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使者帶來的禮物
罌粟原產於西亞阿拉伯半島、南亞印度等地。中國並不是罌粟的原產地，罌粟及其製品鴉片都是從國外傳入的。
罌粟及其製品的傳入始於唐代。《舊唐書》列傳載：“乾封二年(667)拂霖遣使獻底也伽。”經德國學者夏德(Friedrich)等的研究，“拂霖”就是大秦，即東羅馬帝國，其中心位置約在今敘利亞。唐時，由於阿拉伯人的大舉擴張，敘利亞已成為阿拉伯帝國的一個省。
“底也伽”，古音為te ya ka，是當時西方的珍貴藥品。據阿拉伯史家記載，上等的“底也伽”產自伊拉克的巴格達。西方自古就認為，“底也伽”是療效最佳的解毒藥，它由600種物質混制而成，這種丸狀藥的作用可解除一切毒素。“底也伽”的主要成分是：鴉片、龍涎香、縮砂、肉豆蔻、肉桂等，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鴉片。
從這些史料中基本可以推斷出，鴉片是古阿拉伯人傳入中國的。
唐代時，正在急速擴張中的阿拉伯帝國，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十分頻繁，阿拉伯向中國派遣正式使者就達37次。古阿拉伯進入中國，主要有陸、海兩條路。陸路由著名的絲綢之路進入長安，海路則是經馬六甲海峽到達廣州、泉州、揚州等地。成書於10世紀上半葉的不朽名著《一千零一夜》，也反映了西亞與中國的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這種交流的規模即使在交通十分發達的今天看來，也令人嘆為觀止。那時在長安、廣州、泉州等地經商的阿拉伯人不下萬人。阿拉伯人帶來了象牙、棉花、白糖、寶鐵等特產，也帶來了罌粟和鴉片。
從文獻記載考證，乾封二年阿拉伯使者貢獻“底也伽”，是鴉片進入中國之最早記錄。但中國人對鴉片的認識要早於這一文獻記載。成書於唐高宗顯慶四年(659)的《唐本草》有“底也伽”一條，載：底也伽，味辜苦平無毒，主治百病中惡客忤邪氣心腹積聚，出西戎。這本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藥典的成書，比史載的阿拉伯人獻“底也伽”還要早八年，而且明確地記載了它的藥用效果。因此，我們有理由推斷：在公元7世紀的上半葉，唐朝初期，底也伽——也就是鴉片——已進入了中國。
阿拉伯人在貢獻“底也伽”的同時，也將罌粟帶到了中國。
美麗的藥物
不久，中國人就開始種植罌粟。由於罌粟花異常嬌艷，唐代人多將它作為觀賞植物。成書於唐開元時期的《本草拾遺》中記載：“罌粟花有四葉，紅白色，上有淺紅暈子，其囊形如箭頭，中有細米。”生活於唐文宗時期(826~840)的郭橐駝，也具有種植罌粟的經驗。他在《種樹書》里寫道：“鶯粟九月九日及中秋夜種之，花必大，子必滿。”詩人雍陶在《西歸斜谷》中唱道：“行過險棧出褒斜，出盡平川似到家，萬里客愁今日散，馬前初見米囊花。”這裡的“鶯粟”“米囊”都是罌粟的別稱。
罌粟在傳入中國的最初數百年里，並沒有造成大的危害。這是因為當初很少有人吸食，罌粟主要還是作為觀賞花卉和藥用植物。
進入宋代後，罌粟花又稱“鼓子花”，被當作妓女的別稱。原來宋人之美學觀念尚淡雅而不喜濃艷，故將艷麗的罌粟花用來形容姿容不佳的妓女。詞人張先，晚年在杭州時“多為官妓作詞”，所以有詩曰：“天興群材十樣花，獨分顏色不堪夸。牡丹芍藥人題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官員王元之被謫齊安郡，見當地“民物荒涼，菅妓(宦妓)有不佳者”，便感嘆：“憶昔西都看牡丹，稍無顏色便心闌。而今寂寞山城裡，鼓子花開亦喜歡。”
這時，中國人對罌粟的認識更加深入，其種植也日益普遍。如北宋蘇頌在《圖經本草》里寫道：“罌粟花處處有之，人多蒔以為飾，花有紅白二種，微腥氣，其實形如瓶子，有米粒極細。圃人隔年糞地，九月布子，涉冬至春始生，苗極繁茂，不爾則不生，生亦不茂，俟瓶焦黃乃采之。”可見宋人對罌粟的植物特徵、種植及採摘已有了一定的認識。
宋代的醫家已用罌粟來治病消災。在楊士瀛的《直指方》、王璆的《百一選方》、王碩的《易簡方》、林洪的《山家清供》等醫書里，均以罌粟的殼蒴為治病妙劑。著名詞人辛棄疾曾患有疾，後遇一異僧，以陳年罌粟加人參等製成敗毒散，吞下威通丸十餘粒，此後即愈。
金元的醫家承宋朝之傳統，已普遍用罌粟主治咳嗽和瀉痢。到元初，忽必烈於1270年設廣惠司，專門製造阿拉伯藥劑。1292年，元人又設“回回藥物局”，所用之藥當然也包括罌粟。
罌粟不僅被醫家所重視，還得到了民間百姓的歡迎。人們普遍視罌粟子煮粥為大補之物。劉翰在《開寶本草》中記錄了這種習慣：“罌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發動，不下飲食，和竹瀝煮作粥，食極美。”將罌粟子稱作“御米”，一方面我們可推斷出它已進入了皇宮，另一方面也可見其珍貴。實際上，民間使用罌粟已越來越廣泛了。蘇軾有詩道：“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鶯粟湯。”蘇轍在《種藥苗詩》中指出罌粟粥還可治消化不良：“……研為牛乳，烹為佛粥。老人氣衰，飲食無幾，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槌石缽，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調肺養胃……”所以，罌粟在宋代，竟成了醫療與食補兼而有之的物品。
但宋代人們已經認識到了罌粟的副作用。《易簡方》記載：“粟殼制痢如神，但性緊澀，多令嘔逆，故人畏而不敢服。”王碩提出抵消罌粟副作用的良方：“令醋制加以烏梅則用得其法矣。”還可與四君子藥合用，“不致閉胃妨食而獲奇功也”。元代名醫朱震亨對罌粟認識最深，他指出：“其止病之功雖急，殺人如劍，宜深戒之。” 可見元代人對罌粟的毒性已有深入的了解。而且我們可以從“殺人如劍”這四個字里，推測出那時社會上應已有不少因食罌粟中毒而死亡的事例了。
儘管宋、元時期，人們對罌粟的醫學功用已相當了解，但那時尚無“鴉片”之稱，也還不懂得鴉片的製法。直到明代成化年間，才有了製作鴉片的記載。
明代醫家王璽在《醫林集要》中記載：“鴉片治久痢不止，罌粟花花謝結殼後三五日，午後於殼上，用大針刺開外面青皮十餘處，次日早津出，以竹刀刮在瓷器內，陰乾，每用小豆大一粒，空心溫水化下，忌蔥蒜姜水，如熱渴以蜜水解之。” 他採集生鴉片的記錄相當詳細，是中國有關鴉片製作的最早記載。王璽曾任甘肅總督達二十餘年，在那裡，他有可能長期與穆斯林接觸，從他們那裡了解到了阿拉伯的物產、醫術、習俗等。其後有名醫李梴的《醫學入門》，書中寫道：“鴉片一名阿芙蓉，即罌粟花未開時，用針刺十數孔，其津自出，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內，待積取多了，以紙封固，曬二至七日，即成鴉片矣，薴急可多用。”從這兩則記錄可以判斷，那時的醫家已懂得熟練採取罌粟之液，製成鴉片，配作藥劑了。
阿芙蓉一詞是從阿拉伯語Afyun音譯而來的，而鴉片一詞的直接來源，則是英語Opium，其同義詞還有雅片、阿片、阿扁等別稱。最常用的是鴉片一詞。另外，罌粟的別稱還有藕賓和蒼玉粟等。
明代人對鴉片醫學作用的認識，已達到相當的高度。根據醫學大師李時珍的調查和實踐，鴉片可以用來治療各種瀉痢、風癱、百節病、正頭風、痰喘、久咳、勞咳、吐瀉、禁口痢、熱痛、臍下痛、小腸氣、膀胱氣、血氣痛、脅痛、噎食、女人血崩、血不止、小兒慢脾風等二十餘種病痛。另外，李時珍已記載了鴉片對性功能的作用，他指出，鴉片“能澀丈夫精氣”，因此“俗人房中術用之”。
綜上所述，中國人知道罌粟至少已有1300年的歷史，懂得罌粟的藥用價值已有900多年的歷史，而製作鴉片業已有500多年的歷史了。
從《本草綱目》來看，中國人對罌粟的認識，仍局限於藥用的範圍內，鴉片製成，尚沒有流變為癮君子之物。但“俗人房中術用之”的事實，已明確無誤地表明，時人已懂得鴉片對性功能的作用，並且藉助它的藥力來縱慾了。從中我們已可窺見明代社會衍變中的風氣了。
毒品風靡
元初，蒙古人遠征印度。那時的印度已盛產鴉片，因此蒙古人得勝而返時，也帶回了大量戰利品——鴉片。一時，“士農工賈無不嗜者”。這可能是中國社會流行服食鴉片最早的成文記錄。
明代時期，儘管中國人已懂得從罌粟割乳漿中製取鴉片，但主要來源仍采自國外。當時的東南亞一帶，因西方殖民者的倡導，多種植罌粟。《明會典》載：暹羅、爪哇、榜葛剌等地多產烏香，即鴉片。他們時常將“烏香”，即鴉片作為貢品獻給中國皇帝。據史書記載，暹羅國曾進貢給中國皇帝200斤“烏香”，給皇后100斤。直到民國時，有些地方仍稱鴉片為“烏香”。
由於進口的“烏香”急劇增加，明政府已將它列入納稅之藥物。明神宗萬曆十七年(1589)，鴉片首次被列入關稅貨物的範圍。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頒布的《貨物抽稅現行則例》中規定：每10斤鴉片的稅銀為一錢七分三厘。隨著鴉片輸入的增多，民間漸漸出現了吃鴉片者。明成化年間，已有街市上販賣鴉片的記載了。到了正德年間，在廣東、福建沿海，當地富紳、地主食用鴉片已屢見不鮮。
鴉片是一種成癮物品，一旦成為社會供應物，其需求量必急速上升，故隨著食用人數的增多，鴉片的價格也直線上漲。有時因需求太大，價格奇貴，竟至於一兩黃金換取一兩鴉片。明代後期，不僅民間食用鴉片日眾，而且在京城與宮廷也日益盛行。王玉海的《續紺珠集》記載，鄭和之徒弟自西洋攜回“碗藥”，當時中貴多嗜之。這“碗藥”，就是鴉片。
鴉片特有的醉生夢死、飄飄欲仙的舒暢感，令朝廷貴族為之傾倒，甚至連皇帝也不能倖免。徐伯齡的《蟑精雋》曾記載，明憲宗曾令臣下出而收買鴉片，而明神宗就是一個 “鴉片皇帝”。他在朝四十八年，竟長年不視朝政，戶部主事董漢儒說：“(萬曆皇帝)頻年深宮，群臣罕能窺其面。”究其原因，乃是“中烏香之毒”。由於長期吸毒，體質變壞，明神宗經常頒諭旨說：“朕自夏感受濕毒，足心疼痛，且不時眩暈，步履艱難。”因吸食鴉片，他的性格也變得殘酷暴虐。而史家許熙重則把皇帝吃鴉片的責任推到奸臣身上。他在《神宗大事紀要》中指出：“帝之倦於正朝，多年不見臣工。實為奸臣毒藥所蠱。”究竟是神宗自己求取，還是“奸臣”有意用毒，尚待研究。但神宗是個鴉片癮者，應是不爭之事實。
再說清代的罌粟種植。由於清中期以後，各地民眾已知罌粟果制鴉片之法，因此，為生產鴉片而種植的罌粟，便在各地普及開來。
到了清代，罌粟主要通過海、陸兩條途徑流入各地。海路由東南亞諸地傳至台灣、福建。福建最早種植罌粟的，大約是福寧府的福安縣。在嘉慶年間，那裡的罌粟花已經盛開了。此後，又由福建傳入浙江。浙江的土壤顯然比福建的土壤更適合罌粟的生長。道光初期，浙江各地幾乎已是遍地罌粟了。1830年，御史邵正笏指出：“浙江如台州府屬，種者最多;寧波、紹興、嚴州、溫州等府次之。有台漿、葵漿名目，均與外洋鴉片煙無異，大夥小販到處分銷。”同樣，在安徽，“徽州寧國、廣德等屬，毗連江浙，山地居多，恐有外來棚戶串通該處業戶，私種分肥”。
陸路由印度經東南亞、緬甸傳入雲南。較早記載雲南種植罌粟的，是乾隆元年(1736)出版的《雲南府志》。雲南天熱多雨，是栽培罌粟的理想地，因此“滇省沿邊夷民向有私種罌粟”。該地出產的“雲土”(又稱“南土”)在土煙中為上品，產量也急劇增加。1839年，雲貴總督伊里布在一篇奏稿中提到，一次就緝獲煙土1.2萬兩。
雲南的罌粟很快傳入四川，至遲在道光元年(1821)時，涪陵一帶的農民已棄糧種煙了。所產人稱“川土”，據史料載：“川省五方雜處，間有吸食鴉片煙之人，會理州、平武縣一帶，毗連番界，尚有種植罌粟花處所。”從此不僅“川土見盛”，而且四川還成為罌粟傳播的中轉站。
罌粟由四川傳入貴州，在道光十一年(1831)時，貴州“尚無栽種熬煙之事”。但四年後，已有種、吸鴉片和開設煙館的記載了。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已是“遍載罌粟，熬煉成土”了。貴州巡撫賀長齡奏稱：“黔省民、苗雜處，多有栽種罌粟熬膏售賣之事……現據郎岱、普定、清鎮、貴築等廳縣先後查明民、苗私種者，或數畝、十數畝不等。此外，各州縣地方栽種牟利者，尚不知有幾。”
道光年間，罌粟的種植從四川北上傳入甘肅、陝西、山西等地。這樣一來，僅僅一二十年間，這一廣泛區域的農民“廢田而種罌粟，歲益浸廣”。
土煙泛濫的原因，除了民眾趨利之外，還有地方官吏的慫恿。在洋菸開始充斥之時，清政府內就有人提出以土煙來抵制洋菸的主張。道光十四年(1834)，兩廣總督盧坤指出種煙的理由：“應弛內地栽種罌粟之禁，使吸菸者買食土膏，夷人不能專利，信銀仍在內地轉運不致出洋者”，以土煙之利奪洋菸之利;也有人說：“種植罌粟花，取漿熬煙，其利十倍於種稻”;又有人說：“鴉片之利，數倍於麥，其益農者大矣”;甚至還有人認為“內地之種越多，夷人之利日減……不禁而絕”。
由於持以土煙抵制洋菸觀點的官員不在少數，因此，儘管清政府有禁止內地種植罌粟的政策，如較早的道光三年(1823)吏、兵兩部奏請酌定失察鴉片條例，要求禁止“私種罌粟煎熬煙膏”。此後，御史郭柏蔭奏請嚴禁栽種罌粟一折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等省番舶不通之處，皆由內地民田遍載罌粟，熬煉成土，地利、民生兩受其害。必當嚴申例禁，以除積習。”
但對於清廷三令五申的拔苗禁菸令，不少地方官吏卻持陽奉陰違的態度。他們在許多文告中，將鴉片改稱為罌粟花，將煙膏改稱為芙蓉膏，以表示有別於外國的鴉片。其結果，在1831年時，罌粟種植擴展到廣東、湖南、山西、陝西、浙江、福建等省。土煙與洋菸並行，加之土煙價廉，因此各地煙毒與日俱增。鴉片的泛濫，最終使中國蒙受恥辱，成為近代“東亞病夫”的象徵。
鴉片 罌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