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史

中國史學史即中國史學發展的歷史。中國史學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古代、近代、現代三個段落。古代史學史中國古代史學史，包括先秦、秦漢至唐初、中唐至乾嘉三個時期。

中國史學發展的歷史。中國史學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古代﹑近代﹑現代三個段落。
古代史學史中國古代史學史﹐包括先秦﹑秦漢至唐初﹑中唐至乾嘉三個時期。
先秦時期在中國原始社會﹐先民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同時口耳相授﹐傳頌著一些故事﹐可以說是歷史的源泉。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經有了文字﹐可用以記錄。商代出現了史官。“史”字原為手執簡冊之形﹐但史官起初並不是專司記事﹐而首先是負責主持祭祀﹐占卜吉凶﹐溝通神與王的意志。同時講說故事﹐記錄時事﹐編次和保管文獻簡冊。再進而分工﹐有記言之史與記事之史之別。今天保存在《尚書》中的﹐即商周時代的歷史文獻。
《春秋》是中國傳世最早的一部按年月日順序記錄的編年體史書。它原是魯國的國史﹐全書一萬八千餘字﹐出自魯國史官之手﹐經過孔子的整理。以後相繼出現了一些敘述春秋戰國時期史事的典籍﹐體裁不同﹐各有特色。如編年體的《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略具國別斷代史性質的《國語》﹑《戰國策》﹔最早的譜牒之書《世本》﹔以地理為主兼有神話傳說的《山海經》以及發抒哲學思想﹑政見和史觀的諸子百家之書。其中《左傳》敘事詳備﹐文筆生動﹐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史學名著﹐也是先秦史學中最高的成就。戰國時期諸子爭鳴﹐往往運用歷史知識﹐針對現實﹐發表政見。如﹐孟子“言必稱堯﹑舜”﹐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等觀點。商鞅說﹐“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為變法造輿論。鄒衍講歷史﹐馳騁想像﹐大大擴展時空概念﹐並提出了“五德終始”說﹐以投合君主專制的需要。李斯以秦史論秦政﹐韓非的“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以及是今非古論﹐對當時和後世都有很大的影響。
秦漢至唐初時期秦漢時期出現了司馬遷的《史記》與班固的《漢書》兩部史學巨著。司馬遷提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開創了綜合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等於一書的紀傳體通史體例。《史記》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餘字﹐記事起於傳說時期的黃帝﹐迄於漢武帝劉徹﹐跨朝越代首尾三千餘年。班固編寫了《漢書》一百卷﹐八十萬字﹐“文贍而事詳”﹐僅記述西漢一代史事﹐開創了紀傳體斷代史的先例。《史》﹑《漢》兩部著作各有所長﹐思想上傾向不同﹐文風上各有特色﹐在中國史學史上都有突出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
繼《史》﹑《漢》之後﹐漢唐之際產生了不少紀傳體史書﹐其中有《三國志》﹑《後漢書》等名著。唐初百年內有八史問世(官修的正史有:《晉書》﹑《梁書》﹑《陳書》﹑《周書》﹑《北齊書》和《隋書》﹔私人修成的有《南史》﹑《北史》)。從此紀傳體史書代代續修﹐其體例也大致定型。編年體和其他體裁史書也有發展。荀悅撰《漢紀》﹐以編年體敘述西漢歷史﹐《後漢紀》等編年史繼踵產生。還有傳記體的國別史《十六國春秋》﹐最早的地方志《華陽國志》以及《佛國記》﹑《高僧傳》﹑《世說新語》﹑《顏氏家訓》﹑《洛陽伽藍記》﹑《水經注》等與歷史有關的各種著作。據《隋書?經籍志》著錄﹐漢代至隋代的史書達數百部﹐反映了史學發展的盛況。
這時文獻整理工作已經展開。劉向﹑劉歆父子奉命校書﹐著有《別錄》﹑《七略》﹐在歷史文獻學上有很大貢獻。唐初也重視文獻整理工作﹐所修《隋書?經籍志》在歷史文獻學上有很大作用。
秦漢至唐初的史學﹐與先秦的史學相比﹐有顯著的特點。首先是史學由附屬地位而逐漸獨立。東漢之前﹐史籍比較少﹐《別錄》與《七略》的分類中均無史部。《漢書?藝文志》將史書著錄於《六藝略》“春秋家”﹐以史附從於經。自東漢之後﹐史籍大量湧現﹐史書種類增多﹐史學日益受到社會重視﹐朝廷設立史官和史館﹐目錄中也列出了史部﹐這些都標明史學已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這個時期的歷史著述﹐有官修﹐有私修﹐有奉詔私修等幾種情況﹐而趨勢則是官修日占上風。
隨著士族地主勢力的興起和門閥制度的盛行﹐史學上的士族烙印突出﹐最顯著的是譜牒著作與譜學大為發展﹐有家譜﹑宗譜﹑族譜和姓氏譜等。東晉南朝精於譜學者﹐以賈﹑王兩氏為巨擘。同時家傳和正史紀傳中也反映出當時崇尚門第的世風習俗。
各少數族在史學中也占有地位。除正史中有記載各族史的專傳外﹐還出現了記述各族史的專書﹐同時民族問題也在史學中有所反映。
關於史學的評論﹐司馬遷曾說《春秋》是“禮義之大宗”﹐“采善貶惡”﹐指出史書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義。同時﹐他表明自己志在“繼《春秋》”而寫史﹐以“成一家之言”﹐表現了他以史學為己任的自覺性。班彪的《前史略論》是評論史學的專篇﹐談到古來的史官和史籍﹐著重評論了司馬遷與《史記》﹐既肯定其有“良史之才”﹐又指責其“大敝傷道”﹐表明了馬﹑班史學思想之分歧。班彪這個思想﹐為其子班固所繼承。
兩漢以後﹐史學評論漸多﹐梁代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是史評專文﹐探討了古代史官的建置與職守﹐敘述了史書的源流﹑派別及其得失﹐議論了撰史的功用﹑目的與態度。《隋書?經籍志》史部分十三類﹐各類之序敘述各類史書的源流﹐並加以評論。史部十三類的序加在一起﹐就是較全面的史學總結。
唐代史學理論家劉知幾所著《史通》﹐對古代史學作了系統性的評論﹐在史書編撰﹑書事曲直﹑史家修養以及史館監修等方面都提出很重要的看法。他主張直書﹐反對曲筆﹔主張一家獨斷﹐反對官府壟斷﹔主張實事求是﹐反對附會臆說。這些都是進步的思想。
中唐至乾嘉時期封建王朝設定史館﹐並形成修史制度。首先是纂修實錄﹐即以編年體記錄每一帝王在位時的大事。唐代和宋代的實錄已散佚﹐明清兩代實錄基本上保存完整。實錄雖不完全真實﹐但保存了豐富的比較原始的史料。史館還修“國史”即當代史﹐但歷代國史隨著王朝的更替﹐多已湮沒無聞。其次﹐歷代史館都纂修前代的歷史﹐如《舊唐書》﹑《舊五代史》等等。直到清代修《明史》﹐完成了一套紀傳體的後稱為“正史”的“二十四史”。其中除《史記》外﹐皆是以朝代為斷限的紀傳體斷代史。二十四史的形成經過了二千年﹐前後變化很大﹐水平不一﹐但這套史書﹐仍是今天研究中國長期封建社會歷史的主要依據。
與正史相對應的史書是野史﹑雜史和別史。野史﹑雜史﹑別史的共同特點是成於私人之手而非官修﹐故又稱“私史”。三者又有所不同。野史體例不一﹐或編年﹐或紀傳﹐或雜記一代史事﹐其內容多奇聞異事﹑閭巷風俗﹑統治者的秘事﹐故往往被封建王朝視為禁書﹔雜史體例一般是只記一事始末﹑一時見聞或一家私記﹔別史內容往往限於雜記歷代或一代史事。野史﹑雜史﹑別史雖有史實不確之弊﹐但往往亦可補正史之闕遺﹐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自司馬遷提出“通古今之變”以後﹐有些史學家從不同角度著眼﹐不同程度地繼承了這個思想﹐考察與研究歷史的各種變化﹐編成分門別類﹑綜觀全局的史書。中唐以後﹐開始出現了這種旨在“通變”﹑“致用”的通史﹕杜佑的《通典》﹐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還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它們是這個時期通史和史學的代表作。
杜佑著《通典》﹐旨在“征諸人事﹐將施有政”﹐強調人事應當適應時勢﹐“隨時立制﹐遇弊則變”。全書兩百卷﹐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自上古敘到唐中葉﹐是中國第一部典制通史。
《通典》中華書局校點本
《通志》內封
文獻通考》目錄
鄭樵所撰《通志》二百卷﹐是一部紀傳體通史。其中二十略占全書四分之一﹐是全書的精華。鄭樵主張“會通”﹐即“會”各種學術文化﹐“通”古今之變。他提倡“實學”﹐強調“核實”﹐反對任情褒貶﹐指斥五行相應說。
馬端臨所撰的《文獻通考》﹐是繼《通典》之後又一部典制通史。全書三百四十八卷﹐分為二十四考﹐自上古敘至宋嘉定末﹐分類較細﹐內容豐富。但馬端臨旨在通古今的典制﹐而不涉時政。因以匯集考核典制為特點﹐故以後凡與此同類之書均稱通考。
上述“三通”在中國史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後來有“續三通”﹑“清三通”等﹐合稱為“九通”。加上清人劉錦藻的《清朝續文獻通考》﹐稱為“十通”。十通再加上彙編某一朝代各項經濟﹑政治﹑社會制度的會要﹐nbsp;
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自戰國初年敘至五代末年﹐是一部編年體通史。司馬光邀請劉恕﹑劉﹑范祖禹等參加編寫﹐分工明確。他們先作目錄﹐繼成長編﹐又就史料互相歧異的問題作了考異﹐最後修撰定稿。全書體例嚴謹﹐取材審慎﹐內容翔實﹐文字簡潔。司馬光在序中稱該書“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重點在有關國計民生的政治史。他從封建正統思想出發﹐常藉歷史宣揚封建禮教﹐強調尊君法祖。
《通鑑》在史學上產生了很大影響。問世之後﹐不僅有注釋﹐如胡三省的《通鑑音注》﹔有補正﹐如嚴衍的《資治通鑑補》﹔還有續作﹑改編﹑仿製等相繼出現。袁樞根據《通鑑》﹐編成《通鑑紀事本末》﹐即是《通鑑》的一個支流﹐又首創了將史事分別立目﹐獨立成篇﹐各篇按時間順序編寫的紀事本末體。朱熹亦編成《通鑑綱目》﹐首創了綱以大字提要﹐目以小字敘事的綱目體。
中唐以來﹐出現了不少專史﹐包括典章史(如會要)﹑學術史(如學案)﹑傳記﹑族譜等等。雖然唐之前已產生一些專史﹐但只是在中唐之後才有所發展。
中唐後出現不少地理著作﹐其中包括豐富的歷史內容。記載全國風土人情的全國性地誌﹐有《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以及元﹑明﹑清三朝的一統志等(見《大元大一統志》﹑《大明一統志》﹑《大清一統志》)。著名地理著作有《天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紀要》等。這時期的地方志現在尚存者有七八千種。清代纂修方誌之風特盛﹐其成果幾乎占了現存方誌總數之半。
唐代以來﹐契丹﹑女真﹑蒙古等族曾先後進入中原﹐建立了遼﹑金﹑元等王朝﹐關於他們的歷史有《遼史》﹑《金史》﹑《契丹國志》﹑《大金國志》﹑《元朝秘史》﹑《元史》等著作
明代前期中期﹐撰史﹑考史和論史幾方面的成就﹐都不及唐宋。明末清初﹐社會矛盾激化﹐動亂頻仍﹐史學出現生氣。李贄主張經史相為表里﹐以史經世﹐反對脫離現實而空言義理﹐對史學上有一定貢獻。以後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明確提出了經世致用的治史方針﹐要從歷史研究中尋找社會歷史發展的前途﹐總結解決社會矛盾的辦法。
顧炎武的文集中有一些出色的史論與政治結合的文章。他針對明代空言心性而講究考據﹐但考據只是作為手段。其代表作《日知錄》﹐考古而證今﹐目的仍在經世致用。
《十七史商榷》目錄
《廿二史札記校證》封面
黃宗羲除《明儒學案》等學術史專著外﹐還著有史論專著《明夷待訪錄》。這部書尖銳地批判封建政體的腐敗﹐抨擊封建君主專制的缺點﹐主張對君權嚴加限制。
王夫之提出了“理勢合一”和“趨時更新”的進步歷史觀﹐又強調以史為鑑﹐以“求治之資”。他的代表作《讀通鑑論》和《宋論》﹐往往以辯證的思想評論歷史﹐史論中寓有政論。
明清之際史學著作﹐值得注意的還有茅元儀的《武備志》﹑談遷的《國榷》﹑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唐甄的《潛書》等。
明朝統治者強化封建專制﹑籠絡知識分子﹐大量地編書和修史﹐以示“稽古右文”﹐為其統治服務。不少學者鑽進考據圈子裡去。乾嘉時期﹐歷史撰述與評論﹑歷史文獻學等方面﹐都有成績。但當時史學家往往博古而不通今﹐言事而不論理﹐考史之功雖勤﹐多不能自成一家之言。
乾嘉考史著作﹐可以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趙翼的《廿二史札記》為代表﹐而三書各有特點。《考異》是清代歷史考據的最高水平﹐《札記》在史料基礎上發揮議論﹐《商榷》體裁則兼有二者﹐但精審不及錢趙二家。
中唐以來﹐有關史學的議論不斷出現。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萬斯同等評論史官修史之利弊﹐宋人議論史學中義理與史實孰重﹐明末學者評論明代史學與學風。這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要推《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與《文史通義》。清朝官修的《四庫全書總目》﹐在史部評論古代各種史書體例和得失﹐提倡歷史考證﹐抬高本朝官修史書﹐鼓吹“歸正斥邪”。意圖在於以官史壓私史﹐以官方評論左右輿論﹐誘導學者好古而不問今﹐以加強其思想文化專制。史學理論家章學誠所著《文史通義》﹐對古代史學作了尖銳批評﹐提出了自己的史學見解。他既反對“務考索”﹐又反對“騰空言”﹐並譏刺官史之弊端。他在史學理論上﹐提出了“史學所以經世”﹐史貴於“義”﹐史文“質以傳真”﹐志為史體等看法﹐推崇獨斷與家學﹐強調“史德”﹐在史學理論方面作出了中國史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建樹。
近代史學史中國近代史學史﹐包括鴉片戰爭至1949年之間﹐又可以五四運動為界﹐分為前後兩期。
近代前期面對封建制度的衰落及西方資本主義勢力侵入的民族危機﹐近代學者及史學家運用今文經學的變易思想和歷史進化觀點等思想武器﹐講究“經世致用”﹐注意研究近代史和外國史﹐興起了救亡圖強的愛國主義史學思潮。龔自珍批判“衰世”﹐主張改革﹐強調學以致用﹐實開一代新的學風。魏源重在研究當代史﹐編寫了《聖武記》﹑《道光洋艘征撫記》﹑《海國圖志》等著作﹐總結中外歷史經驗﹐尋求反抗侵略﹑變法圖強的辦法。有些學者深感民族危機﹐注意研究邊疆史地﹐以及元史和蒙古史。
這時西方史學著作也傳來中國。王韜﹑黃遵憲﹑康有為﹑唐才常等介紹和利用西方史學﹐否定封建頑固派“祖宗之法不可變”的反動史觀﹐大力宣傳救亡圖強和變法維新。在戊戌變法的高潮時期﹐康有為是運動的領導者﹐宣傳歷史必變的思想尤為用力。他的理論根據是其歷史進化觀﹐即《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論語注》等書中所闡述的“公羊三世說”。但他主張漸變﹐反對突變和革命﹐本質上是反對革命的庸俗進化論。
戊戌變法失敗後﹐資產階級革命派大量引述中國歷史的經驗教訓﹐宣傳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理論。陳天華和章炳麟(即章太炎)等人﹐往往引用歷史證明革命是歷史之必然﹐對辛亥革命的思想準備起了作用。孫中山在其革命實踐中﹐常常引證和論述一些歷史事實﹐以宣傳革命學說。
這時的史學思潮﹐反映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社會矛盾和時代要求﹐對於當時的反帝反封建起了促進作用﹐同時也促進史學本身的發展。舊史學已日益受到衝擊和批判﹐資產階級的新史學活躍起來。
舊史學指編撰史書的思想﹑內容和形式仍屬陳舊格調﹐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史學。如仍然編纂清朝實錄﹐甚至入民國後在編修《清史稿》時﹐藉歌頌“大清”﹐詆毀革命。這種史學﹐在“五四”以後未完全絕跡。
新史學主要指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期的具有愛國主義史學思想﹐批判“君史”﹐提倡“民史”的資產階級史學。嚴復﹑黃遵憲﹑梁啓超等都對封建主義的舊史學進行了批判。梁啓超還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號。以後章太炎﹑夏曾佑等也對提創新史學起了作用。梁啓超發表《中國史敘論》與《新史學》兩文﹐指出封建的舊史學有“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二病”(鋪敘而不能別裁﹔因襲而不能創作)﹔批判舊史學的封建性與保守性﹔同時提出新史學的任務﹐在於“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史書應當“為國民而作”。章太炎對舊學有很深的造詣﹐最早倡言編寫新的中國通史﹐並擬出了通史體例。他在《致梁啓超書》中提到寫通史的主旨﹐是“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惜未能完成新編中國通史的工作。夏曾佑用章節體和淺顯的文字撰寫了《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後改稱《中國古代史》)﹐是中國第一部新式的歷史教科書。其史觀主要是歷史進化論﹐以及文化史觀和英雄史觀。
20世紀初的方興未艾的新史學﹐雖然各家著作中有不同的思想傾向﹐有高低優劣之分﹐但比之封建性的舊史學﹐都在不同程度上顯出了進步性和優越性。
近代後期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中國史學中存在著兩種歷史觀﹕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觀(包括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兩種史觀的鬥爭﹐促使中國史學發生了重大的變革﹐逐步走向科學化。
五四運動以後﹐唯物史觀伴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論在中國傳播開來。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等高等學校開設了“唯物史觀研究”﹑“史學思想史”﹑“史學要論”等課程﹐發表了不少史??其論著中﹐李大釗闡釋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指出了唯物史觀對於史學與人生觀的重要意義﹐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最初的奠基人。此外﹐蔡和森亦寫成中國第一部用唯物史觀和社會經濟形態理論為指導思想的社會發展史《社會進化史》。
這個時期﹐西方資產階級的史學理論和方法也介紹進來﹐如何炳松講授和翻譯了魯賓遜的《新史學》。梁啓超晚年致力於史學﹐講授並出版了《中國歷史研究法》﹐論述了中國政治史和清代學術史。梁啓超的學風失於淺嘗多變﹐晚年關於史學的議論﹐甚至有倒退到以前所抨擊的封建史學“四弊”的傾向。胡適把實用主義的哲學觀點用於歷史學﹐反對馬克思主義及唯物史觀﹐認為“歷史是一個百依百順的女孩子﹐任你怎樣擦抹和裝飾”。
在1927年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的嚴峻形勢下﹐發生了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問題論戰﹐其實質是﹐是否承認馬克思主義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是否適合中國國情。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論戰才告休止。在抗戰時期及戰後﹐很多進步的學者﹐如郭沫若﹑范文瀾﹑剪伯贊﹑胡繩等﹐運用唯物史觀﹐對種種唯心史觀如“民生史觀”及“意志哲學”等﹐進行了嚴正的批判。他們寫出了一些歷史科學專著﹐也注意到歷史理論的研究與傳播﹐如剪伯贊的《歷史哲學教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這時﹐毛澤東發表了很多關於史學工作和中國歷史的言論。他指出:“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他還提出了研究歷史的正確態度與方法﹐強調對待歷史遺產要批判地繼承。
“五四”以後﹐中國史學在資料蒐集﹑整理﹑刊布與問題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績。自20世紀初以來﹐陸續發現了一些很有價值的史料﹐經過整理﹐為歷史研究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這些史料包括:考古學方面發現了“北京猿人”﹑“山頂洞人”﹑“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等等﹔自發現甲骨文以來﹐王國維﹑羅振玉﹑董作賓﹑郭沫若等作了深入研究﹐商代歷史以從來所未知曉的嶄新面貌出現﹔漢晉竹木簡的發現﹐為當時邊疆的開發﹑軍事的設施﹑民族關係與中外關係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貴史料﹔敦煌寶藏的發現──幾萬卷寫本和大量壁畫﹑雕塑等﹐為中古時期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提供了豐富多彩的歷史資料。此外還有明清檔案的整理﹐太平天國史料的發現﹐等等。這些都是近代史學中意義重大﹑成績卓著的工作。
五四運動以後﹐歷史研究的內容發生了變化。昔日以帝王將相和某些名人為主要研究對象﹐這時開始擴大到研究社會各方面﹐撰寫的史書有通史﹑斷代史以及各種專史和專題論著。論著的形式也不同以往﹐主要是章節體的著述和專篇的論文。同時出現不少專門性的歷史刊物﹐如《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各大學的學報等。這些成績﹐很多都為以後史學工作者所繼承和利用。在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傅斯年和蔣廷黻起了倡導和推動作用。
這個時期有一些以考據為主要研究手段的學者﹐如王國維﹑陳寅恪﹑陳垣﹑顧頡剛等﹐他們對史學某些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在中國史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
王國維在文學和史學方面﹐都有精湛造詣。他治史的特點﹐是把新發現的史料與古籍記載結合起來﹐以考證古史﹐提出了“二重證據法”。他十分重視和大力整理新發現的材料﹐並以甲骨文﹑金文﹑漢晉簡牘﹑敦煌遺書等印證和解釋古史﹐使新史料在歷史研究中發揮了作用﹐為古史研究開拓了一條新的途徑。在先秦史與甲骨文字的闡釋方面﹐貢獻尤為突出。但他的“二重證據法”限於“以事實決事實”的實證法﹐不作理論闡釋。他的學術論著主要結集為《觀堂集林》。
陳寅恪學識淵博﹐思想敏銳﹐通曉多種東西方文字﹐治學嚴謹﹐很有史識。他重視民族與文化史的研究﹐治史強調通識﹐把握民族與文化史的發展變化﹐每用相反相成的思想說明問題﹐具有樸素的辯證法。他注意史料真中有偽﹑偽中存真的特點和詩文的史料價值﹐善於以史注詩文和以詩文證史﹐著有《秦婦吟校箋》﹑《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等。除隋唐史方面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外﹐在魏晉南北朝史﹑中國佛教史﹑蒙古史﹑敦煌學等領域﹐都有不少精闢論述﹐起了開創的作用。
陳垣在中國宗教史和歷史文獻學方面有很大貢獻﹐著作很多。有關於古代幾種外國宗教傳入中國的研究《古教四考》﹐以及與宗教有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等。這些著作填補了中國古代宗教史的空白。關於佛教史和道教史﹐他也留下了極為有用﹑裨益後人的著作。在歷史文獻學方面﹐有目錄學﹑年代學﹑史諱學﹑校勘學等方面的專著。《通鑑胡注表微》則是以考史形式寄託愛國熱情。他治史重史源﹐講類例即分類列舉之法﹐優點是條理清晰﹐缺點在平列事例﹐不利於歷史地分析問題。
顧頡剛最先以“疑古”著稱﹐所編著的《古史辨》是以此觀點考辨古史的集體著作。他以疑古為手段而以考信為目的﹐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對一些古史的荒謬傳說起了廓清作用。他對歷史地理也有研究倡導之功﹐創辦了《禹貢》半月刊﹐同時也重視少數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
不少學者重新審視中國歷史﹐在通史﹑斷代史﹑專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鄧之誠撰寫的《中華二千年史》﹐以王朝為序﹐敘述各朝政治經濟文化因革遞嬗之跡﹐是一部具有通識的力著。周谷城的《中國通史》﹑岑仲勉的《隋唐史》﹑鄭天挺的《清史探微》﹑孫毓棠的《中國古代經濟史論叢》﹐皆各具特色﹐不同程度地填補了中國歷史研究的空白。
由於唯物史觀的廣泛傳播﹐湧現出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始在史學界產生影響。郭沫若自1928年旅居日本後﹐開始研究中國古代史和古代文獻﹐在史學上不斷地辛勤著述﹐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方面﹐寫出了第一部試圖以馬克思主義理論解釋中國歷史的著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後又寫了《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等論著。在文獻學方面﹐運用唯物辯證法對甲骨文和金文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並利用甲骨文和金文研究中國古代史﹐取得顯著成就。
在30﹑40年代﹐還有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歷史﹐在通史﹑社會史﹑思想史﹑近代史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在通史方面﹐呂振羽著有《簡明中國通史》﹐范文瀾主編了《中國通史簡編》﹐剪伯贊著有《中國史綱》。范書是中國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系統地研究和敘述中國古代史的名作﹐在歷史思想和編撰方法上很有特色﹐夾敘夾議﹐文字簡潔﹐深受讀者歡迎。在社會史方面﹐呂振羽寫了《中國社會史諸問題》等著作﹐鄧初民寫了《社會史簡明教程》(後改稱《社會進化史綱》)和《中國社會史教程》﹐侯外廬寫了《中國古代社會史》(後改稱《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何乾之寫了《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等等。在思想史方面﹐呂振羽首先著有《中國政治思想史》﹔侯外廬建樹最多﹐著有《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等﹔郭沫若﹑杜國庠等也有關於思想史的著作。在近代史方面﹐有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冊﹐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等著作問世。范書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礎上﹐系統地敘述了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具體過程﹐揭露了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指出中國人民與統治階級走著不同的道路﹐熱情地歌頌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鬥爭﹐標誌著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走上了科學的道路。胡書是馬克思主義的近代史專著中的代表作﹐闡述了帝國主義勾結封建勢力將中國變為半殖民地﹐中國人民與中國反動勢力對待帝國主義的不同態度。這個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分析占有材料﹐總結中國歷史﹔二是為革命而從事歷史研究和著述﹐也就是貫徹了史學的科學性和現實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廣大史學工作者套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發揚實事求是的嚴謹學風﹐不斷開拓進取﹐雖然先後經歷了形上學的極“左”思潮﹑教條主義﹑狹隘地“為政治服務”以及影射史學等的干擾﹐中國歷史學仍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在史學論著﹑發掘和鑑定史料﹑考古﹑對人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無論是數量和質量﹐廣度和深度﹐都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是舊中國史學界所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