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情簡介
一九四二年,因為一場旱災,河南發生了饑荒。老東家叫范殿元,大災之年,戰爭逼近,他趕著馬車,馬車上拉著糧食,糧食上坐著他一家人,也加入往陝西逃荒的人流。
三個月後,到了潼關,車沒了,馬沒了,車上的人也沒了。這時老東家特別糾結,他帶著一家人出來逃荒是為了讓人活下來,可是到了陝西,自己的親人全死了。於是他決定不逃荒了,開始逆著逃荒的人流往回走。老東家此時沒想活著,就想死得離家近些。
老東家轉過山坡,碰到一個同樣失去親人的小姑娘正爬在死去的爹的身上哭。老東家上去勸小姑娘別哭了,小姑娘對老東家說她並不是哭她爹死,而是她認識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人她都不認識了。一句話讓老東家百感交集,老東家要小姑娘叫自己一聲爺。小姑娘仰起臉,喊了一聲“爺”。於是,老東家拉起小姑娘的手,往山坡下走去。漫山遍野,開滿了桃花。
演職員表
演員表
職員表
出品人王中軍製作人 王中磊
監製陳國富
原著 劉震雲
導演馮小剛
副導演(助理) 常君、張繼峰、左懿、洪雪
編劇 劉震雲
攝影 呂樂
配樂 趙季平
剪輯 胡曉峰
美術設計 石海鷹、孫立
動作指導 朴柱天
造型設計 葉錦添
服裝設計 葉錦添
視覺特效 常洪松
燈光 亢曉天
錄音 吳江
角色介紹
范殿元 演員張國立 他原本是河南延津的一個地主,家境殷實、兒女雙全。因為災民“吃大戶”,他的萬貫家財付之一炬,兒子也被殺。從此他帶著老婆、女兒、兒媳婦以及長工栓柱離鄉背井。一開始他以為只是短暫的躲災,路上還不忘救濟其他人。但隨著逃荒日久,妻死子離的現實讓他萬念俱灰,最終他孤身一人逆著逃荒人群,向家的方向走去。 | |
蔣介石 演員陳道明 抗戰時期的中國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他帶領政府、軍隊和整箇中國在災難深重的1942年艱難前行。對外他積極開展外交活動。對內,他一方面評估豫北會戰,不斷調整策略,另一方面號召富商給河南大饑荒的災民捐款。 | |
李培基 演員李雪健 1942年1月,他臨危受命成為中華民國河南省政府,面對受災的河南人,他痛心疾首,面對官場的各種弊端,他深感無力,甚至只能屈從於潛規則。 | |
安西滿 演員張涵予 他是一名傳教牧師。當災難來臨的時候,他覺得時機到了,他希望能像當年的摩西帶領猶太人逃出埃及那樣幫助著災民逃離苦難。他每天就騎著腳踏車遊走在鄉間,苦口婆心的為災民灌輸宗教信仰,犧牲甚為珍貴的糧食只為了能給死去的災民做超度。 | |
老馬 演員范偉 老馬是一個廚子,在逃荒路上他的命運轉折很大。這個與爐灶為伍的伙夫,經歷了從伙夫到法庭庭長,再到與人販勾結,再到成為日軍俘虜的人生起落。 | |
瞎鹿 演員馮遠征 他是范殿元的佃戶。他木訥遲鈍卻又在生計上處處算計,為的是養活上有病娘、下有兒女的一大家人。自幼喜愛木工活的他,拉得一手好胡琴,也正因為這音樂上的共同愛好,與傳教士安西滿結為了生死之交。 | |
花枝 演員徐帆 花枝是瞎鹿的妻子,同時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堅強、現實,把孩子看得比任何人任何事都重要。在逃荒的路途中,她憑藉自己護犢的本能一路為自己和孩子的生存而不惜一切代價地堅持。 | |
白修德 演員阿德里安·布洛迪 他是美國《時代周刊》駐重慶的戰地記者,來中國原本是為了采寫獨家新聞,但隨著不斷深入河南災區腹地,所見所聞深受震撼,他決心要把真實情況告訴中國政府,為此不惜以身犯險。 |
音樂原聲
類型 | 名稱 | 演唱者 | 作詞 | 作曲 |
---|---|---|---|---|
主題曲 | 《生命的河》 | 姚貝娜 | 呂小敏 | 呂小敏 |
幕後花絮
在拍攝期間,張國立、張涵予、馮遠征、徐帆、張默等演員等不僅要減肥以滿足角色的要求,還要苦練方言貼近人物原型。
拍攝過程中,有一次飛機不聽遙控了,直接飛到農村一個住戶的家裡面。
在實際拍攝期間,整個劇組最多的時候有600多工作人員,最少也的時候也有三四百人。連主演張國立都感嘆人太多了。
《一九四二》是一部特別的電影,這部電影的主演拍幾個月,就得餓幾個月。張國立餓極了的時候,發現根本就沒有力氣說話,他就建議編劇劉震雲修改劇本,將稍顯冗長的對話做儘可能的精簡。
由於種種原因,該片在1994年、2000年及2002年三度籌備都未能順利開機。直到2011年2月,該片才開機啟動。
該片劇本到付諸拍攝總共歷時18年。該片也是馮小剛使用膠片拍攝的最後一部電影。
在籌備電影劇本之初,導演馮小剛、編劇劉震雲等幕後主創就重走了逃荒路,輾轉河南、山西、陝西、重慶、埃及開羅等多地,直擊歷史線索發源地。
獲獎記錄
時間 | 名稱 | 獲獎/提名 | 獲獎方 |
---|---|---|---|
2013年 | 第3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兩岸華語電影 | 獲獎 | 《一九四二》 |
第50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男配角獎 | 獲獎 | 李雪健 | |
第50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跨媒介改編劇本獎 | 提名 | 劉震雲 | |
第50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攝影獎 | 提名 | 呂樂 | |
第50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藝術指導 | 提名 | 石海鷹 | |
第50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造型設計 | 提名 | 葉錦添 | |
第29屆金雞獎最佳男主角 | 獲獎 | 張國立 | |
第29屆金雞獎最佳改編劇本 | 獲獎 | 劉震雲 | |
第29屆金雞獎最佳攝影 | 獲獎 | 呂樂 | |
第29屆金雞獎最佳錄音 | 獲獎 | 吳江 | |
第3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天壇獎最佳影片 | 獲獎 | 《一九四二》 | |
第13屆華語電影傳媒大獎百家傳媒年度致敬電影 | 獲獎 | 《一九四二》 | |
第13屆華語電影傳媒大獎最佳編劇 | 獲獎 | 劉震雲 | |
第13屆華語電影傳媒大獎最佳男配角 | 提名 | 李雪健 | |
第13屆華語電影傳媒大獎 | 提名 | 《一九四二》 |
幕後製作
創作背景
《一九四二》取材於1942年發生於河南的大饑荒,講述的是中國人民的苦難。1993年,馮小剛經王朔推薦看了劉震雲的小說《溫故1942》後,就萌發了將其拍成電影的願望。此後劉震雲一直不斷的修改《一九四二》的劇本,甚至推翻重寫。劉震雲表示就創作來講,劇本中的這些人物好像是自己的親人和朋友,自己對他們產生了感情。在創作的時候,劉震雲把劇本落實到人物身上。他表示《一九四二》的主題是人,是千千萬萬最廣大的人民,他們是一切事物的根本。
拍攝過程
《一九四二》的拍攝橫跨7地,歷時135天。從選景開始,製片主任胡曉峰就感覺到這個戲的難點了:電影的外景地數量和跨度很大,外景地從山西、重慶一直到東北調兵山,其中在山西境內的拍攝時間最長;而馮小剛對另一外景地重慶的要求也極高,一切細節都要還原歷史原貌,所有店鋪、招牌都必須是原來有過的,不能是杜撰的。為此,劇組翻拍了10萬張歷史照片,街道兩邊店鋪里的小擺設和1000多塊牌匾全部根據歷史圖片設計。第三個主要外景地在東北,而選擇在東北拍戲,寒冷就成了大問題。但是上千名演員在零下幾度、十幾度、甚至是零下二十幾度的情況下還是堅持完成了拍攝作。為了拍攝該片,劇組上下都付出了很多努力。張國立、張涵予、馮遠征、徐帆、張默等演員在拍攝危險鏡頭的時候都堅持親身上陣。拍攝爆炸戲時,每次都有滾燙的碎石打在徐帆、馮遠征的臉上和頸口;張默在零下20攝氏度的嚴寒中上演跳火車;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得主阿德里安·布羅迪更是在鐵軌旁零距離親踩爆點。不僅演員,該片的幕後主創為了影片的拍攝也都竭盡所能,攝影指導呂樂需要身吊繩索,才能在結凍的峭壁上選擇最佳的拍攝機位。為此馮小剛導演把安全作為首要原則不斷強調,確保劇組順利完成了拍攝。
在拍攝重慶轟炸的爆炸戲時,因為要把一條街給炸掉,而街道上布置了大約有24個炸點,布置的這些炸點有的在房屋底層,有的在房屋頂層,所以整個劇組對於安全防範等等都做了非常周密的計畫,而且用了一些以前沒有用過的方法,比如用了像5D2這樣的小型拍攝設備,然後做了一個特殊的攝影機安全保護盒子,再把它放在炸點上面,這樣拍出來的鏡頭就會有視覺衝擊效果。為了能帶給觀眾身臨其境的感覺,在戰爭戲方面劇組還特意採用了不同與以往電影的拍攝方法,為的是能夠給觀眾呈現出全景式的戰爭場面。
發行信息
影片評價
正面評價
作為一部商業故事電影,《一九四二》的結構完整,情節飽滿(《中國新聞周刊》評)。電影的改編很好地將故事性與紀實性合二為一,主次分明、有條不紊。在表現形式上,導演馮小剛有效地利用了過往電影的成功元素,如自然災害後的人性重建和白熱化的戰爭場面,以及少許馮式幽默滲透其中(影評人大奇特評)。《一九四二》是一部溫暖的電影,這部電影沒有悲觀,而是相信人性的溫暖,給人往前行進的力量,哀而不傷(路海波評)。馮小剛拍這部電影具有杜甫式對民生的悲天憫人,也有屈原式的哀民生之多艱的情懷。《一九四二》是對人在生存底線之下對人性和文化還能保持多少的拷問,幸運的是,導演還是力圖保持著一些人性的溫暖和人的尊嚴(張衛評)。
這部電影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成人禮(饒曙光評)。它體現了中國電影藝術的良心和道德感,超越了中華民族的普適情感(路海波評)。這部電影的意義主要有四點:第一,它具有啟蒙價值,是魯迅精神的銀幕傳達。第二,它有這對個體感性生命生存權的尊重和悲憫,而文明的進程就是個體與整體的關係。第三,它塑造了集體意識,打造了公共記憶。第四,它的題材具有超越性,不是簡單的戰爭片、抗日題材等能概括的(陳旭光評)
反面評價
《一九四二》是講“人相食”的殘酷故事,但是導演馮小剛卻把一個複雜的故事給簡單化。這部電影暴露了很大的空洞,像戛然而止的神父和信仰線索,多少有種無法繼續探討的負氣感。在最基本的反應災民面貌上,《一九四二》也不是太讓人信服。至少在演員表演以及人物塑造上,馮小剛根本沒有表現出準備18年的實力,也無法讓人感受到人物的真實情緒。這部電影羅列了一堆事情,卻沒能真正總結推論,而是草草而止(影評人木衛二評)。在這部電影裡,導演馮小剛端起了架子,仿佛說書先生一般,搞了個全景式的敘述,讓觀眾恍若回到了茶館時代:國民政府如何如何、老百姓如何如何、日本人又如何如何。一連串的故事講下來,不少觀眾都覺得災民好苦,但究竟是如何苦到骨子裡、苦到五臟六腑中,觀眾還是不能感同身受,只能從斷肢殘臂里或者賣兒鬻女中尋覓自己的淚點,這種強加用外力推動情感走向的故事處理方法是很低級的,遠不及馮小剛同類題材的作品《集結號》(鳳凰網評)。
《一九四二》戲裡戲外對逃荒饑民“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潛台詞,都隱含著一種將精英與大眾對立,讓精英成為大眾救星的文化立場;然而,這種意識形態既偏頗且危險。影片的另一重道德困境在於該片的主創者對於史料的選擇性運用。有人參研史料,認為蔣介石遠非影片塑造的那么清白無辜,而河南省長李培基與軍事長官蔣鼎文在這一事件中的是非功過卻與影片中的表現剛好相反,更有人舉證所謂“河南民眾靠日軍放糧獲救,進而協助日本人對抗中國軍隊”其實是一種以偏概全的謬論(《中國新聞周刊》評)
電影評價
殘酷得讓寡人痛定思痛
《一九四二》擁有強大明星陣容與巨額投資,但由於《集結號》《大地震》都僅有誠意,質量總達不到預期,讓咱對愛吹牛皮的馮小剛導演十分擔心。看完影片後,發現《一九四二》多線索有條不絮,目睹餓死人、狗吃人、賣女兒、賣老婆、死孩子、炸災民,與及那個沒拍出的“人吃人”,外加政界、商界、外國記者各種視角,國民政府虛偽無奈,日本兵趁虛而入,點面俱到,視野大氣。這樣年度巨製,向觀眾展示了血雨腥風、災民疾苦,既有壯觀恢宏的轟炸大場面,還不乏小人物質樸情感。
整部電影還是《集結號》《唐山大地震》那種寫實路線,向來以華麗著稱的葉錦添,則走起了《投名狀》中奚仲文那樣路線:髒臉、破衣、灰塵、屍橫遍野,大批災民逃亡,皆透出一種“苦難”。隨著趙季平的悲涼配樂,則勾畫出一幅戰亂期間的殘酷感。而在《一九四二》無處不透的“飢餓”,更讓人看著痛心。而沒飯吃的馮遠征要死,有食物吃的張默同樣要死,與及老謀深算的地主老東家張國立,反而家破人亡、女兒被賣青樓,更帶有一種巨大嘲諷。
《一九四二》並沒有《唐山大地震》那般簡單,人物變多樣化,故事更為豐滿,再不是簡單家庭苦情倫理,框架搭建得特別大。而螞蚱帶來的饑荒,日軍侵華讓政府雙線作戰,腐敗和無奈的民國官員,無力回天的蔣委員長,以及老百姓為糧食互相殘殺,都造成一個民族的悲劇,致使數百萬人死於非命。整個悲劇致命原因準確定在“糧”上,而馮小剛幽默調侃台詞,還有幾個人物之間的命運糾葛,讓《一九四二》發人深省寫下沉重一筆!
張國立扮演的老東家,睿智狡黠、老謀深算、重情重義,反在由於大災之年,天降大禍,全家被搶被燒,兒子慘死,女兒被賣,流落荒野。按他的話講,知道如何從窮人變成富人,但在恐怖的饑荒災難的面前,他簡直無力回天。張國立畢竟演技老辣,台詞念得很真摯質樸,加上戲份最重,人物猶如《活著》中葛優般經典。陳道明演的蔣委員長,他想賑災救民,但日軍逼迫厲害,為保全大局,只得下達撤退命令,舍哪個都是錯,因此內心充滿了巨大矛盾,角色還原了歷史客觀面貌,同時寫出了一個失敗領導者在災荒面前的無奈。
張默演的栓柱,原屬趕馬車的小隨從,沒什麼腦子,耿直衝動,並垂涎老東家女兒的美色。這個有缺點小人物,卻言而守信,為最後夢想被日軍用刀爆頭,完全是忠義草莽的悲劇。徐帆扮演的花枝,王子文演的星星,同樣身處苦難,四處逃荒,為了親人,把自己賣了,紅顏薄命。而張涵予從信守天主,到頭破血流,衝著羅賓斯嚎哭;敦厚老實的李雪健,面對蔣委員長那么多危機大事,不敢說出災情;布羅迪演外國記者白修德,蒂姆·羅賓斯演神父梅甘,都各有特色,極佳的群戲表演,亦成為《一九四二》最大亮點。
至於《一九四二》大場面,則集中在開頭地主家廝殺,眾多災民黑壓壓逃荒,與及三次日軍飛機轟炸。當然《集結號》的動作指導朴柱天連同韓國團隊,在灰塵瀰漫下,把無數難民炸得粉身碎骨、血肉模糊、斷肢亂飛,把重慶民國建築物炸成一片廢墟,其爆炸時間夠長、夠慘烈、夠震撼,確實在華語災難片裡是史無前例的。當然《一九四二》文戲居多,這種140分鐘的沉重苦難,談的是政治糾紛與老百姓死傷,關乎於人物生存命運,格局很龐大,因此令人揪心。但全片同《南京!南京!》《投名狀》風格相仿,畫面過於死沉壓抑,人物灰頭土臉,僅到城市裡略帶華麗,雖說題材決定風格,但這種沉重寫實片,注定不能讓所有觀眾喜歡。
而每次突發一個意外,導致一個小人物慘死,一隻黑貓被煮,一個薄命紅顏被賣,一個嬰兒被悶死,還有屢屢僥倖逃脫的張國立,我承認有戲劇化的編排跡象。這是原作者劉震雲,同樣不能避免的問題,但這種問題沒必要誇大其辭去鄙視,畢竟這就是個戲。
我數年來屢次望著《投名狀》《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釵》《歲月神偷》《太極旗飄揚》再如何認真,也會遭無數人鄙視與非語。他們總認為這種片是拿老百姓傷口賺錢,他們總覺得劇中感人細節特別矯情,他們總覺得這裡或那裡不合理,卻從不設身處地為電影悲劇人物著想.........在看完《一九四二》後,吾依舊不停思考著各種,但張國立最後遇見小蘿莉後,他帶著她一起繼續找活路,那句“為何還要提這件事”的話外音響起。也就在那一刻,我同樣堅持認為只要劇情精彩,並能寫好老百姓痛苦影片,《一九四二》理應盛讚!
一九四二:國難財,大發了
《一九四二》公映前,輿論宣傳已然一片和諧,咱得佩服小剛秘藏的炒作寶典。公眾還沒看,一片“不哭你抽我”“這片都不哭,你還是人嗎?”的忽悠聲,多少國產大片上映盡這德行。引用張泉靈溢出眼淚的評價“平日裡舌燦如話的影評人們看完這片也只有兩個字的評價:很好”,泉靈大姐代表了俺。萬里江山一片鼓掌,傳某人鼓了35次掌,手掌都拍麻了。
河南一位90多歲親歷者看片中河南老百姓幫日本人收拾中國人、繳國軍槍類似胡編亂造出的劇情,看完這片瘋了,罵主創是牲口,這種眼球劇情也能編的出來。誰要在這電影公映前的突擊宣傳戰中,說半句不好,誰就得給質疑道德有問題。這么苦難,這么悲情的國難大片,你丫敢說不好?誰要提出反對意見,一律口誅筆伐式的肅反。馮小剛叫囂著,這片子票房高到你們沒法想像。於是民眾們釋然了,你要正常人,你就得乖乖掏錢買票,看個DVD沒資格評價這片。
按照國產大片的市場規律,放映前一片叫好的大片,往往是爛片。陡然冒出吆喝式的鬨堂叫好,讓人心生寒意,放在當今時代感覺到輿論宣傳的可怕。你不能說不好,你要心裡覺得這片不好,得埋在心裡,別說出來,倘若要說出來得挨批鬥。看過馮導上鏘鏘那期,馮導說文革遲早得發生,可不電影界文革早在進行時,馮導才是真正掌握文革精髓的踐行者,順我者昌,逆我者也得乖乖貢獻票房出來。
拿國難說事的電影不是不能拍,至少不能那么明顯吧。在國內電影市場卻出現赤裸裸地發國難財,擺明了粗暴地圈錢,撈了你的錢,你還得陪著笑臉吆喝幾句。史匹柏拍過《辛德勒的名單》,人可沒發國難財,好萊塢的這幫電影人從來不忍心拿國難與苦痛來發財,史匹柏謝絕了片酬並把贏利全部捐給美國大屠殺博物館。這要放到國內,恬不知恥的導演又得叫囂票房十個億,票房高到把你眼珠子跌出來。丫就拿國難來發財怎么了?發了國難財,也不捐獻,噁心到你又怎么了?國內電影市場正處蠻荒年代,赤裸地秀下限,原始積累在光天化日下進行,醜惡放在陽光下面曬出味道來。
馮小剛與劉震雲一直強調拍本片經過多少地方的實地考察走訪,不知到底走訪了什麼玩意,縣長陪你倆喝過1942元的茅台?跟牛欄山村支部婦女主任促膝談心?用這點來強調本片的無可置疑性,顯然蒼白無力,走訪出個球。引一位河南親歷者老人的話:“剛娃、劉震雲多大了?他看見咱河南老百姓當漢奸、亡國奴了?42年我已滿20歲,咋就見不著咱河南老百姓幫日本牲口繳蔣介石軍隊的槍,當漢奸、亡國奴的事?42年正是拉鋸時候,一會兒國民黨的人來;一會日本鬼子來;一會兒打日本共產黨的人來;一撥兒一撥兒跟走馬燈兒似嘞,老百姓根本弄不清是啥人。那時我擔任咱西峽縣陳橋寨區的武工副隊。有時,弄不清是啥隊伍來了,趕緊團弄村民們逃命,或跑到別莊親戚家、或躲到較近村寨里、或逃進荒遠的山窩邊;覺摸著穩當了再跑回來,當時那叫跑返。”
通過跟親歷者口述的對比,不難看出馮劉所謂的實地採風,敢情在炕上采的白癲風,所謂亡國奴的說法,不僅侮辱了國軍也侮辱了共軍,馮劉二人把自個對抗日的現代化解構生硬套在河南人身上,他們估摸著怎么狂轟濫炸觀眾的心靈,怎么順手怎么來,至於史實不過一個屁,怎么歪曲怎么來,騙到票房這片就成功了。公映前搬扯著別拿咱當賀歲片來看,你丫是拿票房賀歲來著,民眾擠出點眼淚不容易,放到賀歲檔刷武行、扣草帽,圍觀民眾不給三瓜兩子兒怎行,你丫腹黑別賀歲檔上映呀,如何讓人不賀歲?
某觀眾笑稱看《一九四二》,不僅要帶紙巾、帶水,還得帶上藥,關鍵帶上人民幣。這些年類似這種所謂大片不但攫取與霸占渠道資源,還硬生生把國難或傷疤與白花花的鈔票捆綁上。說你是商業大片吧,你丫整嚴肅與偽歷史;說你是嚴肅厚重類大片吧,你丫的撈鈔票;拍國難就拍國難,你丫別整天嘴上跑票房成不?你丫讓你捐一半給1942死難者博物館,你丫又不願意,不願意你丫就別舔著臉撈錢。
據說該片的試映會獲得滿堂彩,試問說不好的異端人士能參與試映不?試映出來眾口一詞說好,這試映名單得多精挑細選呀?統一輿論,肅清B團,不怕整不來票房。本文作為《一九四二》的反向宣傳,國難財不發白不發,觀眾閱畢即焚,紛紛表示情緒穩定。
《一九四二》:陳道明的轉場與逃荒路線
1942年的中國,陳道明有一場特別的演出,他成了全中國最有權勢的人——中國最高抗戰統帥。
這一年在中國的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赤地千里,餓殍遍野,三千萬災民在逃荒路上受了這輩子想都不敢想過的罪,也吃了幾輩子都吃不完的樹皮草根柴火,但在總統府里的陳道明並不知道這事兒,他給時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李培基剝完雞蛋之後,便急匆匆的登上專機,他想和絕食七天的甘地見面。這是陳道明的第一次轉場,此時的他儘管疲於應付國際國內的諸多問題,但精氣神都還好,臨行時對李培基寥寥數語的囑託鼓勵,與其說是一種心照不宣的拒絕,倒不如說是一息尚存的寄望。
“第十九天離家一百九十一公里”、“第五十一天離家三百五十公里”……此時逃荒路上的人隨著路線與時間的拉長,陷入越發殘酷的境況,且無路可退。但此時的災民還在自家那些事裡打轉,還和這個國家互相禁止著。你不來找我,我也不去找你。儘管如此,陳道明的日子也並不好過,他面對的是一個混亂不堪的時局,內憂外患,比任何人都心急如焚,但又必須要比任何人都要表現的大局在握,所以觀眾無法從陳道明的臉上讀出任何情緒來,他這種冷、平靜、孤獨由始至終一直都在,任誰都看不到他最真實的態度。
第二次出場,陪著陳道明的人多了起來,柯藍扮演的宋美齡舉著雨傘,指給他一群軍人的遺孤,孩子們堅毅的表情或許讓他有那么一瞬間的感動,甚至覺得這個國家還有繼續下去的基礎和動力,所以他蹲下來給他們安撫和許諾,然後在站起來時向他們致敬。他是在抓人心,不管是大人的還是孩子的。這次出場的陳道明無論氣勢還是姿勢,和影片的配合恰到好處。
再出場時,陳道明坐到了張老太太的炕頭上,和老太太聊著家常,此時的陳道明做足了後輩應該做的戲份,和行走在逃荒路線上的人相比,陳道明的轉場確實有些容易,但他並不輕鬆,他這一坐,就要了張鍅一半的家業。而此時,日本軍人、政府官員、神父、記者,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和這些災民發生關係,但陳道明的態度依舊不與銀幕前的觀眾同步,他的出場即是轉場,和張國立兩個人牽著兩條故事線在同一部影片中並行,仿佛也不需要什麼交集,他就這么獨立於故事之外的存在於1942年,成了以史為鑑的憑藉。
影片《一九四二》在逃荒路線與陳道明的轉場之間生髮著故事,每個人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下自己才懂深意的命令。但畢竟沒人能逃過歷史的追剿,和白修德的會面讓他開始陡然接近現實,這是陳道明第一次在影片中沒能藏住自己的情緒,但他的身份和骨子裡的傲氣還是讓他做了迴避——即使憤怒的摔了杯子,也要躲在鏡頭之外。
1062是政府統計的災民死亡數字,這個數字,顯然誰都不信。所以陳道明最後一場戲被安排在教堂里,他需要為每次出場時的冷漠生硬做一次懺悔。
一滴淚,差不多了吧。
陳道明終於無需再做轉場了,恢復平靜的他就這樣不露痕跡的結束了這場給1942年中國的最高領袖做的完美演出。他傲然的都不屑於去給這段歷史謝幕。
史航說這是一部“及時的電影”,再晚幾年拍,就更會有人說,我們為什麼要看這個,當然,早十年拍又會是更一光景,李雪健可能沒這么清癯動人,陳道明可能沒這么爐火純青,導演也沒有清楚地意識到——克制是講述悲劇時多么重要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