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條件最艱苦的大學，教授種菜學生淋雨，卻孕育無數大師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中華大地陷入空前動盪之中。在清華、北大和南開大學被相繼攻占後，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三位校長與部分教授參加了廬山召開的“國事談話會”，圍繞保護學術、培養人才一同商討對策。最終，國民政府令三校聯合辦學並內遷至長沙，組成了“長沙第一臨時大學”，三位校長均為籌委會常務委員。然而戰火很快就蔓延到了長沙，再次遷校已無法避免，但眾人卻不知該去往何處。

這時，時任北大經濟系主任秦瓚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向三位校長大力推薦雲南昆明，並力陳此地在自然人文環境的優越性。秦瓚之父秦樹聲曾在雲南任職二十餘年，歷任知府、道尹和學政，在政界和教育界有著深厚人脈，臨時聯合大學如遷到昆明，便能得到社會各界的歡迎與幫助。最終，三位校長同意將校址搬至昆明。1938年4月4日，三校師生全部抵達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正式成立，次月便宣布開課。

可以說，西南聯大是中國教育史上無比燦爛的繁星，學子們能夠享受到的待遇簡直令人咋舌——沈從文講授國文、吳有訓講授物理、華羅庚講授數學、馮友蘭講授公共倫理、吳晗講授中國通史、李賦寧講授英語，還有梁思成、徐志摩、林徽因、周培源、金岳霖、錢鍾書、朱自清、陳寅恪、卞之琳、聞一多、李繼侗、陳岱孫......

80年過去，人們對西南聯大的熱情卻不減反增。究其原因，是對學術自由的嚮往，是對大師雲集的仰慕，是對先賢勇士的崇拜。是他們，於篳路藍縷間為中華復興保留下珍貴的火種，自覺承擔起辦學救國的歷史使命，將各校局部利益置之度外，以空前絕後的包容姿態迎接人才、培育人才。正如馮友蘭在西南聯大紀念碑文中所寫道的那樣：“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築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作為清華、北大、南開三校的聯合體，西南聯大繼承、融合併發展了三校的校風，學生也因此具有三校風貌——清華的嚴謹認真之風、北大的民主自由之風、南開的開拓活潑之風。在此基礎上，西南聯大推行教授治校，主張大學獨立，並擁有高度公平的職稱管理制度。在當時，教師職稱共有助教、教員、講師、副教授及教授五級，想要提升職稱只需要教學成果和科研成績，與學歷工齡毫無關係，更沒有人數與比例上的限制。

正因如此，西南聯大破格錄用了大批教授——沈從文僅是國小畢業，錢穆連中學都沒讀完，華羅庚中學剛畢業，而只有高中學歷的陳寅恪卻成了清華的“四大導師”之一。在這批名師的努力之下，西南聯大在短短8年時間中累計開設1600多門課程，幾乎都是根據教師的新成果而特別開設的，聯大學生大三以後可根據自己的興趣自由選擇，極大促進了他們的學習熱情。

有意思的是，與現代大學相比，西南聯大的許多行為都堪稱“作風散漫”。沒有任何規定要求聯大的教授們要講什麼課，也沒有人強迫聯大的學生們必須得聽什麼課。如果說理工科的老師們需要嚴謹，那人文系的教授就自由得多。聞一多先生向來煙不離手，上課時也不例外，於是膽大的學生可以找他“借火”;現代大學老師連喝口水都是罪過，徐志摩卻曾一邊講課一邊啃煙臺大蘋果;錢鍾書講課全用英文，陳寅恪則從不備課，上課鈴一響就隨意找個話頭，接著便是旁徵博引，妙語連珠。

卞之琳口音極重，無論是說中文還是英文，學生們都聽不懂，他依舊自顧自地講;沈從文不喜歡命題作文，於是他上課天南海北地聊，學生也隨心所欲地寫，不過他批改作業卻格外認真，還會寫一大段讀後感，並介紹與學生寫作方式相近的中外名家。相比而言，朱自清要求最嚴格，講解宋詞時會一句一句地講，還要求學生認真做筆記，時不時還會舉行隨堂測試。

在學術之外，教授與學生們更像是“難兄難弟”。囿於條件有限，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含淚設計了茅草屋校舍。在降雨頻繁的昆明，簡陋的茅草屋自然擋不住雨，於是就有了後續一系列苦中作樂的事例。經濟系教授陳岱孫向來不苟言笑，對時間掌握得非常精準，一般剛講完一節課的內容，下課鈴就會準時響起。有一次，剛上課沒一會兒就突降大雨，滴滴答答的雨聲吵得學生壓根聽不見老師講課，於是陳岱孫先生破天荒地停了下來，提筆在黑板上寫下“停課賞雨”四個大字，學生們頓時哄堂大笑。

由於學校實在太窮，眾人都吃不飽、穿不暖，生活過得極為艱苦。為了改善家人的生活條件，聯大教授們各顯神通，紛紛利用專業技能或業餘愛好謀生，捧腹之餘又令人滿懷敬意。聞一多為了吃飽飯，跑到街上給人刻章;生物系教授組織“種菜小組”，公推植物學家李繼侗為組長、講師沈同為“種菜助理”，一下課就集體鬆土、施肥，收成倒也不錯。理工科的老師們也不甘落後，紛紛製造墨水、肥皂等日用物品上街售賣，文科教授則抱著厚厚的書本跑去典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