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流行語辭彙現象
流行語，作為一種辭彙現象，反映了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在一個時期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和事物。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流行語，而不同的流行語則作為社會一根敏感的神經，反映出社會的變化。伴隨著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出現了很多新思想、新事物，而“流行語”正是這些新思想、新事物最好的見證。可以說，在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中，還沒有哪一個時期能夠湧現出這么多的流行語，那么集中、大量地豐富漢語的辭彙。現如今，每一個經過改革開放歲月的中國人，隨口都能說出幾句改革開放的流行語。
細心地體味一下改革開放的流行語，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改革開放，理解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種種進步。
重要意義
“流行語”昭示了人們思想的解放。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摸著石頭過河”，到“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發展才是硬道理”，看出人們思想的解放和思想解放的程度。曾幾何時，凡是先哲說過的話就不能改變，凡是老祖宗定下的規矩都不許違背，被小人物的一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攪了個底兒朝上。從此，是真理還是謬誤，不再看是誰說的，而要看是不是能夠經得起實踐的檢驗。至於好與不好的區分，不看你說得如何，也不管你出身貴賤，而只看你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本事——“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同樣，這道理，那道理，不發展就沒道理；這有理，那有理，經濟社會發展不上去就是沒道理。一句話，“發展才是硬道理”。這些話，聽起來似乎已經習以為常了，可是，回想當初它們是怎樣打破了幾十年、幾百年乃至幾千年思想的禁錮，產生石破天驚的效應，就會發現解放思想是多么來之不易，多么值得珍惜。流行語
“流行語”昭示了社會的進步。從“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尊重科學，尊重人才”的提出，到“質量是企業的生命”，標誌著科學重新得到了它應有的地位，標誌著搞建設、辦企業開始注重科學性，不再盲目蠻幹。昔日的動輒“加班加點”、“大會戰”、“為節日獻禮”等只求數量不講質量、違背科學的舉動開始為科學精神讓路。“和諧社會”、“科學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更是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定下了科學的基調。這些流行語告訴人們，科學的、協調的、可持續的發展才是向好的方向發展，向有利於人類子孫後代生存的長遠發展，是毫不摻假的真發展，而那些竭澤而漁、殺雞取卵式的違背科學、違背自然規律的所謂“發展”，將被等同於“破壞”，理所當然地受到人們的鄙視和憎惡。瞧，同30年前相比，社會是不是有了很大的進步？
“流行語”昭示了人民民眾主體地位的提升。這30年，特別是近些年來，“民生”、“以人為本”、“民眾滿意不滿意”、“關注民生”、“民心工程”之類的詞語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各級政府的檔案中和各級領導幹部的講話中。可以說，有史以來，政府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關注民生，把老百姓這么當回事兒。在今天的中國，民生成了全中國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事情。什麼是民生？簡單地說，就是人民的生計；複雜一點兒說，就是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一句話，就是要讓老百姓有活乾、有學上、有飯吃、有房住，病有所醫、老有所養。如果這些事政府都給解決了，老百姓還有什麼後顧之憂！當然，不能把老百姓的幸福感和滿意度停留在這樣的程度，更不應該滿足於只是“有”的低水平。問題是，只有先解決了這一步，才能說下一步啊！再說了，這一步邁出去了，下一步還遠嗎？
毋庸諱言，改革開放的流行語除了較多的頌言贊語，也還有諷喻和微詞。常能聽到看到的就有“邊腐邊升”、“幾十個圖章管不住一張嘴”、“形象工程”，以及那句人所共知的“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等等，極為形象地道出了人們對在改革開放中出現的不良現象的不滿和反感。這說明，生活中還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尚需進一步完善。換個角度看問題，這些不滿的詞語得以流行，得益於寬鬆的政治環境，倘若政府容不得不滿情緒、聽不得不同的聲音，這些不滿的詞語又怎能成為“流行語”？
流行語的流行性
流行語的本質特性是“流行”，因此流行性是流行語的本質屬性。“流行”是針對“不流行”而言的，時間性是“流行”的第一個涵義。換句話說，流行語都有一個從流行到不流行的過程。流行語的發展前途只能有兩種:一是消失，即在使用中被淘汰；二是被接納，進入一般辭彙。第一種前途說明流行語是一個歷史範疇，昨天的流行語不等於今天的流行語，甚至連今天的一般辭彙都不是，換句話說，已不屬於現代語言的辭彙系統，只具有歷史辭彙的身份。比如北京話的“蓋”，上海話中的“阿飛”等。流行語是一種動態現象，產生、消失或被接納都有一個過程。儘管這個過程可以有長有短，甚至有些新詞新語本身就是作為流行語而創造的。處在這種過程兩端的流行語，前端與新詞新語、後端與一般詞語容易混淆，這就給流行語的定性帶來一定的困難，要求我們進一步探討流行語的其他屬性。
“流行”的第二個涵義是階段性，一般來說，流行語的“流行”過程是比較短暫的，或者說短暫性是流行語時間性的一個特點。當流行語使用一個時期後，就會消失，如果沒有消失，而在這個流行層面達到一定的普遍性時，比如作為北京、上海的地域流行語在北京、上海區已經相當通用的時候，並逐漸失去新鮮感，使用的頻率相應降低的時候，流行語就進入了地域方言，成為當地方言的一個普通詞語，儘管它們來源於流行語。比如“二百五”“沒戲”（北京），“十三點”“炒冷飯”（上海）等，這些當年的流行語早已成為一般詞語。像“路子”“翻船”“二進宮”等還進入了書面語。有些當年的流行語現在只在中老年中使用，也早就失去了流行語的性質，如上海話的“兜得轉”“掮木梢”等。可見，“流行”幾十年的流行語是沒有的，老的流行語總要被新的流行語所替代，如北京話表示“好”的流行語由“棒”到“帥”到“蓋”再到“頂級”，上海話表示“鄉下人”的“阿鄉”為“巴子”所替代。被替代的流行語或消失，或進入一般辭彙。
“流行”的第三個涵義是高頻性。流行語的使用頻率比一般詞語要高，是一段時間內民眾所喜聞樂用的。比如北京話的“打的”“倒爺”等，上海話的“搗漿糊”“勿要忒”等。高頻是針對流行面而言的，上面幾個流行語都具有地域性，在地域的層面上具有高頻性，而像北京話的“潮”“栽”等，上海話的“門汀”“條子”等，只在社會方言的層面上具有高頻性，換句話說，只在一定社會群體中具有高頻性。高頻性還具有一定的相對性，因為流行語的“流行”都有一個過程，而且不同文化程度、不同修養、不同語言習慣的人使用流行語的態度也不相同，流行語的使用有很大的選擇性，高頻只是相對於一般詞語的平均使用頻率而言的。
“流行”的第四個涵義的新型性。因此，流行語必然都是新詞新語，或者說新詞新語是流行語的基礎。但不能反推，因為新詞新語並不一定都是流行語。比如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的急遽變化，必然會湧現大量表示新情況、新事物、新概念的新詞新語，如“創收”“個體戶”等，這些詞語雖然也具有新型性，但只是一般辭彙，而不是流行語，因為它們還缺乏流行語的其他特徵。“新”大致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結構新，比如北京話的流行語“玩一把”“愛你沒商量”等，上海話的流行語“勿要忒”“拎勿清”等；第二是語義新，比如北京話的“鐵”“款兒”等；上海話的“(一粒)米”“大興”等；第三是感覺新，因此不少流行語借自外地方言或外國語言，比如北京話借自港台的“酷”、借自東北方言的“造”、借自英語的“ByeBye”等，上海話借自港台的“大哥大”、借自北京話的“斬”、借自英語的“達孛留西”等。
流行語的層級性
從流行語的基本屬性及其通行範圍來說，將它限定為地域方言或社會方言的性質顯然是不恰當的。一般來說，流行語常常發源於地域方言或社會方言，但不等於說流行語只屬於地域方言或社會方言。像“國腳”“前衛”之類的流行語是由書面語轉化而來的。當地域或社會方言的流行語使用的範圍逐漸擴大，經過書面語的過濾，就可能成為國語的流行語，比如“大哥大”“買單”等。國語中的流行語無論發源於書面或地域或社會方言，加起來數量也是有限的，這取決於地域或社會方言流行語的性質(詳見下文)，經過書面過濾，能進入國語就不多。判定一個地域或社會流行語是否進入國語，有兩個標準:一是看書面上是否經常使用，這裡所指的“書面”不是指一般的書刊雜誌和文章，因為目前各地的出版物為了突出地方特點，大量使用方言詞語。因此我們所說的“書面”是指權威性的報刊雜誌和比較嚴肅的文體；二是看全國主要方言區域在書面和口頭上是否使用。國語的辭彙是吸收全國各地方言土語的詞語來豐富發展自己的，因此吸收流行語也順理成章。
流行語基本上發源於地域或社會方言。我們將地域方言與社會方言並提，並不是說它們是並列的，因為這裡所說的社會方言不是國語的社會方言，而是指處於地域方言層面上的社會方言，於是地域方言與社會方言就處於包蘊的關係，地域方言是各種社會方言的總和，它們處於不同的層級。從這個意義上說，流行語是發源於各種地域社會方言。比如有些流行語起源於俚俗語，原先只通行於社會的底層群體，或文化層次較低的社會群體，如北京話的“順”“T”等，上海話的“沖頭”“煤球”等；有些來自學生或普通知識群體，如北京話的“跟著感覺走”“平常心”等，上海話的“開天窗”“背豬玀”等；有些來自青少年，如北京話的“小菜兒”“颯”等，上海話的“牙大”“吃轉”等；有些來自黑話，如北京話的“趟路子”“雷子”等，上海話的“打野雞”“老頭子”等。隨著使用的擴散，這些社會方言詞就成為地域方言的流行語。因此可以說地域方言的流行語都來自地域社會方言，但地域社會方言詞語卻不一定都是流行語，因為大部分社會方言詞語只使用於特定的社會群體。比如北京話的“考研”“刷課”等，主要使用於學生群體，“放血”“折”等是使用於流氓群體的黑話；上海話的“門汀”“一粒米”等是商販的行話，“廟”“堂子”等是流氓集團的黑活。由此可見，當一個詞語僅僅是一種社會方言，與一定的社會群體密切相關時，它們只是一種行語、“切口”或黑話，不具備流行語的性質。只有當這種詞語在使用中發生擴散，為更多的社會成員所使用時，才逐漸發展為流行語。比如北京話的“碴舞”“蹦迪”原來只是學生的“同行語”，“雷子”“底兒潮”等原來是黑話，後來發展成北京地域方言的流行語。有一種比較特殊的情況，即有些歷史上的流行語，早已不流行或不使用了，但隨著某些社會現象的出現，這些舊的流行語又重新流行起來。如“鬼市”“走穴”（北京），“小房子”“仙人跳”（上海）等。一種社會方言詞語是否成為流行語要使用上文提出的流行語流行性的四種涵義來衡量，看看它們是否已經具備了“流行”的性質。衡量一個詞是否“流行”會有一些困難，但處於“兩端”的情況區分起來是容易的，只是處於中間狀態的詞語具有一定的模糊性，這表明了一種過渡或發展的過程，無論如何定性，都可以加以說明。
根據上述的討論，流行語從流行的範圍來說，只可能存在兩個層次:一個是國語的流行語，具有全民性；一個是地域流行語，具有方言性。這是從流行語的整體性而言的。從流行語的個體來說，無論國語的流行語還是地域流通行語，不同流行詞語的流行範圍不可能是完全等同的，同樣體現一種層級性。但不管這些流行語的流行範圍如何，它們比起同行語來，通行的範圍要大得多，使用頻率也要高得多。比如北京話的“撮”“T”等主要流行於社會和文化層次較低的社會群體或所謂的“痞子文學”；上海話的“三妹子”“叉模子”等主要使用於文化層次較低的青年工人、個體商販等。從流行語的發展來看，通行的範圍是逐漸擴大的，每擴大一次，就是過濾一次，從數量來說，也就減少一次，因此越是通行面廣的流行語數量越少。換句話說，層次越高的流行語數量越少。國語的流行語主要來源於地域流行語，而地域流行語則來源於地域社會方言。因此，地域社會方言的一些特徵，往往成為流行語的一種附屬特性。於是研究社會方言的這些特性就與流行語的研究有密切的關係。
流行語的附屬特性
流行語的附屬特性來源於地域社會方言，比如原來屬於俚語、俗語、同行語、黑話的一些屬性。但原來這些分散的屬性卻在流行語上有集中的體現，成為流行語的一種綜合特徵。
底層性
流行語的創造者主要是市民階層，有的還來源於行話黑話，所以流行語反映的主要是下層文化。比如北京和上海的流行語就反映了京滬兩地五行八作的人和事：在社會上混的“玩主”、冒充顧客幫助賣主銷售的“託兒”（北京），對什麼事都愛打聽或插手的“百搭”、一哄而上赴日本打工賺錢的“黃蜂”（上海）。一些流行語反映了兩地市民不同的性格特徵：北京人疏懶自大，把“幹活、幹事情”叫作“玩活兒”、把“從事某項工作或活動”叫作“練”，如“練攤兒”，上海人待人接物非常精明，從“拎得清”“校路子”“軋苗頭”等詞語中可見一斑。流行語的褒貶色彩反映了市民階層的趣味和價值觀：比如北京話帶有親切羨慕色彩的 “星哥星姐”“的哥的姐”，帶有鄙夷嘲弄色彩的“柴禾妞兒”“醋溜小生”；上海話對不諳熟人情世故的人和事有許多帶有鄙夷色彩的詞語，如“沖頭”“大路怪子”等。也有不少流行語表現了老百姓的風趣幽默，如“一臉舊社會”“憋鏡頭”（北京），“快刀手”“學習五十四號檔案”（上海）等。隱密性
流行語很多來源於行話、切口甚至流氓團伙的黑話，因此具有極強的排他性，反映了某種團體的利益和價值觀念。比如“T”“張兒”（北京），“自摸”“開沖”（上海）來自行話；“照”“拔撞”（北京），“調令”“廟”（上海）來自黑話；“現”“碴架”（北京），“叉路”“脫鉤”（上海）來自青少年團伙。反正統性
流行語反映的社會價值觀常常與國家倡導的信仰道德規範相悖甚至表現低級趣味、社會陰暗面，如“傍家兒”“嗅蜜”“託兒”（北京），“煤餅”“下三路”“斬沖頭”（上海）。非通用性
流行語使用的場合、社群、語體常常有一定的限制，一般只限於親朋好友、地位身份相當的人日常交際使用，社會地位和文化層次高的人，特別是女性和中老年人，在使用流行語時有很大的選擇性，一般只在開玩笑或故意幽默一下時才偶爾使用那些已經家喻戶曉的詞語，如“大款”“宰”“侃”等。地域流行語由於具有濃厚的地方文化色彩，甲地的流行語在乙地很難被理解和認同。近年來中央電視台播出過一些京廣滬等地拍攝的市民生活題材影視作品，收看的觀眾遍及全國各地，這些影視作品的播出，在京廣滬當地大力傳播了本地流行語，但異地之間除了少數詞語相互吸收外（如上海話中來源於北京話的“斬”、“上檔子”等，北京話來源於廣東話的“的（士）”、“大哥大”等），某地的流行語很難在外地生根發芽。非規範性
流行語的創造者大多文化程度較低，流行詞語常常是不規範的，比如，詞語的縮略和語素的結合不遵循一般規律，表現出極大的任意性。如北京話中“現眼”略為“現”、“沒有商量的餘地”略為“沒商量”，上海話“脂粉氣”略為“粉”，超出了一般的詞語縮略和搭配規範。再如，某些流行語的意義和形式都還不確定，比如北京流行語“歇菜”意為“歇著、停止做某事”，但也有人用“歇菜”表示“死”，如“剛才撞上一輛卡車，差點兒歇菜”。很多流行語在書面上也表現出不定型性，比如表示“關係好”有“瓷”和“磁”，表示“閒聊，吹牛”有“侃”和“砍”，表示“在社會上混的不安分的人”有“玩主兒”和“頑主兒”等形式。平行性
流行語常常與一般詞語處於重疊狀態，有的像同義詞或近義詞，有的像同形詞。比如北京話的“路子”和“辦法”、“渣兒”和“毛病”，上海話的“拗”和“威脅”、“搭子”和“搭檔”，這些成對的詞意義都是相同或相似的。而如北京話的“練”原指“練習”，現指“打架或乾某項工作”，“掰”原指“用手把東西分開或折斷”，現指“斷絕友情”，上海話的“調”原指“調戲”，現指“戲弄”，“嫖”原指“玩弄妓女”，現指“戲弄、嘲弄”，則詞形雖然相同，但意義卻是完全不同了。能產性
流行語由於使用頻率高，會產生衍生現象。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構成新詞，如北京話由“的”構成“打的”“面的”“摩的”“的哥”“的姐”等，上海話由“分”構成“搬分”、“宕分”、“畚分”、“好分”、“挺分”。二是擴展詞義。如北京話的“傍家兒”由“相互依靠的夥伴”引申出“相互依靠陪伴”，又特指“相好兒、情人”，上海話的“含金量”擴展出“質地”、“人的富裕程度”、“人的學識”、“黃色淫穢品的色情程度”等。一般來說，上述流行語的附屬特徵是互相包容的，有時還存在因果關係，這正好說明這些附屬特徵的綜合性，流行語的附屬特徵不僅是揭示流行語性質的重要方面，也是判斷流行語的輔助手段。
流行語的心理含義
時代變革引起心理激盪，反映在語言上是一種力求變化的創新心理。比如北京話將搞錢稱“扎款”，將舒服稱“滋潤”，將完全、的確稱“整個兒”等，上海話將質高稱“上品”，將假的稱“大興”，使用“勿要忒”的反襯方法表示“很、非常”等，都是要想尋找一種新的感覺。這些詞語比原詞通俗新鮮，與原詞平行使用在不同的場合，起到補充的作用。創新不一定是創造新詞，除“扎款”“大興”等外，大多是對原有詞語進行再創造，即進行超常的聯想或引申，甚至像上海話的“勿要忒”使用反義。
流行語也反映一種從優心理，“優”指政治、文化和經濟的優勢。因此政治、文化或經濟上占優勢地區的流行語容易為其他地區所借用。比如上海話有些流行語，如“帥”“上檔子”“刷(或涮)”等借自北京話，“大哥大”“買單”“港紙”等借自廣東話；北京話的“炒魷魚”“大哥大”“埋單”“的”等借自廣東話。崇洋心理也是一種從優心理，廣東話的“擺甫士”“CALL機”，港台話中的“的士高”“派對”等都借自英語或使用英語的成分。內地的情況也一樣，只是這類流行語比港台少一些，如“作秀”“酷”“派對”“拜拜”等已成為國語的流行語，大量出現在書面上，各地通行。有些只在一定的地域通行，如北京話的“蜜”“T”等，上海話的“達孛留西”“翻司”等。一般來說，借自英語的流行語要比一般的流行語層次高。這決定於這種流行語創造者的文化層次。
流行語還反映一種平民心理，即創造者賦予流行語與書面語相區別的口語特性，與高雅相區別的通俗特性，與嚴肅相區別的輕鬆特性，與等級觀念相區別的平等特性。出於這種心態，加上創造和使用者的文化素質，很多流行語不免粗俗，比如北京話將“吃”稱“撮”，將“離開”稱“顛菜”等，上海話將“遲純”稱“木卵”，將“老謀深算”稱“老屁眼”等。一般流行語比如北京話的“板兒爺”“託兒”等，上海話的“上班”“花露水”等都有一定的幽默感。
流行語中反映的逆反心理，大多出自遊民、流氓或團伙對社會的一種對立或對抗情緒，有些則出自學生的反傳統情緒。比如北京話將警察稱“雷子”，將“傷人”稱“放血”，將“好”稱“蓋”等，上海話將公安局稱“大廟”，將警服稱“老虎皮”，將腳踏車稱“快馬”等。
流行語還反映一種團體心理，也即一種排外心理。這與流行語的隱秘性有關。如上述出自流氓團伙黑話的流行語，大多出於這種心理。此外，像北京話的“儲”“蹲坑兒”文字等，上海話的“一張分”“吊秤”等，也都具有一定的隱秘性和排外性。
流行語具有比較複雜的心理基礎和社會背景，大多產生於社會變革的時代，因此文化含量較高。流行語產生於地域社會方言，受到地域文化的影響，因此不同地域的流行語常常能反映出不同的地域文化。比如上海傳統上商業比較發達，流行語裡反映經商的詞語就比較多，如“一千元”有“門汀”“一汀分”的說法，“一百元”有“一籠”“四人頭”“老人頭”等說法，再如“起板價”“法碼”等，北京話流行語中則更多些具有文化氣息的詞語，如“彩兒”“叫板”“沒戲”等。即使同是反映商業活動的一些流行語，北京話要比上海話更透出一些文化氣息，如“款哥”“練攤”“侃價兒”等。
流行語主要反映的是平民文化，或者說是一種底層文化，限於創造和使用者的文化層次和社會地位，大多流行語很難登入大雅之堂。從內容來說，流行語大致限於日常生活，大多是當前流行和老百姓關心的事物和現象，範圍是比較狹隘的。一般來說，文化層次越高，使用流行語的比例越小，比如像高級知識分子或大學教授等的嘴裡，流行語是比較少的。即使一些非常通行的流行語，也受到使用場合和對象的嚴格限制。比如“打的”在北京話中是一個非常通行的流行語，可是在正規或嚴肅的場合，依然使用“計程車”。“侃”又是一個北京話非常流行的詞語，但很難聽到兩個教授會說“我們來侃一侃”之類的對話。從知識分子和大學生的反映來看，如果一個人滿嘴流行語，會被視作檔次低、缺乏教養。因此流行語的使用常常體現一定的文化素質。主要使用流行語的社會群體是城鎮居民、小商小販、計程車司機、售貨員、青年工人、公司的低層職員、流氓團伙以及部分所謂的痞子文學家。
在市場經濟和商業大潮湧動下，流行語反映出商業文化的特徵，已如上述。此外，隨著對外開放，西方文化的進入，封建文化的沉渣泛起，一些文化糟粕同樣在流行語中有所反映，比如“刷漿糊”“刷夜”“嗅蜜”（北京），“吃豆腐”“叉煤餅”“仙人跳”（上海）等。
流行語的存在和流行是客觀事實，既是一個文化現象，又是一個語言現象，而且常常是一個臨時的現象，對語言來說，它的存在並不說明它必然會成為語言的合法成員。從積極的一面來說，流行語是辭彙豐富發展的一條管道，也是某種社會文化和情緒宣洩的通路；從消極一面來說，由於流行語在內容和形式上還包括著大量糟粕，它們污染語言，傳播低級趣味，散布封建迷信甚至黃毒思想，需要疏導和規範。流行語除了通過社會的過濾，還要求大眾傳媒不能以民俗民風、地方特色和豐富辭彙等藉口，對流行語中糟粕的傳播和污染語言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而要審慎把關，嚴格使用，使流行語得到健康的發展。
不受關注
流行語長期以來沒有受到語言研究界的應有關注，是因為：⑴對流行語的性質缺乏正確的認識，對流行語的定性或者過寬，與俚語、黑話、諺語乃至新詞術語混為一談，於是失去了分類的意義和研究的價值；或者過狹，把流行語局限於某個地域範圍，等同於某種社會方言，將流行語研究納入地域方言或社會方言的研究，比如青少年的流行語等等，使得流行語的研究實際上與地域方言或社會方言研究重疊，失去了獨立性；⑵“流行”是一種動態現象，“流行”的時間和範圍常常不好把握；⑶流行語具有顯著的時代特徵，流行語的研究必然要與社會變革和文化潮流結合起來，這種研究做不好會失之淺顯或流於庸俗；⑷嚴格來說，一定時期的流行語數量有限，進行微觀或斷代的研究比做其他辭彙的分類研究困難要大；⑸無庸諱言，不少流行語形式失范，內容粗俗，難以引起研究家的興趣。任何時期都有流行語，但無論從它的發生和發展來看，以社會和文化的變革期為最。比如抗戰勝利後，國統區腐敗橫行，歐美文化泛濫，上海產生了諸如吉普女郎、阿飛、抗戰夫人之類的流行語；全國解放後，老解放區帶來的一些詞語在全國流行，北京乃至全國出現了如“搞(關係)”“整(人、思想)”“進步(指提職級)”“愛人”等流行語；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心任務改變，文化發展，思想空前活躍，北京話中像“下海”“大款”“前衛”和“蹦迪”等這些詞語，都是這一時期流行開來的。這一時期的流行語發展快，數量大，而且具有比較深刻的社會文化價值和語言學價值。這個時期的流行語所以會來勢兇猛，除了上述的社會變革和發展的原因外，還反映了媒體的迅猛發展，廣播、電視、電影、文學藝術作品，特別是書報雜誌，比之改革開放之前，是成百倍地增長，為流行語的傳播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當然，流行語的發展也得益於當前比較寬鬆的語言規範政策，使得流行語的創造和發展獲得一個比較寬鬆的環境。流行語的大量湧現，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關注，但由於上述的各種原因，一大部分流行語常常會游離於一般辭彙之外，不能包含在一般詞書之中，語言工作者不得不另行編纂詞書來收容這些詞語，比如大陸的《北京現代流行語》[1]和《上海流行語辭典》，台灣將出版的《新詞語料彙編》等。綜觀這些流行語詞書，對流行語的認識不同，收錄詞語的範圍各異，與新詞新語、地域方言、社會方言、俚語、諺語、黑話糾纏不清。比如北京流行語裡的“扎啤”[3]“二道販子”是新詞語，“立馬兒”“絕活兒”是方言，“獅子大張口”“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是俚俗語，“放血”“佛爺”則純粹是黑話。上海流行語裡的“到位”“版票”是新詞語，“壽頭”“槓木梢”是方言詞，“燒香尋勿著廟門”“勿二勿三”是俚俗語，“暗條”“調令”等則是黑話。由此可見，對流行語作一個綜合的研究，勢在必行。流行語與社會和文化有密切的關係，所以社會性和文化性是流行語的重要屬性，流行語的文化含量和文化價值，要比一般辭彙豐富和高得多。通過對流行語這種屬性的研究，可以從一個側面揭示社會、文化以及社會價值取向的某些變化和發展。因此，本文除從語言學的角度研究流行語的性質、特點和一般屬性外，還把流行語的心理
報紙行語
分類
北京語言大學和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中心平面媒體分中心等單位聯合發布了2010年上半年中國報紙流行語。在綜合類流行語中，房價調控成為熱點辭彙，上海世博會名列第二。本次流行語分8個類目及4個專題，它們是：綜合類、國內時政類、國際時政類、經濟類、科技類、文化娛樂類、體育類、社會生活類、上海世博會專題、住房專題、突發事件專題以及社會問題專題。
“2010年春夏季中國報紙十大流行語”在北京語言大學動態流通語料庫基礎上提取，語料來源包括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北京青年報、光明日報、南方周末、中國青年報等16家報紙2010年1月1日至6月30日的全部文本。
專家認為，2010年春夏季中國報紙十大流行語[2]真實。錯綜複雜的國際風雲、變幻萬千的國內時政、跌宕起伏的經濟、與時俱進的科技、震顫心靈的文化娛樂、盛事迭出的體育、多彩和諧的社會生活、世界矚目的上海世博會、精彩綻放的南非世界盃、立竿見影的房市調控、險象環生的突發事件以及紕漏“偶”出的社會問題等都客觀地映照了時代發展中出現的諸多社會現象，反映了現代化與全球化進程中的熱點、焦點信息。J063
綜合類
地震、上海世博會、低碳、房價調控、南非世界盃、維和警察、債務危機、校園安全、十二五規劃、墨西哥灣漏油事件時政類
國內時政類沈浩、高鐵、駐京辦、曹操墓、公平正義、楊濟源、新生代農民工、學習型黨組織、海南國際旅遊島、精神損害賠償國際時政類紅衫軍、吉爾吉斯斯坦騷亂、核安全峰會、“天安”號事件、鳩山由紀夫、英國大選、莫斯科捷運爆炸、反捕鯨、波蘭總統專機失事、美國醫改
經濟類
高盛、經濟復甦、用工荒、經濟合作架構協定(ECFA)、收購沃爾沃、創業板指數、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豐田“召回門”、結構性減稅、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科技類
D客、憶典定製、日環食、3D電視、王躍、一站式、平板電腦、人造生命、強子對撞機、三網融合、大熊貓基因組、廈門翔安隧道文體類
文化娛樂類吳冠中、阿凡達、犀利哥、小虎隊、杜拉拉升職記、富春山居圖、“澳門學”、非誠勿擾、華君武、網路春晚體育類薩馬蘭奇、溫哥華冬奧會、曼德拉、賭球、東亞四強賽、花樣滑冰、嗚嗚祖拉、扎庫米、瑞士女排精英賽、女子短道速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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