯定了元代在這批市鎮發展中的地位。
上述市鎮的經營範圍除了屬初級形態的農產品外，更多成分是比較先進的手工業品，反映了當時社會生產力的提高與生產關係的發展，其地域可擴充到包括江西在內的長江大三角洲，行業則以瓷器、絲織業與棉織業為代表。瓷器製造中心以景德鎮為典型（見前），棉布，“松江者佳”（徐碩《嘉禾志》卷六），松江所屬沙岡、烏泥涇等地生產出“緊細若綢”、“粲然若寫”的名貴品種①；浙江餘姚、彭橋有“小江布”②。絲織業成為江南更普遍的行業，如湖州歸安縣東林鎮（又稱商林鎮，明代改稱雙林鎮），據說元代已設有十所絹莊，收購四方農戶所產絲絹③；嘉興以永樂市聞名的濮院鎮，由南宋濮鳳後人“督課農桑、機紓之利”，元大德年間其族人開設四大牙行，“收織機產”，“取絹者曰絹主，售絹者曰機戶”④；元末錢塘相安里有位“饒於財”者，以四五張織機，僱傭十多個專為僱主工作而領取工資的工人，工資以技藝的熟練程度而定，因而熟練工人可較自由地選擇“倍值者”⑤，說明這種手工業作坊在當地分布較為廣泛。散布在長江三角洲的這批市鎮，以其更大活力，影響著商品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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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至順鎮江志》卷二《地理·坊巷》。
①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二，卷二三《武宗紀》二；《元一統志》卷一《中書勝 大都路》。
② 《元史》卷六二《地理志》五。
③ 徐一夔：《思政堂記》，《始豐稿》卷十。
④ 大都擁有十多萬戶、五十萬口是一般公認的數字（《元史》卷五八《地理志》 一：至元七年統計，中都路戶十四萬七千五百九十，口四十萬一千三百五十； 《大元倉庫記》載，至元三十年“大都民有十萬”；王惲：《秋澗集》卷二八《宮井 七絕》：“波及都城十萬家”，卷八《日蝕傳》：“都城十萬家”；宋：《燕石集》卷 八《三月一日雜詩四首》寫元中期大都風物詩：“寂寞東風十萬家”；童冀：《尚齋集》卷五《追和東坡石炭詩韻，奉簡衍公》仍稱明初“燕城居人十萬家”。 人口數按每戶五口計算）。權衡《庚申外史》上記順帝後至元六年丞相脫脫 言：“大都人煙百萬”可能系形容擴大之詞。
① 黃文仲：《大都賦》，載《天下同文》前甲集卷十六。
② 朱彝尊：《日下舊聞考》卷三八《京城總記》引《析津志》。
③ 《元史》卷九四《食貨志》二《商稅》。
④ 程鉅夫：《姚長者傳》，《雪樓集》卷七。
① 虞集：《威寧井氏墓志銘》，《口北三廳志》卷十三。
② 虞集：《賀丞相墓志銘》，《道園學古錄》卷十八。
③ 周伯琦：《上京雜詩十首》，《近光集》卷一。
④ 《元史》卷九四《食貨志》二《商稅》。
⑤ 虞集：《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道園學古錄》卷十五。
⑥ 盧勃魯克：《東方諸國旅行記》，柔克義英譯本，P.220—221。
⑦ 《元典章》卷二二《戶部》八《課程·鹽課·新降鹽法事理》，卷九《吏部》三《官制》三《場務官·額辦課程處所》。
① 危素：《揚州正勝寺記》，《說學齋集》上。
② 《濟寧直隸州志》卷三三《濟州》。
③ 《臨清縣誌·商業》引楊效曾：《臨清小記》。
④ 傅若全：《直沽詩》，《傅與礪詩文集》卷四；張翥：《讀瀛海喜其絕句清遠因口號數詩示九成皆實意也十首》，《蛻庵詩集》卷四。
⑤ 楊譓：《崑山郡志》卷一《風俗》；明桑悅：《太倉州志》卷一《沿革》一。
⑥ 吳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錄事序》，《吳文正公集》卷十六。
⑦ 《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P486。
⑧ 《馬可波羅行記》第2卷第156章，馮承鈞譯本。
⑨ 吳師道：《送王正善提舉廣州市舶司》，《吳禮部集》卷三。
① 伊本拔圖塔語，見《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p.488。
② 張翥：《元音》卷九《送黃中玉之慶元市舶》。
③ 周達觀：《真臘風土記》。
④ 《元史》卷六二《地理志》五。
①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諸禁》。
② 《南寧志·賦稅》，見《永樂大典》八五○七《南寧府》二。
③ 《馬可波羅行記》第2卷第150章《蘇州城》、第153章《塔皮州城》，馮承鈞 譯本。
④ 金淮：《濮川所聞記》卷一《總敘·開鎮源流》。
⑤ 參見嘉慶《南翔鎮志》卷一《疆域·沿革》、鹹豐《黃渡鎮志》卷一《建置緣起》、 乾隆《吳江縣誌》卷四《鎮市村》、嘉慶《同里志》卷一《地輿志·沿革》、嘉慶 《黎里志》卷十二《雜錄》。
① 宋如林、林溥：《松江府志》卷六《物產》引《雲間續志》與《五茸志逸》。
② 唐若瀛等：《餘姚志》卷九《物產》引《元一統志》。
③ 參見同治《湖州府志》卷二二《輿地略·村鎮》；光緒《歸安縣誌》卷六《輿地略·區莊村鎮》。
④ 金淮：《濮川所聞記》卷一《總敘·開鎮源流》；胡琢《濮鎮紀聞》卷首《總敘》；另參見同治《湖州府志》卷三三《輿地略·物產》下。
⑤ 徐一夔：《織工對》，《始豐稿》卷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