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廢墟上的覺醒》是中國首部反映汶川大地震志願者行動的報告文學,是一部關於汶川大地震的文字備忘錄,突出了報告文學要求事實的真實性這一文體優勢。有關專家評價稱,這是一部“具有史家氣質的報告文學”。
廣州文聯專職副主席、《廣州文藝》雜誌社社長、主編吳東峰說:“這本書的意義非同尋常,因為除了裡面有豐富的內容之外,它表達了很重要的思想,就是汶川大地震志願者的行動,以及通過志願者的行動表達出來的公民意識和公民道德的覺醒。這種道德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大家從書上可以看到,這種覺醒不是教化而成的,而是自發的,它的基本點就是對於人的生命的尊重和關愛。”
概述
上海文藝出版社、《廣州文藝》第五期用整本篇幅同步推出《文學報》總編、作家陳歆耕創作的反映地震志願者心路歷程和感人事跡的長篇報告文學力作《廢墟上的覺醒》,以此祭奠在地震中遇難的同胞,並向參與抗震救災和災後重建的所有人員表示敬意。
據統計,自汶川大地震發生到當年底,在各級團委報名登記參加抗震救災的志願者有118萬人,被團委直接派遣到災區的志願者有18萬人。大量地震志願者的出現,有著特殊的精神意義,它標誌著中國社會公民意識的樹立和市場經濟條件下人性真善美的復甦與覺醒。作者別具慧眼地把筆觸聚焦於這一新的群體,歷時半年多時間,採用社會調查的方式,獲取了大量第一手的有關地震志願者的素材,在作品中充分展示了這一新興群體血肉豐滿的形象。公民意識和擔當精神是貫穿這部作品的主旨。
作品“原生態”式的真實報告,大量感人細節描述和細膩的心理刻畫,以及充滿憂患意識的思辨,使得這部作品讀來撼人心魄,催人淚下,發人深思。
特點
《覺醒》選擇了一個特殊的切入角度———以對在汶川大地震中參加抗震救災的一百多萬志願者的部分人進行問卷調查為材料,進行構思與撰寫,寫志願者們參與這一義舉的動機,寫志願者們平凡而又偉大的救災行動,還有最後對此舉的反思與總結。這樣的切入與構思,看來平常,仔細考量起來,實在頗費苦心,也包含著作者的匠心。
當然,《覺醒》的文眼就在於“覺醒”二字上。經過這場空前的大災難和空前的志願者的大行動,我們感受到什麼,那就是在四川汶川那座由於地震災害而造成的廢墟上,我們的民族意識與公民意識在覺醒,這是“多難興邦”最重要的含義。作者把災難的驟然降臨與百萬志願者慷慨赴難的行動稱為一次我們民族的“精神涅槃”,這是很準確的。作品中引用了不少志願者總結參與救災感悟的“語錄”,也都是很耐人尋味和發人深省的,可以說是一次次在廢墟上的“覺醒”。志願者楊愛兵說:“這次大災難卻喚醒了十三億中國人民的心底的良知和愛心……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展示了我們中華民族不畏艱難的精神。”另一位志願者周春蘭說:“在‘千里馳援’帶來的志願者隊伍中,70%以上是80後……在廢墟的煙塵中,看到他們勇敢、獨立和堅強的青春形象,誰能說中國沒有希望?誰又敢說中國沒有未來?”
在作品中,作者採用並聯與串聯相結合的結構方法,把他問卷調查得來的素材分為動機與行動兩大部分生動地呈現出來,點與面結合,既有典型性,又照顧到方方面面。這裡,既有像“老兵突擊隊”那種名揚災區的志願者集體的抗災事跡,又有山西太原一家美容院的女老闆劉晉芳把男友的“死亡賠償金”30萬元用來建災區圖書館、後來又賣掉美容院把家安在災區為的是捨不得災區的孩子們這樣動人的事跡;既有記錄在綿陽九洲體育館裡“完美春天”服務隊的志願者們如何用“愛心”托起這艘沉重超載的“諾亞方舟”的事跡的篇章,又有記錄女詩人瀟瀟、女作家林文娟等志願者事跡的詩篇。在記錄志願者的動機與行動時,作者儘量保留用問卷調查得來的素材的原生態,因此生動而樸素,感人至深。
“非常態”重建
陳歆耕的《廢墟上的覺醒———關於汶川大地震志願者的問卷調查》,則在地震文學中又是別有獨特意義的作品。作為《解放軍報》記者出身的作者,當然有著戰士突入前沿的意識,但《文學報》主編的崗位使他不能隨心而為。在陳歆耕這裡對於汶川地震記寫的缺席,可能意味著作為一個優秀報告文學作家對於職業精神的放棄。這是他所不願意的。正是這種內化了的職業精神使得陳歆耕欲罷而不能,並且時時激活著他的寫作姿態,一旦有了一種富有意義的可能,作者便會行進在寫作的路上。《廢墟上的覺醒》在地震文學中的獨特,可以顯見的是敘寫的對象和采寫的方式。雖然作者自身無法抵達原初的現場,但藉助於志願者自敘所思所見所感所憶的電子文本,可以超越直接採訪而存在的時空限制,獲得足以支撐寫作展開的關於對象的具體而有信度的質料,使《廢墟上的覺醒》更多地達成了作為非虛構作品應有的實錄品格。
《廢墟上的覺醒》在我看來,其更為重要的獨特是內含於地震志願者書寫之中的主旨表達。我們現在生活的常態中,物質中心主義銷蝕著人性的種種美好,心靈的物化令有識者擔憂。地震作為一種非常之態對人類的精神存在作了一次當量極大的破壞性測試。陳歆耕正是從這一維度觀察並思考汶川地震中的人。但他並不是一般地從人性的角度來考量透視,而是通過對成人,作為公民他們在地震中的行為模式及其價值取向的攝照、分析,告訴讀者人性存在的基本面。應該說作為公民的樣本,志願者是最有說服力的。一百數十萬的抗震志願者,正如作者所說,“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奔赴災區完全是個人自覺、自願,且後果自負的行動”,而惟其此,初始非組織行為的個體志願者,在最大程度上,最為本質、最為真實地反映了地震非常時期人性以及人的精神取向。在陳歆耕看來,志願者“他們的行動所表現出的大愛之心,同情和悲憫意識,是市場經濟條件和環境下人性善美的重要覺醒和復甦。他們的行動所體現出的精神文化價值,超越了他們在抗災中發揮的效能。這是地震饋贈給中華民族的一筆極其珍貴的精神財富”。不僅如此,作者還由此獨到地發現:“在這場災難中,大批志願者的湧現,是中國社會公民意識得到強化的重要表現。”而公民意識的核心是公共責任和公共精神,這構成了國民的基本道德價值。可以說,正是由於這樣的發現和認知,使《廢墟上的覺醒》的立意不惟富有新意,而且達至人所未及的深度。
當然作為一部非虛構的敘事作品,其主題價值主要不是通過作者基於理性思辨而得的精要表述實現的,而是由其中人物的全部表現給呈示的。近30萬字的作品分為四章,第二章“心靈的‘震波’”和第三章“汗水·淚水·血水”構成全書的主要內容。穿插作品其間,構成作品基本段落的是林林總總樸實而感人的志願者故事,其中有為富而大仁的民營企業家,有秉持“唐山精神”的唐山下崗女工,有“老兵”,有寫了“遺囑”的女作家,有“因為我是黨員”的志願者等等,幾十個面目不同,方式不同,故事不同的人物,卻有著共同的名字,懷有人類的大愛和公民的職志。讀著他們的故事,為他們感動、感染、感奮,人性或公民道德會得到洗禮、升華,情不自禁處,潸然淚下,升騰起一種崇高的力量。最讓我感動的是那些普通並且自己也有困難或創傷卻擁有高尚靈魂的人,如“‘死亡賠償金’與一座圖書館”一節所寫的劉桂芳。劉桂芳不是把志願者工作作為臨時性的對受災者的援助,而是把它“當做了自己畢生的事業和生命的全部寄託”。她先把8萬元錢分發給最需要幫助的災民,然後又從銀行取出30萬元為災區孩子建圖書館。這是一筆特殊的錢,是劉桂芳男友用生命換來的賠償金。38歲的劉桂芳與愛相守,而當災區孩子需要時她能慨然捐出,這是怎樣的一種大愛?在劉桂芳身上薈萃著人性的至美和公民的大德。《廢墟上的覺醒》正是以這樣的敘寫,讓我們感受到非常態中志願者的特殊意義。在我看來,這或許不是覺醒,而應該是一種證明,人性本有的美好在非常時期得以燭照。這便是我們國家民族偉力之所在,希望之所在。
意義
參加汶川大地震救援行動的志願者,是一次規模空前的義舉。對於這一次志願者的義舉,我們看重的不是行動本身在抗災中的作用,而是這種行動背後的精神意義,也就是面對廢墟的一種民族意識與公民意識的覺醒,這是一種能量無限的精神財富。《覺醒》一書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對這次我國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救災義舉進行比較全面的掃描與生動的記錄。
《覺醒》的寫作與出版另一層意義可以說是對報告文學這種年輕文體的一次拯救。報告文學這種文體自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誕生以來,出現過大量優秀作品,發揮過文學的輕騎兵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等一批優秀報告文學作品出現以後,有過報告文學的黃金時代。但是自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由於某些報告文學作品的廣告功能與媚俗趨勢,詬病報告文學之聲迭起,報告文學創作面臨著危機。汶川大地震之後,反映震災和救災的報告文學作品,尤其像《廢墟上的覺醒》這樣有思想有激情的作品的出現,是對報告文學創作的一種拯救,也是一種創作上的“覺醒”。這一點,其意義也是不可低估的。
作者簡介
陳歆耕,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協會會員。《文學報》社長兼主編。畢業於四川大學中文系。從軍25載,其中20年在《解放軍報》工作,歷任編輯、記者、駐南京軍區記者站長、記者部副主任。2000年轉業至上海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著有中篇小說集《孤島》,中短篇報告文學集《青春驛站》、《海水下的冰山》,長篇報告文學《淚灑海峽》、《點擊未來戰爭》等多部。報告文學《青春驛站》、《給你一雙慧眼》收入新中國以來軍事文學大系。有多篇作品被收入各種選本。曾獲全軍文藝新作品獎和《解放軍文藝》優秀作品獎以及多種全國性新聞獎。
優秀報告文學作品
報告文學是散文的一種,介乎於新聞報導和小說之間,也就是兼有新聞和文學特點的散文,運用文學語言和多種藝術手法,通過生動的情節和典型的細節,迅速地,及時地“報告”現實生活中具有典型意義的真人真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