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志賢著龔志賢，中醫內科專家。四川巴縣人。早年隨師學中醫。曾在重慶開辦三友醫社、針灸傳習所。後又創辦國學醫院，並任院長。建國後，歷任衛生部中醫司科長，北京醫院中醫科主任，重慶市中醫研究所研究員、所長，中華全國中醫學會理事、四川分會副會長。九三學社社員。擅長診治內科雜病。有《龔志賢臨床經驗集》
簡介
龔志賢(1907～)，四川巴縣人，從事中醫事業五十餘年。對於《傷寒論》、《金匱要略》體會較深，擅長靈活運用《傷寒雜病論》方劑於臨床實踐，經驗豐富，醫理精湛。近幾年來，總結平生所學所得，寫出了《四診概要》、《臨床經驗集》、《肝炎，肝硬化的初步治療經驗》等論著。曾榮獲第一屆壘國科學大會和重慶市科學大會獎狀，並出席了全國科學大會。
學醫
母親死後，十三歲的我也輟學了。我同長兄一起，離開私塾，到姜家鄉跟李壽昌學習中醫。李壽呂是我家嫂的哥哥，對《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等經典著作有較深的研究。他要求我們對《神農本草經》、《傷寒雜病論》要熟讀， 《靈樞》、《素問))得選讀一部分。他特別重視經絡與內臟的聯繫，要求對十二經、十五絡、奇經八脈和經水、經筋、經別等籍都要重點學習。開始，學習地點是一個山神廟，後因遊人喧嚷，遷往東溫泉。三年之內，讀完了《神農本草經》、《傷寒雜病論》，選讀了《內經》、《難經》等經典醫書。
李老師在東溫泉時，常育臨近病人求良也為我們創造了臨床實習的機會。李老師治學謹嚴，對待病人非常關心，診病力求符合實際，望聞問切，一絲不苟。他常告誡我們：“望問問切四診，要落在實處，一點虛浮不得。望診，表證除發赤色蔚外，余無色j里證，頒著重色診。聞診，病人的聲音、呃、噦、汗、沫、大小便的氣味都要包括在內。問診，要啟發病人說話，如痛點在何處，大小便暢利否，尤其是胸部、腹部要用手摸，漢代張仲景就重視腹診。切脈，要和病症聯繫起來看，要四診合參。須知用藥的溫，清、補、瀉，是隨病症的寒、熱、虛、實來的。凡病要詳察原因，水、食，痰、血、氣，要詳細辨明。”李老師這些扼要的啟示，言猶在耳，是我臨床的座右銘。
中醫力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治病必求其本”，這是李老師的訓言。要求對經典著作下苦工夫，要有心得，要觸類旁通。讀《傷寒論》要求讀原文，不要求同時參看各家註解。《傷寒論》的注釋者，多達二百餘家，眾說紛紜，反而糊塗。仲景原文自加解釋之處甚多，不如熟讀原文，細心求解，自有心得。例如原文二五條：“服桂枝湯，大汗出，脈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前條原文是：“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卻與桂枝湯則愈。”明明“如前法”是指如前條先刺風池、風府之法，因大汗出，脈洪大，與反煩不解，皆同屑太陽病有傳陽明之勢，先刺風池、風府，從太陽、少陽以解其熱，然後服桂枝湯則愈。而注家則浣是啜熱稀粥之法。又如十五條原文：“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沖者，可與桂枝湯，方用前法。”太陽病，下之後，往往因下而為壞病。今下後其氣上沖，知太陽病存在，仍須解肌，方用前法，是指啜粥復取微似汗，使病從表解。二十五條是“如”前法，而十五條是“用”前法，一字之差，意義則大有區別。
我和長兄跟李老師學習三年之後，李老師提議我們共同組織“三友醫社”，在五布、姜家、=聖三個鄉行醫。“三友醫社”在五布鄉東溫泉，距離姜家、=聖兩鄉各有二十餘里，我們師徒三人每逢一、四、七日去二聖鄉趕場應診，二、五、八日去姜家鄉趕場應診，三、六、九日在東溫泉本社應診。本社往返二聖、姜家皆步行五十餘里，這是很辛苦的工作，但能治好一些病人，我們感到很愉快。
臨證
龔志賢著我在臨床實習之初，用古人成方往往收效甚微，請教李老師，他指出：“治病必求其本。要了解病因，明白藥性，從‘四診’、‘八綱’辨疾病的寒、熱、虛，實，在表在里，屬陰屬陽，從而將方劑化裁靈活運用，才可能取得較好的療效。若以方套病，勢必混入。”我從此即在理、法、方、藥上下苦工夫，臨證治病療效較好，自己感到有一定的收穫。切脈一事，明於書未必明於心，明於心未必明於手，所謂“胸中了了，指下難明”。我雖然學習了明代李時珍的《瀕湖脈學》、清代周學霆的《三指禪》等論著，但結合臨床．仍感到茫然。李老師指出：“脈象除十怪脈為危重病象而外，至多不過二十餘種，而疾病的治法，或治三陰，或治三陽，或治五臟，或治六腑。病因於內者，先洽其內，後冶其外；病因於外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病在表者汗之，病在里者清之。總之，病有虛有實，當補當瀉j病有寒有熱，當溫當清，病有表有里，當汗當利。治療法則如此多種，不一而足。病之類別，有風、寒、濕、燥、火、熱六淫為病；有皮、肉、筋、骨、脈五體為病，或病形，或病氣，或病營，或病衛，或屬新病，或屬痼疾，人身疾病如此之多，候病的脈象如此之少，豈能只憑脈診包羅萬象。因此，必須甩望、聞、問、切四診綜合分析，辯明諸病，用表、里、寒，熱、虛、實、陰、陽八綱辨證施治。《內經》說：‘聞見而知之，按而得之，問而極之，此亦本末根葉之候也。故曰知一剛為工，知二則為神，知三剛為棒且明矣。’這說明以‘四診’聯合為一體的診察方法極為重要，絕不可截然分割，必如是，則病之在經、在絡、在髒、在腑、在上、在下、在中、在前、在後、在左、在右、在氣、在形，或症或瘕，或虛或實，或表或里，或寒或熱，或陰或陽，均有色可見，有音可闡，詳詢病情，參考脈象，從而診斷，辨證施治，或可較為正確，較少差誤。”李老師對切脈的精闢論述，使我對於切脈有了進一步的了解。總之，切脈一途，要在陰陽二字上用工夫，要訣不出浮、沉、遲、數，有力與無力等。四總脈以浮、沉、遲、數為綱，再以四脈的有力無力分出虛、實、洪、弱等脈象。這樣以綱帶目、從簡到繁、先易後難的切脈方法，初學的人容易掌握。
在東溫泉古佛洞學醫的地方，有一大片夜合樹。早上旭日東升的時候，使合樹向東面的枝葉全部張開，其餘樹葉則仍閉台}在太陽正午的時候，使台樹的枝葉全部張開；在夕陽西下的時候，夜合樹的枝葉則又完全閉台。根據這一啟示，我們師徒三人對少陽為樞、太陽為開、陽明為閹，進行了討論。開、蠲、樞三者是隨天之陰陽而變化的。少陽旺於寅卯辰，太陽旺於已午未，陽明旺於申酉戊。少陽為一陽，太陽為三陽，陽明為二陽。少陽之時，陽漸旺，陽氣由少到多，由少陽到太陽則三陽開泰。少陽主半表半里，太陽主表，由里達表，故少陽為樞，太陽為開也，陽明為二陽，陽氣衰，陰氣盛，陽明主里，由m轉陰，故為闥也。天地之陰陽，人亦應之，萬物亦應之，從夜台樹枝葉之開蠲，隨陰陽之升降而變化，體會到人體三陰三陽開、圈、樞的道理。當時這一番探討，至今思之，還未墮入玄學，故錄此就正高明I重慶開業行醫。
一九三二年，重慶設立了針灸講習所，我認為中醫不熟悉經絡，不幢針灸，是不夠全面的。於是離開“三友醫社”，辭別老師和長兄到重慶考入針灸講習所，學習針’灸六個月。結業後與針灸同學唐世丞、曾義宇在重慶正陽街成立針灸科學研究所，因業務清淡，後來垮台了。我又到中醫張樂天辦的國粹醫館行醫，也沒有什麼業務，乾兩年就離開了。一九三五年霞慶名醫吳榷仙開辦國醫藥館，薈萃名中醫多人，我亦參加在國醫藥館執行中醫業務。這是我向許多老師學醫的好機會。吳擢仙對《內經》和《傷寒論》有較深的研究，能全部背誦原文，我在診余時請他解惑析疑，受益不少。同時還向唐陽春、周湘船、文仲宣等幾位臨床經驗豐富的中醫師請教。我用番木鱉三十克、枳殼九十克、白朮一百八十克為蜜丸，每丸重三克，早晚飯後各服一丸，溫開水吞下，治療臟器下垂和骨質增生有較好的療效，特別對胃下垂療效更為滿意，這是向唐陽春中醫師學來的。周湘船中醫師對“陰陽五行”、“五運六氣”有較深的研究，臨床上善於套用仲景的方劑。我用烏梅丸治療上熱下寒、肝風掉眩的眩暈證(多屬現代醫學的美尼爾氏綜合徵)，有較好的療效，這是我向周湘船中醫師學來的。我用四逆散(傷寒論方)加味治療腸癰(闌尾炎)取得較好的療效，是向文仲宣中醫師學來的。腸癰的病因是由於寒溫不適、飲食不節、飽食後急走等原因引致太腸運化痞塞、氣血瘀滯以致濕熱內生積於腸中而發病。用四逆散加味，理氣活血，清熱解濕，無論熱重、濕重、氣滯三者皆可用之。處方：柴胡二十克’白芍三十克，炒枳殼二十克，甘草六克，廣木香十克，黃連六克，炒川楝十克。此方治腸癰無論急性慢性均可服。急性服三五劑即可治癒，慢性服三五劑可見顯敬，但難以根除。愈後復發時，仍可再服此方。
唐代文學家韓愈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我在重慶行醫時，凡能對我傳醫學之道、授岐黃之業、解疾病疑難之惑的人，無不尊敬為師。不蝕向同道學習，還要向病人學習，“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治好了病，要問一個為什麼，治不好病，也要問一個為什麼，不能囫圍吞棗。尤其要接受病人的意見，特別治壞了病，要在錯誤中提高認識，吸取教訓。拜人為師也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在1日社會往往“文人相輕”，當時中醫又是被國民黨反動政府歧視的對象，多數醫生業務清淡，生活困難，只有少數名醫診務好，收入多。醫界中有傳予不傳女的嚴重保守思想，為了爭飯碗，打擊別人，提高自己的現象屢見不鮮。拜名醫為師，名醫診務忙，對病家應接不暇，門診出診之後，已感到精疲力竭，欲求請其傳道授業解惑，即使他思想不保守，也已心有餘而力不足了。我向名醫吳擢仙學習，他的診務忙，我的診務清淡，我就給他抄方，便中請教，因此，受益不淺。記得當時有一位草醫，善於甩外洗藥治療皮膚濕疹，但很保守，凡對求治的皮膚濕疹病人，他只紿藥不給處方，把藥切成細末混雜在一起交與病家。我請教他多次，他都推諉。當時草醫不為醫界所重視，但我很尊敬他，親近他，虛心向他請教，必要時還在經濟上給他一些幫助，他終於向我公開了秘方。處方是：苦參六十克，蛇床子三十克，百部三十克，益母草三十克。用法：煎水洗滌濕疹，如患全身濕疹，可用藥水洗澡。每劑藥可煎洗二、三次。我配合內服清熱解毒的中草藥，更提高了療效。
一九五一年春，我參加了西南衛生部工作，任中醫科副科長。一九五四年太區撤裁，我被翻北京中央衛生部中醫司工作。當時，中醫司下設三科，四川名醫李重人任教育科科長，北京名中醫汪逢春的弟子魏龍驤任科技科科長，我任管理科科長。李重人、魏龍驤是精通中醫理論和有豐富臨床實踐經驗的高水平的中醫，我們朝夕相處，經常“執經問準’，獲益非淺。三人還在辦公之餘會診和出診，對冠心病的治療，用了宣痹通陽、活血化瘀的冶療法則，當時曾選用了紅參、三七、丹參等藥物，要求患者較長時間服用，取得了較好的療效。在這期間還廣泛閱讀了各省來的大量中醫科技材料，開拓了眼界，增長了知識。
附子
附子善用附子者莫過於四川醫生。明代瀘州人韓飛霞在《醫通》中說：“附子回陽，霸功赫奕”，但尚不以善用附子著稱。清同治年間，邛崍鄭欽安在成都開創了“火神派”，觀其治病，恆以陰陽為綱，陰證則無論吐血、便血、尿血、喉蛾、失眠、牙痛、口臭、便秘，概投以附子、乾薑之類，效如桴鼓。光緒時復有羅定昌者，其治熱病發熱譫語，舌生芒刺，煩躁不便，而脈尺寸俱無，即用承氣加附子。說非用附子治病，而是借其熱直達少陰耳。傳此派之學者，百餘年來不乏其人：吳佩衡南下昆明，雲南遂有“吳附子”之名，他尤以善用附子治麻疹逆證而風靡一時。祝味菊東去上海，當時滬上幾無不知“祝附子”者，他治熱病，雖高熱神昏，唇焦舌蔽，亦用附子，說熱病不死於發熱，而死於心衰。章次公先生於此十分心折，說他治病“心狠手辣”。名醫徐小圃的兩個兒子俱死於熱病，小兒子又病熱，幾至不救，祝以附子起之。今滬上徐氏兒科仍以用附子見長，即祝公昔年所教也。祝味菊譽附子為“百病之長”，其用附子有每劑3、4兩的。華陽劉民叔懸壺於上海，高僧惠宗病胃癌，吐血不止，劉力阻西醫輸血，以大劑乾薑附子佐甘草、灶心黃土、花蕊石、雲南白藥、阿膠，三帖而血全止。近賢重慶龔志賢、成都戴雲波諸先生，治風寒濕痹，附子都用60g以上，其中戴氏所擬烏附麻辛薑桂草湯為治痹名方。有一年，四川醫生帶著計算機痹證軟體到北京義診，處方用附子30g，川烏30g。竟無人敢服用，中醫界攻譏者亦復不少，不幾天即門可羅雀，鎩羽而歸。
經方
治高血壓方，治療因肝陽上亢所致的頭痛、眩暈、耳鳴、脈弦實。
川芎12克 菊花20克 地龍10克 川牛膝15克 夏枯草30克 地骨皮15克 玉米須30克
水煎。日1劑，分2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