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鍥而不捨的學術追求
楊翼驤以豐碩的研究成果和樸實嚴謹的學風，贏得了學界同行的廣泛讚譽。楊翼驤幼年家境不好，父親作為中學教師，微薄的薪水除供全家衣食外，還要供養三個子女和一個侄子上學。所以楊翼驤自幼就養成了勤儉節約、吃苦耐勞的習慣，也造就了堅韌不拔、鍥而不捨的性格。
1937年“七七事變”後，北大、清華、南開被迫遷往湖南長沙，成立長沙臨時大學。時楊翼驤正在家中，接到學校要求到長沙報到的通知後，因家中經濟困難，未能成行。1938年，楊翼驤決心不顧路途遙遠，赴長沙復學。待行至武漢，方知臨時大學已遷往雲南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楊翼驤因路費已用盡，只好暫留武漢，後經流亡大後方的親友的陸續資助，輾轉於長沙、衡陽、桂林、柳州、龍州等地，其間貧病交加，艱苦備嘗，屢陷飢餓，難以為生。就是在這樣的境遇中，他仍不忘讀書，每到一地都留連於當地的圖書館。1938年冬，楊翼驤輾轉來到南寧附近的崇善縣，經人介紹在湘桂鐵路第三工程總段任抄寫員，工資雖然很低，但工作不忙，白天上班時間可以抽出一半時間看書，晚上更可靜心學習。他從縣立圖書館借來《萬有文庫》等大量的書籍，遨遊在知識的海洋中。其間，梁啓超的《歷史研究法》及其《補編》，他讀了不止一次，對劉知幾的《史通》、章學誠的《文史通義》也反覆研讀，還選讀了“前四史”、《資治通鑑》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過七八個月的晝夜苦讀，寫了近十萬字的讀書筆記，並由此確立了學習和研究史學史的學術追求。從此，雖幾經磨難、屢遭挫折，但他矢志不渝，鍥而不捨，終於成為著名的史學史專家。
史學史這門學科在中國的產生已經很晚，大致是梁啓超在20年代初倡立的。當時在學術界對史學史能否成為一個學科還有許多疑惑，更談不上對這門學科的重視了。楊翼驤1939年9月到西南聯大歷史系復學後，就大量閱讀有關中國史學史的書籍資料，並寫出了《晉代的史學》一文，其中《晉代史官表》系網羅《晉書》的全部資料精心製成的。1940年姚從吾在西南聯大首次開講中國史學史課，楊翼驤興奮不已，終於找到了可以指導自己的老師。於是上第一堂課時，他就將所寫《晉代的史學》帶給姚從吾審閱。姚從吾很欣賞他的志向，鼓勵他堅持史學史的研習，並給予認真的指點。從此，雖然楊翼驤不時聽到同學乃至一些大學者對史學史持有異議，而且因同學朋友中幾乎沒有對史學史感興趣的人，獨學無友，寂寞備嘗，但他始終不改初衷，堅定地以史學史為研習方向。在1949年以前他已寫出了《司馬遷記事求真的方法與精神》、《班固的史才》、《三國時代的史學》、《漫淡歷史的研究》等一系列史學史研究論文，成為當時年輕的史學史研究者。
1949年以後，楊翼驤繼續從事史學史研究，並首次在北京大學史學系開設史學史課。因為當時倡導學馬列、學蘇聯，史學史不是基礎課，且有資產階級學術之嫌，所以很少有人講此課。1958年教育革命時，批判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講史學史又有宣揚封建史學家、宣傳資產階級史學理論之嫌，史學史課一度被取消。但是，楊翼驤始終堅信，中國史學史是祖國文化、祖國學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他避過風險，暗自堅持史學史研究，只要客觀條件允許，他就不失時機地走上史學史課的講台。
粉碎“四人幫”以後，學術的春天到來了。楊翼驤雖已年逾花甲，但仍奮戰在史學史的教學和科研第一線，堅持給本科生講課，並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和精力雖不如以前了，但他研治史學史的雄心不減，意志老而彌堅。他的《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第一、二、三冊就是在生前辛勤耕耘中結出的碩果。
二、博而能約，成就卓著
楊翼驤自幼受到中國古典文化的薰陶，求學間又孜孜不倦，勤奮苦讀，所以他具有堅實的古代文化基礎和多方面的學術知識。他5歲時，就跟隨祖父誦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國小六年級時，已在父親的教讀下能背誦《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經》、《左傳》和《古文觀止》的全部或部分。所以他在中學時，國文考試從不須準備就可取得高分。同時，他對新學堂中的知識更是如饑似渴地學習，接受新思想，關注新時尚。他在國中讀書期間，除讀了古典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之外，還喜愛新文學，讀了魯迅、郭沫若、郁達夫、茅盾、巴金、老舍等的許多作品。這些作品不僅使他學到了文學創作的方法，還使他思想上受到教育，成為一個奮發向上的青年。
楊翼驤的高中生活是豐富多彩的，他所在的省立濟南高中，聚集了許多日後成為大學教授、知名學者的教師。數學老師繆蘊輝，物理老師周蔭阿，化學老師蔣程九，英文老師張友松、卞之琳、顧綬昌，國文老師李何林、季羨林等都曾給予他多方面的教育。在這樣的學校里他展示了多方面的才能，經常在報刊發表詩歌、散文，他的文學才氣在中學生時已展露出來。
在上大學期間和工作以後，楊翼驤依然保持著博覽群書和廣泛接受各種知識的興趣與習慣。他在哲學系選修了湯用彤先生講授的魏晉玄學，在中文系選修了劉文典先生講授的文學批評和溫李詩，在經濟系旁聽了陳岱孫先生講授的財政學。工作以後，楊翼驤仍不減對文學的興趣，許多文學名著，他都讀過，且有自己的文學觀點。由於他愛好廣泛，在哲學界、文學界、都有不少朋友。
廣泛的興趣、愛好使他具有了廣博的知識，但他深知治學要由博返約、博專結合。他自從成為北京大學史學系的學生之後，就以歷史學作為了自己的畢業事業。因此他更大的精力乃是投注在歷史學科和史學史專業上。楊翼驤的學術成就可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是一般意義上的歷史研究，一個是史學史研究。
在中國史研究方面，楊翼驤從50年代起，參與了一系列史學界熱點問題的討論，發表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學術見解。例如，50年代初，關於項羽是否曾為農民領袖的問題，史學界尚無太多的研究，楊翼驤發表《為什麼項羽是農民起義領袖》(《歷史教學》，1954?5)一文，肯定項羽在秦末反抗暴秦、推翻秦王朝中的重要作用，認為項羽代表了農民階級的政治利益，是秦末農民起義領袖之一。此文受到學術界的普遍重視，引發了一場熱烈的學術討論。50年代中國古史分期討論非常熱烈，楊翼驤發表《關於漢代奴隸的幾個問題》(《南開大學學報》1956?2)一文，以充分的論據，闡明奴隸在漢代已不是主要的生產勞動者，漢代不是奴隸制社會。這一觀點，同樣引起學界的重視，在此後的有關討論中多次被提及，並成為一種有代表性的見解。1959年全國開展的曹操評價問題的討論，楊翼驤發表《曹操打烏桓是反侵略嗎》(署名木羽，《天津日報》，1955?5?16)，針對當時史學界普遍認為曹操打烏桓是反侵略的說法，予以駁議，指出烏桓不是侵略內地的外患，曹操打烏桓是為了消滅其勁敵袁氏勢力，不具備反侵略性質。此文糾正了將曹操形象過分拔高的論點，在史學界影響很大，後被收入三聯書店出版的《曹操論集》(1960)之中。
楊翼驤對秦漢史和魏晉南北朝史尤為精熟。早在50年代，他就結合教學和科研成果，撰寫了《秦漢史綱要》(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6?3)一書，作為解放後最早出版的秦漢史教材之一，在全國高校中具有廣泛影響。此後他撰寫的《戰國秦漢史通俗講話》(署名馬襄，北京通俗讀物出版社1958?5)一書，通俗易懂，生動形象，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70年代末，他參加了南開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材的撰寫工作，他撰寫了其中的魏晉南北朝部分，該書被許多高校採用為教材，並獲社會科學教材成果獎。
在史學史研究方面，楊翼驤是“文革”以前發表論文最多的學者之一。《三國兩晉史學編年》(《南開大學學報》，1957)和《南北朝史學編年》(《南開大學學報》，1964?1)，用原始資料編排了這一歷史時期中國史學的重要史家、史著和史學活動，並對史家生卒時間和史書成書年代等予以詳細考辨，不僅為史學史研究者提供了翔實的資料，同時也開啟了一種新的史學史研究形式，在史學史界影響極大。
19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出版《中國史學史論集》，頗有對“文革”以前史學史研究成果進行總結的意味，所選文章皆為學術精品。楊翼驤撰寫的即有《中國史學的起源與奴隸社會的史學》(《天津日報》，1961?12?16)、《裴松之與〈三國志注〉》(《歷史教學》，1963?2)、《劉知幾與〈史通〉》(《歷史教學》1963?7-8)三篇論文入選。
“四人幫”倒台後的1979年，全國歷史學界的一大盛事就是由鄭天挺先生主持編纂《中國歷史大辭典》，楊翼驤與華東師大吳澤教授共同擔任史學史卷的主編，他專職負責中國古代史學史部分，除撰寫部分辭條外，還審核了全部辭條2000餘條。此書面世後，立即受到海內外學界的注目與好評，日本、香港及大陸均有評論文章，盛讚其集科學性、系統性、知識性、穩定性、簡明性、實用性於一身，是“不可多得的一部很好的工具書”(《史學史研究》，1984?3)。《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第一冊(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3)、第二冊(同上，1994?9)第三冊(同上，1999?2)是楊翼驤多年研治史學史心血的結晶。這三冊書，將自先秦至明代的有關史學史的原始資料廣泛網羅，嚴謹編排，並加有詳細的考證和精闢的按語，實是一部中國古代史學史，其內容之完整、史料之可靠、編法之獨特，都是當今史學史界所僅見的。該書第一冊面世後就得到《光明日報》、《史學史研究》和《歷史教學》等報刊所發評論的廣泛讚譽，稱其是“首創性的具有為後人修橋鋪路性質的書”。
三、嚴謹治學，認真做人
楊翼驤把認真二字貫穿於治學與做人兩方面。在學術上，他常講治學要有四心，即雄心、專心、細心、虛心。其中細心就是要嚴謹治學。他撰寫文章從不馬虎從事，從查閱資料到甄選證據，從論述方法到文章謄寫，都認真細緻，一絲不苟。為了一個遣詞用語，往往要反覆推敲，為了一條史料常常是反覆核對。因此才使他發表的文章，經得住時間的考驗，受到史學界長久的好評。在主編《中國歷史大辭典·史學史卷》時，由於撰稿人員分散，文成眾手，體例不一，匯齊初稿後，他不辭辛苦，逐條審定修改，對有的辭條甚至重新改寫，為此他花費了兩年時間，投入了大量精力，並兩次客居上海。他的工作態度使與他一同工作的人深為感動，《中國歷史大辭典》編委會還特地致函南開大學，對他的勤勉與嚴謹，深表讚許。
由治學推及做事，楊翼驤同樣奉行認真的原則。為研究生批改論文時，他大到文章結構、論文主旨，小到一個筆劃、一個標點，都認真糾正謬誤，常在稿件空白處寫下密密麻麻的批語。他曾講過中國通史、中國史學史，秦漢南北朝史和歷史文選等多種課程，都以條理清楚、語言生動、內容充實、富有見解，受到學生的好評。為了講好一堂課，他總是精心準備；由於他有很好的口才，加之對授課內容精熟，他講課時很少有講稿，但他預先作卡片分類卻很仔細，甚至連板書的內容和格式都要設計好。
“治學先學做人”，“治學是為了做人”，“治學是為了做一個有文化素養和品德高尚的人”。楊翼驤常常這樣教導自己的學生。他自己更是時刻以此自勉。他謙虛謹慎，尊人自重，嚴於律己，寬以待人。他早在“文革”以前就擔任過歷史系副主任，“文革”以後又曾擔任古籍研究所所長，被選為1984年度學校先進工作者，任九三學社南開大學支社委員會主任委員，被多家社會科學家辭典或名人錄編入，等等。對於這些，他從不提起，不作炫耀，不求聞達，表現了一個學者的優良品格。他名重史學史界，但與人交往，熱情誠懇，有謙謙君子之風。他教育自己的學生，不要沾染“文人相輕”的壞毛病，同學之間要互相尊重，互相幫助。他特別囑咐學生做了大學教師，不能看不起中學老師和國小老師，對自己孩子的老師要待以老師之禮。在他結交的朋友中，既有聞名學界的學者，也有一般的工人和書店營業員，對於後者他從不擺學者的架子，而是以禮相待，誠懇交往。
與楊翼驤接觸過的人，都會對他的睿智與幽默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心胸豁達，言談恢諧，與他交談，哪怕是極嚴肅的學術問題，也不會感到枯燥和艱澀，他往往會於旁徵博引之中，穿插一些恢諧的典故，使人於愉悅的笑聲中，加深了對他的學術觀點的理解。在日常談話中他也常常使用幽默恢諧的語言，甚或開個儒雅的玩笑，這不僅說明他的口才好和有幽默感，更反映出他所具有的與人為善的品格。
人們傳頌著他樂於助人的佳話。他聽說有個學生的家屬在校外工作，路途遙遠，就主動奔走於學校有關部門，為其聯繫調動之事。當學生從潮濕的房子搬入新的樓房時，他親自前往探望新居，為學生的居住條件得到改善而高興。對於與自己一起工作的青年教師，他關心其生活，也關心其在業務上的提高，為其提供聽課的機會，還為其審改論文，推薦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