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梟雄朱全忠,為何說他只適合做亂世之雄卻難以擔當治世之君?

唐末時期,唐室衰徽之際,天下紛擾,割據自謀,戰亂頻年。唐昭宗李曄即位後,初則為宦官所困,繼又為藩鎮相挾,名雖帝王,實同傀儡。朱全忠經營汴州(治今河南開封)十年中,以奉唐室為名兼併河南,攻掠河北,加兵河東,及至晉王李克用之勢既衰,則轉兵西向關中,置唐昭宗於掌握之中,遷唐室於洛陽,於是篡唐建梁之勢便成為定局。公元907年,朱全忠在開封稱帝,國號梁(史稱後梁),改元開平。

梁太祖朱溫(852年12月9日-912年7月18日),五代時期梁朝第一位皇帝,宋州碭山(今安徽碭山縣)人,唐僖宗賜名朱全忠,即位後改名朱晃。幼年喪父,家貧,母王氏傭食於蕭縣大戶劉崇家。朱溫成人後,與其兄朱存“勇有力,而溫尤兇悍”,“不事生業,以雄勇自負之,里人多厭之”。後參加黃巢義軍,於黃巢將敗時降唐,唐朝廷為籠絡朱溫,封其為東平王。此後,唐宰相崔胤欲借朱溫之手殺驕縱之宦官韓全晦等,矯詔令朱溫帶兵赴京勤王,殊料韓全晦等劫持唐昭宗到鳳翔投靠另一軍閥李茂貞,朱溫追擊至鳳翔城下,韓全晦矯詔令朱溫返鎮。

朱溫朱溫

天復二年(902年),朱溫在一度返回河中之後再次圍攻鳳翔,多次擊敗李茂貞。天復三年(903年),李茂貞與朱溫議和。朱溫挾唐昭宗回長安,唐昭宗從此成為傀儡。朱溫仍擔心唐昭宗有朝一日利用李茂貞、李克用等東山再起,就令朱友恭、氏叔琮、蔣玄暉等殺唐昭宗,借皇后之命立十三歲李柷為帝,是為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四月,朱溫由唐宰相張文蔚率百官勸進之後,正式稱帝,更名為朱晃,廟號太祖。改元開平,國號大梁,史稱後梁。朱全忠即梁太祖。

史書記載,梁太祖於篡唐之際,表現出了性格上的兩面性。

一方面,作為皇帝和軍事統帥,他有許多令人稱道的做法。比如他特別珍愛人才,剛受唐禪,即遣官臣去民間搜尋賢良之人,特別針對身居下位有能力但無所施展的人才,朱溫往往都特加擢用。對於那些知曉朝廷政策弊病得人所上表的奏章,朱溫也大都親自翻閱,選擇一些有利的建議施行。此外,建梁之後,對於當時權豪橫行的現象,朱溫也進行了有效的壓制。

上朝上朝

比如朱溫的愛將寇彥卿一次上朝時,途中有人未來得及避讓,被他的隨從打死,朱溫因此嚴懲了寇彥卿,沒有因為寇彥卿功臣的身份而袒護他。而在軍事上,朱全忠之所以能夠無往而不勝,還在於他發明了一個激勵將士死戰的殘酷之法,規定戰爭中如果將校陣亡,其所屬之士卒也要全部斬首,稱之為“跋隊斬”(類似於後世的蒙古軍制)。在處理唐末藩鎮跋扈、軍隊驕縱方面,他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為了保證地方行政的順利,朱溫下達了命令:不論軍階多高,有多少人馬,在政務方面,一律聽從地方官員管理和安排。有了朱溫的“最高命令”,地方官員和軍隊將領發生紛爭的機率,減小了許多。這樣一來,權責分明,自然有利於國家的安定團結。

由於常年的戰亂造成大批青壯年勞動力的損失,百姓為躲避戰亂以及繁重的賦稅徭役,紛紛流離失所,導致大量的農田被荒蕪,對農業生產產生極為嚴重的影響。朱溫建國之後,狠抓農業生產,獎勵農耕,減輕租賦,而且將耕牛租借給沒有耕牛的農民已供生產。這一系列的寬容政策,使之成為梁數十年征戰的經濟支柱。

而另一方面,朱全忠於私節上卻又顯現出其極端無賴、荒淫之一面。史傳他不但後宮妻妾成群,還特別“雅好”姦淫手下大臣妻女和兒子之妻。《新五代史》記載,後梁樞密使敬翔的妻子與朱全忠公開私通,敬翔只得忍氣吞聲。河南尹張全義(後梁都開封,河南尹則如今日的北京市市長)和朱全忠是結義兄弟,共同參加義軍,共同投唐為官。

朱溫朱溫

朱全忠在關中作戰時,張全義辛苦經營洛陽,支持軍用,為建立後梁政權起了重要作用。但朱全忠喪失人倫,在洛陽長期入住張全義家,並藉機姦淫張家幾乎所有女子,包括張全義的妻子和女兒。張全義兒子不勝憤怒,要拿刀刺殺朱全忠,張全義阻止他說:“吾為李罕之兵圍河陽,啖木屑以為食,唯有一馬,欲殺以餉軍,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張全義的兒子只得忍氣吞聲,不再發作。此外,朱全忠竟然還將淫慾之手伸向兒子和義子,讓他們的妻子輪流侍寢。最終,朱全忠被不堪忍受其辱的兒子朱友珪殺掉。一代奸雄,終喪於其子之手。

朱全忠以亂臣賊子,以謀逆起家,以投降得勢,後以唐之權斗而稱帝。於亂世之中,朱溫處四戰之地而能漸次剪滅群雄,建立後梁,可謂一世之奸雄。是以近代偉人毛澤東曾評價其為:“朱溫處四戰之地,與曹操略同,而狡猾過之”。南宋著名史學家洪邁認為:“朱梁之惡,最為歐陽公《五代史記》所斥詈。然輕賦一事,舊史取之,而新書不為拈出。其語云:‘梁祖之開國也,屬黃巢大亂之餘,以夷門一鎮,外嚴烽候,內辟污萊,厲以耕桑,薄其租賦,士雖苦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現代著名史家呂思勉亦曾論曰:梁太祖的私德,是有些缺點的,所以從前的史家,對他的批評,多不大好。然而私德只是私德,社會的情形複雜了,論人的標準,自亦隨之而複雜,政治和道德、倫理,豈能混為一談?就篡弒,也是歷代英雄的公罪,豈能偏責一人?

老實說,當大局阽危之際,只要能保護國家、抗禦外族、拯救人民的,就是有功的政治家。當一個政治家要盡他為國為民的責任,而前代的皇室成為其障礙物時,豈能守小信而忘大義?在唐、五代之際,梁太祖確是能定亂和恤民的,而歷來論者,多視為罪大惡極,甚有反偏袒後唐的,那就未免不知民族大義了。而以《要略》的觀點,朱全忠者,實為亂世之雄,若非其以無賴之性格,悖亂之特點,軍事上之多詐,政治上之殘忍,則無以成其大功,此亂世之雄普遍的特點。然朱全忠建梁之後,雖外行善政而內亂於廷,實其私德難以擔當治世之歷史大任而已。而其卒死於其子之手,且其後又被李存勖盡滅一族,實“亂世梟雄”的當然下場。

相關知识

熱門知识

熱門詞條

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