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通約性【incommensurability】
一、庫恩的“不可通約性”概念
庫恩是在1962年出版的《利學革命的結構》中首次提出不可通約性概念的 。他從數學中借用這個概念用來描述相繼的科學理論之間的關係，為了說明科學革命的顯著特徵是新舊範式不可通約。庫恩著重從科學共同體和科學心理學的角度閘發了自己的觀點：
從科學革命中湧現出的常規科學傳統，不僅在邏輯上與以前的傳統不相容，而且二者往往實際上也是不可通約的；範式的改變使科學家對 世界的看法發生了格式塔轉換(革命前科學家世界的鴨子在革命後變成了兔子)，科學家在革命後知覺和視覺都發生了變化，他們面對的是一個不同的世界，這個新 世界在各處與他們先前所居住的世界彼此不可通約。也許是庫恩在初始表述中直覺和隱喻起了作用，人們廣泛地討論了意義變化問題，但卻忽略了不可通約性的困難。
茌60年代末，庫恩在澄清別人對不可通約性誤解的同時，已逐漸開始轉向從術語分類學(taxonomy)和語言哲學的角度來探討不可通約性的意蘊，從而把不可通約性與不可翻譯性(intranslatability)等同起來。在1969年日文版的《結構》一書的“後記”中，尤其是在1989年寫成、1970年發表的“對批評的答覆”中，庫恩就是這樣做的。他明確指出：
在從一種理論到下一個理論的轉換過程中，單詞以難以捉摸的方式改變了自己的含義或套用條件。雖然革命前後所使用的大多數符號仍在沿用，例如力、質量、元素、化合物、細胞，但其中有些符號依附於自然界的方式已有了變化。此時，無法找到一種中性的或理想的語言，使得兩種理論至少是經驗結果能夠不走樣地“翻譯”成這種語言，因而我們說相繼的理論是不可通約的。
在1982年發表的“可通約性、可比較性、可交流性”—文中，庫恩對他的不可通約性概念做了認真而深入的修正、闡釋與發展。該文中的以下觀點值得我們倍加注意。
第 一，局部不可通約性。庫恩明確指出，等邊直角三角形的斜邊與邊長不可通約，圓周與半徑不可通約，從而存在著沒有公度(no common measure)的情況。但是沒有公度並非不可比較。相反地，不可通約的量能夠在任何所需要的近似度上加以比較。在用於科學理論展開的辭彙表 (vocabulary)中，不可通約性隱喻地起作用。“沒有公度”的短語變成了沒有公共語言。於是，宣稱兩個理論不可通約，就是宣稱不存在能夠把視為句 子集合的兩種理論毫無剩餘或毫無損失地翻譯為中性語言或另外的語言。出於同樣的理由，在其隱喻形式中比在其本義形式中沒有更多的使不可通約性意指不可比 較。對兩個理論來說是公共的大多數術語在二者中以相同的方式起的作用。它們的意義無論可能是什麼都被保存下來，它們的譯文只不過是同音詞 (homophonic)。只是對於小子群(通常是相互定義的)的術語和包含這些術語的句子，才產生可翻譯性的問題。因此，兩個理論不可通約性的主張比它 的許多批評者所構想的更有節制，這種受限制的不可通約性稱為“局部不可通約性”(local incommensurability)。庫恩強調指出，跨越理論變革保持其意義的術語為差異的討論和為與理論選擇有關的比較提供了充分的基礎，它們甚至 能夠為從中探究不可通約術語的意義提供基礎。
第二，翻譯不是詮釋(interpretation)。雖然實際的翻譯常常或者也許總是至少包含 小的詮釋，但是詮釋作為一個過程畢竟與翻譯不同。關於翻澤，庫恩認為：翻譯是懂得兩種語言的人所作的事；用來翻譯的語言在翻譯開始之前就存在，也就是說， 翻譯的事實並不改變詞或短語的意義；譯者要系統地用另一種語言的詞或詞串代換給定文本中的詞和詞串，從而形成在另—種語言中等價的文本，註解和譯者序不是 譯文的部分，完美的譯文不需要它們。至於詮釋，庫恩認為這正是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所實踐的事業。詮釋與翻譯的不同在於：詮釋者起初可以只要求一種語言；如 果詮釋者成功了，則他便學會了那種語言；即便詮釋成功，那種語言也不見得能翻譯成詮釋者自己的語言；利用詮釋，詮釋者可以找出並理解無法用詮釋者的語言翻 譯的字和詞。
例如，在18世紀的化學中，phlogiston(燃素)有時被作為“從正在燃燒的物體釋放出的物質”，有時被作為“金屬化的要 素”(metallizing principle)，有時還用其他說話風格提出來(它減小了空氣的彈性和維持生命的性質等)。而且，與phlogiston有關的 dephlogisticated air(去燃素空氣)有時指稱氧本身，有時指稱使大氣豐富的氧，phlogisticated air通常指氧被除去的空氣，它們都是用來傳達18世紀化學家的信念的方式。在現代化學中，phlogiston完全消失了。Principle（要素） 失去了純粹的化學意義(在18世紀的文獻中，phlogiston被視為principle之一)。element(元素)成為同音異義詞，而它在18世 紀文獻中包括碳、硫黃、土和空氣，它更多地像現代短語“凝聚態”(state-of-aggregation)起作用，也像現代術語“元素” (element)起作用。顯而易見，這些術語不可能被現代詞或短語的某些組合所代替，它們以及由它們所陳述的文獻是不可翻譯的。而且，這些術語構成了相 互聯繫或相互定義的集合，必須作為—個整體來使用和獲得它們。只有如此，人們才能理解18世紀的化學是什麼：它大大不同於20世紀的化學：不僅在就實物和 過程所說的東西方面不同，而且在構造和劃分大部分化學世界的方式上不同。這些辭彙是不可翻譯的，歷史學家不得不發現或發明它們的意義，以便提出他們賴以工 作的可以理解的文本，詮釋就是這些術語的用法被發現的過程。
第三，翻譯的不變數(1nvariant)。不同的語言給世界強加了不同的結構。 一個指稱術語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是一種問典(1exicon)網路上的一個網結，由此輻射出人們在鑑定網結術語指稱對象時所用準則的標記。這些準則把某些術 語聯結在一起而遠離其他，從而在詞典中建立起多維結構。這個結構映照出能夠用這種詞典描述的世界結構的諸多方面，同時也限制了可藉助詞典來描述的現象。在 這裡庫恩提請人們注意，同源結構（homologous structures）即映照同一世界的結構可以利用不同的準則聯繫的組合而形成。這樣的同源結構維持的東西是世界的分類範疇(taxonomic categories)和它們之間的同異關係(similarity／difference relationships)。語言共同體成員具有的是詞典結構的同源，詞典的準則不必相同，但分類結構必須匹配。翻譯的不變數正在於此。也就是說，相互 可翻譯的語言的說者不需要共同具有術語，但一種語言的指稱表達必須能夠與另一種語言的共同指稱表達相匹配，這些語言說者們所使用的詞典結構必須是相同的， 不僅在—種語言之內，而且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也是如此。總之，分類學必須保持，以便提供兩個共同具有的範疇和它們之間共同具有的關係。若情況不是這 樣，則翻譯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翻譯行不通的地方，交流仍可進行，這就需要十分不同的詮釋過程和語言習得。
庫恩就這樣把不可通約性局域化，並把不可通約性等同於不可翻譯，分析了不可翻譯的原因所在，以及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通過詮釋達到相互比較和相互交流。在1987年著名的三篇一組的希爾曼紀念 講座 中，庫恩認為，不可通約性觀點在其實質上是正確的，但在細節上得做顯著修正。他承認他把向前運動的科學家的經驗模式化了，過分接近向後運動的歷史學家的經驗。
第一，歷史學家一般用一次跳躍包含在歷史上以較小的步驟發生的一系列變化。
第二，正是(科學家)群體恰好向前運動，而個人(歷史學家)則向後運動，相 同的描述術語不能無批判地用於二者。例如，個人能夠經歷格式塔轉換，但把該經歷賦予群體則是—個範疇錯誤。庫恩在這裡藉助歷史學家的經驗，重新引入了不可 通約性概念：不可通約性意味著沒有公共詞典、沒有術語的集合能夠充分而準確地陳述兩個理論的所有成分。他覺得用蒯因的隱喻(不可翻譯)代替他的隱喻(不可通約)更合適，認為通常不可能用目前使用的術語代替古老文本中的術語，使得如此形成的每一個陳述的真值能夠恰當地適用於它的原來的真值。庫恩還進一步闡述 和擴展了他的觀點。他指出，語言塑造世界是通過範疇分類、同異關係對世界進行分割的結果，每一種語言形成的詞典都通向一組可能世界或可能世界的集合；部分 的可翻譯是存在的，但是詞典的結構差異妨礙了保真翻譯(truth preserving translation)；在翻譯失敗之時，由於橋頭堡(一種詞典的分類範疇能被另一種詞典的分類範疇覆蓋)的存在，從而保證了詞典的習得。
庫恩在文獻中認為，他和費耶阿本德是在印刷品中首次(1962年)使用“不可通約性”術語的，國內外學術界也是這樣認為的。但這種看法是不對的。1991年 底我在研讀愛因斯坦“自述”(1946年寫成，1949年發表)的英德對照文本時發現，愛因斯坦在淡到科學理論評價的“內在完美”標準時說，理論本身的前 提的“自然性”或者“邏輯簡單性”是一種“不可通約的質的相互權衡”問題。愛因斯坦用該詞所指雖與庫恩和費耶阿本德有所不同，但其精神實質則是相關的，而且在科學哲學文獻中的使用顯然早於庫恩十多年。
庫恩還認為他和費耶阿本德採用“不可通約性”術語是獨立的：“我記不清他是在我的手稿中發現的，還是他告訴我他也使用了它。”“我使用這個詞比他廣泛，他對該現象的要求比我範圍更廣，但我們當時的重疊是很多的。”下面，我們轉向費耶阿本德的觀點，並比較一下二者的異同。
二、費耶阿本德的“不可通約性”概念
費耶阿本德是在1962年發表的“說明、還原和經驗論” 的長篇論文中首次正式闡述不可通約性的。他在針鋒相對地批判了正統的科學說明理論，即可推演性原理(“說明”是嚴格的邏輯意義上的推演過程)和意義不變性原理(“說明”決不能改變被說明者主要描述術語的意義)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截然不同的兩個觀點。其一主張意義的可變性：“知識的擴展不但導致對前期理 論數值論斷的根本性修改，而且還帶來它的主要描述詞語的重大變化。其二否認推演的可能性：“從—個不太普遍的理論到一個較為普遍的理論，並不是一種歸納或推演，而是一種替換。”在費耶阿本德看來．從一個理論T到另一個更廣泛的理論T′的革命性過渡，要涉及兩項重要的變革：第一，與理論T相伴隨的本體論讓位於與理論T′相伴隨的本體論。第二，原來為T所採用的術語，經過這種變遷之後都要改變自己的意義，即是說理論不僅是排列事實的方便圖式，它們還是看待世界的方式。因此，在這種世界觀的替換、術語意義改變的過程中，所涉及的理論也就相應地呈現出不可通約的關係，這正是正統科學說明理論面臨的難以克服的困難。
在1975年出版的《反對方法》中，費耶阿本德展示了不可通約性的特點：“我們有一個觀點(理論．框架、宇宙論、表示模式)，其要素(概念、事 實、圖像)依據某些構造原理組織起來，這些原理涉及某種類似“封閉圈”之類的東西：有一些事物，不違背原理(違背原理並不意味著它們針鋒相對)是無法被人 討論或“發現”的，討論這些事物，做出它們的發現，上述原理就被中止使用)。現在，我們考慮一下支撐宇宙論(理論)的每一個要素、每一個事實(每一個概 念)的構造原則，讓我們把這些原理叫做所論理論的普遍原則，中止普遍原則意味著中止所有的事實和概念。最後，一個發現、一個陳述或一種態度，如果中止某宇 宙論(理論、框架)的某些普遍原理的使用，就是與該宇宙論不可通約的。”由此可見，中止行為是不可通約性的表現，其深藏的內部動力機制在於所謂的圖式化阻 力(patterned resistance)。圖式化阻力可以理解為一種結構化、模式化的東西，它能對其他模式產生自發阻抗。
在1978 年出版的《自由社會中的科學》中，費耶阿本德論述了庫恩的觀點以及他與庫恩的差異。他說：庫恩注意到，不同範式(A)使用了無法產生包含、相斥、相交等通 常邏輯關係的概念；(B)使我們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不同範式中的研究人員不僅有不同的概念，而且有不同的知覺)；( C)包含不同的方法(從事研究的思想工具和物質工具)，以便進行研究和評介研究的成果。庫恩認為，成分A、B、C合在一起使範式完全不受各種困難的影響， 使範式互相不可比較。而費耶阿本德的不可通約性，卻是演繹的不相交性，僅此而已，他說他從未由此推出不可比較性。相反，他試圖發現對這種理論進行比較的方法，內容的比較或逼真性的比較當然不在此列，但是當然還存在著其他方法。 費耶阿本德的比較方法是形式化的比較方法，如尋找兩個理論之間結構上的同型性和模型造法，藉助發明更普遍的理論。
與庫恩不同，費耶阿本德幾乎 沒有把不可通約性等同於不可翻譯性。在《惜別理性》 (1987年版)中，他針對普特南的批評指出：“我們可以像孩子那樣從頭學習一種語言或者一種文化，而不必通過我們的母語這一中介(語言學家、歷史學家和 人類學家發現這種程式的優點之後，現在開始喜歡的是現場調查而不是雙語人的報告)。此外，我們可以改變我們的母語，好讓它能夠表達外來的概念(成功的翻譯 總是改變它們從中出現的中介：滿足[普特南第二點要求的]只有形式語言和旅遊家的語言)。”不難看出，費耶阿本德的“成功的翻譯”實際上是庫恩所謂的“詮 釋”，難怪他很少說不可通約性就是不可翻譯性了。
不管怎樣，費耶阿本德始終堅持不可通約性觀點，他甚至認為：“不可通約性命題不僅僅是哲學命題，它也是相當廣泛的，往往是成功的科學程式的概括。因此，對不可通約性命題的普遍攻擊不僅僅是對哲學立場的攻擊(例如對哲學的‘實在論’)，它也是對科 學成就中的程式的批評。”
三、對“不可通約性”的理解和評論
1．不可通約性在科學中是客觀存在的。
不可通約性雖然也是一個哲學命題，但它畢竟是從科學程式本身中概括出來的。也就是，它不是一種哲學外來物強加於科學之上的，而是內在於科學本身之中，即內在於科學的知識體系(語言系統)、研究活動和社會建制之中的，是科學家“生活形式”的一項重要內容。
事實正是如此。正如佐野正博所指出的，庫恩在《結構》一書中把不可通約性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是關於科學的基準及定義的不可通約性。相異的範式的科學性基準有各種各樣的差異，範式之間的爭論在理性上就成為難以契合的東西。隨著科學性基準的變化，作為研究活動的科學的不連續性也就產生了。
第二是由於觀察術語及理論術語的意義改變而導致不可通約性。
第三是由於範式的變化，科學工作者活動的“世界”改變了，在這種意義上它也是不可通約的。
科爾迪希(C. R. Kordig) 從觀察上的根本性變化、規則性標準的根本性變化和基本意義的根本性變化三方面來理解科學革命所引起的不可通約性。牛頓--史密斯也把不可通約性的根源分為價 值的變化、規則的根本性變化和基本意義的變化三種類型。 的確，在理論的更替中，在科學的發展中，存在著費耶阿本德所說的“邏輯鏈條”的中斷，即存在著不可通約性。
普特南反對不可通約性概念，他認為意義不可通約的說法是荒謬的，科學術語的指稱是跨理論的。誠然，跨理論的術語是存在的，但只有在詞典結構相同之時；詞典結構不同，術語就無法跨理論了。出於同樣的理由，哈金(I. hacking)關於只要採納實體實在論，就可以使不可通約性消失的論點站不住腳。
2．不可通約並非不可比較。
不可通約性並不是像勞丹、夏佩爾所說的那樣，意味著不可比較。庫恩曾多次強調，不可通約並非不可比較。他在1988年10月23日致日本熊本女子大學教授梅 林誠爾的信中尤為詳細地說明了這—點：“首先，當我談到兩個理論或範式是不可通約的，我絕不意味著它們之間是不可比較的。‘不可通約的’這個術語本身是從數學中借用來的，指的是沒有公度。例如，—個等邊直角三角形的邊與斜邊是不可通約的，因為沒有一個單位使得斜邊是邊長的整數倍。但兩者可以以任何需要的精度進行比較，斜邊的長度大於邊長的1．41倍而小於邊長的I．42倍。‘不可通約性’套用於科學理論，意欲提示出，需要陳述一個科學理論的語言很像詩的語言，使用一種理論的語言不可能把某些陳述(但只某些)以確定真值所需要的精確性翻譯為另一種理論的語言，但兩者仍然是可以比較的。” 庫恩指出，通過詮釋或語言習得，科學家可以理解相互不可通約的理論或範式，從而可以相互比較和相互交流。
由於費耶阿本德認為觀察術語依賴於理 論，即不存在中立的事實，事實也由理論來決定，因此當理論發生變化的時候，事實也要相應地發生變化，所以就內容比較理論不可能了。但是正如有關文獻 所探討的，費耶阿本德找到了形式化的比較方法。第—，尋找兩個理論之間結構上的同型性，通過對有限結構要素集合的比較，以便確立二者之間存在的形式上的差 異。第二，模型構造法。設有兩個不可通約的理論T和T′，費耶阿本德建議我們在T′之內建造T的模型T，然後再考慮T的命運。因為T和T′是同型的，所以只要能找到足夠的證據拒斥T，就可以找到足夠的證據拒斥T′。第三，藉助發明更普遍的理論提供—個共同的基礎，以便藉此定義兩個不可通約的理論均可以接受的經驗陳述。但是，費耶阿本德的形式化的比較方法是有不少困難和問題的。
3．不可通約性強調了科學發展中的質變。
在厙恩那裡，不可通約性是與他的科學革命概念密不可分的。革命前後的新舊理論或範式之間是有質的不同的，是不能完全還原的，也就是不可通約的。這種質變表現在社會學、心理 學和語言學諸多方面，即科學共同體的世界觀變化了，科學家個人在心理上發生了格式塔轉換，科學術語的意義大為改觀。不可通約性強調的正是科學發展中的質 變，它是科學革命的鮮明標識，它對邏輯經驗論的歸納主義的靜態的累積科學觀做出了強有力的否定。
4. 不可通約性沒有否認科學發展的連續性(繼承性)。
不可通約性強調科學發展中的質變和革命，但並不意味著科學發展的連續性的中斷。如果說庫恩在《結構》中關於這個問題的觀點還有些偏頗的話，那么他在《必要的 張力》(1979年)的序言中已意識到這種缺陷：“我寫革命—書時，曾把革命說成是某些科學術語發生意義變革的事件，我還提出，變革的結果出現了觀點之間 的不可通約性以及不同理論支持者之間交流的局部中斷。我由此認識到，‘意義變革’是—個問題而不是一種可以加以孤立的現象。現在主要是通過蒯因的著作，我已相信不可通約性和局部交流問題可以採取另一處理方式。不同理論(或不同範式，按這個詞的廣義而言)適應於不同的世界。因此，他們把握彼此觀點的能力，不 可避免地要受到轉譯過程和確定參照物的不完善性的限制。這些問題是我最關心的，希望不久對此將有更多的話說。” 果然，從80年代起，庫恩在幾篇頗有份量的專題論文中通過兩種途徑解決科學發展的連續性問題。其—是限制不可通約性的範圍，指出大多數術語的指稱和意義在 相互更替的理論中基本沒有變化。其二是指出不可通約的兩個詞典儘管結構不同，但分類範疇也有相當大的覆蓋面，足以保證詮釋或語言習得的進行，從而是可比 較、可交流的。
費耶阿本德的不可通約性至少肯定了科學革命過程中的三種連續性。
其一是內在的連續性，它強調整個 人類思想史均是科學的—部分。在費耶阿本德看來，科學理論的產生決不限於直接先於新理論的舊理論背景，而是產生於整個觀念的歷史中。這樣一來，新理論與先 行理論的表面間斷性反而更鮮明地映襯出新理論與整個思想史發生的有機聯繫。
其二是不可通約性導致對外在的連續性的強調。費耶阿本德認為，一門科學之所以擁 有一個內部史，就是因為它的外部史包含著多種補償行為，這種行為在每一個轉折關頭都要違反具有限定功能的方法論。如果僅僅從內部看，伽利略的科學代替亞里 士多德的宇宙論當然呈現一種間斷，但是若把外部力量考慮在內，若把科學放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加以考察，知識的增長與理論的更替都沒有什麼間斷性。
其三是意 義條件之間的連續性。按照費耶阿本德的觀點，建立—種新世界觀和一種與其相對應的語言是一個需要化費相當長的時間的過程，新舊世界觀之間並非一種絕對真空狀態。首先，在這種新世界觀的創造過程必須使用意義不太明確的術語；其次，意義不太明確的術語在這—過程發展到一定程度時自然會達致明朗化；最後，也是最 重要的，每一個詞都是無數線條的結合點，這些線條將該詞與其他詞語、句子、推理步驟以及初看荒謬但種種聯繫建立起來之後就會變得完全合理的行為聯繫起來。 這樣一來，一個詞的意義就不能僅僅決定於它本身的邏輯結構或它與外界客體的聯繫，而是要聯繫到其他詞、其他思維形式，直至最終聯繫到整個語言的構造原理和 宇宙論假定。照此看來，龐迪(G. L. pandit)和夏佩爾指責不可通約性否定科學發展的連續性(繼承性)是沒有道理的。
5．不可通約性並非與科學實在論絕對對立。
不可通約性與歷史歸納、不充分決定(underdetermination)一起，構成了反實在論的三種類型的論據。但縱觀庫恩和費耶阿本德的思想，他們的不可通約性並未導致他們走向反實在論的立場。相反地，他們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實在淪者。
庫恩反對科學的發展將越來越接近真理的說法，但這隻表示他像勞丹一樣，反對所謂的認識論的實在論和收斂實在論(convergent realism)，但他不僅沒有反對、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贊同所謂的本體論的實在論(它認為世界具有獨立於作為認識者的確定性)和語義學的實在論(它斷定 科學理論、科學定律和科學假設是就世界所做出的或真或假的斷言)，他還自稱自己是內在實在論者。他認為理論是有真假的，這就要看它是否與經驗事實相符合。 相互競爭的理論哪—個與事實吻合得更好，是非常有意義的。而且他多次強調理論要與自然界比較，要與自然界契合。他強調世界在詞典獲得中起很大作用，類似定義的東西僅起較小作用。共同體成員不能創造其成員喜歡的無論什麼範疇。被詞典描述的世界是確實的，它參與到真值的決定中，把關於它的真陳述與假陳述區分開 來。費耶阿本德不歡迎認識論的實在論(理論已被證明為真)、實體實在論(強調科學理論對新實體的引入)和實證論的實在論(就實在做出判斷等於斷言某一特殊 “幻象”比另—幻象更為可取)。他在觀察受理論統統攝、觀察術語與理論術語無根本性區別的重要論點的基礎上，建立起以實在邊界的可移動性為基點，以把科學 視為參與活動的斷語為特點、以倫理學真理尺度為最終結果的科學觀與實在觀——倫理學實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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