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自然主義研究：方法指南》:《做自然主義研究——方法指南》是本實踐指導 -百科知識中文網

內容簡介

《做自然主義研究——方法指南》是本實踐指導書，旨在幫助調查者有效運用自然主義（或建構主義）的範式開展工作。

在質性研究方法的國際旗手——林肯和古巴所做理論工作的基礎上，本書作者歐蘭德森和他的夥伴們向讀者表明了這些觀念是如何影響調查實踐的。他們探討了一系列的調查過程，包括調查設計、資料收集、資料分析和報告撰寫，還考察了實證主義調查文本中很少關注的一些重要問題：倫理、可信度和真實性。

本書在探討做自然主義研究的每一個步驟時，都提供了大量妙趣橫生的案例，這些來自不同領域的案例不僅證明了方法的有效性，而且也使本書的閱讀即使對一個初學者也成為了一次輕鬆愉快的旅行。

作者簡介

大衛·A·歐蘭德森，1969屆伊利諾州大學教育博士，美國德克薩斯A&M大學教育管理教授。歐蘭德森教授1977年進入德克薩斯A＆M大學，之前在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從教6年，並曾在伊利諾州公立學校當了ll年的教師和行政人員，現任全美中國小校長培訓中心主任；他的研究集中在校長的職業發展和學校環境的重建上；是《加強學校領導》（StrengtheningSchoolLeadership，1976）一書的作者，並就校長的職業準備及職業要求方面撰寫了大量期刊論文。

1　調查態度：對新範式的需求
社會環境中的調查
相關性要求：一些不同的方法
範式、假定和對研究的寓意
自然主義研究中語境的重要性
進一步的研究
2　研究過程：一些基本的考慮
建構和傳達現實
建立可信度
方法的選擇
資料收集和分析
報告研究
進一步的研究
3　啟動研究
確定一個難題
陳述調查難題和問題
選址
工作假說
啟動：一種互動過程
結論
進一步的研究
4　設計一項自然主義研究
設計自然主義研究
人口條件
自發設計
總結
進一步的研究
5　收集資料
收集資料的目的
立意抽樣
資料蒐集來源
人類和非人類的資料來源
記錄資料
思考和感受間的關係
總結
進一步的研究
6　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的互動過程
互動過程：一個示例
解釋一辯證過程
用微型計算機作為資料分析的工具
組群資料分析
用三角測定法檢驗假說
總結
進一步的研究
7　自然主義研究的質量標準
如何建立可信度
提供可信度的自然主義技術
確保真實性
倫理考慮
關於質量的最後思考
進一步的研究
8　準備報告
案例研究的格式
　撰寫報告　
　評估案例研究報告
　外部審計　
　傳送報告　
　一些候選格式　
　最後的一些想法　
　進一步的研究　
後記
參考文獻
索引

文摘

調查態度：對新範式的需求
　我們寫這本書，至少部分是因為，我們看到對於許多調查者來說，外出做調查已經沒什麼新奇感了，我們想幫助恢復這種感覺。許多調查者似乎把他們的工作當成是一種例行練習，遵守非常明確的規則，拒絕大量的人類靈活思維能力；而我們相信，這種能力的拓展是科學前進、是最令人滿意的調查的基礎。儘管我們要遵循一種與盛行範式背道而馳的調查範式，但實際上我們相信，“好調查就是好調查”，無論有意義的調查遵循什麼樣的模式，它都會利用人類心靈那奇妙的靈活能力。下面這個一百年前的故事可以很好地反映我們的調查態度，它有關一次調查培訓，其領域與我們自己的完全不同。
盯著你的魚看
S.H.史卡德
1874年4月4日，周六
約十五年前，我進入阿格西教授的實驗室，告訴他我已經在理學院登記，了，學習博物學。他提了一些問題：我前來的目的，我的大致經歷，我計畫日後如何使用我可能獲得的知識，最後問我是否希望學習任何特殊的分科。對於最後一個問題，我的回答是，儘管我希望在動物學的所有學科中都打下堅實的基礎，但我打算把精力投入到昆蟲研究中。
“你想什麼時候開始？”他問到。
“現在”，我回答說。
這似乎讓他感到滿意，有力地說了聲“很好”，他從架子上取下一個用黃色酒精浸著標本的大瓶子。“拿著這條魚，”他說，“盯著它；我們把它叫做haemulon；過一下我會問你看到了什麼。”
說完這些他就離開了，但不久又回來了，明確地指導我要保護好交託給我的東西。
“不知道如何照顧標本的人不適合當博物學家。”
我需要把那條魚放在我面前的錫盤里，偶爾用瓶里的酒精滋潤魚的表層，始終要記著塞緊瓶蓋。那個時候還沒有磨砂玻璃的瓶蓋和形狀雅致的展示瓶；以前的所有學生應該會記得那些巨大的圓柱形瓶子和它們的那些易漏、打過蠟的瓶塞，被蟲子咬得剩半截，還布滿了塵垢。比起魚類學來說，昆蟲學是比較潔淨的科學，但教授毫不猶豫地探手到瓶底拿魚的這一典型做法，卻很有感染力；儘管酒精有股“陳腐且帶魚腥的味道”，在這種神聖的地方，我實際上不敢流露出任何的不快，把酒精當淨水看待。不過，我還是意識到那種稍縱即逝的失落感，畢竟，對於熱心的昆蟲學家來說，目不轉睛地盯著看魚並不是件值得稱許的事。我家中的朋友如果發現無論用多少古龍香水，都無法驅散我身上那股如影隨形的氣味，他們也會感到厭煩。
十分鐘後，我已經在那條魚上看到所有我能看到的，就開始去找教授，不過他已經離開了博物館；我瀏覽了一下保存在樓上的一些古怪動物，當我返回時，我的標本已經幹了。我急忙往魚身上潑酒精，就像是對突然暈倒的動物進行急救一樣，焦急地期待它回復正常的、濕漉漉的模樣。這場小風波過後，我只得又緊緊盯著我那不言不語的夥伴。半個小時過去了，一個小時過去了，又一個小時過去了，魚看上去變得討厭了。我把它翻來翻去，看著它的臉——恐怖；從後面、下面、上面、側面、斜面看它——一樣恐怖。我絕望了。儘管時間還早，我覺得該進午餐了，因此，我小心地把魚放回瓶子，帶著全然釋放的心情逍遙了一個小時。
回來後，我了解到阿格西教授已經來過博物館，但又走了，而且數小時內不會回來。我的同學們太忙，不能與之繼續交談以免妨礙他們。我慢慢取出那條令人憎惡的魚，帶著無助的感受再次盯著它看。我不能使用放大鏡，不能使用任何類型的儀器。我的雙手，我的雙眼和這條魚，沒有比這更狹隘的活動範圍了。我把手指探入它的喉嚨，感受它的牙齒有多鋒利。我開始數每排有多少片魚鱗，直到我確信這樣做太無聊。最後，一個愉快的念頭閃現——我可以描繪那條魚。當時令我驚訝的是，我開始發現這條魚身上一些新的特徵。此時教授回來了。
“不錯，”他說，“鉛筆是最好的眼睛之一。同樣，我很高興看到你把標本保持濕潤，瓶蓋也塞好了。”
在說完這些鼓勵的話後，他加上了一句：
“恩，它像什麼？”
他聚精會神地聆聽我簡要地敘述那些我還叫不出名稱的部分的結構：拱形的腮，能移動的腮蓋；頭上的孔，厚厚的唇和沒有眼瞼的眼睛；側線，刺狀的鰭和叉狀的尾巴；扁平、弓形的魚身。當我說完，他等了一下，似乎期待更多，然後帶著一絲失望說到：
“你看得不夠仔細，”他繼續更殷切地說：“你甚至沒有看到這種動物最明顯的特徵之一，跟這條魚本身一樣，它清清楚楚地就在你面前；再看看，再看看！”他又走了，把我留在懊惱之中。
我感到傷自尊，我感到鬱悶。還要再看這條醜陋的魚！但現在我決心給自己布置任務，而且新發現一個接一個，直到我體會到教授對我的批評是多么公正。下午過得很快。要結束時，教授問道：
“你現在看到了嗎？”
“沒，”我回答說，“我確定我沒看到，但我看出我先看到的是多么的少。”
“還不夠好，”他誠懇地說，“不過我現在不會再聽你說，把魚放好回家，也許明天早上你會回答得更好。在你看魚前我會考察一下你。”這就讓人感到不安了。我不僅必須整夜想著那條魚，在沒有對象放在我面前的情況下，我得研究我不知道的，但又最明顯的特徵是什麼；同時，在沒有檢查我的發現的情況下，我必須在第二天精確地描述一下它們。我的記憶力很差，因此我帶著這兩個困惑，心煩意亂地沿著查理士河步行回家。
第二天早上，教授那熱誠的問候讓我感到安心，這裡有個人，似乎跟我一樣急切地認為我應該看到他所看到的東西。
我問道：“您是否指的是那條魚的兩側是對稱的，器官也是配對的？”他那滿懷喜悅的“當然！當然！”令我覺得頭晚數小時的失眠是值得的。在他極其愉快且興致勃勃地——他經常這樣——談到這一點的重要性後，我試探性地問他我下一步該做什麼。
“喔，盯著魚看！”他說，接著再次離開了，讓我自行其是。大約一個多小時後他回來了，聽取我的新記錄。
“很好，很好！”他重複說道，“但那還不是全部，繼續。”連續三天他都把魚擺在我面前，不準我看其他東西，也不準我使用任何人工設備。“看，看，看”是他重複的指令。
這是我上過的最好的昆蟲學課，它的影響延伸到後來的每一項研究的細節中；它是教授留給我、也留給許多其他人的一種遺產，其價值無法估量，買也買不到，我們也離不開它。
我們勸那些想開展有意義調查的人採取類似於阿格西教授要求的那種態度（儘管我們會發現，自然主義調查者要與人類的語言和意義打交道，他們的任務遠比考察一條濕透的魚要複雜得多）。對博士生來說，學位論文很可能是他們要做的第一項重要的獨立研究，這種態度尤其重要。對於其中的一部分學生來說，學位論文是研究生涯的第一步，他們在學位論文研究中培養的習慣和態度很可能就是他們以後做研究的習慣和態度。本書中用作範例的很多研究都是博士學位論文研究，可能對那些處於此階段的人來說尤其有用。
阿格西教授的教學態度對於我們的目的來說，同樣也有啟發性。他並沒有為學生制定一套可以遵從的規則和程式，他只是告誡：“盯著你的魚看！”然而，並不是學生的所有觀察都有同樣的價值。觀察的有效性源自於擺在學生面前的那條濕透的、無生命形式的魚和從那些觀察出發的邏輯引申。這非常類似於我們要在本書中提出的過程。觀察、記錄、分析、反思、對話和再思考這樣一些過程，都是我們力圖提出的調查過程的核心部分。所有部分的有效性取決於它們在多大程度上有助於我們理解被觀察事件所在的語境。我們將在本章的後面進一步考察語境的重要性。
社會環境中的調查
在本書的這一開篇章節中，我們簡略地提到善於人類互動研究的調查者在工作中經驗到的某些挫折。這些挫折似乎不完全源自其調查領域的複雜性，更是源於一種盛行的調查模式，該模式不允許使用某些潛能巨大的調查工具和程式。本章探索某些已被試驗過的候選程式，並且簡要地描述一下當前對調查範式轉換的看法。結尾簡單地考察了社會語境在做自然主義研究中的關鍵作用。
在《運動心理學家》（TheSpartPsychologist）的一篇文章中，馬騰斯（Mar-tens，1987）講述了他自己作為調查者的經歷：
我用研究所學到的科學方法研究運動心理學大概有十五年的歷史。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對這些方法越來越感到不滿，不是因為我對研究現象缺少興趣，因為現在我越發著迷於運動心理學的題材。事實上，我變得不滿於用來研究我們領域中的現象的那些方法，但我並不完全知道是為什麼。我不能理性地說明原因，但是就情緒而言，對於忠實地理解人類行為來說，這些方法並非“似乎是正確的”（P.29）。
稍做調整，馬騰斯的敘述就很可能描繪了許多調查者的經歷，他們主要的關注點就是人類行為和該行為發生的環境。教育組織的學生經常失望於“最好的”調查方法在獲得重要問題的答案上的無助。如果馬騰斯的感覺是正確的，如果它反映了研究人類行為的學生的普遍困境，那么它暗示的是，被看作是“最好的方法”不夠好。
在《社會公益服務評論》（SocialServiceReview）的一篇文章（Heineman，1981）中，海涅曼提到社會工作領域中方法論和設計的影響：
社會工作調查的盛行模式設定了調查設計層次，它涵蓋了整個的範圍，從最不科學的到最科學的，而且依它們滿足預測標準及隨帶要求——比如實驗操作、控制組和隨機化——而得到排列（P.374）。
　她繼續說到：
問題不是這些關於構成好科學和好社會工作調查的假定從不導向有用的知識，而在於它們是被規範性地使用，而非描述性地使用，來規定某些研究方法論和禁止其他的方法論（P.374）。
海涅曼聲稱，當前科學的社會工作概念化的規定性本質（這體現在首選的研究設計和方法論形式中）有力地決定了實踐的本質，而不允許實踐決定科學研究的形式。
　對於本書的作者來說，馬騰斯的體驗和海涅曼的評論聽起來是對的，而且我們猜測它們對於許多讀者來說也是對的。我們在對底層假定，尤其是知識的客觀性假定不做任何置疑的情況下，輕易接受科學方法的規定。自國小起，我們就聽到了對科學方法優點的頌揚，完全吸收了傳達給我們的、反映它對人類繁榮所做貢獻的歷史。由於科學方法被過分簡化的形象在我們身上根深蒂固，所以當我們取得的結果無法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時，這種成見經常導致我們質疑我們自己和我們的能力。我們固執地期待統計程式和計算機能力，以為能用它們來量化和處理在社會環境中碰到的微妙、複雜的差異，從不懷疑客觀的量化可能正是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解決方法。
馬騰斯發現他自己過著兩種不同的生活：
我已經深切地體會到兩種完全不同的運動心理學——我稱之為學院運動心理學和實踐運動心理學。它們導致我過著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一種是學院的、科學的和抽象的，另一種是實踐的、套用的，以及在某些人看來，神秘的。為什麼這兩種運動心理學會分道揚鑣？我認為，答案在於運動心理學家對何為合法知識的理解（P.30）。
在馬騰斯看來，學院運動心理學主要關注的是科學規則的套用，其套用方。式據說是行為研究者可接受的。然而，他發現第二種生活，即作為實踐運動心理學家的生活，更有效果，因為，相比起他用正統科學方法來研究運動心理學而言，他用實踐心理學獲得的知識更多。馬騰斯認為，鑑別和獲得“合法知識”的兩種方法間的這種分裂，反映了庫恩（Kuhn，1970）那裡與範式危機有關的東西。
在庫恩看來，範式提供了看世界的方式。它通過提供假定、規則、指導和“常規科學”的實施標準，對研究領域施加影響。在某一研究領域，科學家所做的已被接受的工作就是挖掘範式蘊含的細節，與此同時，履行範式的承諾。但是，就如庫恩在許多不同領域中表明的，這種工作不可避免會製造反常，而盛行的範式不可能全部容納。這就為能更好地說明反常的新範式鋪平了道路（如太陽中心說取代地球中心說的宇宙觀），並且使新階段的常規科學得以啟動。然而，從舊範式向新範式的轉換一般不那么順利。某個領域內舊一代的、已確定地位的科學家，是圍繞更早的範式來開展其工作的，他們控制了科學工作獎勵的那些規則。衝突會一直持續，直到新興的範式變得盛行，而通常不是到舊範式的消亡，還會有最後一批保護舊範式的傑出科學家。
在《社會公益服務評論》中，霍沃思（Haworth，1984）的一篇文章考察了庫恩的論點對社會科學的寓意：
無論人們是否贊同庫恩的歷史分析的所有寓意，有個後果是引人注目的。自1962年後，不斷增長的“範式意識”一直在削弱社會科學家的假定。在壓力的驅使下，直覺的、暗含的東西變得更明顯……這一過程在前範式階段的社會科學中更為混亂，在這種科學中，假定通常是不加質疑地借用、武斷地學習、頑固地堅持的（P.351）。
關於範式轉換，最全面的陳述可能是由施瓦茲和奧格威在他們的專著《自發範式：改變思維和信念模型》（Schwarz&Ogilvy，TheemergentParadigm：ChangingPatternsofThoughtandBelief，1979）中提出的。他們對廣泛的研究領域中正出現的情況做了分析，它們包括物理學、語言學和藝術；他們得出結論認為，新的整體範式正在出現，它對目前主導學術研究的“科學方法”假定和信念構成了挑戰。對新範式的追求，最全面地體現在知識換代和古巴、林肯（Guba，1978；Guba，1981；Guba&Lincoln，1981；Guba&Lineon，1989；Lincoln，1989；Lincoln&Guba，1985）在教育領域所做的研究中。這一新範式最初被古巴和林肯明確地表述為“自然主義”範式（Guba，1981；Guba&Lincoln，1981；Lincoln&Guba，1985），儘管近年來，由於“自然主義的”這個詞語的一些寓意，他們更願意稱之為“建構主義的”而非“自然主義的”（Guba&Lincon，1989）。不過，本書在指稱新範式和與之相聯的研究模式時，我們將繼續採用“自然主義的”這個術語。
古巴和林肯的著作和工作對目前這本書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他們細緻地考察了盛行範式的假定和困難，系統地闡述和擴展了新範式的哲學基礎和程式建議，為在新範式下的研究配備了初步的保護法典，擔起了範式危機時期的主要戰役和爭論。儘管我們不如林肯和古巴那樣明確新範式的精確本質，但我們確實贊同林肯（Lincoln，1989）的看法：該爭論牽涉到“整體範式”的轉換，不能靠修補方法或修補孤立的科學研究原理來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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