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之作品作者簡介
原名韓建國，1930年生，祖籍湖南湘潭，生長於南京。在南京第一中學讀高中時接受進步思想和黨的教育，參加了地下黨組織。南京解放時被調去做青年團工作，另外，他又深入農村，先後發表了不少謳歌新生活的中短篇小說，成名作《在泉邊》。195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以後又在江蘇文聯、南京文聯從事專業文學創作。1957年，方之與江蘇幾位青年作者高曉聲、陸文夫等提出大膽干預生活，嚴肅探求人生的藝術感受，受到了批判和鬥爭，方之回到他工作過的農村參加勞動，更深入和真切地觀察生活中錯綜複雜的矛盾，在60年代初寫出了引起全國文藝界討論的《出山》及其他一些作品。70年代末當他重返文壇後，鮮明地提出了搞“防癌文學”的主張，這是他直面人生深沉思考的結果，也是他一生文學創作經驗的結晶。
這個才華橫溢、勇於探求的作家，一生中處於順境之時甚少，1957年因“探求”受打擊後一直走著坎坷不平的道路，總其一生，能從事寫作並發表作品的時間並不多，所寫小說不過幾十篇，全部著作加起來不滿一百萬字，但在思想的深刻性和藝術的獨創性上，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他總是用敏銳的目光和火熱的心去觀察和聆聽時代的脈搏，在自己的作品中謳歌生活中美好的東西，鞭撻醜惡的東西，寫“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筆下所無”的東西。
人物塑造
作品塑造的主人公田玉堂，是“文革”後文學人物畫廊里十分獨特的一個。所謂“不乾不淨，好吹好玄”，只是帶有特定政治意識形態眼光的一種界定模糊的評價。這個普通的小商人在戰爭年代裡，因為日本侵略軍的蹂躪而惶恐不安，也為八路軍的日益壯大而驚異。當他看到家有萬貫的大地主少爺嚴赤不僅參加了共產黨，而且變賣捐出了全部的家產，驚詫之餘他感到納悶：共產黨何以有如此的吸引力？自此他不再像躲避土匪那樣躲避共產黨了，還很樂意與他們交往，作為與共產黨交善的商人，他不僅為新四軍提供了許多藥品，還時時牽掛著他們的生死安危。1942年日本軍隊圍剿新四軍的時候，黃司令員托他設法掩護快要臨產的女共產黨楊曙，她正是副司令嚴赤的妻子。田玉堂以多年為商的機敏和社會關係，闖過重重難關，終於使母子二人平安無恙。這是小說上編所敘述的故事。下編則已是“文革”時代了，當了縣蚊香廠廠長的處處受人尊敬的民主人士田玉堂在一片“砸爛”聲中一下子變成了牛鬼蛇神，“什麼掛牌子、高帽子，陰陽頭，噴氣式之類，倒也平平，無啥可說”，但當有人出於不可告人目的誣陷黃司令、嚴赤夫婦為“內奸”，並要他作偽證時，他本著自己的良心實話實說，因而招來一頓打，並將他革職為民，遣返故鄉餵豬去了。田玉堂對拷打他的“造反派”說：“今後打起仗來，還有誰來掩護你們工作同志呢？”。 “內奸”本是個充滿政治意識形態和黨派色彩的名詞，在中國現代複雜的政治鬥爭歷史中，它的所指往往隨著黨派立場竿時勢的變遷而發生戲劇性的變化。《內奸》中所敘述的老幹部在“文革”中被誣為“內奸”終而昭雪的故事和背景，並沒有越出四十年黨史鬥爭的範疇，與當時流行的“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作品的題材也並無多大的差別，但作者所選取的敘述視角卻是相當獨特的。小說以田玉堂這個富於民間色彩的人物為主人公，以他的眼光看取四十年來的政治風雲，使這段歷史的是非曲折又有了另外一種解釋。就田玉堂個人來講，作為一個普通的商人，他的歷史並沒有什麼值得炫耀的的地方。他為共產黨做事，是出於一個中國人的良知和對這個組織的樸素的好感，並不曾出於一種信仰而使他把全身心都交給組織，對於真正的共產黨人而言，他始終是一個“同路人”，他從懼怕、遠離共產黨，到同情、欽佩、最終參與共產黨人的事業，成為一個小企業的廠長，都是出於一個普通百姓的良知。但具有悲喜劇意味的是：他正是以其特有的甚至有點軟弱的方式，不僅保護了他自己人格的完整，抵制了極左政治路線和政治陰謀者的行徑，而且還在某種意義上成了黃司令員、嚴赤這樣的英雄人物的救命恩人；更與像田有信這樣在“乾乾淨淨”的白大褂底下精心掩蓋著私利的“共產黨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小說並不是從正面去展示和探問“文革”的悲劇及其歷史成因，而是以一個膽小、謹慎、四面逢迎的普通人的悲哀、痛苦來折射時代悲劇，田玉堂的悲劇不會激起大悲大慟，而是引發一股淡淡的苦澀，在這一種甜酸交織的苦澀里，我們感到普通人的美好與卑微，勾起我們深深的隱痛。作為一個民間小人物，他沒有可歌可泣的歷史壯舉而無法進入崇高和壯美的正史，也因為沒有直面慘澹血污的現實而難以有令人崇敬的英雄色彩，但以民間化的視角來敘述政治歷史的悲劇性變遷，其本身就是歷史反思的一種表現。
藝術特色
這篇小說在藝術上的特別之處，還體現在故事的傳奇性和獨特的諷刺手法上。
《內奸》的作者採用了中國古典話本小說的“說話”方法，一開始便提挈出故事延續的時間和涉及的人物，然後慢慢道來，脈絡清晰，娓娓動聽。作者不是孤立地描寫環境、事件和人物，也不對人物肖像、心理、動作和對話作靜止的刻畫，而是以田玉堂的遭遇為主線，在四十年的歷史中選取了1942年護送楊曙就醫脫險和文革中深陷冤獄，有口難辯這兩個傳奇式的事件，讓許多人物糾纏在一起，在波瀾起伏、出乎意外而又合乎情理的故事發展中刻畫人物，表現時代。同時，故事的傳奇性和作品所採取的獨特的敘述的語言有關，小說土腔土調的敘述語言與敘述結構和敘述方式相得益彰。
《內奸》的辛辣諷刺不僅表現在讓諷刺對象自我嘲弄，自相矛盾，比如將田有信的聖潔的言辭與卑劣的行徑相互對照，更重要的體現在對人物和情節的把握與安排上。精通買賣，交遊廣泛，好吹好炫的榆面商人田玉堂本來是一個具有民間喜劇色彩的人物，他慣於隨機應變，真真假假，雲天霧地，但作者恰恰在這個人物身上發掘出悲劇性的諷刺意味，田玉堂本來並不了解共產黨，後來在黃、嚴兩位共產黨人的感化下嘆服了，並為之冒了風險出了力氣，到頭來被當作“內奸”；他當年好吹好炫時倒沒被當作壞人看待，文革中他本著良心，不吹不炫，老老實實時，卻反而連遭痛打。時代歷史的內涵在田玉堂這個民間人物的眼裡，與“好人落難，小人得志”和世事變幻的滄桑感嘆相結合，獲得了獨特的諷刺效果。
作品鑑賞
方之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