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吳又可明末清初，連年戰爭，災荒不斷，各種傳染病不斷流行。在他59歲那年（公元1641年），江蘇、河北、山東、浙江等省，時疫流行甚劇，他家鄉吳縣一帶也不例外，據《吳江縣誌》記載：“當時連年瘟疫流行，一巷百餘家，無一家僅免；一門數十口，無一口僅存者。”這“千村辟歷人遺失，萬戶蕭疏鬼唱歌”的悲慘淒涼景象，使他感慨不已，憤然衝破習慣勢力的桎梏、廢棄仕途，不應科舉，走上了研究醫學的道路。
他遇到的當務之急，首先是“流行病”。他刻苦鑽研前人及民間有關傳染病的治療經驗，不怕傳染，不辭辛苦的在病區、病家為患者診治疫病。經過一段時間的鑽研和臨床實踐，他漸漸體會到以仲景之傷寒學說來論治當時流行的一些疾病，收效甚微，有時甚至事與願違，遂產生了另創新路，以提高療效的想法。他推究病源，創立“戾氣”說，並根據自己的臨床經驗，逐漸形成一套溫熱病的論治方案，提高了療效。並將這些經驗，經過整理，著成《瘟疫論》一書。自此，不但瘟疫證治，有繩墨可循，而且又將溫熱與瘟疫，逐步合為一家，充實了中醫學關於傳染病的內容。
吳又可《瘟疫論》，成書於公元1642年，全書共二巷。闡述瘟疫的發生是由：“戾氣”，從口鼻侵入人體，伏於募原，其邪在半表半里之間，其傳變有九，並提出一整套辯證施治法則，其辨證與治療與傷寒不同。
簡介
傳染病對人類的危害很大，它在一定的外界環境條件下可以在人群中傳播，造成流行。傳染病流行時，發病迅速，症狀劇烈，波及人數多，影響範圍大，嚴重危害廣大人民的生命健康。我國古代的傳染病不斷流行，使大批人員死亡。特別明清兩代更是大量發生，據有人統計，明代276年間發生了傳染病大流行64次，而清代266年間發生了74次，可見傳染病流行之頻繁。我國歷代醫家對傳染病的防治十分重視。如《黃帝內經》、《傷寒論》、《諸病源候論》、《乾金方》、《外台秘要》等著名醫著中都有防治傳染病的經驗的記載，但這些記載都不系統。我國第一部治療急性傳染病的專門著作是清代吳有性所作的《溫疫論》。
吳有性，字又可，是明末姑蘇(今江蘇吳縣)人。吳有性所處的時代，正是傳染病大流行的時候。明末公元1641年，正當吳有性49歲的時候，當時傳染病遍及山東、浙江、河南、河北等地。這時許多醫生找不到新的治療辦法，以至治療效果很差。吳有性親眼目睹當時一些傳染病流行地區“一巷百餘家、無一家；一門數十口，無一口僅存者”的慘景，刻苦鑽研醫學道理，不顧自己安危，深入到傳染病流行區，進行醫療實踐，通過對當時流行的傳染病的詳細研究，結合他自己豐富的治療經驗，並進行分析、總結，終於在祟禎15年(公元1642年)寫成了《溫疫論》。
內容介紹
《溫疫論》吳有性與《溫疫論》
《溫疫論》《溫疫論》的作者為吳有性，字又可，號淡齋，姑蘇洞庭（今江蘇吳縣）人，生卒年代不詳，估計生於明萬曆年間，卒於明末或清初，是著名溫病學家，為溫病學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古代醫家以“齋”為號者頗多，此與其處世態度和治學主張密切相關。考“齋”字的含義：祭祀前整潔身心，以示虔敬；佛教以過午不食為齋，其後以施給道士僧尼的財物飯食為齋；供奉神佛的食品；素食；屋舍書房；粗布制的喪服。古人名字中的“齋”多含有清心寡欲、身心廉潔之意。如南宋醫家楊士瀛號仁齋，著有《仁齋直指方論》，元代醫家羅天益號容齋，明代醫家戴思恭號肅齋，樓英號全齋，王綸號節齋，萬全號密齋，薛己號立齋。吳有性號淡齋，以“淡齋”為號，取恬靜淡泊之義。吳氏家居太湖，自幼喜醫，淡泊名利，他生活在明代末葉，當時疫癘流行，死者甚眾，而醫者彷徨無措，為尋求新法，救治病人，他不顧個人安危，深入疫區，細心觀察，推究病源。經長期臨床實踐驗證，獨創“疫氣”致病說，“釋千古之疑，泄乾坤之秘”，使瘟疫辨治，有繩墨可循。真可謂“性淡心志遠，宏論益萬世”。
吳氏生活在明王朝行將傾覆之際，戰爭連綿，災荒不斷，疫病流行，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據《明史》記載，從永樂六年（公元1408年）至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發生瘟疫流行達19次之多，其間以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流行的瘟疫尤為嚴重，疫情遍及山東、河北、江蘇、浙江等省，流行極為猖獗。1643年，北京開始流行疫情，從2月開始，長達8個月之久。吳氏家鄉吳縣一帶亦未倖免。當時醫家誤以傷寒法治之，致使病人或因失治而死，或由妄用峻劑攻補失序而死，或因病急藥緩遷延而死，比比皆是，不可勝數。
《吳江縣誌》曾對此作了真實的記載“一巷百餘家，無一家倖免之；一門數十口，無一口倖存者”。吳有性目睹疫病流行時患者死亡枕藉的慘狀，感慨於自古以來，“其於溫疫症，則甚略之。
治法初探
摘要
《溫疫論》闡述吳氏治療溫疫病透達膜原、攻下疫邪、滋養陰液的三個重要治則。認為《溫疫論》該書為我國第一部溫熱病專著，對後世溫病學的發展影響極大。該書不但在理論上敢於否定前人獨創新說，在治法上也是頗有見地。
1 透達膜原
吳氏認為疫邪“自口鼻而入，則其所客內不在腑臟，外不在經絡，舍於伏脊之內，去表不遠，附近於胃，乃表里之分界，是半表半里，既《針經》所謂橫連膜原是也”。指出其病位既不在表也不在里，而是“附近於胃”，為半表半里。因不在表，故不可用表散之法，“汗之徒傷表氣”；亦不在里，故不可用下法，“下之徒傷胃氣”，套用“透達膜原” 之法，使疫邪“自內膜中以達表，則諸證可除”。並創達原飲用於治療溫疫初起而見發熱脈不沉不浮而數，晝夜發熱，日晡益甚頭疼身痛之證，吳氏認為此雖頭疼身痛乃為邪熱浮越於經，不可認為是傷寒表證而用麻黃、桂枝等辛溫之藥強行發汗。指出此邪不在經汗之徒傷表氣，熱亦不解。又不可下，此邪不在里，下之徒傷胃氣，其渴愈甚，宜達原飲。
是方由檳榔、厚朴、草果、知母、白芍、黃苓、甘草七味藥組成。吳氏指出檳榔“能消能磨，除伏邪為疏利之藥，又除嶺南瘴氣”，厚朴“破戾氣所結”，草果“辛烈氣雄，除伏邪盤踞”，“三味協力，直達其巢穴，使邪氣潰敗，速離膜原，是以為達原也”。熱傷津液，加知母以滋陰;熱傷營氣，加白芍以和血；黃芩清熱之餘；甘草為和中之用，此四味用為調和之品。至於加減則視疫邪所犯各經，加用引經報使藥溢於少陽加柴胡，溢於太陽加羌活，溢於陽明則加乾葛。若服達原飲邪不解而見舌苔由白而轉為黃者是邪漸入胃，當加入大黃。吳氏首次提出透達膜原的治法及方藥，被後世病醫家大加推崇，劉松峰言其“為治瘟疫之仙方”，龔絡林亦稱其為“真千古治疫妙劑”。化裁套用者如雷少逸宣透膜原法，治濕瘧寒少熱多，身痛有汗，肢重脘悶。用厚朴、檳榔、草果仁、黃芩、甘草、藿香、半夏、生薑為引，雷氏言“此師又可達原飲之法也”，該方為吳氏達原飲去知母，白芍加厚朴，半夏而成。 俞根初柴胡達原飲，薛生白濕熱阻遏膜原方等，雖不是用其原方原藥，但其立法指導思想則同出吳氏。
2 攻下疫邪
吳氏認為疫邪所伏之膜原部位“附近於胃”，“今邪在膜原者，正經胃關之交也”。並指出疫邪之出路有二：或從外解，或從內陷，若其內陷，必入於胃，因“膜原”近於胃也。鑒於此，吳氏主張用“下法”攻逐傳里之疫邪，以承氣湯為主方。並指出“承氣本為逐邪而設，非專為結糞而設也”。他認為攻下法的主要作用是疏通表里三焦氣機，通過攻下可起到“一竅通，諸竅皆通；大關通，百關皆通”的作用，實為“開門去賊之法”，認為大黃“潤而最降，能逐邪拔毒”。在具體套用之時，或用三消飲治疫毒表里之傳；或用桃仁承氣湯治疫邪入胃，胃腸蓄血之證；或用茵陳蒿湯治疫邪傳里，遺熱下焦，小便不利，邪無疏泄經氣鬱滯而發黃疸；或用黃龍湯治虛實兩雜元氣將脫而疫邪內陷者。
吳氏雖主張疫邪入里用攻下之法，但也不是盲目用之，而是要“諒人虛實，疫邪之輕重，察病之緩急，揣邪氣離膜原之多寡”，而後才能“藥不空投，投之無太過不及之弊”。指出邪在膜原者慎用下法，對於“三陰不足，大腸虛燥”之便結者不能承氣等用攻下,而是應當滋補陰液，待其“津液流通，自能攻下”，並創六成湯（當歸、白芍、地黃、天門冬、肉蓯蓉、麥冬），以滋養陰液而達“攻下”之用，體現了“以補藥之體，做瀉藥之用”的治療思想，大大的豐富了溫病的治療方法，對後世的溫病學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攻下一法為後世另一著名溫病學家葉天士所繼承套用。葉氏在其書《溫熱論》中指出，溫熱之邪不從外解者必里結於胃腸，治當用下法，“不可以氣血之分，謂其不可下也”。並指出了下法套用的指征：臍以上大腹或滿或脹或痛，舌或黃甚或如沉香色或如灰黃色或老黃色或中有斷紋，此皆當下之，如小承氣湯，用檳榔、青皮、枳實、元明粉、生首烏等皆可。
吳氏下法套用的另一個方面就是提出了“反覆攻下”的思想，認為“凡下不以數計，有是證則投是藥”。只要是有當下之症，就當用攻下之法，而不應當顧慮使用的次數。葉天士治療濕溫時在吳氏的基礎上又提出了“輕下頻下”的治療思想，指出“濕邪內搏下之宜輕”，“濕溫病大便溏，為邪末盡，必大便硬，乃為無濕，始不可再攻也”，以大便溏硬作為濕溫病中是否使用下法的依據，認為當用輕下之劑反覆攻下其濕邪，直到濕去而大便硬則不宜再用！
3 滋養陰液
“滋養陰液”也是吳氏治療溫疫病的一個重要治則。吳氏指出“疫乃熱病也，邪氣內郁，陽氣不得宣布，積陽為火，陰血每為熱搏”，強調疫病易傷陰液，治療時要注意顧護陰液。對於陰液虧損而又疫邪內盛者，要養陰攻下兩者兼顧，創承氣養榮湯，方用生地黃、白芍、當歸滋養營陰，大黃、厚朴、枳實攻下疫邪，以達去邪而不傷正。並主張溫病後期調理要重視滋養陰液，指出“疫邪解後宜養陰忌投參術”，認為“暴解之後，余焰尚在，陰血未復”，治當滋燥養榮，制滋燥養榮湯一方，方中用地黃汁、白芍、花粉等甘寒之品滋養陰液，以知母清除余邪併兼滋陰。在飲食調理方面也要注意用甘寒之品養其陰液並舉出“至於梨汁、藕汁、蔗漿、西瓜皆可備不時之需”。後世溫熱大家葉天士在治療溫病過程中受其影響多用沙參、麥冬、玉竹、石斛等甘寒養陰之品,其不僅僅在溫病的治療當中而且在內傷雜病中也廣泛的套用養陰之法，並且創造性的提出了“胃陰宜養”的學術觀點，提出“胃宜降則和”，指出所謂“胃宜降則和者，非用辛開苦降，亦非苦寒下奪，以損胃氣，不過甘平，或甘涼濡潤，以養胃陰，陰津來復，使之通降而已矣！”及至吳鞠通，創一甲、二甲、三甲復脈湯，分別用於“下後陰虛而防滑脫者，則用一甲復脈湯而澀之；當陰虛而不潛者，則用二甲養而鎮之;當陰虛而不能上濟於心者，則用三甲養而濟之”。並創立了增液潤腸以護胃津的增液湯，治療肺胃津傷的五汁飲，治療肝腎陰傷虛風暗動的大小定風珠等，對溫病養陰之法，可謂備至矣。
發病原因論點及治療
《溫疫論》一書提出了當時對傳染病的稱呼“疫病”的病因是“非其時而有其氣”。《溫疫論》認為傷寒等病是由於感受天地之常氣而致病，而“疫病”則是“感天地之疫氣”致病。《溫疫論》將“瘟疫”與其他熱性病區別開來，從而使傳染病病因突破了前人“六氣學說”的束縛。《溫疫論》在我國第一次建立了以機體抗病功能不良，感染戾氣為發病原因的新論點。
《溫疫論》指出“戾氣”的傳染途徑是通過空氣與接觸，由口鼻進入而致病。《溫疫論》中還指出戾氣有特異性，只有某一特異的戾氣才引起相應的傳染病。該書還認為療瘡、發背等外科病是由於雜氣感染，而不是由於“火”。《溫疫論》首次把外科感染疫病與傳染病的病因劃入同一範疇。
《溫疫論》也十分重視機體抵抗力的重要性。該書認為：“木氣充滿，邪不可入”，機體抵抗力強，則雖有接觸傳染的可能，但不大會發病。假如“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機體抵抗力減低，又受到傳染，則可以發病。
《溫疫論》還提出了傳染病的傳染途徑是“有天受，有傳染”。“天受”就是空氣傳染，“傳染”就是接觸傳染。所以書中註明“凡人口鼻通乎天氣”’“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溫疫論》認為傳染病流行形式可以是大流行，也可以是散發的。
《溫疫論》在傳染病的病源、病因以及免疫性、流行性的大量論述都十分科學。尤其在17世紀中葉細菌學出現之前，《溫疫論》提出了：“夫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氣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這種異氣即“戾氣”。這種學說是十分先進的。《溫疫論》對溫疫的免疫性的論述也確是十分令人敬佩。書中說：“至於無形之氣，偏中於動物者，如牛瘟、羊瘟、雞瘟；鴨瘟，豈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雞病而鴨不病，人病而禽獸不病，究其所傷不同，因其氣各異。”真是一段絕妙的闡述。
《溫度論》記載了不少治療傳染病的新方法。如書中認為傳染病初起宜用達原飲，等到病深；些，即所謂“邪毒犯育”時，即不厭“急證急攻”。這些方法都為後世傳染病的治療奠定了基礎。
影響
《溫疫論》對後世的影響很大，清代一些著名醫家如戴北山、楊栗山、劉松峰、葉天士、吳鞠通等，都或多或少地在《溫疫論》的基礎上有所發揮，有所創造。我國歷代醫家在與傳染病鬥爭的實踐中創造了溫病學說。溫病學說，淵源於《內經》，孕育於《傷寒論》，產生於金元，成熟於明清。在溫病學說的發展過程中，《溫疫論》作為我國第一部治療傳染病的專著的貢獻是很大的。直至今天，我國套用溫病學說的理、法、方、藥治療一些傳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腦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紅熱、痢疾等，取得了很高的療效。而其中很多地方就是繼承和發揚了《溫疫論》的理論和經驗。
吳有性與我國最早傳染病專著
目前，甲型H1N1流感在多國爆發，給世界各地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帶來負面影響，我國也在嚴密防控。千百年來，人類一直與傳染病鬥爭，我國古人在預防和治療傳染病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早在秦朝就制定了傳染病防治的法律，到了兩宋更是重視防疫，明朝湧現了一批傳染病學醫家，清代康熙皇帝親自主持推廣種痘法。從古人對抗傳染病的思路上，我們可以發現與現代防控傳染病的方法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例如隔離法、疫苗法等。本期編髮一組文章，來了解一下古代人們對傳染病的理論認識和具體防治方法。
明代，出現了我國最早的傳染病專著——《溫疫論》，該書對傳染病（瘟疫）的病因、感染途徑、發病規律等，作了深刻的探討。不但對溫病學派的產生起了先導作用，而且在世界傳染病流行病學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該書的作者是吳有性。
溫病是由外感溫邪引起的以熱象為主症，易化燥傷陰的一類外感疾病。此類疾病多數發病快、病情重、變化多，且病死率高，因此，無論醫方患者，遇此均感擔驚受怕。明至清代，溫病的研究達到了成熟階段，其中一批影響較大的醫學家，如著《溫熱論》的葉天士、著《溫病條辨》的吳鞠通、著《溫熱經緯》的王士雄等，被稱為溫病學派。
吳有性(1587-1657)，字又可，姑蘇洞庭東山（今江蘇吳縣）人，居於太湖綱庭山。明末著名醫學家，他自幼好學，喜愛醫學。以“淡齋”為號，取恬靜、淡泊之義.
吳有性所處的時代，由於政治腐敗，人民生活極度貧困，疫病廣泛流行。據《明史》記載：從永樂六年（1408年）到崇禎十六年（1645年），共發生大瘟疫19次之多，其中萬曆十五年，京城共接收醫治病患達109590人。崇禎十六年（1643年）京師大瘟疫，疫情很嚴重，夏燮《明通鑑》記載：“京師大疫，死者無算。”染病死亡之多，無法計算數字。《崇禎實錄》又記載：“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這是形容數字，並不一定準確。但上述官方記載說明：當時的大瘟疫，勢態極其嚴重。死亡人數過多，竟然無人收屍——“有闔家喪亡，竟無收斂者。”明代萬曆和崇禎兩次大疫乃是全球大流行的一部份，據估計，華北三省人口死亡總數至少達到了1000萬人以上。據《花村談往》一書記載：崇禎16年（1643年）8月至10月，京城內外病稱疙瘩（淋巴結腫——鼠疫的特點），貴賤長幼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兵科曹良直正與客對談，突然於迎送之間病發遂致不起而猝死。兵部朱希萊拜客急回，突然入室外而死。宜興吳彥升授溫州通判，正想登船，一個僕人就死去了。另一個人為死者買棺材，久候不歸，已死在棺材店。有同房住宿的鮑先生勸吳彥升搬個房間，鮑先生拿著行李，來到新居，吳彥升而後至，只見鮑先生已死在新房間裡。吳彥升看此房住不得，又遷往另一個房間，第二天早晨也死在這個房間裡了，還有個叫錢晉民的官吏同客人一起吃飯飲酒，話聲還未落就死去了，呆了一會兒，夫人、丫環、僕人等15人也都暴病而死，有棺無棺等計數已20餘萬。詳細記述了當時鼠疫病流行的情況。
又據吳縣縣誌記載，在吳有性從事醫療活動的江南一帶也不例外，當地曾連年發生瘟疫，傳染病非常猖獗，有時一條街百餘家，沒有一家不被傳染，一戶幾十口人，往往全部患病而死，沒有一個人能活著留下來。吳有性或聽聞或親見這種悲慘的情況，非常痛心，深深感到作為一個醫生責任的重大。他為了匡救時弊，治病救人，便投身到傳染病的治療中，以自己畢生治療傳染病的心得體會和經驗，從實際出發，於明崇禎十五年（1642年）在蘇州府洞庭山撰寫了我國醫學發展史上第一部論述急性傳染病的重要著作《溫疫論》。吳有性在《瘟疫論》中所載傳染病，包括傷寒、感冒、瘧疾、痘疹(水痘、天花)、絞腸痧(霍亂)、疙瘩瘟(腺鼠疫)、蝦蟆瘟(腮腺炎)、大頭瘟、探頭瘟、大麻風、鼠痿(頸淋巴結核)、流火丹毒、目赤腫痛(眼結膜炎、砂眼)、病癉發黃(肝炎、黃疸)、斑疹、咽腫、瘡疥療腫等，內容廣泛，是他親歷瘟疫流行，臨床經驗的總結。
吳有性研究學問的特點是腳踏實地，注重實踐。對於瘟疫，當時的醫生有的選擇逃避，有的則採用治療傷寒的方法治療，非但無效，反而使重症患者很快死亡，輕症患者也變得越來越重。為救治病人，吳有性不顧個人安危，毅然決然地深入疫區，細心觀察，推究病源。經過長期臨床實踐的驗證，他體會到“守古法不合今病”，吳有性認為在瘟疫流行的地區，真正患傷寒的人在一百個人中也就只有一二人，而患溫病的人則比比皆是。因此他重點對溫病作了大量研究，通過實踐，將溫病的發病原因、傳染途徑、感染部位及其傳變形式和治療經驗進行總結，獨創疫氣致病說。在瘟疫流行中，發病之初，醫生往往照搬張仲景《傷寒論》中的方法治療，效果很不理想，有些是由於治療不當而死亡，有些是由於醫生對疫癘沒有認識，因而拿不定主意，急病用緩藥，拖延了時間而死去了，還有些是因為病家誤信此病經過7天或14天不治也自然會好，結果有些病人不到7天或14天就死去了。在這種情況下，感染輕的尚可僥倖痊癒，感染重的，再加上治療不當，就都死去了。吳有性對這種不研究臨床實踐中的實際問題，只死記古書中的隻言片語的不良學風十分不滿。他指出，做醫生的從小到老，一天到晚讀的都是《傷寒論》，臨床接觸的卻是瘟疫，而傷寒病極少，硬把瘟疫錯當傷寒病去治。在《溫疫論》中，吳有性對這種脫離實際，照抄書本的醫學界的弊病表示了極大的憤慨！
吳有性在《瘟疫論》中，敢於衝破舊說，提出新的見解，他創造性地認為傳染病的病因，並不是歷代醫學家所說的風、寒、暑、濕、燥、火等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於感染了自然界的一種“癘(戾)氣”而引起的，由口鼻傳入人體，由於每個人的體質不同和感染輕重的差別，因而有著不同的臨床表現。尤為可貴的是，他提出“癘(戾)氣”有多種，稱為“雜氣”，一種“癘(戾)氣”只和一種疾病有關，而且各有其“特適”性和“偏中性”（人或動物對“癘(戾)氣”具有不同的感受性），出色地描述了各種戾氣的特異性。他還第一次將瘟疫與外科的傳染性疾病聯繫起來，明確提出：“如疔瘡、發背、癰疽、流注、流火、丹毒（指各種外科感染性疾患）並不是什麼因為火毒引起的，而是由於各種各樣的“癘(戾)氣”傳染髮病的。吳有性在《瘟疫論》中對傳染病的流行規律，也做了相當精闢的論述。他對“癘(戾)氣”的這些描述和認識，和現代醫學套用顯微鏡等現代科學技術所發現的病原微生物的某些特性是相當接近的。在世界醫學傳染病學史上是由吳有性首先提出的，在歐洲，1867年英國科學家李斯特才第一次認識到傷口化膿和內科傳染病同樣是由微生物所引起。
吳有性認為治療溫疫，要根據邪氣所在部位不同，辨證施治。若見脈長而洪散，周身發熱，大汗大渴，則表明邪氣已離膜原，而里熱散漫，其病機已與傷寒病陽明氣分證一致，故仍可用白虎湯（石膏、知母、炙甘草、粳米）辛涼解散。若邪氣透於胸膈，而見心煩喜嘔，滿悶﹑欲吐不吐，雖吐而不能大吐，腹中不滿，欲飲不能飲，欲食不能食，說明膜原之邪已外潰於胸膈，邪氣在上，可選用瓜蒂散（瓜蒂、赤小豆）涌吐祛邪。若溫疫之邪入於里，患者有可下之證，就可以使用下法。吳氏十分重視下法的套用，並認為下法的套用範圍很廣。吳氏指出，凡舌苔由白轉黃、黑苔、或舌芒刺、舌硬、舌卷、舌裂、舌短、舌砂苔、唇焦、唇口起皮、唇燥裂、鼻孔如煙煤、口臭、口燥渴、目赤、咽乾、呼吸氣如噴火、小便紅赤或涓滴作痛、大便極臭、揚手擲足、脈沉而數、潮熱、善太息、心下滿、心下高起如塊等症，均屬可下之證，即可使用下法治療。由於溫疫之邪由口鼻而入，先入其里。若里氣結滯，使氣機閉塞不通，則膜原之邪不能透達，表亦不能解，故而攻里重於解表。
吳有性在《溫疫論》中還創製了不少治療瘟疫的方劑，如達原飲、三消飲﹑清燥養陰湯、柴胡養營湯等。特別是達原飲（檳榔、厚朴、草果、知母、芍藥、黃芩、甘草），從臨床實踐和報導中看出，對濕穢、濕濁而引起的傷寒、副傷寒、流感、瘧疾等病，確實有著良好的療效。他還提倡用梨汁、甘蔗汁、西瓜汁﹑藕汁等來治療內熱煩渴等病。以後溫病學就在他這些經驗的啟發下，制訂出增液湯、清絡飲、天生甘露飲﹑天生白虎湯等解決因高熱引起的傷津耗液（失水），取得很好療效。這是現代醫學使用葡萄糖水滴注補液的先驅。
《四庫全書總目》認為吳有性的《溫疫論》：“推究病源，參稽醫案，著為此書，瘟疫一證，始有繩墨之可守，亦可謂有功於世矣。”《溫疫論》成書不到二年，就刊印發行了，以後各種版本絡繹不絕。在日本，明和六年（公元1769年），就有了《溫疫論》的刊本。由此可見，此書的影響是多么大了。現《瘟疫論》有多種版本行世，此書給後世瘟病學說的發展以很大的影響，對傳染病理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