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有些熱衷漢語拼音化的學者，經常把漢語拼音化與《漢語拼音方案》混為一談，實質上這是兩個有聯繫但卻完全不同的概念。漢語拼音方案只是一個給漢字注音的方案，並非漢語拼音文字方案。漢語拼音化則是要把方塊漢字改革成拼音化的文字型系，即以一套拼音符號系統取代現行的方塊漢字系統。說二者有聯繫，是指在制訂《漢語拼音方案》時，曾有人打算讓它成為未來的拼音文字，其名字起初也叫《漢語拼音文字方案》，但最終還是放棄了這種打算。[1]實際上，不論是漢語拼音字母，還是其前身國語羅馬字母，甚至更早的注音字母，都是作為漢字的注音符號制訂並推行的，儘管其制訂者中都有不少人有讓它們作為拼音化文字的打算，但始終都未能如他們所願。在漢語拼音化問題上，趙元任先生是持什麼觀點的呢？毫無疑問，作為國語羅馬字的創始人，趙先生是主張漢語拼音化的，而且對國語羅馬字十分自信。但是，他畢竟是一個比較清醒的語言學家，他對實現漢語拼音化的難度，還是有深刻認識的。最有力的證明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他曾用同音異字的方式寫了一篇《施氏食獅史》：
①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氏時時適市視獅。十時，適十獅適市。是時，適施氏適市。氏視是十獅，恃矢勢，使是十獅逝世。氏拾是十獅屍，適石室。石室濕，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試食是十獅屍。食時，始識是十獅屍，實十石獅屍。試釋是事。
這篇短文很有名，甚至被《大英百科全書》收集在有關中國語文項內。作為漢語拼音化的領軍人物，國語羅馬字的主創者，卻編寫《施氏食獅史》這一類的文言文故事，趙先生到底是想
說明什麼呢他在《語言問題》中的說法是：
②不久以前，《今日世界》（第168期）刊登了一段我的談話，大部分都刊登得對，就是最後幾句話，說我說關於羅馬字的拼音文字的用處是很有限制的，那大概是訪問的時候，時間匆促了，沒有弄清楚，結果登出來的那個說法，跟我的意見剛好相反。登出來的說法是：羅馬字的拼音用處很有限制。其實我是說呀，在有限的某種用文字的場合裡頭，是非用漢字不行。《語言問題》是1959年他在台灣所作的學術報告的印刷稿。由此看來，趙先生雖不贊同“羅馬字的拼音用處很有限制”的說法，但卻認為“在有限的某種用文字的場合裡頭，是非用漢字不行。”
從另一個方面說，這只是趙先生自己的意思，並不代表他文章的實際效果。從交際效果的角度說，解讀某個人的說話或文章的交際效果，需要注意兩個方面：一是表達者的欲達效果；二是表達後的實際效果。兩種效果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在不同的時候，實際效果才是最客觀的。那么，趙先生講《施氏食獅史》這類故事的客觀效果又如何呢？趙先生的敘述已經明確告訴我們了：《今日世界》的編輯認為，趙先生的意思是說“羅馬字的拼音用處很有限制”。也就是說，不管趙先生本人編這個故事的初衷如何，其實際效果之一就是證明拼音文字的用處很有限制。
其實，不同於趙先生本人意思的見解還有很多，譬如對《施氏食獅史》等故事感興趣的錢文忠先生就認為：
③趙元任大概是只顧好玩了，卻忘了自己是漢語拼音化的倡導者。這篇妙文如果拼音化，豈非“shishishishi……”到底了？這不正證明了漢語自有其特殊性，無法如此拼音化嗎？漢語拼音化的反對者恐怕也想不出那么好的例子啊！趙元任實在是覺得好玩，欲罷不能，竟然在四年後又用同樣方式寫了《憶漪姨醫疫》和《記飢雞集機脊》……
又如“危雞擺磕”所言：這篇文言作品在書面或其他漢語方言閱讀時並沒有問題，但當用國語朗讀或者將作品拉丁轉寫的時候，問題便浮現，這是近代漢語同音字多的緣故。很多人認為趙元任是希望通過本篇，印證中文拉丁化所帶來的荒謬，但是支持拉丁化的人卻指出，趙元任乃是國語羅馬字的主要設計者，他只是舉例說明拉丁化只適合於白話文，不適合於文言文。
趙元任先生作為拼音文字的領軍人物，其頭腦是清醒的，他認識到了拼音化漢字與現行漢字都存在某些缺陷，而且認識到了實現漢語拼音化的道路是艱難的。他在《語言問題》中指出：
④有些好像有技術上的困難，比方是政治上、法律上，還有一半的社交儀式，那許多場合；那是因為啊，我們有一套向來沿用的公式，我們還沒有制出新公式來，還沒有人想到有這個必要，給它製成現代化的一種語言，能夠說了就可以聽得懂的；所以只是沒有來得及想，不是原則上不可以，就是沒有弄慣弄不來，所以‘等因奉此’下來。所以現在如果說，取用國語羅馬字的時期，還沒有成熟，那是一般的社會——我說一般的社會就是指整個兒社會咯，因為在咱們民主國家裡頭，不能把樣樣事情都推在政府身上，人人都有責任的，我們也都是社會的一部分，“一般的社會”，是連一般人，連政府都在內——心理上還沒有進展到相當的程度，完全不是文字學的技術上的問題。
由此可見，起碼在那時（1959年）趙先生已經認識到，他們的“國語羅馬字”拼音方案之所以不能施行，是因為“一般的社會”“心理上還沒有進展到相當的程度，完全不是文字學的技術上的問題”。現在看來，趙先生對社會心理困難的估計是正確的，但對於技術困難，顯然是過於樂觀了。實踐證明，不僅趙先生們的國語羅馬字不適合充當拼音漢字，就是拉丁化字母和漢語拼音方案，也同樣不適合充當拼音漢字。
漢語拼音化能夠實現嗎
在文字學界，有不少學者是力主目前實行“一語雙文”和未來實現漢語拼音化的。作為學術研究，我很敬佩他們的敬業精神，也尊重他們的勞動成果，但對於他們的某些結論和觀點，卻是不敢苟同的。據我所知，有不少人，甚至是不少家庭，譬如父子、父女等，竭盡一生精力，搞他們認為比現行漢字要好得多的拼音漢字型系。我也曾經收到過他們惠贈的這種拼音化漢字的設計方案。在網路上，則可以看到更多的這種方案。應當說，雖然都不是無懈可擊，盡善盡美，但起碼都比現行漢字要簡化和方便得多。但問題是，這種拼音化的漢字方案為何得不到有關部門的認可呢？難道是有關官員不作為？都是大傻瓜？顯然不是。其實問題不僅僅在於方案的本身，更在於方案設計的前提。為什麼非要把一種方塊型的文字變成拼音化的文字呢？有這個必要嗎？我認為是沒有這個必要的。
是的，我們的現行漢字，的確存在著這樣那樣的不足，可是，當今世界上流行的那些拼音文字，譬如英文、法文、俄羅斯文等，就都盡善盡美嗎？即使我們設計的拼音化漢字盡善盡美，我們能夠拋棄方塊漢字嗎？先不說現在人們並不習慣使用拼音化漢字，即使將來習慣了，我們能夠丟棄方塊漢字嗎？顯然不能。因為那樣，就等於剝奪了大多數人直接學習漢民族傳統文化的權利，使漢民族傳統文化成了像古埃及文化那樣，大多數人只有從少數人的研究成果那裡來學習了。在當年討論漢語拼音方案時，郭沫若曾經說過：
⑤我們可以預想到必然還有一段相當長的時期，讓漢字和新造的拼音文字平行使用，在新文字的逐漸推廣中而讓漢字在大多數人民的日用中逐漸歸於隱退，漢字的歸於隱退，是不是就完全廢棄了呢？並不是！將來，永遠的將來，都會有一部分學者來認真研究漢字，認識漢字，也就跟我們今天有一部分學者在認真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一樣。
假如果真“就跟我們今天有一部分學者在認真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一樣”，那漢字文化就真正成了只有少數人能夠研究和解說的“精英文化”了，豈不是變相剝奪了廣大人民民眾自學古代文化遺產的權利？
現在使用的方塊漢字雖然不是盡善盡美，但畢竟是祖傳下來的，已經有了數千年的歷史了，而且是越來越精密化了，為什麼非要換用另一種並不怎么成熟的拼音漢字呢？歷朝歷代都頂禮膜拜的方塊漢字，為什麼到了我們這輩人手裡，就成了阻礙社會發展的絆腳石了呢？如果說學習一套方塊漢字需要付出很多的時間和很大的精力的話，為何還要再實行“一語雙文”呢？究竟是學習一套字元節省時間和精力，還是學習兩套字元更節省時間和精力呢？既要學習拼音漢字，又不能丟棄方塊漢字，我們就不得不學習拼音和方塊兩種漢字型系，再加上繁與簡，實際上我們要學習三套（起碼是接近三套）文字元號。請問這是減輕人們的學習負擔，還是加重人們的學習負擔呢？豈不與一心想拼音化的人們的初衷背道而馳嗎？
漢字改革者的一個理由是漢子難學，實際上，拼音化漢字未必就比方塊性漢字容易學習。早在1957年，陳夢家先生就曾指出：
⑥漢字雖然非常多，但是常用的並不多，普通人認識三千就可以了。有了這三千字，就來研究怎么教。有人說漢字難學，我說不難，所以難，是教的人沒教好。
漢語拼音字母少，比較容易學習，但學習起來必須死記硬背，而且容易忘記，有不少朋友就是因為小時候沒有學好漢語拼音，而不會用拼音打字。在舊社會，中國人的文化水平普遍低下，很多人不識字，並不是由於漢字難學，而是由於窮困。生活都成問題，哪有心思學習文化呢？即便是拼音文字，若連飯都吃不上的話，也是沒有心思認真學習的。
周有光作品及其背景知識
|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生於江蘇常州，中國語言學家、文字學家，通曉漢、英、法、日四種語言。周有光青年和中年時期主要從事經濟、金融工作，作過經濟學教授，1955年，他的學術方向改變，開始專職從事語言文字研究，曾參加並主持擬定《漢語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幾十年來一直致力於中國大陸的語文改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