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0外文書名:AmericaandtheWorld:ConversationsontheFutureofAmericanForeignPolicy
叢書名:新華國際政治精品文庫
平裝:215頁
正文語種:簡體中文
開本:16
ISBN:9787501189953
條形碼:9787501189953
商品尺寸:24x16.4x1.8cm
商品重量:358g
ASIN:B002ZB7DRU
內容簡介
《大博弈:全球政治覺醒對美國的挑戰》內容簡介：美國的外交政策已經出現了問題。用傳統的說法來講，美國是自羅馬帝國以來最強大的國家，但其面臨的挑戰也日益增多：恐怖主義和其他非國家行為體、中國作為世界強國的崛起、全世界對美國意圖的不信任……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和布蘭特·斯考克羅夫特，兩位美國最具權威的外交政策專家，都曾擔任過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在《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戴維·伊格納休斯的主持下，他們解析了美國所面臨的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戰：美國應該從伊拉克撤軍，還是繼續留在那裡？美國應該如何與伊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打交道？美國用什麼樣的強度來推進北約邊界直至俄羅斯邊境？布熱津斯基所說的“全球政治覺醒”有多重要？美國如何面對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美國必須捍衛自己在遠東的地位嗎，如何捍衛？……他們認為，美國今後幾年內的外交決策將決定美國超級大國的地位還能維持多久，唯有改革才能將美國這艘大船帶入最佳航道。
《大博弈:全球政治覺醒對美國的挑戰》將幫助我們更加了解美國的全球戰略及其對華外交政策的走向。
編輯推薦
《大博弈:全球政治覺醒對美國的挑戰》：這本書邀請讀者參加一場對話。對話的主角是兩位最具智慧的美國外交政策觀察家，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和布蘭特·斯考克羅夫特。2008年春天的許多個早晨和下午，他們坐在一起，探討美國當前的問題，尋找解決方案。這是一場心靈與智力的旅程，兩位全國最好的嚮導，帶你走入下一任美國總統將要面對的多重選擇的世界。
讀者打開《大博弈:全球政治覺醒對美國的挑戰》，可以想像自己坐在一張寬人的會議桌前，兩位曾經在白宮以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身份縱橫捭闔的人，正坐在桌邊侃侃而談。這張桌子所在的辦公樓，能夠俯瞰賓夕法尼亞大街，距離他們戰鬥過的白宮只有幾個街區。每次對話，他們總是西裝革履前來，好似赴白宮向總統匯報一般。每次對話之前，我們都會倒上一大杯咖啡，或者來點兒汽水，有時加上一小包家中帶來的糕點糖，攪人咖啡或汽水之中。然後，我們打開錄音機。
現在，我邀請你聆聽美國兩位最有遠見的外交政策實踐家對於未來的思考。
對話主持人戴維·伊格納休斯
（摘自《大博弈:全球政治覺醒對美國的挑戰》前言）
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美國)布蘭特·斯考克羅夫特譯者：姚芸竹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曾任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現任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顧問及託管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其著作包括《大棋局》、《第二次機會》等。
布蘭特·斯考克羅夫特，曾任福特總統和老布希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他是斯考克羅夫特集團的主席，該集團是。一家國際商務及金融諮詢公司。他與美國前總統老布希共同撰寫了《改變的世界》一書。
戴維·伊格納休斯（對話主持人），現任《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曾任《國際先驅導報》執行編輯、《華爾街日報》記者。
目錄
前言第一章我們怎么會在這裡？
第二章我們自己製造的危機
第三章兩個尚未解決的問題
第四章開放的好處：中國和遠東
第五章沒有天然疆界的國家
第六章不可或缺的夥伴關係
第七章文化尊嚴的政治
第八章最初的一百天
序言
這本書邀請讀者參加一場對話。對話的主角是兩位最具智慧的美國外交政策觀察家，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和布蘭特·斯考克羅夫特。2008年春天的許多個早晨和下午，他們坐在一起，探討美國當前的問題，尋找解決方案。這是一場心靈與智力的旅程，兩位全國最好的嚮導，帶你走入下一任總統將要面對的多重選擇的世界。讀者打開本書，可以想像自己坐在一張寬大的會議桌前，兩位曾經在白宮以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身份縱橫捭闔的人，正坐在桌邊侃侃而談。這張桌子所在的辦公樓，能夠俯瞰賓夕法尼亞大街，距離他們戰鬥過的白宮只有幾個街區。每次對話，他們總是西裝革履前來，好似赴白宮向總統匯報一般。每次對話之前，我們都會倒上一大杯咖啡，或者來點兒汽水，有時加上一小包家中帶來的糕點糖，攪入咖啡或汽水之中。然後，打開錄音機。
現在，我邀請你聆聽兩位美國最有遠見的外交政策實踐家對於未來的思考。
這些談話從他們的信仰開始。他們深信，世界的基本面正在改變，可是，我們用以理解美國角色的傳統模式有些失靈。他們都認為，美國在國際上遇到了困難，不能適應新的現實。他們都在質疑傳統的智慧和固有的觀念，試著去用全新的眼光打量世界。他們對美國的未來表示基本樂觀，這一點你可以在書中看得出來，但是，樂觀有一個前提，那就是美國必須能夠應對當前的世界挑戰，而不是生活在自我臆想的世界中。
文摘
第一章我們怎么會在這裡？戴維·伊格納休斯：讓我引用喬治·馬歇爾將軍的話“別和問題糾纏”來開始我們的對話。我一直認為，他的意思是要“理解問題”，先向你自己描述清楚，然後再去解決它。千萬別跟問題本身糾纏。所以，讓我用描述問題的方式，來向你們每個人提問。問題在於，新總統上任之際，美國面臨著什麼樣的形勢，在這個變動的世界中有哪些困難，這些困難的實質是什麼。茲比格，請告訴我你對今日世界面對的問題的看法，它是什麼，然後我們再談如何應對。
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小布希總統曾在國情咨文中稱，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爭，是本世紀決定性的意識形態挑戰。聽到這句話，我感到震驚。我就對自己說：“是不是有點傲慢？”現在是21世紀初，有人卻在向我們灌輸什麼是本世紀決定性的意識形態挑戰。假設我們回到1908年，如果被問及如何定義20世紀的意識形態挑戰，那么在大多數人的答案里，會談到右翼和翼，談到極權主義及類似的政權嗎？或者回到1808年，如果被問及19世紀的挑戰，會有多少人，在保守分子在維也納會議取得勝利的前夜，能夠信誓旦旦地說，民族主義情緒將會在德國、法國、義大利、波蘭以及整個歐洲蔓延呢？
本世紀的意識形態挑戰，不會是反恐戰爭。而是一些更加抽象的東西。我認為這包含三個方面的主要變化。
第一，我稱之為“全球政治覺醒”。第一次，全人類都在政治上積極起來。這是非常巨大的變化。第二，全球力量的中心從大西洋兩岸轉移到了遠東。這並不是說大西洋兩岸的國家將會崩潰，而是說它們將失去500年來的統治權。第三，則是全球共同問題的出現，我們必須共同應對，以防所有人痛苦地受難。這三個方面的主要變化定義了美國必須面對的挑戰，而美國的生存以及全球地位，就取決於美國如何應對以及應對措施是否得當。
伊格納休斯：茲比格，請繼續你的思路，在我們的能力範圍內，如何應對這些已經發生的變化？
布熱津斯基：如果我必須將其歸結為一點的話，那么我要說，這一點就是美國信心的淪喪。我一生中的主要時間，都生活在冷戰的氛圍中。這是一場巨大的全球鬥爭，但我們用自信來消耗它。可最近幾年我卻發現，美國到處都瀰漫著一種恐懼的文化，這種文化讓我們故步自封。
當然，“9·11”事件引發了恐懼的瀰漫。整個國家都在電視上看到了它，美國的自信開始搖晃。但是我認為，恐懼被人為宣傳所放大，這一點讓人十分難過，因為這樣於事無補。如果整個國家被恐懼所驅使，美國將不可能合理地應對我們下面將要談到的變化。
伊格納休斯：布蘭特，你如何評價我們這些問題的本質？我們的哪些反應能力遭到了破壞？
布蘭特·斯考克羅夫特：我看待世界的方式與茲比格基本一致。但讓我先從歷史背景談起。我認為，冷戰的結束標誌著歷史在世界範圍內的斷層。
冷戰將密集的注意力強制轉移到某個單一問題上來。它將我們動員起來。它動員我們的朋友和盟友反對某個單獨的集團。它影響了我們的思維過程，影響了我們的機制，也影響了我們做的每一件事。我想，比起冷戰時代，沒有哪個時代更能讓我們如此集中精力。
突然之間，只是一眨眼的歷史瞬間，世界走到了盡頭，被一個沒有冷戰般實體威脅的世界所代替。冷戰之中，如果我們犯了一丁點兒錯誤，都可能會炸毀整個星球，突然之間，這種威脅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出現了一大堆棘手的問題。我們沒法只通過一隻望遠鏡去盯著莫斯科，我們現在站在望遠鏡的另一端，面對成千上萬的小麻煩。然而，我們處理小麻煩的機制與思維過程，卻只適用於應付莫斯科。
伊格納休斯：你當年在白宮，當全球都在害怕核毀滅時，是怎樣的狀態？你們二位，都曾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坐在那個獨一無二的位置上，在壞訊息襲來、全球危在旦夕之時，你們身處其位，有什麼感想？布蘭特？
斯考克羅夫特：總有一種想法揮之不去。如果任何一方犯下嚴重的錯誤，那對全人類來說就可能是災難。我們是不是每分每秒都在這樣想呢？倒也不是。但總會想到這些，還有會不停地想，蘇聯人到底想要什麼，他們的能力邊緣在哪裡，比如很擔心，他們的技術發展，是否能夠瞬間摧毀我們，是否能將核對峙狀態變成核不對稱狀態？
對我而言，這些想法超乎一切。我們看待衝突，無論是朝鮮、越南，還是其他的小麻煩，我們都會想“怎么才能既證明蘇聯人背後有一手，又別去傻乎乎地冒險把自己搞得沒有退路”。
伊格納休斯：聽起來，好像有一種恐懼，就是害怕任何小小的弱點被擴大成全球災難。那正是我們至今念念不忘的冷戰思維的一部分，甚至，還把它帶入到新的環境中來。茲比格，你當年處在決策核心時的感受如何呢？
布熱津斯基：喔，我的工作之一，是協調總統在核打擊到來時的回應。我想，布蘭特，那也是你的職責，是嗎？我並沒有泄密，不過，大概是這樣一種過程：
我們會在蘇聯大規模發射核飛彈後1分鐘內發出核打擊預警。大概在第2分鐘之內，我們就能夠得到該次核打擊的基本規模以及可能目標的數據，並且精確度相當高。到第3分鐘，我們多少已經知道何時預估後果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同樣是在第3分鐘，總統會收到信息提示。第3～7分鐘之問，總統會決定如何作出反應。
這件事一開始就變得非常複雜。如果這是一次全面核打擊，那么反應就會相對容易。你需要的只是全面報復。但假設這只是一次有選擇的小規模打擊，那么就會有許多種選擇。總統需要權衡各種選擇的利弊。他會如何反應呢？總會有一種不確定性。在任何情況下，這個過程必須在7分鐘內完成。我想，這個時間，與你們共和黨政府的估算應當差不多，是嗎？
斯考克羅夫特：嗯，差不多。
布熱津斯基：到第7分鐘，執行的命令就必須下達，無論是什麼樣的決策，都必須執行。這並非完全的理論臆想，因為我們有過一次小小的恐慌。有一次，我被半夜叫醒，並被告知，戰略指揮系統已經啟動。當然，最後搞清楚這是一場演練，但不知怎么傳著傳著卻被某些人誤讀成真的核打擊了，不過，我們的反應很快。沒有什麼大事。
大約到第28分鐘的時候，就會出現後果。也就是說，你和你的家人就已經死去。華盛頓被夷為平地。大量美國軍事資源被摧毀。但可以想像，總統同時也會作出反應決策。我們已經回擊。6小時之後，1億5千萬美國人和蘇聯人就會死去。
這就是我們當時與之共存的現實。我們儘可能地使之穩定可控。既不能首先進行核挑釁，又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並堅定地執行敵對核政策，這樣任何一方都不會心存僥倖。
現在就不一樣了。我認為布蘭特描述得很好，現在有一大堆棘手的問題。新的現實是一種分散的動盪。我認為，那就要求一種不同於以往的思維模式，要求我們對於全球變化的複雜性有著更加純熟的理解。我們需要一個能夠理解自身責任的明智社會，需要一個不會在恐懼中慌忙作出取悅大眾的荒唐決策的社會，需要一個不會使我們與世界隔離，不會讓我們變得非常脆弱的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的基礎上，我們需要領導力。伊格納休斯：布蘭特，當冷戰結束的時候，對於我們這些曾經經歷過冷戰的人來講，真可謂是突然之間，一切都結束了！可以理解，有一段時間，外交政策成為可有可無的東西，因為人們好像真的不在乎了。這種觀念讓人迷糊了很長時間。
斯考克羅夫特：是的，“9·11”事件喚醒了人們。
伊格納休斯：讓我問你一個問題，記得世界改變的那一天，當你隨之成長的世界、你和你的這一代人都十分熟悉的世界，變得完全不同的那一天。我想說的是，那就是柏林圍牆倒塌的時候，我們意識到蘇聯帝國正在崩潰，可能再也無法修復。布蘭特，你當時正在白宮。請描述一下那一天，這場漫長而激烈的鬥爭開始終結的時刻。把你的想法描述出來。
斯考克羅夫特：不過，當時，我不會把柏林圍牆倒塌的日子當成“那一天”。對我而言，那一天是貝克（JimBaker，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譯者注）和謝瓦爾德納澤（EduardShevardnadze，當時的蘇聯外交部長。——譯者注）站在一起，宣布伊拉克人侵科威特的日子。對我而言，那才是真正的冷戰結束的時候。蘇聯人在柏林圍牆倒塌時受到過沉重的打擊嗎？整個帝國當時搖搖欲墜嗎？是的。
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人們並不清楚結果會如何。戈巴契夫正在努力拚湊一個邦聯，以代替老舊的蘇聯。他努力想修補架構，而不是要摧毀它。所以，一切都仍然處在模糊未定的狀態。我們是不是感覺很好？當然是。但在那個時候，當柏林圍牆倒塌的時候，總統的感受，卻是“別得意忘形”，我也是同樣的想法。即使這就是冷戰的終結，我們也千萬不能再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那種“贏者通吃”的錯誤。恰恰相反，我們要每一個人都是贏家。我們勝利了，蘇聯也勝利了！柏林圍牆第一次被破壞時，總統就把記者叫到他的辦公室。當時，萊斯利·斯塔爾（lesleyStahl，美國CBS資深記者）就問：“總統先生，你看上去並沒有那么高興啊！我還以為你會很想在柏林圍牆的廢墟上跳舞呢！”總統回答說：“喔，我不是那種人。”其實他真正想說的是，我並不想幸災樂禍。因為莫斯科的反應很可能會摧毀我們的一切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