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世紀末,西醫隨傳教士進入中國,起初被視為“外夷淫巧”而為全社會排斥。“西學東漸”後,西醫逐漸獲得了一些進步人士的好感。到甲午中日戰爭之後,清廷痛定思痛,科舉考試被廢,教育、醫學、工商業全盤西化,西醫在中國得到了空前重視與發展。
宣統二年(公元1910年),東三省爆發鼠疫並有向京津一帶蔓延的趨勢,清廷委派劍橋大學醫學博士伍連德(馬來西亞華僑)為總指揮。伍連德對病人屍體秘密解剖,發現了鼠疫桿菌,仔細觀察後他意識到這次鼠疫與以往不同,可直接通過呼吸和飛沫傳播,因此果斷採取隔離措施以控制疫情。東北鼠疫得到了有效控制,這在世界範圍內引發強烈反響,同時讓國人意識到西醫在控制傳染病上的突出優勢,伍連德本人也因此獲得諾貝爾獎提名。
民國成立後,北洋政府參照日本的教育制度進行改革,在醫科方面,大學及專門學校設定了解剖學等51科,藥學則分為有機、無機化學等52科,中醫、中藥都被排除在外。滬、廣等19個省市中醫團體迅速向教育部提交請願書,要求準許提倡中醫中藥事業,並申請政府確定中醫科目,頒布中醫藥學校規程。
迫於輿論壓力,政府基本肯定了請願團的要求,但政策卻始終向西醫傾斜,一直未將中醫列為合法教育。“五四運動”之後,知識界批評中醫愚昧落後的呼聲日益高漲,西醫界也時常在報刊上批駁中醫理論,但這只是學術上的交鋒。
民國五年(公元1916年),曾留學日本接受西醫教育的余岩(字雲岫)撰寫《靈素商兌》,率先對中醫的基礎理論進行系統批評。有意思的是,其學術脈絡源自俞樾及章太炎,而俞、章二人對中醫的態度卻值得玩味。俞樾是清末著名學者,曾竭力否定中醫,認為脈象純屬無稽之談,堪稱是我國批判中醫第一人,但晚年因身患重病,對古代醫藥進行深入研究,肯定了諸多藥方的療效,還親自製成藥丸服用並推薦給親友。
他的得意弟子章太炎,雖公開否定中醫五行學說,但對中醫實際療效卻表示認可,還常參與一些中醫發起的改革活動。在日本留學時,余岩繼承了章太炎的思想並更加極端,對中醫學的理論基礎、藏象、經絡經脈、診療、中藥等學說都進行了針對性、專業性和系統性的批判。
民國十四年(公元1925年),中醫界請求將中醫納入合法教育,卻因西醫界的聯合抵制而夭折。此事導致中醫界與後者公然決裂,兩大陣營之間勢同水火。西醫界自稱為“新醫”,稱對方為“舊醫”,將雙方之爭視為“新舊之爭”,是先進與落後之間的矛盾。中醫界則自稱“國醫”,將雙方之爭視為“中西之爭”。雙方的爭論,逐漸發展為意識形態爭論。
此時,文化界名人陳獨秀、魯迅、周作人、胡適、陳寅恪、梁漱溟、郭沫若、巴金等人都先後對中醫表露出不信任或歧視的態度,這直接影響到了政府的中醫政策。民國十八年(公元1929年)2月23日,國民政府召開第一屆衛生會議,出席會議的18位委員多為西醫背景出身,在座無一人為中醫。
在會議上,余岩提出了廢止中醫發展、限制現有中醫的議案,並列出了四條理由——第一,中醫所依據的陰陽五行理論純屬憑空捏造;其次,中醫診斷依靠脈象,而脈象一說完全是穿鑿附會;第三,中醫理論愚昧,診斷方法落後,無法肩負調查死因、預防瘟疫等重任;最後,中醫以不科學的理論誤導民眾,阻礙中國的科學化和進步。
同年2月27日,汪精衛、褚民誼代表民國政府動議“廢止中醫”,各大報刊爭相報導會議決議內容,引發了中醫界的極大憤慨。上海名中醫丁仲英、謝利恆等人公開向全國中醫藥團體發出號召,從學術和政治角度進行辯護,就連全國商會和南洋華僑都予以聲援。
13天后,空前團結的中醫界組織召開了全國代表大會,定會議召開日——3月17日為中醫藥大團結紀念日,成立總聯合會、組織赴京請願團。利用國民黨各派系之間的鬥爭,中醫界人士充分奔走,爭取到林森、于右任、譚延闓、馮玉祥、陳果夫等人的公開支持,並批評衛生部的政策。無奈之下,衛生部撤銷撤銷一切禁錮中醫的法令。有數千年傳統的中醫終於逃過一劫,但圍繞其展開的爭論卻遠遠沒有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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