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報學史》戈公振著，對中國報學的研究，此書當為開山之作。它的最大特點是圖文互證，史料翔實，不少報刊資料賴本書得以傳播。作者態度嚴謹，廣泛收集與報學史相關的材料，精研覃思，用力彌深，使本書成為中國報學史的權威著作，成為學者和報刊文獻收藏家案頭必備的讀物。
作者介紹
戈公振是我國三十年代著名的新聞記者、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開拓者和我國早期的新聞教育家，名紹發，字春霆，
戈公振1932年，國際聯盟派李頓調查團來我國東北和上海調查日本侵略中國真相，他以記者身份隨代表團去東北，冒死深入瀋陽北大營，了解日軍侵華情況，向國內報告，發回大量通訊和文章，深得國人好評。1933年他隨中國首任駐蘇大使顏惠慶去莫斯科訪問，後來他決定留在蘇聯。他勤奮閱讀馬列主義著作，研究蘇聯社會主義社會，併到蘇聯各地參觀考察，為國內報刊寫了不少通訊，報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和人民的政治、經濟生活，對國內報刊起了一定的影響。1935年夏，接到鄒韜奮兩次電報，邀他回國重新籌辦《生活日報》，他即啟程回滬。不久因闌尾炎住院，不幸於10月22日病逝，年僅45歲。戈公振去世後，鄒韜奮為他寫了悼文。戈公振是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他臨終時對韜奮說:“在俄國有許多朋友勸我不要回來，…… 國勢垂危至此，我是中國人，當然要回來參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可惜，他壯志未酬就辭世。當時，愛國老人沈鈞儒先生寫了《讀韜奮悼戈公振先生文》四首五言詩，前兩首要我們學習勾踐，“臥薪嘗膽”，“雙睛炯炯，怒視敵人”，第三首詩云:“哀哉稻奮作，壯哉戈先生，死猶斷續說，我是中國人。”第四首先寫一句“我是中國人”，第二句竟不能續，仍寫這五個字，再寫，還是這五個字，一連寫了四句“我是中國人”。沈老寫完，“淚滴滿紙”，感動得情不自禁了。
寫作由來
戈公振在《時報》工作期間，經常在上海一些大學講授新聞學和報學史的課程。《中國報學史》就是他在上海國民大學講課時寫成的。他在《中國報學史自序》（1935年1月商務版）中談到“民國十四年夏，民國大學成立，延予講中國報學史。……姑取關於報紙之掌故與事實，附予己見，編次成書。”該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內容特點
該書中最能反映戈公振個人風格的是他的幾篇“結論”。第一篇總結中國古代的報刊發展，開篇從秦朝的言禁開
《中國報學史》手稿第二篇“結論”總結的是中國近代早期報業，第三篇“結論”總結的是清末報業的發展。新聞史的書一般文筆都比較謹慎，就事論事，即便是介紹到歷史背景也多是簡略的、客觀的提一下，不含個人感情在其中。但是戈公振的幾篇結論都飽含了濃厚的個人情感。尤其是第三篇“結論”，他開篇就寫道：“以龐大之中國，敗於蕞爾之日本，遺傳惟我獨尊之夢，至斯方憬然覺悟。在野之有識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無柄可操，則不得不借報紙以發抒其意見，亦勢也。”類似這樣富有情感的語句在其他的幾篇的結論中，也是比比皆是，使文章更具親和力。
除了筆鋒常帶感情，戈公振對人對事的點評都是很精確、獨到。比如他提到維新派及維新派報紙失敗的原因，就指出：“然此派實力薄弱，而視天下事太易，故其發為議論也，燏煌光怪而有餘；其施於政治也，誠實懇摯而不足。殆清室徒有變法之名，無以慰人民之望，於是種族之學說起，與維新派立於對峙之地位。”這樣的點評也是隨處可見，讓人眼睛一亮。
該書的第四篇“結論”總結的是民國以來的報業。也許談論的是作者正在生活的時代，所以作者的情感格外的暴露在外，批評也格外尖銳。一開篇作者就下判斷：“民國以來之報紙，舍一部分之雜誌外，其精神遠遜於清末。蓋有為之記者，非進而為官，即退而為營業所化。”而且通篇不斷用反問的句式，舉出各種事例，斥責報業的庸俗化對社會風氣和進步造成的惡劣影響。
地位與影響
《中國報學史》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是我國第一部全面論述中國報紙歷史的著作。該書第一次確立了報刊史在學術研究中的地位。在此之前還沒有人明確地提出將報業史作為一門學科來進行研究。對此戈公振可稱為有開創之功。
為寫作該書，作者四處蒐集資料，刊登廣告“訪求舊報”；埋頭於徐家匯天主教藏書樓的報庫尋找原始資料。《中國報學史》對我國自古以來的新聞史的發展作了系統的敘述，收集了大量的、珍貴的、近代新聞史上的資料，許多史料保留了其原始的面目，頗具史學研究價值，為後繼的新聞史學研究者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