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黨內外的諸多複雜因素，袁文才成為黨內最早(1930年2月)被錯殺的人物。對於他的評說，不盡一致，褒貶各有。而縱觀其一生，究竟功有多大?錯在何處?
王佐與袁文才
袁文才早年讀過中學，不堪忍受官府豪紳的欺凌，被迫上山投靠綠林“馬刀隊”。由於他胸富韜略，頗曉世故，很快在“馬刀隊”嶄露頭角，成為首領之一。1926年夏，共產黨人龍超清、劉輝霄等受黨組織派遣，回到寧岡領導民眾鬥爭，以回響北伐革命。這些黨員們於實際鬥爭中意識到：要推翻代表北洋軍閥利益的縣公署，沒有掌握一定的武力是不行的。他們幾經計議，鼓動北洋縣長對“馬刀隊”實行招安，然後利用劉輝霄、劉克猶等與袁文才的同學關係，多次進行勸說，曉以利害，終於使他率部下山，編為保衛團。不久，北伐軍由湘入贛，猛攻南昌，北洋軍贛西駐軍抽調參戰。黨支部趁此機會，動員袁文才率部起義，消滅了反動地主武裝清鄉局，推翻了北洋縣政府。從此寧岡的革命鬥爭局面大開，興起了轟轟烈烈的工農運動，袁文才的隊伍改編為寧岡縣農民自衛軍，袁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1927年繼“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及“馬日事變”後，白色恐怖籠罩湘贛邊界，袁文才率部退守茅坪，抵禦住了國民黨軍隊和豪紳武裝的進犯，保存了80多支槍。寧岡的黨組織也得助於袁部未受到損失，不少黨員以茅坪為藏匿地堅持鬥爭。是年的7月，永新的右派力量收買土匪武裝襲奪縣城，將縣委、縣農協的80多名黨員幹部抓起來投入監獄。袁文才接到這些黨員從獄中傳出的求救信，連夜聯絡好友王佐，一同率部奮力攻陷永新縣城，救出了這些同志。隨後，永新縣委帶領百餘人隨袁文才來到茅坪暫避一時。
如果說，爭取袁文才帶領綠林隊伍投在革命一邊，為湘贛邊界的工農運動奠定了堅實基礎的話，那么，在秋收暴動遭到失利的緊急關頭，袁文才毅然打開山門迎接毛部上山，從而開創了我黨第一個農村根據地，其功勳更是不可低估。
毛澤東是在秋收起義連連受挫，軍力由起義時的6000餘人銳減為1500人的嚴峻情勢下，決定放棄原定的戰略計畫，按照中共江西省委書記汪澤楷的指示而轉兵井岡山的。他耐心地說服了師長余灑度、團長蘇先俊等人，率領部隊從蓮花縣城向永新進發。軍至三灣，毛澤東讓部隊停駐下來，一方面寫了信派人送往寧岡茅坪，另一方面下大力氣整頓部隊，確立了“支部建在連上”和士兵委員會建在連上的原則。
當時的工農革命軍只有一千餘人，且“困難甚多，光是傷病兵方面，正弄得‘救死扶傷不暇’”，毛澤東深知在沒有取得袁文才的同意之前，是不能貿然進駐井岡山的。袁文才如果是一個心胸狹隘、毫無卓見的草莽英雄，一口將毛部拒於山外，工農革命軍也是無法可施的。倘若井岡山不可立足，一定轉往他地，這樣，也就沒有其後的羅霄山脈中段紅色政權了。
袁文才深明大義，聽說黨的中央委員毛澤東，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率部而來，思想上大為興奮，表示支持毛澤東在井岡山實行武裝割據，並通過派去接頭的代表陳慕平表達了這一立場。毛澤東見半個月來為之擔憂、為之殫精竭慮的部隊落腳點問題有了著落，心頭如釋重負，第二天就率部開到寧岡的古城。毛澤東在古城召開的前委擴大會議上，確定了“不去湘南，割據井岡”的方略，把個人的意願變為黨的決議。會議結束的翌日，毛澤東來到大倉村，與袁文才見面晤談，落實了安家茅坪的事宜。袁文才答應包攬毛部的糧餉供應，幫助設立後方醫院和留守處，當場贈以銀洋1000元。
工農革命軍在茅坪安下家來，袁文才予以了最大程度的幫助。首先是保證軍糧及其他生活物資的供給，將寧岡全縣的公產、神產、族產的租谷集中到茅坪，每天十幾個農民為之礱穀篩米。接著，派人協助工農革命軍建起了醫院、留守處、修械所、被服廠等後方機關，使之有了一個簡單而又不可缺少的家。袁文才毫不猶疑的大度之舉，無疑對爭取王佐隊伍創造了有利條件。向來對袁言聽計從的王佐，原先那種固有的戒備心理迅速消除，轉為誠懇地接受共產黨、紅軍的領導。
在軍事上，袁文才及其部隊為打破敵人的頻繁進剿，鞏固紅色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袁文才率領的已成朱毛紅軍主力之一的三十二團，官兵們都是本地人，諳熟地形民情，慣於爬山，槍法準確，常常在戰鬥中獨擋一面，甚至出奇制勝。以1928年6月23日的關係到根據地存亡的七溪嶺戰鬥為例。戰前，袁文才率領所部潛伏於敵前沿指揮部白口村的後山，待戰鬥最為激烈時，突然從山上殺下，搗毀了敵指揮部，又趕到老七溪嶺，在敵軍背後發起襲擊。敵軍頓失指揮，又腹背受擊，在二十八團的反擊下敗退下去。接著，袁部與二十八團又增援新七溪嶺，配合二十九團打垮敵人。此次戰鬥的戰局異常危急，幾次將為敵所敗。戰後，敵師長楊如軒說：“匪勢將潰退，忽有匪軍一股繞襲我軍後方，致使後方部隊突被衝破，而行退卻;前線部隊鏇受牽動，卒歸敗退。”由此可見，袁文才率部襲奪白口，的確在關鍵時刻扭轉了戰局。
湘贛邊界武裝割據的洗禮，使得袁文才政治上更趨成熟。他服從前委、特委的領導，為紅色政權的鞏固和發展竭盡忠智，貢獻卓著。基於這一點，袁文才受到了器重和信賴，歷任前委委員、特委委員、紅四軍三十二團團長、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主席、紅四軍參謀長的職務。毛澤東在給中央的信中，將他家列為“我們的永久通訊處”。
毛澤東、朱德諸人在井岡山建設了中國革命的第一個農村根據地，從理論和實踐上為革命闢建了一條正確的新路。而袁文才在當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是不可否認和不可低估的。誠如一些老同志所言：“三灣改編後的工農革命軍只有兩營多人，沒有袁文才答應在茅坪安置傷病員，沒有袁文才聯合王佐支持我們，我們是不容易進去的，就是進去了也難站住腳。”(熊壽祺1963年語)陳伯鈞也於1960年談到：“那時是革命低潮時期，不靠袁文才、王佐，我們就沒有辦法支持武裝鬥爭，沒有井岡山就無法生存。在井岡山一年多渡過了革命的難關。”同樣地，國民黨反動派和湘贛邊界的豪紳階級，對袁文才是恨之入骨的。他們在給江西省政府要求進剿的報告中寫到：“湘贛不靖也，推原始無袁文才不能勾引毛澤東，無毛澤東焉能結合朱德?”38名土豪的聯名信中寫道：“朱毛所以在地邑數年，以寧岡為策源地，欲發展其共產政策，以有袁文才、龍超清諸匪為主導也。”1929年1月湘贛兩省第三次“會剿”井岡山，在城鄉四處張貼的“共黨渠魁懸賞令”當中，袁文才的名字與毛澤東、朱德、彭德懷平列在一起，其“花紅”是同樣的“三千銀洋”。
袁文才有無過失?當然有之。而過去留下來的一些歷史材料，過分地誇大或無中生有地製造了他的錯誤、缺陷，一定程度地影響了後人對他的看法。以幾則材料為例。紅軍刊物《紅旗》1930年5月刊文：“該二匪(指袁文才、王佐)對於建立蘇維埃政府和赤衛隊，實行土地革命，反對盲動主義等，一概反對。在外仍然恣意大燒、大殺、大搶。”紅五軍軍委在1930年3月的一份給中央的報告中，則這樣寫到：“袁王公然離間紅軍與工農的感情，派其黨羽來紅軍拖槍投誠……任意屠殺工農分子或同志，公然在湘贛邊界五次大會上，手持卜子槍叫獨立等。事後並發現勾結茶陵等縣的土豪劣紳，想另找出路。仇視外地赤衛隊的兵士，自過起花天酒地的山大王生活，不但三妻六妾，可以說井岡山上的美色女子，沒有一個不受其姦淫，其罪惡實不可勝數。”
以上所述，實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味道。殊不知，毛澤東對袁王曾作出充分肯定：“他們雖然過去當過土匪，可是率領隊伍投身於國民革命以來，現在願意向反動派作戰。我在井岡山時期，他們是忠實的共產黨人，是執行黨的命令的。”即使毛澤東與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後，袁王仍然同以前一樣，是忠心於革命的。問題在於當時湘贛邊界特委的領導人，不但不能像毛澤東、朱德那樣正確對待他們，反而把他們當成敵人。鄧乾元在《湘贛邊界工作報告》中寫道：“足以危害邊界政權的第一個勢力就是土匪。本來邊界的政權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領導的政權，而是與土匪合作的政權。”
袁文才的錯誤、過失體現在哪些方面?依據現有的史料，能作以下幾點判斷。
首先是從贛南私下逃跑回家，即開小差。1929年1月中旬，調任紅四軍參謀長的袁文才，隨四軍主力出發贛南，行至廣昌縣的苦竹坪，他不向毛澤東等人打招呼，只把一張條子放于軍部桌上，便帶著心腹謝樓標、劉天林等6人離開營地逃跑。此舉無疑屬於臨陣脫逃，是極大的錯誤。產生這一錯誤的原因，除了袁文才對於革命的長期性、艱巨性認識不足，最主要的是在前委秘書劉輝霄處看到“六大”通過的《蘇維埃政府組織問題決議案》，心中震駭不已。因為決議案講到：對於土匪的關係，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袁文才在思想上激烈鬥爭了幾天后，那種害怕共產黨政策變化的心理占了上風，於是私下逃回井岡山。
不能正確對待土客籍爭端，不由自主地捲入其中，亦為袁文才一生中的失誤之一。邊界各縣歷來分為土客兩籍，歷史上的怨仇甚深，互相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界限。就是毛澤東在的時期，也形成過“土籍的黨，客籍的槍”這種界限分明、爭權奪利的情狀。作為客籍民眾領袖的袁文才(也包括土籍的領袖人物龍超清、王懷、朱亦岳等人)，不能正確地對待問題，時常自覺或不自覺地為著維護本籍的利益，捲入在黨內、民眾之間的爭鬥中，為一些事情傷和氣、傷感情，嚴重影響到雙方的團結。這樣的例子很多，如在分配土地、確定打土豪對象、進行政策決定、黨政職務任命等等，袁文才均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還有一個處理羅克韶事件欠妥的問題。羅是湘贛邊界三縣的反動民團頭領，擁有數百支槍，並有一個小型的兵工廠。袁文才早就有這樣的打算，即把羅克韶抓到手，先以禮待之，把羅的兵工廠掌握過來，為紅軍造槍、造子彈，到時候視其表現再決定是殺還是放。這時候，袁文才與邊界特委的負責人龍超清、謝希安等人業已交惡，關係變壞，便沒有將自己的打算向特委報告，更不用說取得批准，就擅自行動，將羅克韶抓來後在新城為其置酒壓驚，予以優待。這一做法引起了特委的懷疑，使得豪紳階級乘時造謠，說袁文才勾結羅克韶反水。正是對這一問題處置不當，成了袁文才被殺的導火線。因為特委認為不誅除袁王，就要被“反水”的袁王所消滅，只有以軍事陰謀搶先下手。
末後一點是袁文才遺有一些綠林習氣。這不僅表現在生活上的散漫，更主要的是指個人的意氣方面，包括那種天下老子第一的脾性，對不順心的人不加團結，直露一種即使錯了也寧願錯到底的蠻性。這些對於搞好黨內團結妨礙甚大。
由於年代和環境不同，袁文才與許多的歷史人物一樣，不可避免地有這樣、那樣的錯誤、過失。對於這樣一個從綠林頭領成長為紅軍將領的人，後人既不可苛求於他，也不能為之偏袒，應做實事求是的分析。總的來說，袁文才的一生，革命功績遠遠大於過失。
毛澤東 袁文才 秋收起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