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書 簡 介
書名：蘇格拉底的最後日子
蘇格拉底的最後日子ISBN：7542600397
作者：余靈靈譯
出版社：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年份：1988.3
頁數和開本：237頁;19厘米
叢編項：世界賢哲名著選譯·貓頭鷹文庫;第1集/姚 鵬主編
內容簡介
對蘇格拉底的審判和處刑，是古希臘雅典城邦史，乃至西方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時刻。本書收錄的四篇對話錄，為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所著。通過記述蘇格拉底之死這一歷史事件，柏拉圖發展了他的哲學。同時，也向世人展示了蘇格拉底獨特的生活、思想和人格魅力。柏拉圖(Plato，約公元前427年—347年)，西方思想傳統奠基人之一，同蘇格拉底和亞里士多德齊名。柏拉圖來自一個長期在雅典政界扮演重要角色的家庭，但由於厭惡政治圈內的暴力和腐敗，他拒絕沿循這一家族傳統。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他的朋友兼老師)被判死刑，更讓他感到失望和噁心。受蘇格拉底對道德標準的性質的種種討論的啟發，柏拉圖想到要用哲學，而不是政治，來治療社會的各種弊病。這最後成為了他的一個基本而持久的信念，即除非哲學家成為統治者或統治者成為哲學家，否則，社會的弊病永不息止。公元前4世紀初，他在雅典創立了柏拉圖學院(Academy)。這是第一個專門從事哲學研究和教學的永久性機構，也是後來所有西方大學的雛形。柏拉圖著述了超過20篇哲學對話錄：他的文藝活動長達半個多世紀；很少有其他作家能像他那樣把希臘散文的優雅、確鑿、靈活和力量發揮得如此淋漓盡致。
書評
殉道者——《蘇格拉底的最後日子》作者：邵燕君柏拉圖對話集讀書札記
“我象水一樣被倒出來，我的整個骨架都已脫節，我的心變成了蠟，在我裡面熔化。”
——《聖經·詩篇》
據某些熱情的崇拜者推斷，柏拉圖關於理念世界的思想源於他的老師蘇格拉底之死。
襟懷坦白的雅典人和包藏禍心的雅典人一起，利用雅典民主制這個機器共同絞殺了最值得他們引以為驕傲的精神巨子，這個巨大的悲劇在人類心靈深處投下了永久的陰影，引起後世人的反覆深思。
羅以官員（彼拉羅）在釘殺耶穌前曾拿水在眾人面前洗手，說：“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當吧。”眾人都回答說：“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馬太福音，27章）我們可以想見，當五百人會議的大多數人（其中不乏善良正直之士）都叫嚷、喧囂著：“鳩死蘇格拉底！”時，柏拉圖感到了怎樣一種深層的悲哀和震動，也許就在那時，他想到了那個他為闡述其理念世界思想所做的著名象喻——洞穴象喻。
現在讓我們用一個比喻來說明我們的天性能夠明白或糊塗到什麼程度：——看哪！有許多人住在一個地下的洞穴里，這個洞有一個通光線的小口一直通到洞穴去；他們從小就在下面，背後一堆火在遠處熊熊地燃燒著，在火和這些囚犯之間有一條高高的通道；如果你看過去的話，你就會看見沿著這條通道築有一座低牆，好象是演木偶戲的人在他們面前所擺設的一塊幕，要在這塊幕上表演傀儡。……”
——轉引自《西方哲學史》P168
這就是柏拉圖對人類所處的可憐境地所做的生動描述。面對先師的慘死，柏拉圖能夠拋開具體的背景，原因，直觀人類的稚陋本性，這正是這位西方先哲的深刻之處。虐殺先知是人類一直不憚再犯的罪孽，須由我們和我們的子孫來承擔。只有從這個層面入手，我們才能很好地思考蘇格拉底之死的意義。
舍斯托夫在紀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誕辰一百周年的一篇文章里引述古代賢哲一本書中的話說：“死亡天使降臨人間，為的是把人的靈魂和肉體分開，而使他全身長滿眼睛。”天使留下的眼睛使人看到“另外世界有生命的東西，擁有一種未被承認的，沒有佐證和最後證詞，也不能成為證詞的另外的知。”它與人的“天然視力”直接對抗，甚至與人的理性本身及全部經驗（個的和集體的）都直接抗衡，因而被判作是荒唐、幻想的幽靈或混亂想像力的錯覺而被關進精神病院。幾千年來，天然視力與非天然視力之間的錯覺而被關進精神病院。幾千年來，天然視力與非天然視力之間始終進行著隱秘而訣絕的鬥爭，結局至今仍是可疑而神秘……（參閱《在約伯的天平上》25、董友等譯，三聯書店89、7版）。
舍斯托夫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具有第二視力的人。蘇格拉底也是。
蘇格拉底也曾和別人一樣，坐在洞穴的深處、背對光源，指點牆上橫糊的影像。忽然有一天，他豁然醒悟，聽到了神的召喚，“我時常感到有一種聲音在召喚我，每當這種聲音降臨時，它總是勸阻我不要做我打算做的事。”（蘇格拉底的最後日子，P64）於是，他就成了第一個逃離洞穴的人，第一個得遇大光明，看到了真實的世界。蘇格拉底獲得第二視力，睜開“天使留下的眼睛”的那一刻，就是他獲知神諭說“他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而自己則謙卑地承認自己一無所知，並從此決定要用畢生的時間、精力去證實神諭的那一刻，也正是從那一刻起，他引起了雅典人的忌恨和怨毒。
蘇格拉底說，真正令他恐懼的控告者，不是安尼圖斯和他的同夥，而是那些出於妒忌、嗜好誹謗或只是喜歡傳播流言的人。（P39P40）的確，蘇格拉底最大的“罪過”不在於他不信雅典的諸神，也不在於他引誘青年，而在於他打破了人們完滿自足的平衡狀態。當整個雅典都在沉睡時，他要做一隻刺人的馬虻，蜇醒這匹病入膏盲的純種馬，當雅典的精英們都沉醉在自己在影像上建立起來的知識殿堂時，他卻打開洞穴的穴口，告訴那些自以為聰明者，說你們實際上一無所知。更可怕的是，當人們極力掩飾逃離、忘卻自己心中黑暗的洞穴，用綿密的繩索將所有人連綴到一個共同的世界，並以世代相因的默契艱難維繫時（亞里斯多德曾說，每一個作夢的人都有自己個人的世界，而所有醒著的人則有一個共同的世界），他卻打破人們的平靜，獨自掙脫“太一”的懷抱，走向混沌，走向虛無，並以魔鬼般的力量，攪動共同世界的秩序，這怎么不引起洞穴中人的惱怒和恐慌？
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以洞穴中的人目光看一下這個問題，也許更能明白蘇格拉底悲劇的必然性。洞中之人並非都是平庸之輩，安尼圖斯、墨勒圖斯和呂孔，都可能是頗具才俊之士，只由於順從於人心的疏懶和浮躁，未能對知識的源頭做一番徹底的清洗和追問（如蘇格拉底所做的那樣），或由於軟弱與虛榮，被世俗功名誘惑，向同類屈服，才沒能邁入知識的真正殿堂。但他們可能確有聰明才智，並極需成功與不朽來滿足他們強烈的價值追求，而如果他們一開始就直錯了門徑，不是在大光明下觀察事實，而是在洞穴中分辨影象，那么，人出人頭地的智慧越是敏銳，感官越是精良，就越容易陷入歧途，並固守於自己的偏執。而當人們傳遞祖先的勞動，窮儘自己畢生之功，建築起一座自以為完美堂皇的大廈時，不要說人心的迷障已造成了視野的偏狹，就是他們在生命的瞬間偶爾窺見了大光明也會被它那灼目的光輝嚇得驚恐萬狀。他們寧可關上洞門，虐殺先知，也要維持他們主人式的安寧。因此，儘管蘇格拉底在法庭上明白宣布：你們指望以制人死地的方法逃避自己的譴責既不可能也不光彩。最好的最容易行的辦法不是堵住別人的嘴，而是儘可能去作一個善良的人。而人們終於還是認定“用鳩死他辦法使他沉默，要比彌補他所指責的種種罪惡還要容易些。”對於人類這份固有的軟弱和偏執，不是我們今天用譴責就可以交等得過去的。
對於這種必然的結局，蘇格拉底事先是否明白？無疑他是完全清楚的。不然，他不可能從始至終都那么從容鎮定，更不可能幾次拒絕逃生的誘惑。正如他自己所說，如果他偉大的母邦，“以智慧和力量著稱於世的最偉大的雅典城邦的公民”，都“為了眼前的利益，最終決定承擔置‘智者’蘇格拉底於死地的名聲”，那么，無論逃到哪裡，人們都不會容忍他的存在。可以說，自從他領受神諭的那一天起，蘇格拉底就準備著這一天的來臨。蘇格拉底的崇高之處也正在於，在明明知道等待他的是被虐殺的命運的情況下，仍窮盡畢生的精力為虐殺他的人服務，“這些年來，我把私事置於腦後，拋棄天倫之樂，為你們的利益整日奔忙，象父兄一樣默默地照顧你們每一個人，敦促你們專心向善。”和所有的聖徒一樣，當他被那神秘的聲音牽引，艱難地爬出洞穴，抵達光明之域後，他並沒有如東方超脫者一樣隱遁山林，適性逍遙，也沒有象西方後世虛無主義者那樣認可荒誕、承擔荒誕，並進而與荒誕趨同，更沒有倚在洞口，指手劃腳，嘲笑同類，而是懷一顆摯烈而柔弱的心，重新返回幽暗污濁的洞穴，與他渺小、卑微的兄弟一起，共同領導受命運的折磨，超度他們得道。這正是神之子所做的事。基督教認為，人類犯下的罪孽不是他們自己所能贖回的，需要上帝派遣他的獨子與人類共受磨難，並作為渺小、卑微的人類的一員被釘上十字架。洞穴中人也是如此，他們的愚頑與暴虐不是他們自己所能知道的，需要來自大光明的人予以昭示。但是，派誰去呢？誰願意以得道之身殉愚味之人，“如羊進入狠群”？（《馬太福音》第十章）看來，蘇格拉底領受了這一使命。“神特意派我到雅典城邦，這個城邦就象一匹巨大的純種馬，因為身體龐大而日趨懶惰，需要馬虻的刺激。神派我到這個城市就是執行馬虻一樣的職責。於是，我整到到處不停地、刺激、說服、譴責你們第一個人。”……也許他明明知道，即使他拼上一死，也很難喚醒這匹馬，但仍希望以自己的智慧和鮮血給她以警示。就算最後不幸真的被同胞在昏睡中一掌擊斃，作為他所熱愛的母邦所孕育、滋養的一員，他仍能以自身的傑出展示她的榮耀。人類總有深刻共通的一面，因而一個猶大足以使全世界榮受恥辱，而一個耶穌又能使整個人類得救。當蘇格拉底鎮定地飲下毒藥，說：“現在我去赴死，我們繼續生活，到底哪個更幸福，唯有神才知道”時，即使是那些虐殺他的人也從他高貴的人性中暗自借得一點光輝。這恐怕是他們當時萬萬沒有想到的。
蘇格拉底說，毀滅他的是眾人的誹謗和妒忌。“誹謗和妒忌已經給很多無辜的人帶來了不幸，我想這種情況還會繼續下去，我不會是最後一個受害者”。這促使我們深入地思考幾個問題：我們今天真的能理解蘇格拉底的價值嗎？能容忍他的存在呢？如果他對我們了象他對他的雅典同胞那樣做嚴格的考察和追問，剝掉每個自以為知者的虛假外衣，攪動我們賴以存身的生活秩序，我們會不會象當初的雅典人一樣，再度把他虐殺？我們今天把他奉為賢哲，是經過二千年的努力，人類得遇大光明的能力有所增強，還是僅因為他遠在希臘時代對我們不構成切近的威脅，或者，他已經被我們“改善修飾”，從而適合了我們的理解和承受能力？
和軸心時代所有的大思想家一樣，蘇格拉底平生不立文字，我們今天所知的蘇格拉底，都是通過別人的轉述。讀柏拉圖的對話總會使人產生這樣一個疑問：如果蘇格拉底沒有這樣一位傑出的弟子，他是否還會在歷史中存在？至少是否會占有一個象今天這樣的位置？耶穌在被釘在十字架時，教義未成，門徒星用，他的教義原本是可能隨他的死而被忘記的——如果不是彼得、保羅這些虔誠的信徒繼續他的聖業，宣揚光大教義。（參閱《耶穌，其人其事》許國璋）從某種意義上講，人類歷史上某些最為重大的思想學說，往往是後世人藉助殉道者的旗幟重新建構體系，他們收集死難者的殘童斷簡，艱難地與世人周旋，以他們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述出來。然而，正象培根所闡示的那樣，真正的哲學是對真理的洞見，當人類普遍的理解力和心智力還沒有達到可以直觀真理的程度時，“大眾哲學”只是真理對流俗的屈從和謅媚。“人們如果得到民眾的贊同和喝彩，就應當立刻檢查自己可能已經犯了什麼錯誤”。（《新工具》第一卷，許寶譯）而既然宣傳原始教義的先知要被群盲殘酷地虐殺，而以他們而命名的思想體系卻又可以使他們以人類導師的身份載入史冊，這兩種學說之間，必已有了本質的不同。舍斯托夫說，蘇格拉底身上浮動著兩個面影，一個是被同代人年作是瘋了的蘇格拉底的第歐根尼，另一個是在學園裡寫出優雅對話的柏拉圖，那瘋了的蘇格拉底，也就是那個完全講述自己的蘇格拉底已經死了，真正的聖徒永遠要被棄絕在世人咒罵和歷史的塵封中，因為他們不但不能被“精神健全”的人所理解、接受，也不能為光潔圓滑、因果相承的歷史提供連續鏈條中的一環以滋潤歷史的長河，反而會掀起幽暗的一角引起人們對無底深淵的恐懼。活下來的蘇格拉底只能是柏拉圖的蘇格拉底，甚至是亞里斯多德的蘇格拉底，他們儘量剔除他身上瘋狂的、神秘的、“蘇格拉底式”的成份，而汲取那些健康的、有益的、可以被後人繼承的東西，使他以普通人中傑出者的身份進入歷史秩序。我們今天對於蘇格拉底，可以吸收他的哲學思想，也可以效仿地視死如歸的榜樣，卻也可以逃避他嚴格拷問下的尷尬與恐慌。聖徒與庸眾之間，永遠需要一種較為溫和的連線，他們將入地獄者以自己全部生命燃出的灼人光焰精心地傳遞給人間，聖徒如果不被徹底棄絕，也只能以這種曲折的形式和我們發出幾分微弱的光芒。
這種命運，也是蘇格拉底所能逆料的嗎？也許，他是清楚的，但並不在意。蘇格拉底認為自己只對神負責，只要他忠實地執行了神的旨意，他就完成了人生的使命，至於世人能理解他到什麼程度，這就不是他所能顧及的了。只有這樣，他才能在任何時候都保持內心的穩定，不被世人所驅，對於一個真正的殉道者而言，將永遠地被棄絕或被扭曲，是他入地獄前必備的勇氣之一。
這讓人想起了另一類殉道者，一群自願與魔鬼結交，沉入罪孽的人。十九世紀末，跟蘇格拉底之死二千多的之後，歐洲又發生了一次庸眾取得了勝利的審判，這就是對唯美主義著名代表人物奧斯卡·王爾德的審判。這場審判有著與對蘇格拉底的審判相似的原因和背景，王爾德被控以與蘇格拉底相似的罪名，甚至在幾次面臨逃避審判的誘惑時，王爾德也表現了蘇格拉底式的鎮定從容和義無反顧。但是，當王爾德被中產階級社會的檢查官釘上十字架時，他並沒有象蘇格拉底一樣以一種高尚的死亡形式獲得永生，（如他自己所想像的一般）而是長久地被停掛在歷史的尷尬境地中，這或許是由於，王爾德走的不是如蘇格拉底一般聖徒的路，而是一個浪子的道路。王爾德並不是孤獨的一人，他代表一種始終被歷史大潮遮斷的潛流，即使在同時代，他身後也有著眾多的一群，蘭波、史文朋、魏爾倫、所羅門……他們懷著對世界出於愛的憎恨，去遍了“聲名狠籍的地方”，並把一成不變的卑污生活翻譯成詩意的象徵。當所羅門過盡無可救藥的潦倒、浪藥生活，死在監獄工場餐廳里時，曾有一個古怪的現象引起人們的注意，“人們圍在他屍體周圍，驚訝地看到他面部的表情異常安詳寧靜，仿佛他已經穿過了荒涼的土地，在地下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東西而心滿意足了”。（《美的歷險》[英]威廉·岡特）這不禁讓人想起義大利著名學者翁貝爾托·埃科的話：“地獄是從另一邊看到的天堂。”威廉·岡特在評價這些唯美主義的人生選擇時曾說：“主動去作罪孽的必然殉葬品，這種選擇甚至可與宗教殉道媲美；探索罪惡的行為也包含聖徒般的勇氣；就是向宗教戒律挑戰也是在含蓄地表現著一種宗教般的信仰。”的確，得道並不只是一個路口，而通往地獄的那一個實際上是更為艱驗。因為它通過的不是人們通常尊敬同時又視為畏途的禁慾苦修，而是令人鄙薄、詛咒的放縱慾望——它也令人畏懼，但同時更引人妒忌。並且，本質上是聖徒的浪子和純粹的輕薄無行之間並沒有絕對的屏障以自憑和地人。因此就更需要穩定的內心和殉道的勇氣。但是，他們卻難以得到殉道者的聖名，幾千年來，踏上這些艱驗道路的人一個一個地跌入歷史的混淖，他們是注定了要比蘇格拉底埋葬在更深一層地獄中的人，我們本來可能會絲毫意識不到他們的存在——如果不是十九世紀末，有如此浩大慘烈的一群，又留下了如此絢爛輝煌的藝術。然而直到今天，當我們踏著他們“被扯得七零八落”的肢體走過時，我們攫取的仍是他們華美的辭章，而迴避他們以身相殉的生活宗旨，猶如擷取他們身上璀璨的玉片，而踐棄他們射出光焰的靈魂。也許，人類有某些探索本來就必須要由探索者本身作為必然的殉葬（為了保持人類的正常生存），雖然探求人生全部的領域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固執欲望，也是人類要認識自身必須要完成的使命，假若真是如此，這種被棄絕的必然必天這些殉道者身上就表得尤其殘酷。
願他們穿過荒涼的土地，在上帝的腳邊得到永久的安寧。
探求生活的真諦要以整個生命為抵押，這不是尋常人所能付出的代價，也不是該由他們擔當的使命。進入天國的鑰匙只能掌握在少數的幾個人手裡，其餘的人，還要在平實的大地上維持生活的常態。我們所要知道的只是，當天使還沒有賜給我們一雙能得遇大光明的眼睛時，對於那些未知的東西，我們不可過於傲慢和暴虐。而對於那些攪動了我們平安秩序的特立獨行之士，我們非但不能詛咒、迫害，反而要充滿敬意，並心存感激。因為他們代替了我們去探示那些未知的生命領域和人生的諸種可能，並為此付出了“精神健全”的人難以想像的代價。他們是生活的“烈士”，不管是向天國朝聖，還是向地獄進發。也許，這就是我們今天思索蘇格拉底之死所能獲得的最好教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