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新聞學著作
正文
1815～1919年間在中國公開發表和出版的有關新聞理論、新聞業務和新聞業史方面的文章和書籍，表現出中國資產階級新聞思想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近代早期的新聞學著作(1815年至19世紀60年代)中國最早的一批新聞學著作，是在1815年以後外國人創辦的第1批報刊上出現的。第1篇有關新聞學的論文，題為《新聞紙略論》，刊於1834年 1月在廣州出版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上。它簡略地介紹了歐洲報紙產生的歷史和現狀, 最早向中國讀者提出新聞自由問題。稍後，在廣州出版的英文雜誌《中國叢報》上，也載有這類文章多篇，其中《 歐洲在越恆河地區出版的報刊 》一文，全面評價了西方在東南亞和中國所辦的報刊；馬禮遜所寫關於《京報》的文章，對清代《京報》的性質、作用及其內容作了系統的剖析。這些文章的歷史價值，至今仍然受到重視。還有一批文章，雖非新聞學專稿，卻提供了很有意義的新聞知識與新聞觀點。《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序》為報刊文體規定了短、通俗、引人看 3項寫作原則；《中外新報》 的創刊號提出 “敘事必求實際，持論務期公平”的辦報方針；《遐邇貫珍小記》、《六合叢談小引》 等文， 也都表述了一些重要的新聞觀點。1859年, 洪仁玕在《資政新篇》中提出一整套辦報方案，強調通過報紙發揮“收民心公議”的作用。這些文章涉及新聞理論、業務、歷史學方面，但量少、零散。作者絕大多數是在中國辦報的外國傳教士。
近代中期的新聞學著作(19世紀70～90年代) 這一時期，中國新聞事業有了發展。中國人開始辦報，並在戊戌維新運動中興起辦報熱潮。在這一形勢推動下，出現了一批新聞學著作，內容較為豐富，作者隊伍也有所擴大。
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出版的報刊上繼續發表新聞學論著。主要文章有花之安的《 新聞紙論 》、艾約瑟譯的《新聞紙局遣訪各國事宜》 、李提摩太的 《論報館》、《報中雜論跋》等文。中國人撰有《總論新聞紙有十益說》、《設報館以博見聞》、《看報有益》、《興復萬國公報序》等文 (以上除李提摩太二文載天津《時報》外，均見《萬國公報》。這些文章著重闡明報刊在增識見、開智慧、宣上德、達下情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強調報紙的勸善懲惡作用。
隨著商業報紙在中國的廣泛發展，在這類報紙上也出現大量論述報紙的文章。《申報》是其主要代表。它刊有《(申江新報)緣起》、《邸報別於新報論》、《京報異於西土新報》、《英國新報之盛行》、《論新聞日報館事》、《論報紙體裁》、《論本館作報本意》等文。《字林滬報》也刊有不少這方面的論文，較為重要的有《報館首重主筆說》、《中國各報館始末》、《論報館立言應實事求是》、《官場新重報紙說》等篇。這些文章，闡述了報紙的性質、任務、作用以及有關新聞採訪、新聞寫作、主筆工作等多方面問題。此外，還強調報紙要兼錄閭里瑣屑，反映庶民意見，使農工商等下層人士也樂於訂閱。這也體現了商業報紙爭取讀者、擴大銷路的要求。作者多為中國人。
19世紀70年代起，要求社會改革的思潮在中國日漸興起。一批具有改良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紛紛著文論述報紙推動社會改革的作用。重要的有王韜的《論日報漸行於中土》、《論各省會城宜設新報館》，鄭觀應的《日報》、陳熾的《報館》。此外，在馬建忠的《適可齋紀言》，何啟、胡禮垣的《新政真銓》、陳虬的《治平通議》等專著中，也刊有論述他們各自辦報主張的篇章。這些論著，要求廣設新報，使報紙成為牖新知、開風氣、通民隱、達民情，推動國家富強的工具。它們還對外國報刊在中國占壟斷地位表示強烈不滿。
戊戌維新運動期間, 資產階級改良派在辦報熱潮中，發表了一大批論述報刊的文章。梁啓超的《論報館有益於國事》， 嚴復的《國聞報緣起》、 唐才常的《湘報序》，譚嗣同的《湘報後敘》等文是其重要代表。這些文章，繼續發揮早期改良主義者的辦報思想；不同的是，它們著重闡明報刊破舊圖新、權衡國是的作用，希望報刊能夠成為他們推動維新運動的喉舌。
近代後期的新聞學著作(20世紀初至五四運動前夕) 這期間，中國新聞學論著又有新的發展。影響深遠的首推梁啓超的有關文章。他逃亡日本以後,為《清議報》寫了《 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 》、《敬告同業諸君》、 《時報發刊詞》(附《時報發刊例》) 和《國風報敘例》 等重要論著 。這些文章改變了關於報紙的傳統觀念。過去把朝廷看作是報紙的主宰，認為報紙的主要作用在於宣上德、達下情；梁啓超則強調“報館之視政府，當如父母之視子弟”。過去認為報紙的根本作用在“去塞求通”梁啓超則把“監督政府”、“嚮導國民”看作報紙的天職。這些文章還探討了報紙編輯業務、評論、新聞報導、新聞體裁等多方面問題，把研究工作擴向新聞業務。
資產階級革命派
報人鄭貫公， 自 1900年起撰寫了《論新聞紙之益》、《日報議》、《拒約須急設機關日報議》等文，影響廣泛。這些文章，強調報紙的重大作用在造就民主政治和世界文明, 認為辦報是國民的義務，政府不得阻礙。文章還提出了 “黨報” 觀念和“機關報 ”作用問題。 在此期間，新聞學專著開始出現。上海商務印書館在1902年出版的日本松本君平的《新聞學》中譯本，是在中國印行的第 1本新聞學專著。該書又名《歐美新聞事業》，共36章近 9萬字。它以主要篇幅介紹歐美新聞事業的現狀和編輯、採訪、寫作等工作原則與方法問題，影響廣泛，有關言論曾為當時中國報人一再引用。1913年，上海廣學會翻譯出版了美國E.L.舒曼的《實用新聞學》。原著出版於1903年，是一本系統地介紹西方報紙實用知識的專著。有關新聞要素，即所謂“五個 W”的觀點，即是由該書首先傳來中國的。
中國人撰寫的新聞學專著也陸續出現。商務印書館在 1917 年出版的姚公鶴的 《上海報業小史》(同年在《東方雜誌》上連載) ，是中國人所寫最早的新聞史著作。該書對上海的一些主要中文報紙的歷史沿革及其經營管理狀況作了詳細記述。史實雖有若干出入，但一直為新聞學界所重視。1918年，徐寶璜的《新聞學大意》一書問世。 該書自1918年 9 月起連載於《東方雜誌》，後經修改發表， 先後更名為《新聞學》、 《新聞學綱要》，多次重版。這部書根據美國新聞學知識，結合中國報紙工作經驗寫成，是中國人自著的第 1本論述新聞理論與新聞業務知識的著作。1918年，商務印書館還出版了包天笑的《考察日本新聞紀略》一書。此外，任白濤的《套用新聞學》，當時已完稿，未及出版。隨著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新聞學作為一門科學，在中國受到了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