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紅旗》雜誌
《紅旗》雜誌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的理論刊物，是共產黨中央的機關刊物，是無產階級的喉舌。在北京出版，同時在上海等15個城市設代印點。除漢文版外，還有蒙古文、藏文、朝鮮文、維吾爾文、哈薩克文版。除國內發行外，還發行到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
《紅旗》雜誌的主要任務是：密切結合實際宣傳、的基本原理，從理論上解釋和論證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總結和闡明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實踐經驗，解答黨員、幹部中提出的理論問題和思想認識問題，批評黨內和社會上錯誤的思潮和傾向，評述國內外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還承擔輔導幹部理論學習的任務。它的編輯方針是理論聯繫實際。雜誌內容嚴格堅持在政治上同黨中央保持一致的原則，力求觀點正確，論據充分，說理透徹，邏輯嚴密，以幫助廣大讀者提高思想水平和理論水平。 1983年鄧小平為《紅旗》創刊 25周年題詞：“理論工作要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進一步為《紅旗》的編輯工作指明了方向。
《紅旗》雜誌的讀者對象主要是黨內外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黨員、幹部、理論宣傳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者、以大專院校學生為主的廣大青年知識分子。為適應不同讀者的需要,除刊登重點文章外,還辟有各種專欄，如“論壇”“思想評論”“經濟評論”“國際評論”“幹部理論學習”“工作研究” “調查報告”“青年天地”“新語絲”“文藝新作選評”“圖書評介”等。為活躍理論研究, 更好地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從1986年9月起, 又開闢了“理論探討”專欄。《紅旗》雜誌幫助讀者對中國共產黨的各項重大方針、政策，對政治、經濟、哲學、歷史、文藝、教育、科技、國際關係等各個領域的重大理論問題，特別是對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各項改革的重大理論問題有較深入的了解。
紅旗雜誌社實行總編輯負責制，由總編輯、副總編輯和編輯委員組成的編輯委員會統一領導全社的編輯和黨政工作。還設有紅旗出版社，主要出版哲學社會科學和黨政幹部理論學習教材方面的書籍。
1988年7月1日，由中共中央委託中央黨校主辦的全黨理論刊物雜誌創刊。同時，《紅旗》雜誌停刊。
1989年 8月起，《求是》雜誌改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
創刊
1958年5月25日，中共八屆五中全會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舉行。
首刊《紅旗》雜誌此次會議決定由中央主辦一個“革命的、批判的、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雜誌”，定名為《紅旗》，每半月出版一次，由陳伯達擔任總編輯。會議要求全黨積極地支持這個雜誌，要求各級黨委經常供給稿件，而且除了在中央成立一個編輯部以外，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都應成立一個編輯小組，負責徵集、初步審定和修改稿件。就這樣，《紅旗》雜誌於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創刊。作為中共中央主辦的一份理論刊物，《紅旗》雜誌的創刊可以說是當時國內國際政治形勢的需要，是“大躍進”運動和中蘇分歧互相促進的產物，而其中毛澤東所起的作用尤為重要。一是毛澤東首先發出倡議，二是倡議並奠定了辦刊物的兩個出發點，三是指定總編、題寫刊頭、親擬編委名單。
首刊《紅旗》雜誌
毛澤東首先發出倡議
創辦《紅旗》雜誌，是毛澤東首先倡議的。早在1958年3月召開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就提出了“出版理論刊物”的問題，而此次會議也是毛澤東為發動“大躍進”運動而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
1958年3月8日，成都會議召開的第一天，毛澤東就提出25個問題供與會者討論。其中第24個問題就是關於“出版理論刊物問題”。在22日的講話中，毛澤東著重講了辦刊物的問題。他說：“陳伯達寫給我一封信，他原來死也不想辦刊物，現在轉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辦，這很好。我們黨從前有《嚮導》、《鬥爭》、《實話》等雜誌，現在有《人民日報》，但沒有理論性雜誌。原來打算中央、上海各辦一個，設立對立面有競爭。現在提倡各省都辦，這很好。可以提高理論，活潑思想。各省辦的要各有特點，可以大部根據本省說話，但也可以說全國的話、全世界的話、宇宙的話，也可以說太陽、銀河的話。”毛澤東在這裡提及的“辦刊物”，指的就是《紅旗》雜誌的創辦問題。接著，毛澤東講了“怕教授”的問題，為此還特意表揚了陳伯達一番，認為陳在這方面有了很大的進步。他說：“怕教授，進城以來相當怕，不是藐視他們，而是有無窮的恐懼。看人家一大堆學問，自己好像什麼都不行。馬克思主義者恐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怕帝國主義，而怕教授，這也是怪事。我看這種精神狀態也是奴隸制度、‘謝主隆恩’的殘餘。我看再不能忍受了。當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們一頓，而是要接近他們，教育他們，交朋友。”“現在情況已有轉變，標誌是陳伯達同志的一篇演說(厚今薄古)、一封信(給主席的)，一個通知(準備下達)，有破竹之勢。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奮工作好，但統治宇宙膽子小了。”
毛澤東倡議辦刊物的兩個出發點
毛澤東曾多次強調：“從古以來，創新學派、新教派的人，都是學問不足的青年人。孔子23歲開始講學，學問是慢慢學來的。耶穌年紀不大，有什麼學問？釋迦牟尼19歲創佛教。孫中山青年時有什麼學問？他的學問也是後來學來的。馬克思開始著書時，只有二十幾歲，寫《共產黨宣言》時，不過30歲左右，學派已經形成了……歷史上總是學問少的人推翻學問多的人。”“年紀不甚大，學問不甚多，問題是看你方向對不對。年輕人抓住一個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過他們的。梁啓超年輕時也是所向披靡。而我們在教授前就那么無力，怕比學問。辦刊物，只要方向不錯，就對了。”“現在我們要辦刊物，要壓倒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們只要讀十幾本書就可以把他們打倒。刊物搞起來，就逼著我們去看經典著作，想問題，而且要動手寫，這就可以提高思想。現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不辦刊物，大家就不想，不寫，也不會去看書了。”“各省可辦一個刊物，成立一種對立面，並且擔任向中央刊物發稿的任務，每省一年6篇就夠了。總之，10篇以下，由你們去組織，這樣會出現英雄豪傑的。”“從古以來，創新學派、新教派都是學問不足的青年人，他們一眼看出一種新東西，就抓住向老古董開戰！而有學問的老古董，總是反對他們的……歷史難道不是如此嗎？我們開頭搞革命，還不是一些娃娃，二十多歲，而那時的統治者袁世凱、段祺瑞、譚延闓、趙恆惕都是老氣橫秋的。講學問，他們多；講真理，我們多。”
從毛澤東的一系列講話中，不難看出他倡議辦刊物的出發點：一方面是想壓倒所謂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同他們爭奪理論陣地；另一方面是想藉此提高中共領導人的理論水平，解放他們的思想，以便使他們能夠放手大膽地支持毛澤東即將發動的“大躍進”運動。他用“從古以來，創新學派、新教派都是學問不足的青年人”、“歷史上總是學問少的人推翻學問多的人”等論斷，來鼓舞士氣，告誡與會者沒有必要怕教授，因為雖然他們學問多，但是真理掌握在我們手裡，就像辦刊物一樣，只要方向正確，就可以了。
毛澤東為《紅旗》雜誌題名
毛澤東指定總編、題寫刊頭、親擬編委名單
毛澤東對《紅旗》雜誌非常重視。在籌備出版期間，他親自參加了許多相關的事宜。早在成都會議上，他就指定由陳伯達擔任《紅旗》總編輯，後經八屆五中全會同意通過。他高度讚揚了《紅旗》發刊詞，親筆為《紅旗》題寫了刊頭，而且還親自擬定了第一任編委名單。
1958年5月24日，也就是中共八屆五中全會公布出版《紅旗》雜誌的前一天，毛澤東高度評價了《紅旗》發刊詞，並批示：“此件寫得很好，可用。”當天，他在給《紅旗》總編輯陳伯達的信中，談到了為《紅旗》題刊頭的問題。他說：“報頭寫了幾張，請審檢；如不能用，再試寫。”另外，毛澤東在他題寫的其中兩幅“紅旗”字的旁邊，還寫了“這種寫法是從綢舞來的，畫紅旗”及有一幅“比較從容”的字樣，以供陳伯達考慮。毛澤東一共為《紅旗》題寫了二十多幅刊頭，後來從中選出兩字作為《紅旗》雜誌的正式刊頭。《紅旗》雜誌上正式標明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也是毛澤東決定的。從以上的種種細節中，足以看出毛澤東對《紅旗》雜誌的重視程度。
《紅旗》編委會的陣營頗為強大。第一任編委有鄧小平、彭真、王稼祥、張聞天、陸定一、康生、陳伯達、胡喬木、柯慶施、李井泉、舒同、陶鑄、王任重、李達、周揚、許立群、胡繩、鄧力群、王力、范若愚。對於這個編委名單，李銳曾提到：“開初擬定的召集人名單中似有我，我表示自己業務甚忙，後來也就沒有列我的名字。”這個編委名單是毛澤東一個一個擬定的，可以說囊括了當時中共中央所有的“筆桿子”，而且從編委名單安排上，也不難看出毛澤東在擬定這份名單時的仔細酌量。
除了積極參與籌備《紅旗》出版的相關事宜外，毛澤東對創刊後的《紅旗》雜誌也是多加支持的。他不僅在其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自己非常重要的文章《介紹一個合作社》，而且還對《紅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論文章嚴格把關，對自己認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慮在《紅旗》上發表。
發刊詞
《紅旗》雜誌發刊詞
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兩次偉大勝利，使中國從長期沉眠不醒的狀態中翻過身來。正如毛澤東同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所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現在中國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處在空前的大躍進的時代。革命正在繼續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掃清道路。在具有沖天氣概的中國人民面前，高山低頭，河水讓路。凡是不適合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老制度和沉浮觀念，都要死亡；凡是適合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新制度和新思想，都在發出自己的生命的威力。
“紅旗”雜誌是中共中央主辦的，它在中國的這個新形勢下創刊，任務就是要更高地舉起無產階級在思想界的革命紅旗。毫無疑問，任何地方，如果還有資產階級的旗幟，就應當把它拔掉，插上無產階級的旗幟。
中國無產階級在開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時候，就已經在中國思想界舉起了自己的紅旗。中國人民在這個旗幟下勝利了。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國內主要的鬥爭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無產階級要在這個鬥爭中取得徹底的勝利，就必須充分地、全面地、深入地開展思想戰線的鬥爭，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破除迷信，厚今薄古，打破舊傳統，粉碎資產階級的偽科學，從而把中國人民從資產階級的束縛下面解放出來。
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個別人在書齋中的空想的產物，而是人民民眾的鬥爭經驗的總結。它是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是高度科學性和高度革命性的統一。它本身集中了勞動人民和整個人類所積累的知識，反映著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民眾的偉大創造性和偉大革命毅力。因此，它反過來成為人民民眾鬥爭的指南。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經常教育全黨，要象列寧那樣，善於密切地聯繫民眾，傾聽民眾的呼聲，善於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尊重新鮮事物，敢於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堅持真理，堅決地同修正主義和一切脫離馬克思主義軌道的思潮決裂。“紅旗”雜誌在自己的工作中，將遵循著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這個方向前進。
我們相信，在黨的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所制定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的照耀下，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下，“紅旗”雜誌將一定能夠努力完成它所應當擔負的任務。
紅旗紅旗絕色的旗永遠的一面旗幟 。
調查研究，理論指導
一、突出理論性，又與現實緊密聯繫
理論聯繫實際，是《紅旗》雜誌一貫堅持的指導原則，也是它進行理論宣傳的一個鮮明的特點。作為中共中央的理論刊物，《紅旗》雜誌從不刊登脫離實際，空談理論的所謂“理論”文章。所有文章，都是以現實存在的問題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不管所論的是天上地下、國內國外、歷史古今，還是政治、經濟、文化，都具有明確的現實性和針對性，堅持同現實緊密聯繫。
《紅旗》雜誌在對調查研究的宣傳中注重從理論以及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上進行論述，如：1961年第3、4合期社論《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論述了調查研究的意義。文章指出：凡是在政策上犯了右的或“左”的錯誤的，都是不重視和不進行調查研究的；凡是正確地掌握政策、工作做得好的，都是十分重視了解情況，都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經常進行周密系統的調查研究的。加強調查研究是克服主觀主義最好的方法，是正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和政策的基本保證，進而強調這是一種真理。文章並結合毛澤東總結出的一系列具體的調查研究的方法對調查研究的重要意義進行論述，增強了文章的說服力和服務指導實踐的能力。
1961年第9、10合期施東向[③]《調查研究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方法》一文，藉助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澤東的歷史實踐，論述了調查研究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中心環節和根本方法的觀點。作者指出：調查研究不是僅僅從理論上去談，而是要把它套用於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去，因為調查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問題，必須要從實際出發解決實際問題；調查研究是一項艱苦的工作，需要調查者付出辛勤的勞動，圍繞事物做詳細周密的調查，並在占有詳細資訊的基礎上，加以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最後強調黨的領導者在實際工作中一定要認真地實行調查研究。
1961年第13期范若愚《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要求》，文章指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和本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一正確對待馬列主義的科學方法就是要做調查研究。隨後作者用革命導師列寧對待調查研究的例子對黨員民眾在建設實踐中堅持調查研究作了正面的積極引導。
從對上述《紅旗》雜誌宣傳介紹調查研究的理論文章的觀察中，不難看出，《紅旗》雜誌作為黨的理論刊物，在重視從理論上宣傳調查研究的同時，又大都引用了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等革命領袖堅持調查研究解決實際問題的事例，對現實中黨的幹部堅持調查研究的實踐予以榜樣上的引導。這種宣傳堅持了理論與實際緊密結合的原則，能夠較好的為廣大民眾和黨的基層幹部所了解掌握，為推動調查研究的落實奠定了基礎。
二、重點介紹方法，注重引導實踐
在1960至1962年間宣傳調查研究的過程中，《紅旗》雜誌除花費大量篇幅對調查研究進行理論上論證和思想上宣傳外，還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從具體的指導方法、調查工作中的態度和原則等方面對調查研究進行了宣傳和介紹，不僅強調黨員和民眾對調查研究理論上的認識，更重視對他們進行調查研究實踐上的指導。
1961年第3、4合期社論《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一文，除上面強調的從理論上論證了調查研究的重要意義之外，還從一系列具體的方法上對黨的幹部和民眾堅持調查研究作了重要引導。文章主要介紹了以下幾種調查研究的方法：一是領導者親自動手作比較深入地典型調查。因為，儘管領導者做一些“走馬觀花”式的調查以及看下面送來的書面報告、統計數字，都是必要的；但是，了解情況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方法還是親自動手作比較深入的典型調查。二是召開調查會。作為一種調查研究的重要方法和手段，開好調查會又需要有正確的態度和方法，即：保持謙虛謹慎的態度；制定周密詳細調查計畫；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做系統的從歷史到現狀調查等。三是堅持調查中的階級分析方法。
1961年第5期《紅旗》雜誌發表了關鋒的《調查研究的態度》一文，文章強調了正確的態度對調查研究的重要意義，並指出什麼樣的態度才算是調查研究中需要堅持的正確態度，即虛心的態度，具體來講，就是要有滿腔的熱忱、眼睛向下的決心，要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國小生的精神，要老老實實，實事求是；要誠誠懇懇地十分虛心地向實際學習、向民眾學習。作者進一步指出：這種虛心的態度是進行調查研究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是共產黨員黨性的表現。文章隨後介紹了在進行調查研究時需要人們注意的幾點原則，即客觀性的原則、全面性的原則和深入性的原則。同時，文章還指出，只有堅持客觀地、全面地、深入地進行調查研究才是真正地尊重實際、真正虛心地向實際學習，並且強調調查研究的過程也就是實現實事求是的過程。此外，刊載於1961年第23期的謝覺哉《學習常談》一文也對調查研究中需要注意的態度、方法和一系列原則做了總結性的論述。
以上文章都是專門就如何進行調查研究等問題進行了宣傳介紹，其他還有許多文章根據所關注問題和領域的不同，對在不同領域和具體部門的實際中如何做好調查研究工作做了具體的方法指導，並就用調查研究的結果指導各部門的工作實踐提出了要求。如關注農業方面的文章有1960年第17期《各級領導幹部都要做農村調查研究工作》等；工業方面的文章有1961年第3、4合期《爭取我國工業生產建設的新勝利》等；科研工作方面的文章有1961年第11期《關於中國近代經濟史中一個材料調查》等；經濟工作方面的文章有1962年第18期《充分發揮統計工作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等。
《紅旗》雜誌重視對調查研究方法的指導和各部門具體實踐中的引導，應該說是抓住了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關鍵，其突出作用也通過黨在國民經濟各領域調整中所做的大量調查報告，以及依據這些調查報告所制定的各項調整政策和國民經濟的逐步好轉中體現出來。
三、宣傳調查研究與宣傳黨的其他優良作風、傳統和工作方法相結合
《紅旗》雜誌在大力宣傳調查研究的同時，又根據黨的相關方針政策，將其與黨的其他優良作風、傳統和工作方法的宣傳相結合，也是這一時期《紅旗》雜誌宣傳調查研究的一大特點。
民眾路線一直以來都是黨非常重視的一種工作方法，並被稱為“三大作風”之一。面對“大躍進”造成的嚴重困難，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都把堅持民眾路線作為整頓黨的作風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歷史關頭，對民眾路線的宣傳自然成為宣傳調查研究的重要補充。從1960年第14期《深入實際深入民眾》到1961年第2期《把黨的政策交給民眾》、第7期《心中時時刻刻要有民眾》、第8期《有事同民眾商量》和第14期《堅持“從民眾中來，到民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再到1962年第6期《共產黨員應該是人民民眾的忠實代表》，這些文章都對黨的民眾路線作了強調。
除重視對民眾路線的宣傳以外，《紅旗》雜誌又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對其他具體的工作方法予以宣傳介紹，如1960年第23期《全面安排綜合平衡》和第24期《集中力量各個解決》；1961年第12期《“做笨事”》[④]、第13期《談胸中有“數”》[⑤]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第20期《學會“彈鋼琴”的工作方法》[⑥]；1962年第2期《謙虛是恰如其分地反映實際》、第6期《從全局出發》、第7期《扎紮實實地做好工作》、第10期《嚴格要求和耐心說服相結合》、第11期《試驗和推廣》和第12期《論鞭策》等，以上文章對黨的基層幹部在具體實際工作中予以方法上的指導。
歷史上，黨在作風建設和調查研究的關係問題上積累的經驗證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往往是轉變黨風、端正思想路線的先導，也是其它黨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方法落到實處的前提和重要保障。《紅旗》雜誌在20世紀60年代初對民眾路線等黨的優良作風、傳統和工作方法的介紹中都強調要堅持調查研究這一根本方法，只有搞好調查研究，才能做到“情況明、決心大和方法對”。調查研究與黨的其他優良傳統、作風和工作方法的宣傳相結合，為這一時期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恢復和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的開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四、將農村工作放在突出地位
1960至1962年間，《紅旗》雜誌在宣傳調查研究時，非常重視在農村工作中堅持調查研究的宣傳，把農村工作和解決農村問題擺在突出的地位。《紅旗》雜誌在這一時期發表了大量關於農村工作的文章，1960年首先強調的就是《深入實際深入民眾》（第14期）和《各級領導幹部都要做農村調查研究工作》（第17期）；1961年發表了《因地制宜地實行“三包一獎”制度》（第15、16合期）、《社員家庭副業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第17期）、《農村人民公社的按勞分配問題》（第18期）、《加強農村基層幹部學習的領導》（第19期）、《更好地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第20期）、《正確對待農村人民公社內部存在的經濟差別》（第23期）等文章；1962年又針對農村工作指出《做好人民公社的財務工作》（第1期）、《不違農時是領導農業生產的一項重要政策》（第7期）、《農村人民公社幹部應該加強經濟核算觀點》（第12期）、《論總結農業生產經驗》（第14期）等問題。
《紅旗》雜誌將農村工作放在調查研究宣傳中的突出地位，直接受到此時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思考問題的影響。而毛澤東把調查研究的重點放在農村，不僅是出於他歷來重視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這一思想特點，更重要的是因為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遭受困難最嚴重的地方就是農村。農民缺吃少穿，大量人口患浮腫病，甚至出現非正常死亡這種嚴重的狀況。1961年隨同田家英到浙江農村進行調查的逄先知後來回憶說：“說實在的，當時下去調查，只要態度端正，發現問題並不困難，實在是問題成堆，俯拾即是。但要說容易，也並不那么容易。關鍵在於能不能衝破思想束縛，有沒有提出問題的勇氣。”[⑦]如此也就不難理解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發動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時要把農村工作放在首要位置，以及由毛澤東親自指導的田家英、胡繩和陳伯達三個調查組也都是以農村為調查對象。經過對農村問題的實地調查，總結黨在農村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陷，經過廣州中央工作會議的討論，《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農業六十條”草案）就成為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結出的第一個碩果。隨後在商業、工業和教育等領域又陸續形成了“商業四十條”、“工業七十條”和“高教六十條”等調整的指導文獻。
《紅旗》雜誌在調查研究中對農村工作的重視，抓住了20世紀60年代初黨對調查研究宣傳中的主要矛盾，對於將全黨的關注目光和工作重心轉向農村工作發揮了其應有的作用，為黨在農村的調查研究工作樹起了“紅旗”，指明了方向。
五、形式多樣，生動活潑
自創刊以來，《紅旗》雜誌在宣傳和貫徹黨的方針政策時，就堅持將它的宣傳工作看作是一種方向上的指導，而非指令，即“不是通過行政命令的方式，而是通過生動活潑、豐富多采、理論聯繫實際的宣傳，幫助讀者提高思想認識水平和理論政策水平，辨別是非、真偽、正誤的能力”。[⑧]
在20世紀60年代初《紅旗》雜誌對調查研究的宣傳中，這一形式多樣，生動活潑的特點，也得到了很好的體現，比如一系列木刻、漫畫和小說等藝術表現形式的套用，就充分運用了漫畫清晰明了的特點和小說通俗易懂、引人深思的優勢，從另一個側面為調查研究的理論宣傳做了很好的註解，起到了宣傳調查研究的輔助作用。
<紅旗》雜誌1961年第1期第28頁為杜鴻年所作的一幅套色木刻《下鄉》，展現的是黨的基層幹部趕著馬車到農村去指導農業生產的場景。這和黨在當時強調基層幹部要深入實際、深入民眾，以做到“四同”為要求，特別是要把“十二條”完完整整的交給民眾等一系列政策是相吻合的。這也就向廣大黨的基層幹部展示了一種真正的深入實際做好民眾工作的態度和方法。同年第3、4合期第37頁刊載的是介夫的套色木刻作品《同商量》，描繪了一位黨的基層幹部同幾位農民圍坐在田間地頭商量問題的場景，大家沒有身份地位的差別，圍坐在一起，暢快地商量著農業生產中的事情。這幅作品同樣反映的是黨的基層幹部轉變工作作風、如何做好農業工作的問題，體現的是一種“遇事同民眾商量”，做好調查研究工作和堅決的走民眾路線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
1961年第21、22合期刊載了一篇管樺的小說《葛梅》，小說講述的是一位勤勞、負責的商業工作者（即小說的主人公葛梅，公社中心商店的採購員）支援農業生產的故事。描述了她主動協助農村基層幹部（即小說中的“我”）實地調查，搞清農田蟲害的面積；認真做好農副產品的貿易工作；以及在農忙時節冒雨夜走公社各隊統計農業生產工具的配置採購問題等場景。同時，小說中“我”親身調查的農田受災面積由上午四百畝變為下午六百三十畝的變化，也指出了調查研究需要隨時間變化而調整的問題，要使調查研究做到經常化、細緻化，這也和1961年底《紅旗》雜誌總結一年來調查研究經驗的趨勢是一致的。
同年第24期也有一篇小說，是周立波的《在一個星期天裡》，小說講述的是一個叫做大橋公社的黨委書記杜清泉在一個星期天裡的故事。首先，他一大早趁天沒亮走去院後的菜園平整土地種菜以增加副業生產，隨後公社其他幹部也來到菜園共同勞作。早飯後，在他家中召開例常的包括生產隊支書、隊長等基層幹部和社員參加的調查座談會，言談隨意，來去自如，因而他往往可以從這些座談中了解到基層的實際情況。同時，小說對杜清泉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做了介紹：一是，儘管記性好，但依然保持對重要事件和數字做筆記的習慣，且隨身攜帶記錄本。二是，遇到農業生產中的問題，親自去做調查，並注重同有經驗的老農商量，尊重他們的意見。正如小說中所寫，在聽完老農對農田蟲害的講解後，對杜清泉而言，“這些講究，有的他也早知道，但還是虛心地聽著。他認為自己不知道的東西，要用心學習，知道的也應該得到別人經驗的佐證。”[⑨]這樣，一個作風踏實、勤謹，責任心強的公社幹部的形象就展現在讀者面前，而且小說對於基層幹部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的引導也十分明顯，使調查研究、民眾路線的宣傳深入人心。
可讀性是雜誌的生命線。黨刊作為黨的喉舌，肩負著宣傳黨的理論方針政策、引發讀者的理論思考、深入全黨對一定時期黨內重大理論問題的探討並為黨提供制定方針政策的理論借鑑等重大使命。因此，理論宣傳力求做到有深度而不艱澀，以切實增強黨刊的可讀性，應該成為黨刊的指導原則。通過本文對《紅旗》雜誌1960至1962年宣傳調查研究特點的分析，可以看出，《紅旗》雜誌在宣傳調查研究時，大量採用木刻、漫畫和小說等廣大基層黨員和民眾通俗易懂、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進行調查研究的宣傳，實現了理論的生動化、鮮活化和親切化，使刊物在促進黨內理論探討和方便人們理解把握兩方面都獲得了巨大成功，對於調查研究在全黨和全國範圍的興起起到了重大的促進作用。
鄧小平與《紅旗》雜誌
鄧小平作為我們黨的傑出領導人，對於黨中央的機關刊物——《紅旗》雜誌，曾給予極大的關心和指導，特別是在新的歷史時期，及時地引領《紅旗》走出困境。１９８３年又為《紅旗》雜誌題詞，為《紅旗》指明前進方向。現據我個人了解到的，記述如下。
主持《紅旗》雜誌第一次編委會
１９５８年，在毛澤東倡議下，經黨的八屆五中全會決定，《紅旗》雜誌創立。在中央關於主辦《紅旗》雜誌的決定通過後，鄧小平兩次以中央書記處名義批發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區成立編輯小組和上報名單，並及時提供稿件。接著，鄧小平又以中央總書記身份主持召開《紅旗》雜誌第一次編輯委員會會議，會議宣布編委會的成立和分工，研究組稿、寫稿問題。這個編委會由３６人組成，成員是黨的各方面的領導和黨內一些專家。在這次會上，還發生了一個插曲，工作人員在通知編委開會時，把編委、理論家李達誤當作副總參謀長李達通知了。那天，副總參謀長李達到了會場才發現不對，鄧小平說，既來了，你也坐下聽聽。
鄧小平還在百忙中審看了《紅旗》發刊詞。可以這樣說，《紅旗》雜誌的奠基工程和開篇，是在毛澤東、鄧小平關懷指導下進行的。
對《紅旗》作好國際宣傳提出要求
黨中央對《紅旗》雜誌的國際宣傳給以特別的關注。據有的材料講，毛澤東辦《紅旗》的一個目的，就是要中國人說話全世界都要聽。毛澤東認為，他的這個目的達到了。（毛澤東在１９５５年１２月對新華社工作的指示中有這樣的意思：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紅旗》成立之初，缺乏搞國際問題的專門人才，也沒設國際組。中央認為這個問題很重要，一定要搞，於是《紅旗》在１９６０年成立了國際組。當年５月，鄧小平審閱《紅旗》的一篇評論員文章《最後勝利屬於日本人民》清樣時，批示《紅旗》：“以後遇有國際重大問題，都應該寫些評論，而且儘可能要求理論性較高一些，以區別於《人民日報》的評論。”這個要求既重要又明確。所謂理論性，就是作者不僅對於所論國際問題瞭然於心，而且要有分析，有論證，讓人看了，不僅知道事情的原委曲直，還能透過現象看到本質，進而作更深一層的思考。當時《紅旗》在中央指導下，刊發了一批有分量、有影響、能引起人們廣泛注意的文章，值得我們珍惜和總結。
關心《紅旗》編輯隊伍建設和人才培養
鄧小平很關注《紅旗》編輯隊伍的建設和人員素質的培養與提高。１９６０年，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為辦好《紅旗》，要從各個學校、各個地方抽調一批有培養和發展前途的幹部到《紅旗》工作。當年就調進十幾個人補充進編輯隊伍。１９６１年，鄧小平針對《紅旗》編輯人員不足的情況，說要有一批人，分門別類地專門研究一些問題，這樣才能拿出文章來。當然也要出去作些調查研究。到了一定時期，就能搞出一些東西。為了落實鄧小平的指示，中央書記處決定從一些省、市選拔一批理論幹部，充實到《紅旗》及中央其他理論宣傳部門。為此特地召開了各中央局組織部長和宣傳部長會，商定人員調動事宜。後來落實共調５２人，其中有２１人調給紅旗雜誌社，大大加強了編輯力量。這些人經過在紅旗雜誌社工作鍛鍊，後來大部分成為我黨宣傳理論工作的骨幹。
鄧小平說：《紅旗》是寫文章的地方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鄧小平在主持中央一些檔案起草工作的時候，曾指出，在座的都是熟面孔，希望以後多見到一些新面孔，要培養年輕人學會寫文章。部隊不是提出這個要求嗎？學寫文章，派人到《紅旗》去學嘛！《紅旗》是寫文章的地方。
中央軍委領導根據鄧小平的意見，從１９６０年開始，每年都從各總部、各大軍區抽人到《紅旗》學習，每批四人，時間一年。這一舉措一直到１９６４年。以後因搞“四清”而中斷。
鄧小平對《紅旗》的要求和評價，極大地鼓舞了編輯人員。當時編輯部形成了一種濃厚的讀書、寫作空氣，人人都把研究、寫好文章當作一件重要的事情來乾。每個人都有讀書、寫作計畫，各個業務編輯組都把自己成員的寫作當作組內一項任務來組織落實——不是作為個人行為，而是作為集體的一項任務來對待。編輯部定期召開編後會，來交流編輯及寫作方面的心得體會及經驗、問題；還舉辦各種講座，請專家、學者講學，以提高工作人員的知識水平和研究、寫作能力。社領導及時傳達中央有關檔案和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精神，經常就文章選題、文章寫作、文章修改等方面問題，給編輯人員以具體而全面的指導。他們還主持每期重點文章的修改，吸收一些年輕的編輯人員參加，耳濡目染，言傳身教，有力地促進了年輕人的成長。
主持修改紀念建黨４０周年社論
發表於１９６１年的《紅旗》社論《發揮黨的優良傳統》，是為紀念建黨４０周年寫的。初稿由一位副總編主持起草，重點是結合當時實際，講黨的三大作風，每修改一次，清樣都送中央領導審閱。
其間，劉少奇看後指示文章要用實事求是串起來，說現在有些人自己不實事求是，也不許別人實事求是，不許反映真實情況。後來毛澤東指示，寫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問題。
鄧小平看過清樣後提出，不把自我批評作為一個問題來寫；講實事求是，民眾路線，謙虛謹慎，自我批評可以提到。另外一次，稿子上有一句話“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勝利”。對“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這句，改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勝利”。他特別指出，這樣提好。
最後，由鄧小平親自主持社論的修改和定稿，會上通讀一遍，邊讀邊改：
（一）有人提原稿沒提對手工業的改造，但不好加上，鄧小平說，不講了，講大的；
（二）在清樣“中國人民的勝利，嚴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大大加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之後，又加上一句“大大加強了保衛世界和平的力量”；
（三）對清樣“我們要很好地執行黨的改革，也必須了解有關的客觀情況，從實際出發，依據客觀規律辦事”，改為“我們必須從實際出發，研究不同地區、不同時間、不同條件的具體情況，因地制宜地執行黨的政策”；
（四）在“大躍進的三年中，顯著地表現了人民民眾的力量是偉大的”這句前面，加上了“在過去長期的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
（五）清樣上“民眾的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是一致的”這句話里沒提還存在矛盾這一面，刪去；
（六）鄧小平還提出，社論還應該談到執政黨的地位問題，正式發表的社論，按鄧小平的意見，增補了有關內容。
布置寫關於“紅”與“專”的文章
１９６５年，鄧小平特地布置《紅旗》寫一篇關於論述“紅”與“專”的文章。為什麼要寫這篇文章？１９６１年以後，中央對自１９５８年開展的拔白旗、插紅旗、“紅”“專”大辯論、批判“白”“專”道路等所造成的思想混亂和消極影響，有所糾正。周恩來、陳毅等領導人對於“紅”“專”問題，都發表了重要講話，在知識界引起強烈的反響；但同時也遭到黨內極左思潮的反對。林彪大講突出政治，政治可以衝擊一切，宣傳中甚至有政治代替業務的傾向，這種情況愈來愈嚴重，談業務，鑽專業，受到愈來愈大的壓力，逐步把鑽研業務與“白”“專”道路等同起來，極大地妨礙了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和知識分子作用的發揮。鄧小平正是針對這一情況，要《紅旗》雜誌寫文章講清“紅”與“專”的關係，指明正確處理“紅”“專”關係的途徑，以澄清林彪等“左”的干擾所造成的混亂，為人才成長和作用發揮創造良好條件。根據鄧小平的部署，《紅旗》工作人員開始收集資料，擬訂提綱，經過幾次討論，在即將成文時，“文化大革命”爆發，此事便不了了之。
撥正《紅旗》工作方向
１９７８年上半年，全黨工作處於徘徊狀態：一方面，當時中央主要領導人沒有擺脫“文革”的錯誤路線，堅持“兩個凡是”；另一方面，以鄧小平為代表，反映廣大幹部、民眾的心聲，努力恢復和確立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使黨的工作走上健康正確的發展道路。當時這兩種思潮、兩種主張集中表現在“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上。
就在這兩種思想較量中，《紅旗》總編輯按照當時中央主管思想宣傳工作的一位負責人的指示，“不介入”討論，這實際上就是要《紅旗》消極抵制這場討論。《紅旗》的這一立場引起黨內外極大的不滿，陷入極其被動的境地。這種局面持續了好幾個月。
在此期間，《紅旗》約請譚震林寫紀念毛澤東逝世兩周年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思想，《紅旗》總編輯看後，覺得與中央負責人指示精神不合，提出請作者改掉這些內容，作者不改，於是便就此事寫信上報中央，請中央決定。
鄧小平看到了這封信，在信上作了重要批示：我看這篇文章好，至少沒有錯誤。改了一點，如《紅旗》不願登，可轉《人民日報》登。為什麼《紅旗》不捲入？應該捲入，可以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看來不捲入本身，可能就是捲入。
鄧小平為《紅旗》雜誌題詞為《紅旗》題詞
鄧小平對《紅旗》的關心是一貫的。１９８０年以後，他曾就《紅旗》刊登的一篇文章中的一個問題，特意讓工作人員打電話給《紅旗》編輯部，指示應注意的事項，關懷細緻。
１９８３年適逢《紅旗》創刊２５周年紀念。鄧小平欣然提筆，為《紅旗》題詞：理論工作要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這一題詞，表明鄧小平對中央黨刊的關懷，對黨的理論工作的關懷。他提出的“理論工作要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反映了時代的要求，實踐的需要，黨和人民對黨刊和理論工作的期望，為黨刊和理論工作指明了前進方向。
《紅旗》雜誌後因種種原因，在很不正常的情況下於１９８８年停刊。鄧小平對於《紅旗》的種種關懷，種種指示，早已成為辦好黨刊的重要精神財富，值得我們經常溫習，細心體會，用心實踐，使黨刊愈辦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