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端於150年前的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無疑是近現代史當中極具世界影響的大事件。這個在文化上一直以中國為師，政治社會面貌與中國極其相似的蕞爾島夷，竟然憑藉這項運動一躍而進入世界強國之林，並在甲午海戰中將“老師傅”打得“滿地找牙”。而就在同時期，中國也在如火如荼的進行著一場“洋務運動”，但其收效甚微，對中國社會的實質性改造基本上為零。兩相對比，令人心生困惑。
甲午海戰中，日本將“老師”徹底擊敗
那么，文化及社會制度相似兩個東方國家，為何單單只有日本改革成功呢?本人不揣冒昧，認為原因大致有以下5點：
1.“以強者為師”的務實主義生存哲學
日本列島孤懸于海中，山地多、平原少，資源相對匱乏，加上多地震、海嘯、颱風，生存環境比較差。為求生存發展，日本很久以來就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在自身無法解決生存、發展難題的情況下，唯有向強大先進國家學習一途，以強者為師。這種學習不是簡單的“拿來主義”和“全盤式”吸收，而是根據自身特點，結合需求，有選擇性地學習、吸收，最終演化為具有日本特色的內容。
日本“遣唐使”船來華圖
大化改新之後，日本確立了向中國學習的基調，基本上延續到中英鴉片戰爭後，時間跨度近1200年。其原因，就是這段時間內，中國一直比日本先進、強大。但鴉片戰爭後，日本突然發現原來英美國家比中國更強大、先進，為生存計，於是調頭，轉而學習西方。這種轉向，沒有多少痛苦、猶豫可言，相當乾脆利索。究其原因，還在於日本“以強者為師”的務實主義行事風格。
2.堅韌不拔、求精求細的民族性格
日本民族性格中，有一點很值得提倡，那便是堅韌不拔、求精求細。日本人極度務實的性格，使他們很少去關注、研究宏大的思想和理論，而往往是從精細處著眼，就現實性問題尋求答案，並持之以恆的去實現。所以我們看日本的歷史，除了福澤諭吉這個“半吊子”思想家外，能影響到世界的大哲學家、大思想家根本沒有一個，但是享譽全球的科學家卻比比皆是，很好地說明了上述現象。
“半吊子”思想家福澤諭吉曾提出“脫亞入歐”論
以日本人堅韌不拔、求精求細的民族性格，但凡確定一個學習、奮鬥的方向，便會深入進去，研究通透，然後用來改造社會，不達到富國強兵，使日本自立於世界先進國家之林，絕不會罷休。正是有這么一股子“勁”，明治維新才不至於淺嘗輒止、半途而廢。
3.獨特的社會形態
日本之所以能學成西方，而中國卻不能，這裡面還有一個社會形態的問題。日本在歷史上曾經歷過漫長的藩國體系，類似於中國的春秋戰國，各小國林立，一直沒有建立起過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天皇在很長時間內就是一個傀儡，實權掌握在將軍之手。這種獨特的社會形態，很類似於西方的“君主立憲”制，天皇“統而不治”，將軍負責國家治理，諸侯則在擁護天皇的名義下，有限度的服從將軍。
發生於德川幕府時期的“黑船事件”，開始打開日本封閉的國門
即使在德川幕府時期，日本實現事實上的大一統，但不少強藩依然擁有較大的自主權。這看似是日本的不幸，其實卻是最大的幸事。為生存發展、兼併擴張，各諸侯國會拚命地延攬人才，發展對外貿易，有限度的學習吸收西方的先進技術。以上種種現象，使日本早在明治維新之前，便具備建立“君主立憲”政體、向西方學習以實現“脫亞入歐”的基本條件。後來的“倒幕”運動，只不過是解除了不必要的束縛，給西化以完全的自由。
4.全方位的社會改革
明治維新不是單純的器物革新，而是政體、經濟、法律、軍事、教育等等全方面的改革。對於這些改革，不管在外界看來是否出於本心，但既然馬達開動，便再無回頭之路，使得日本由一個落後的等級封建社會，逐漸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這固然是時勢所需，但與上層人士的主動適應、全力推動有很大關係。須知，任何一種社會制度的轉型，如果沒有上層人士的配合、推動，往往只能陷入流產。
明治維新是一項全方位的社會改革運動
這種全方位的社會改革，使得明治維新具備更強勁的前進動力，也越來越多的得到國民的理解和支持，終於畢其功於一役，令世界矚目。
5.清晰明確的改革規劃
明治維新的主導者都是一幫“開眼看世界”的新人士，他們有理想，有規劃，對國內形勢和世界大勢有比較清晰的了解。他們在制定改革規劃時，很懂得掌控革新節奏，從關鍵領域入手，秉持政府主導、社會配合的形式，以漸進式方式完成各項改革，不搞“一步到位”，不搞“跨越式”發展。這種相對溫和的方式，保證了明治維新能以較為平穩的方式完成，不至於過於激化社會矛盾。
“維新三傑”在維新運動中的作用無可取代
當然，維新並沒有徹底改變舊有的日本社會，依然保留了很多殘餘現象，而且還導致財閥、政閥控制國家的新現象，天皇的權威得到空前加強，擴張主義思維泛濫。但不可否認的是，經此革新，日本的確擺脫先前貧弱的現象，具備躋身先進國家之林的實力。
日本 明治維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