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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系統的由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這次會議要解決兩個很重要的問題:一是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一是生產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這兩個問題不解決好，就沒有可能充分地調動民眾的積極性。
看來人民公社需要有一個條例。高級農業合作社的條例已經過時了。幾年來沒有一個新的完整的條例。這次起草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稿，內容太繁雜、太長，邏輯性不強，不能抓住人一氣讀下去，要壓縮到八千字左右。這次會議討論一下，先聽聽你們的意見，你們回去再調查，下次會議作決定。
要做系統的由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省委第一書記要親自做調查研究，我也是第一書記，我只抓第一書記。其他的書記也要做調查研究，由你們負責去抓。只要省、地、縣、社四級黨委的第一書記都做調查研究，事情就好辦了。
今年一月找出了三十年前我寫的一篇文章，我自己看看覺得還有點道理，別人看怎么樣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對自己的文章有些也並不喜歡，這一篇我是喜歡的。這篇文章是經過一番大鬥爭以後寫出來的，是在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以後，一九三○年寫的。過去到處找，找不到。這篇文章請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見，哪些贊成，哪些不贊成，如果基本贊成，就照辦，不用解釋了。文章的主題是，做領導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親身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書面報告也可以看，但是這跟自己親身的調查是不相同的。自己到處跑或者住下來做一個星期到十天的調查，主要是應該住下來做一番系統的調查研究。農村情況，只要先調查清楚一個鄉就比較好辦了，再去調查其他鄉那就心中有數了。
過去這幾年我們犯錯誤，首先是因為情況不明。情況不明，政策就不正確，決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對頭。醫生看病是先診斷，中醫叫望、聞、問、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後處方。我們打仗首先要搞偵察，偵察敵情、地形，判斷情況，然後下決心，部署隊伍、後勤等等。歷來打敗仗的原因大都是情況不明。最近幾年吃情況不明的虧很大，付出的代價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調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調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報告。
現在，我要搞幾個點，幾個調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對城市問題我沒有發言權，想調查幾個工廠，此心早已有了。我現在搞了幾個基地，派了幾個組住在幾個地方。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他們會後還要回去。我和大家相約，搞點副食品基地的調查研究，目的是為了解決問題，不是為了報表。發那么多表格，報上來說糧食增加了，豬也增加了，經濟作物也增加了，而實際上沒有增加。我看不要看那些表格，報表我是不看的，實在沒有味道。河南要求下邊報六類幹部情況，今天通知明天就要，這只能是假報告。我們要接受教訓。報表有一點也可以，統計部門搞統計需要報表，可是我們了解情況主要不靠報表，也不能靠逐級的報告，要親自了解基層的情況。
人民公社三年沒有搞條例，當然也搞了些規定，比如北戴河會議的決議，武昌會議的決議，鄭州會議的記錄，上海會議十八條，我寫給生產隊、生產小隊信里提的六條。這些檔案和規定在有些地方不靈，在有些地方靈了。在一類縣、社、隊是靈了；在二類縣、社、隊基本靈了，一部分不靈，沒有執行；在三類縣、社、隊基本不靈。犯了錯誤能改就行，只要好好地去乾，錯誤和失敗就會走向反面，反面就是正確和勝利，不要抬不起頭來。
有些食堂難以為繼。廣東有個大隊總支書記說，辦食堂有四大壞處:一是破壞山林，二是浪費勞力，三是沒有肉吃(因為家庭不能養豬)，四是不利於生產。前三條都是講的不利於生產，第四條是個總結。這個同志提出的問題值得注意。這些問題不解決，食堂非散夥不可，今年不散夥，明年也得散夥，勉強辦下去，辦十年也還得散夥。沒有柴燒把橋都拆了，還扒房子、砍樹，這樣的食堂是反社會主義的。看來食堂要有幾種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農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夥讓大家回家吃飯不可，因為有個取暖的問題。
意義
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不僅全面系統地論述了調查研究的重要性，而且回答了怎樣去做調查研究，怎樣“做正確的調查”的問題。
首先，領導幹部要親身從事社會實際調查。他們指出：凡擔負領導工作的人，一定都要親自從事社會經濟的實際調查，要依靠自己親身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不能假手於人，書面報告可以看，但是這跟自己親身的調查是不相同的；要親自了解基層的情況，要和工人、農民接觸，增加感性知識，這樣才能對實際情況摸底，心中有數；不能一味忙於事務，不做親身的典型調查，滿足於在會議上聽匯報，看書面報告，或靠報表來了解情況。
其次，要做系統的從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他們指出：對國內和國際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都要做系統的由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系統的由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是決定政策的基礎；要加強對中國歷史、中國社會與國際情況的深入研究；要加強對歷史、對環境、對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具體情況的調查研究；研究問題、制定政策、決定計畫，要把各種方案拿來比較，不但要和現行的比較、和過去的比較，還要和國外的比較，才能把情況弄得更清楚、判斷得更準確。
再次，調查研究要有正確的態度和方法。他們指出：調查研究要有滿腔的熱情，“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求知的渴望”、“甘當小學生的精神”，要放下架子，同民眾做朋友；調查研究要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並且要從個別到一般，從典型的調查掌握一般情況；要找各種不同看法的人交換意見，並多注意聽反面意見；為了弄清事實，需要交換、比較、反覆，既要占有更多的材料，又要抓住要點，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1961年，毛澤東曾明確地提出：“民主革命階段，要進行調查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
建設階段，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一萬年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
“一萬年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這是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給我們留下的寶貴的遺訓。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黨中央，總是時時刻刻提醒全黨要重視調查研究，不斷解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面臨的新問題。江澤民在1993年曾指出：“儘管我們現在進行調查研究的對象、內容、手段、條件都發生了新的變化，但是調查研究在黨的決策工作和全部領導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僅絲毫沒有改變，而且顯得更為重要。”2005年年底，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胡錦濤總書記又強調指出：“各級領導幹部要堅持深入基層，深入民眾，深入第一線，圍繞改革發展穩定的一些重要問題，開展系統的調查研究，了解真實情況，掌握工作主動權。”
為了更好地實踐黨的指導思想、宗旨、路線、綱領和奮鬥目標，就必須搞好調查研究，這是我們學習老一輩革命家和黨的領導人相關論述後得出的必然結論。我們一定要在全面貫徹科學發展觀的過程中，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做到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動理論創新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正確軌道不斷與時俱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