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文化[地域文化名稱]](/img/1/f70/nBnauM3XxYzN0YDN2IzN0ETN1UTM1QDN5MjM5ADMwAjMwUzLyczLzc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齊魯文化[地域文化名稱]")
形成融合
齊魯文化1982年夏，考古工作者在沂河、沭河流域發現了若干組細石器埋藏點，並命名為“沂沭細石器文化”，據考古研究，可能就是北辛文化的源頭。這一關鍵環節的發現，使沂沭的舊石器文化與北辛文化之間找到了聯結點，並與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譜系連線起來，組成了魯南地區的中國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而這一山東的史前文化，就是山東的土著居民東夷人創造的，土生土長的東夷文化。其中大汶口文化是以泰安的大汶口遺址命名的，分布範圍廣泛，距今約6000年；龍山文化首先發現於章丘龍山鎮，分布範圍與大汶口文化大體一致，距今約3900~4400年前。這兩種文化（大汶口、龍山）的發展時期被認為是東夷文化的鼎盛時期。西周初年，姜太公被封於齊，以治理夷人；周公被封於魯，以拱衛周室。分封齊、魯，標誌著東夷文化向齊文化演變，宗周文化則在魯國完整地保存下來。
齊魯文化姜太公到了封地以後，實行開明的文化政策，“因其俗，簡其禮”促成了東夷文化向齊 文化的轉變。與之相反，周公之子伯禽到魯地後，變其俗，革其禮，推行重農抑商的周文化。兩種不同的文化使齊國和魯國的人文經濟趨於不同的發展方向：齊國的社會風尚帶有明顯的工商業氛圍，崇功利，輕倫理，文化風氣開放，注重實用；魯文化更多地表現出農業社會的文化特徵，文化風氣保守，因循周禮，不思變通。
戰國時期，以稷下黃老道家、孟子二度遊學於齊為契機，齊文化與魯文化開始融合。孟子在齊國居住時間長達十幾年，他的學術思想受到了稷下道家的薰陶。荀子在齊、魯文化合流中也起到了關鍵作用。荀子兼顧齊學，因而豐富和完善了自己的儒學思想，同時又通過學術交流，把他的儒學思想在齊國文士階層傳播開來。在諸如此類的背景下，齊文化和魯文化走向融合，共同構築了山東人的齊魯文化。
方言魅力
山東方言圖語言崇拜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社會現象之一，許多風俗習慣的形式與民俗故事的流傳是與語言崇拜聯繫在一起的。比如到了膠東，宴席一般要備“吉祥菜”——魚和燉豆腐。宴席到了最後，如果端上一盤整條的魚，便表示酒宴結束，即使再貪杯的客人也應該知趣地幹完杯中酒準備吃飯。以“魚”諧“余”，表達幸福歡快的生活沒有完結，余福長久。長島等地過年少不了“燉豆腐”，也是取其諧音：“燉”音近糧囤的“囤”，“豆腐”諧音“都富”，還有“幸福”的寓指，可見，這道菜所包含的社會意義遠遠超過它自身作為菜餚的價值，已經成為漁民心中美好祝願的載體。不僅如此，在山東方言中，人們有時會覺得某種說法不文雅，或是不合乎討吉利的心理，便避而不用，用一些文雅或是吉利的說法來替代。比如，煙臺、威海等地過年蒸餑餑時，經常會由於火猛而致餑餑裂開口子，當地人叫“餑餑笑了”，不說“餑餑裂口子了”。笑是人的動作，賦予物體，將其擬人化，飽含了人民民眾烘托祥和氣氛的感情色彩。
齊魯大地地圖膠東地區稱水餃為“姑扎”，水餃煮破了、碎了一般叫“掙了”。其實，餃子“破了、碎了、掙了”都是一件大家不情願的事實，但一句“姑扎掙了”則使這件不愉快的事情平添了不少喜慶的氣氛。在當地人看來，餃子“掙”得多就是預兆將來能掙好多錢。由這一方言民俗還演繹出一個生動的小故事《掙與賠》： 有個做生意的，家裡雇了個上鍋的（方言詞，廚師），姓裴。商人有個討口彩的脾氣，凡事兒都想討個吉利，逢年過節就更不例外了。這年臘月三十晚上，商人和孩子老婆一大家子坐在炕上喜氣洋洋地喝酒吃菜，上鍋的夥計就在地上煮餃子，酒喝到差不多的時候，商人又上來了討口彩的毛病，他高聲問上鍋的：“夥計，姑扎怎么樣了？掙了多少？”商人問這話的目的是希望上鍋的回答掙得很多很多，哪怕一個沒掙也要這樣說。在商人的腦子裡就有這樣的迷信，說餃子掙得多就預示著主人來年會掙更多的錢，發更大的財。可是這位耿直但有點不開竅的上鍋的偏偏就不明白主人的這層意思，況且他煮的餃子確實一個也沒有破碎的，於是他高興而且堅定地回答說：“一個也沒掙！你放心吧，有我老裴（賠）在，一個兒也掙不了。”
風俗文化
自遠古時代，以齊魯為代表的山東地區就確立了堂室、欄廄、宅院為結構的家庭居住模式，孟子稱作“五畝之宅”。數千年來，以家庭副業、樹藝木果、飼養六畜為內容的庭院經濟在自給自足的家庭經濟中占有相當大的成份。
齊魯庭院山東地區庭院經濟的開發始於齊魯立國，姜尚、管子、晏子、墨子、孟子的富國思想中都有發展庭院經濟的主張，反映著鮮明的庭院創收的富民意識。管子認為，“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具備，國之富也”，“一樹一獲者，谷也；一樹十獲者，木也”。很顯然，管仲已把庭院經濟納入他治齊的經濟政策之中。孟子把庭院經濟納入其“仁政”措施。他向梁惠王構畫了一個田宅、農桑、禽畜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小農家庭經濟藍圖：“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孟子不像孔子那樣不關心耕稼園圃。孟母三遷的故事，說明孟子特別留意四鄰的生業。東鄰殺豬，也要問個為什麼。孟母失口說了個“啖汝”，只好當真從東鄰買肉以明不欺。再聯繫孟母斷織的故事，這買肉的錢應為紡織所得。所以，上述主張來自孟子對鄒魯庭院經濟的經驗，帶有向梁惠王交流的性質。
墨子沒有孔孟那么多的人道、倫理情感，他對整個社會的批判都從尊重私有財產出發，以勞動者外在的物質功利為價值取向。從“入人園圃，竊其桃李”，“攘人犬豕雞豚”，到“入人欄廄，取人馬牛”；從“小為非”到“大為非”，通過非道德數值的遞加、積累，來論證自己的思想主張。可以說，墨子是第一個闡明齊魯人庭院保護意識的思想家。
齊魯庭院魏晉時期，士族官僚掀起一股聚斂財富的潮流，領導這場新潮流的是山東琅邪（今臨沂）人王戎。 王戎身為朝廷三公，其聚斂財富的方式，一不貪污受賄，二不盤剝吏民，而是以山東庭院經濟的方式經營田園。他親執牙籌，晝夜忙碌，雖失三公身分，卻顯示了山東人勞動致富的本色。
北魏青州人賈思勰的《齊民要術》，除農業知識外，詳細記載了樹果的培植嫁接，禽畜的飼養醫治，農業副產品的加工等，可以說是庭院經濟的總結和指導性著作。其體例和創意來自山東人獨特的經濟眼光。
北齊琅邪人顏之推還把庭院富家的經驗作為家訓告誡子孫，“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以蓄，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塒，圈之所生”，“能守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築室村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琅邪顏氏以文學傳家，卻以樹藝木果，飼養六畜為治家守業之本，顯然是來之于山東庭院富家的傳統。
司馬遷講，鄒魯“頗有桑麻之業”。“齊魯千畝桑麻”，“與千戶侯等”。
傳統祭孔大典桑麻滋養出無與倫比的齊魯“女工”。姜太公到齊，即“勸其女工之業”。到春秋時，齊地女工率先使用鐵制的刀針。《管子·海王》載：“一女必有一刀一針”。《論衡·程材》講：“齊部世刺繡，恆女無不能。”當時，齊地製做的精美絲織品有“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冠帶衣履天下”。到漢代，臨淄、定陶、亢父（今濟寧）成為絲織業的三大中心。唐代詩人杜甫“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織不相失”的詩句，足以反映齊魯家庭紡織業的領先地位和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
除桑麻外，齊魯庭院內外的經濟樹種還有漆樹。孔子弟子有漆開、漆雕哆、漆雕徒父；宋國蒙（今山東曹縣南）人莊子做過漆園小吏。《漢書·地理志》講，兗州“厥貢漆絲”。說明春秋戰國時期山東已有漆樹、漆園，漢代兗州的漆產量、質量已很可觀，並成為朝廷貢品。
現代常見的樹類，大都已在古代紮根於齊魯宅院。《詩·齊風·東方之日》有“折柳樊圃”的詩句。榆樹春生榆莢，可良用救荒。《齊民要術》稱“能種（榆）千頃，歲收千匹”。古人稱槐樹為三宮槐或守宮槐。北宋莘縣人王#親植三株槐樹於庭院，說：“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其子王旦果然在宋真宗時拜相，成為一代名臣。直到今天，山東仍多柳、榆、槐等樹，各地還有以此命名的村莊。
“瓜桃李棗”是山東人對庭院百果的概稱。管仲治齊，大力提倡種植瓜瓠百果。值得一提的是齊魯的吊瓜和葫蘆，幾千年來一直生長在庭院，至今也沒移植到田間。
中國傳統的六畜是馬、牛、羊、豬、狗、雞，其廣義應包括騾、驢、貓、鴨、鵝等所有的家畜和家禽。
祭孔大典從春秋發明牛耕開始，牛就和農家結下了不解之緣。齊人寧戚是個餵牛的，他以《飯牛歌》說齊桓公，其中有“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的詞句。農諺講：“蠶無夜食不長，馬無夜草不肥”，大牲畜要在夜裡添芻料，寧戚的歌反映了齊地所積累的養牛經驗。戰國時，齊將田單被困在即墨（今平度市東南），竟能在久困的城內收得千餘頭牛，以火牛陣大破燕軍。唐代登州東牟郡（今蓬萊）、萊州東萊郡（今萊州）、密州高密郡，“土貢牛黃”。牛黃是牛的膽結石，十分稀少，上述地區又非牧區，主要來之家畜，可知山東庭院養牛之多。
古人以車代步，馬多為有車的富家所養。孔子講：“有馬者借人乘之。”馮諼說孟嘗君“狗馬實外廄”。直到民國，山東的富戶門前都豎有拴馬樁，有的用穿鼻石直接砌在牆壁上。高大豪華的宅院，再拴上幾匹馬，顯得十分氣派。至於其它家畜，更是山東人的家常生業。曾參家養豬，曾父烹豬以存教，與孟母如出一轍。
齊魯人民同樹果六畜在庭院內共處了幾千年，對它們傾注了太多的辛勞和感情，也得到了豐厚的回報。他們用人的情感去挖掘樹果六畜的文化意蘊，體味出人生哲理、社會人倫和道德價值觀念，使樹果六畜成為人的文化載體和符號，並以此顯示人的主動立場和主體地位。這種思維方式及全部內容，也反映了齊魯文化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
墨子其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中國人往往為樹果披上生命的靈光，為禽畜賦以人的名分。
桃李為弟子、槐樹為三公、石榴為多子房，桃子、李子、杏子均以“子”命名。人獸之別本來有強烈的道德界定，可自古中國人就人與禽畜互名。先秦時的狗就有名字，山東、河北人呼貓為男貓、女貓。龍的傳人稱兒子為“犬子”，山東人名多“禽”，孔子名兒曰“鯉”，弟子名司馬牛。顏之推講，“北土多有名兒為驢、駒、豚子者”。這種以人度物的現象，反映了樹果六畜已是庭院中不可分割的一員，是中國人熱戀故土家園心態的折射。遠離家鄉的人，望見家中的老槐樹，家中的雞狗，都會倍感親切，它們就是家園的代表和象徵。
其二，庭院經濟培養了山東人民勤勞致富的自覺意識和正義感，增強了對虧人自利、不勞而獲行為的鄙視。
農夫“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婦女“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是齊魯人民的優良傳統。魯相公儀休家道富足，其妻因職業癖好而紡織不停，由此可知齊魯婦女對家庭紡織的熱衷和專一，對勤勞致富的自覺意識。直到今天，山東人對房前屋後、庭院欄圈都要精心規劃，從不閒置。這種勞動致富的自覺意識，使山東人對“非機杼之物”從不起非分之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普通百姓或許不熟悉孔夫子的這段話，但他們懂得“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墨子反對竊人牛馬桃李的主張與他們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偷雞摸狗的“小為非”被山東人所不齒，轟轟烈烈的“江洋大盜”的膽氣則為人們所欽服。
管仲其三，古代山東人從樹果六畜中引發和體味出為人處世的哲理和原則，並將其納入日常生活的吉凶禍福之中。
像“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尊客面前不叱狗”等成語，都是各階層人們體味出的處世哲理。山東人從遠古就有著逢凶化吉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招鳳之桐，三公之槐特別受人青睞；桑與“喪”諧音，一般不栽在門前；男女婚姻，要看屬相是否相和；梨不分著吃。這些都反映了脆弱的小生產者對“凶禍”的恐懼，對吉祥、美好生活的嚮往，並在被動、命定意識的背後，透露出一種以自己的智慧、進取來主宰生活的主動意識。
齊道家影響
齊魯文化在中國文化和文明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這是人所共知的。
海岱地區是中華人類發祥地之一，它有四五十萬年人類活動的歷史；也是中華文明發祥最早的地區，大汶口文化中期就發現了中國的象形文字——陶器文字，距今接近6000年；它有迄今發現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作為同一文化系列的龍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北辛文化的上源，後李文化已上推到距今8000年前，這是迄今中國大地上發掘的新石器文化最早的年代。
有一則故事講，中國東西南北中各省區的人交勝爭談自己地區的名人名物，每省都說自己那裡有多少名山、名水、名人。最後問到山東人，山東人說：“我們山東名山、名水、名人最少。只有一山、一水、一聖人。”山東名山、名水、名人雖少，卻都是名高無比的。一山即泰山，號稱五嶽之尊；一水即黃河，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一聖人即孔子，古被尊為萬世師表，今被列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由此三者，即足可看出齊魯文化的歷史地位。
作為齊魯文化核心之一的齊道家產生於春秋時期的齊國，這一流派由姜太公開創，稷下道家、管子等繼往開來，稷下學宮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舉辦、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學府。中國學術思想史上這場不可多見、蔚為壯觀的“百家爭鳴”，是以齊國稷下學宮為中心的，官學為黃老之學。它作為當時百家學術爭鳴的中心園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學術爭鳴局面的形成。而且在周邊的齊、衛、燕、趙、魏等國都有不同程度的傳播發展。
在此期間，學術著作相繼問世。有《宋子》、《田子》、《蝸子》、《捷子》等，今巳亡怯。另《管子》、《晏子春秋》、《司馬法》、《周官》等書之編撰，亦有稷下之士的參與。由於不少人是善於把學術和政治結合趁來遊說當權者的能手，故在宣王時受上大夫稱號之稷下士多達七十六人。稷下學官的存在，曾為當時百家爭鳴開創了良好的社會環境，促進了先秦時期學術文化的繁榮。
關於稷下學宮黃老之學的形成和發展的問題，學術界認為稷下黃老之學一開始就受到齊國封建統治者的支持和利用，它在稷下學宮中居於主導地位。這是因為齊國的田氏政權是取代姜氏而成立的新政權，它需要對其合理性進行辯護，以鞏固統治地位。那么，這種學說是怎樣建立的呢？因為老子是陳國人，而田氏的祖先公子完正是在春秋中期齊桓公時由陳國避亂逃到齊國的。所以，田氏政權選擇了來自南方陳國的老子學說，同時又抬出傳說比堯、舜、禹、神農更早的黃帝來。一方面是要以此壓倒儒、墨、農等家，更重要的是齊威王把黃帝作為田氏的始祖，確是下了一番苦心琢磨出來的。因為田氏是黃帝的後裔，而姜氏是炎帝的後裔。黃帝戰勝炎帝而有天下的傳說，就為"田氏代齊"的合法性找到了歷史的根據。
同時又打著黃帝的旗號來建立霸業，甚至統一六國。古器物銘文《陳侯因敦》記載："其唯因，揚皇考昭統，高祖黃帝，邇嗣桓文。"大意是齊威王（因即因齊）要發揚他父親桓公午的光榮傳統，遠要以黃帝為祖宗，近要繼承齊桓公、晉文公的霸業。齊威王把黃帝作為田氏的始祖，此說是有歷史根據的。齊威王在銘文中宣揚田氏的祖先是黃帝，又把黃帝與老子的學說結合起來形成黃老之學，以此作為稷下學宮的主體，為田氏建立的政權進行辯護，造成"田氏代齊"的合理觀念。在這樣政治背景下，黃老之學在齊國的稷下學宮形成了。因此，郭沫若說："黃老之術。。。事實上是培植於齊、發育於齊，而昌盛於齊的。"這話是很有道理的。
黃老之學是繼儒、墨、楊、法之後興起於齊國的學派，因其有田齊政權的支持，它在齊國的勢力相當大。《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而且著作也很多，"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著焉"。稷下黃老之學按郭沫若的意見，分為三派：一派是宋鈃、尹文；一派是田駢、慎到；一派是環淵。《老子》一書是環淵整理出來的，這一派較多的保留了老子的虛靜無為思想；田駢、慎到一派，則提出"以道變法"，比較接近法家。而劉尉華、苗潤田《稷下學史》認為《黃老帛書》可能是環淵的著作。這種意見比較謹慎，又照顧到《黃老帛書》多楚語，其作者應是楚人，而環淵正是楚人，同時又是稷下先生，屬於稷下黃老之學的創始人之一。因此，說他著《黃老帛書》應當是有道理的。戰國時期有名的黃老學者還有申不害、鶡冠子、文子等，而在思想史上地位更為重要的則是宋鈃、尹文一派。
稷下學宮道家
我們習慣上把老莊作為道家的代名詞，然就先秦道家來說，老莊而外，在當時還有一些其他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們以其不同的思想特徵，形成道家中頗具個性的道家流派。可以說，先秦是道家大發展的時期，它人物眾多，流派紛呈，蔚為大觀，形成了戰國百家爭鳴，黃老獨盛；黃老學說，可說是顯學中的顯學。並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中以黃老派最盛。黃老思想不但成為田齊的治國官學思想，並通過百家爭鳴對諸子產生了巨大影響，而且在楚國和呂不韋統治時期的秦也發揮過一定作用，以至於在戰國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說的“黃老獨盛壓倒百家”的局面。
文子、列子的思想是稍後黃老道家思想主張的萌芽，為早期黃老道家的經典著作。對黃老學的發展影響至深,黃老學一些代表人物都曾直接或間接受文子、列子思想沾溉。田齊推崇黃老、設稷下學宮，為中國最早的大學之一，而在稷下學宮諸子百家中，人數最多、勢力最強、著作最豐、影響最大的當屬稷下黃老道家，稷下學宮的主流學派非道家莫屬，田駢, 季真, 環淵、彭蒙、尹文等等都是道家人物，更別說那些介於道家與法家、介於道家與儒家或介於道家與墨家之間的人物了。他們還把源於楚國的道家新流派發展到非常拉風的程度，並且造成了道家的首次出山，這個學派就是黃老學派。那么他們為什麼叫黃老學派呢，因為孔子講周公，墨子講大禹，孟子講堯舜，道家呢，講黃帝，所以黃帝是道家的祖師爺，再往下則為老聃。大致而言，田駢偏於法家一些，其後的慎到則乾脆就是法家。尹文偏於墨家一點，和宋鈃類似，一方面主張清心寡欲，一方面主張世界和平。而鄒衍、騶奭則竟成了陰陽家的創始人。在眾多出土的文獻之中，道家黃老之學這一系的古佚書的確最為豐盛。
其實首先將黃帝與老子聯繫在一起的，應當說是莊子的《知北游》。這樣“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人說”。但將黃老形成學派的首先應推崇戰國時齊國的稷下道家學派。稷下學宮前後經歷了大約有一百三四十年，在中國學術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它的出現，與戰國時“百家爭鳴”有很大的關係。稷下學宮始建於齊桓公(公元前374一前357在位)時代，規模較小。齊宣王(公元前319一前301在位)時，稷下學宮與百家爭鳴於此時達到了鼎盛：“宣王喜文學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道教將黃帝與老子同尊祖師的根源也是從莊子的文章里宣傳出來的。在《莊子·大宗師》就說黃帝得道，升天成仙了；《在宥》篇中有廣成子向黃帝傳授“至道”。將黃帝尊為祖師的是道家的另一派神仙方士與黃老術士以及神仙方技家。這樣，將原來老莊學派以恢復事物的自然本性為終極目的的學說，轉變成為黃老學說以利用事物的自然本性為我所用。這給神仙信仰及道教以後的內丹術理論的出現埋下了伏筆。在道家系統中，老子的思想發展到戰國時代，形成了兩個主要學派，即黃老之學和莊學。兩者都繼承了老子的道論，但又加以不同的發展。就黃老之學來說，它使老子的道論向著更積極的方向發展，引出了一系列社會政治準則；而莊學則把道演化成了一種人生境界。由帛書《黃帝四經》的發現，我們對老子思想發展的這兩種傾向看得更為清楚，同時，如前段所說，黃老之學本身的發展線索及顯學地位也更加明顯。不過這時讓莊子沒有想到的是，沒過多久，就有一些後學拿著他的“真人”主張，發展出了一個新的流派，那個流派叫做神仙家。
稷下黃老道家代表人物是文子、列子、范蠡、彭蒙、慎到、田駢、捷子、環淵、宋鈃、尹文等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經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等等之外，還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與黃老道家關係密切的鴻篇巨製——《管子》。齊國統治者也基本上按照黃老道家思想治國，成為了戰國七雄中最富強的國家之一，史稱東帝。
到了戰國晚期，齊愍王窮兵黷武，好大喜功，稷下學宮衰落，稷下黃老學派的傳人也逐漸散去。不久，時任秦相的呂不韋大力召集門客，他們便紛紛投奔呂不韋，成為呂不韋的謀士和助手，並在編撰《呂氏春秋》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呂不韋也在法家思想占統治地位的秦國推行黃老政治，使得秦國的經濟和文化出現了短暫的繁榮景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誕生在楚地的《鶡冠子》，也是黃老道家的重要作品。它和《呂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戰國末期黃老思想的風貌。近代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簡《為吏之道》中，即含有黃老與文子之學的內容，即是說文子之學在北方的影響直至秦國。
秦始皇執政後，廢除了呂不韋的大多數措施，重新啟用法家思想，並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將其意志推行到了全國，不久又實行“焚書坑儒”的文化專制主義政策，使得包括黃老道家在內的百家思想遭到了沉重打擊。但黃老思想在民間的余脈還在。漢朝取代秦朝以後，當時的丞相曹參在稷下黃老學派的策源地——齊國學到了黃老思想的治國精髓，並將其變為整個國家的指導思想。於是，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一個名為“文景之治”的盛世。有了這樣雄厚的現實背景，司馬談（司馬遷之父）對黃老道家思想進行總結。他說：“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道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另外，當時的淮南王劉安還組織門客編撰了《淮南子》，成為了黃老道家巔峰性的著作。司馬遷受其父的影響，其著作《史記》處處流露出黃老道家的思想，而且因為道家治世帶來了巨大的經濟繁榮，司馬遷還探討了經濟運行規律和企業家精神，成了以後中國古代學術絕無僅有的現象。
泰山
“泰山”古稱“東嶽”，為中華五嶽之首。
齊魯大地待08聖火圖泰山，論高、論大，它不僅在中國大地上不上數，就是在五嶽之中也僅排位第三，居中間地位，論方位，泰山在東，故稱東嶽。按中國傳統，東、西、南、北、中五個方位，“中”是“中心”、“中央”所在，是至尊、至要的位置。東、西、南、北為四邊，居次要地位。然而泰山在人們心目中，卻占有眾山的至高、至大、至重、至尊的地位。這種違背常識的傳統觀念是怎樣形成的?除了從文化方面是找不到解釋的。
“封禪”，是中國古代民族或國家最高祭典。因為它是人間“帝王”與天、地通話的儀式。《史記·封禪書》正義云：“此泰山上築土為埴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盲禪者，神之也。”又引《五經通義》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何?天命以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於天，報群神之功。”
我們中華先民心中最高的主宰神是“天”，其次是地。即所謂“皇天后土”。《尚書·大禹謨》：“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皇天是至高無上的君主，主宰著人間萬民萬物，君權是皇天授給的。因此，“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上報天，下報地，以“報群神之功”。
但是，一般帝王還沒有資格封禪，一定要受命於天，奄有四海，致天下太平者才有資格。這么隆重的封禪祭儀，在五嶽之中，人們不選擇最高的北嶽恆山和居中心尊位的嵩山，而選擇東邊中等高度的泰山，除了泰山坐落的位置海拔起點低而相對高度較高，由華北平原望去突兀雄偉之外，最主要的是儒家思想成為國家正統思想後，山東的儒生們極力鼓吹泰山的神聖。長期居住在泰山一帶的人們，以為泰山最高，上可通天。因此，登上泰山之頂，築壇祭天，與皇天通話，報天之功，在泰山下小山上除地祭地，報地之功。
既然泰山上可通天，下可通地，於是就成了代表天地主生主死之神。人死魂歸泰山的傳統習俗，又是泰山一帶為古民族聚居、文化發達的一個佐證。
管仲泰山一帶為齊魯地區原始民族的文化中心之一。據文獻記載為傳說時代，據考古發掘為新石器時代已無問題。因為有大汶口文化和傳說的無懷氏、伏羲氏、神農氏、炎帝、黃帝等封禪泰山的豐富資料為證。但是否至此為止，似乎還可上推。因為管仲說的72家中，可記得的12家，那不記得的60家不可能都在無懷氏以後。特別是孔子說，古代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可得而數者萬數也。”(《史記·封禪書》正義引《韓濤外傳》)這裡透露給我們一個信息，泰山封禪不是始於無懷氏，而是更早。早到什麼時間，無從查考。但據有史記載的秦始皇至宋真宗1200餘年間有8帝14次封禪泰山，大體約85——150年有一人次。我們不說那“萬數”需多少年，只說70餘家，也需萬年左右。
儒學影響
民國初山東圖書館作為齊魯文化核心的儒學產生於春秋時期的魯國，由孔子開創，孟子、荀子等繼往開來，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客觀上為儒學的進一步走出山東創造了時機。但是，儒學復古和崇尚仁義的思想觀點並不被崇尚法制、專權的秦始皇所重視，反而製造了“焚書坑儒”的文史劫難。直至西漢，齊魯的儒生們才得以施展才幹抱負。漢武帝在位時採納儒生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最終奠定了儒學的正統地位。
儒學在山東有著廣泛而深厚的社會基礎，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山東人的性格。比如，山東人淳樸厚道，與人為善，任勞任怨，顧大局，重實幹。但是在另一方面，山東人的性格中又包含著固步自封、循規蹈矩、偏執狹隘的特點。
孔子
所謂“一聖人”是指孔子。其實，齊魯地區古聖人何止孔子一個，上古的三皇五帝都是負有“聖”名的人物，他們與齊魯與泰山有密切關係，已見上文，勿須多說。只說春秋戰國時代稱“聖”者孔子之外，就還有兵聖孫子、工聖魯班、醫聖扁鵲，以及次一等的復聖顏淵、述聖孔僅、宗聖曾參等。
“聖人”之下，是大批賢哲。孔子弟子就有72賢。齊地管、晏之後，戰國時代，稷下學者，多至數百千人。是這批聖賢再造了齊魯文化的輝煌。到兩漢，齊魯仍人才濟濟。魏晉之後，文化隨人南遷，齊魯地區才逐漸失去其先進地位。這些由上文已大體可以看出，無須多說，似乎也不最重要。最重要、最能說明齊魯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突出地位的還是孔子。
學術界公認，中國傳統文化不管內容多么複雜，其核心和主幹是儒家文化與道家文化，孔子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儘管儒家文化經過孟、荀及漢儒屢次改造，特別是董仲舒的改造，被漢武帝定為獨尊的儒術，已非原來的孔子儒家，儒學已經齊化，成了齊魯兩國文化的融合體。但是孔子的創建之功，是怎么也抹不掉的。雖說“中華無仲尼，萬古如長夜”的說法有些過頭，但說孔子是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大師則是恰當的。
齊魯大地所謂承上啟下，繼往開來，並不是一件簡單的連線上下的中介工作，而是一項極為宏偉的創辟工程。對於孔於是在怎樣的歷史背景和文化環境中創建其儒家學說的，是一個很大的課題，這裡難以展開，只能粗略地加以概說。如何評價孔子的這項宏偉的文化建設工程，我們從列寧評價馬克思開創共產主義理倫體系那裡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發。列寧認為馬克思的科學共產主義理論是在“吸收和改造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這個基礎上創立的。他說：“馬克思研究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凡是人類社會所創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態度加以審查，任何一點也沒有忽略過去。凡是人類思想所建樹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討過，批判過，在工人運動中檢驗過。”雖然孔子和馬克思的時代不同，代表的階級不同，不能同日而語，但對吸收他們那個時代以前人類創造的有價值的東西，對他們以前人類創造的一切站在時代的高度，用時代的眼光一一加以審查、批判和研究，並結合社會現實的運動加以創新，則是有共同性的。
孔子追慕三代，效法先王，直攀唐虞，而尤崇西周，有“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的話。因周代經過周公制禮作樂，對前二代文化進行了批判性的繼承和發展，是當時最先進的文化。但是，孔子的開創性工程，決不是只對周禮文化依樣胡蘆，而是對殷、夏兩代文化以至唐虞之世也都有所批判總結和繼承的，特別對史前占領先地位、能代表中華上古今正宗傳統的東夷文化，他很感興趣，曾向郯子問夷禮。“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論語·子罕》)他還有“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論語‘公冶長》)的話。東部沿海或附近島嶼，正是當時夷人還存在的地區。他對《韶》樂極盡讚美之詞。《論語．八佾》載：“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述而》又載：“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孔子認為《韶》樂不論是藝術形式(美)，還是思想內容(善)，都是達到了美、善之至的。而《武》則在形式上達到了完美，而在思想內容上還未達到至善。為什麼?據傳說：《韶》是大舜所作，《武》是周武王時的音樂。大舜是東夷人。也就是說，孔子在音樂方面，崇尚東夷勝過了西周。為什麼他認為《韶》與《武》比較，藝術形式都達到了完美的程度，而思想內容《武》沒有《韶》完善呢?這大概是因為《韶》體現的東夷文化“仁”的精神本質，要比《武》體現文化“仁”的精神本質，要比《武》體現的周禮文化的精神更高。孔子儒學思想體系是以仁為思想內容，以禮為規範形式的，它的核心是“仁”。“仁”是東夷人的本性，東夷文化的精神本質。《說文解字·羊部》云：“夷俗仁，……有君子、不死之國。”《漢書。地理志》說；“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憚道不行。設桴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
孔子最深刻最有價值的創造，是他引仁入禮，把東夷人文化精神中最本質的“仁”同三代文化、特別是周代文化中最基本的禮，結合起來。建立了他以仁為核心內容，以禮為規範形式的仁學思想體系。什麼是“仁”?“仁者人也”，這是最基本的概括。孔子對仁的解釋很多，但都是講的做人的道理，其中最核心—條叫做“仁者愛人”。“愛人”是做人的根本原則，也是處理好人際關係的最有效最完美的方法。所以康有為說，“仁者，人道交偶之極則。”郭沫若先生說：“所謂仁道”，“也就是人的發現。”的確在奴隸社會，奴隸主不把奴隸當人看待。只有在奴隸解放的時候，才能出現這種“仁道”思想。孔子的“仁學”是適應奴隸解放這個潮流的。
但有些論者，至今把孔子的“人”或“民”說成是奴隸主貴族階級，我們認為這太曲解孔子的原意了。其實，孔子的“人”是泛指人類，“是作為一種不同於他物的‘類’的概念出現的。”“把‘人’看作社會構成的基元，看作處理人際關係的起點”，“不僅使其學說必然蘊含了對個體生命存在的平等意識，而且也獲得了對於人類的永遠的意義。孔子說：‘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禮記祭義))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文化背景中，這確是振聾發聵的一聲，其意義決不只是為一個時代所占有，岣“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在孔子的親和思想中，不僅沒有族界，而且沒有國界，凡天下有人之處均應如此，這和後世狹隘的民族主義、狹隘的國家主義沒有共同之處。”
孔子的又一偉大革命性的創建，是他創辦私學和提出“有教無類”的主張。“有教無類”為人人有受教育的權利確立了一個平等的原則，創辦私學又為使人人受教育開了先河。這對過去“學在官府”又何嘗不是一次革命性的開創?因此，說他是“中國第一個使學術民眾化”的人，實不為過。
孔子崇尚周禮，但對周禮決不是原封不動地照搬或死板機械地套用。而是循著其基本原則和思路加以改造和發展，其中有許多重大的突破。如他引仁入禮，要求禮一定要符合仁的精神，也就是守禮不違仁，故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論語·八佾》)
孔子所創立的儒學，不僅成為中華民族得以凝聚的文化之根，影響到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獨特模式，而且超出了它的原生區域和民族，走出了國界，遠播東亞，形成了東方儒家文化圈，近世又波及西方，喚起“生活在那裡的智者，也會在新人文主義的潮流中呼籲到東方去尋找孔子的智慧。”
孔子儒學之所以能被統治階級定為正統思想，主要是因為孔子的思想滿足了統治階級統治人民的需要。一是賴於孔子超人的智慧，“好古敏求”，“學而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奮鬥精神；二是他以睿智機敏的揚棄全面批判繼承古代文化傳統，完成了一次文化觀念重大轉型的開拓、改造和創新，伎古老的傳統文化在新的歷史時期獲得一次新生和飛躍的發展。故孔子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賴以凝聚的核心，為學者之宗，流傳兩千餘年，幾經階級的、民族的、思想文化的鬥爭風雨和大批判的劫難而批而不倒，棄而不掉，今天和今後也還會在新的現代文化的構建當中作為一種不可忽視的因素髮揮它的應有作用。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實在是一位為前世集成，為後世立極的人物。他的學說成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核心之一，主要是因為他為統治者提供了御人之術，才為統治者捧起來的。
基本精神
齊魯文化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發揮重要作用，其凝聚力和生命力來自其基本精神。齊魯文化的基本精神，我們大體歸納如下幾點：自強不息的剛健精神、崇尚氣節的愛國精神、經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勝天的能動精神、民貴君輕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無私的群體精神、勤謹睿智的創造精神等。這些，對我們民族優秀傳統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自強不息的剛健精神
剛健自強是齊魯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其發展的內在動力。它像源頭活水，給齊魯文化以無窮的生命活力。齊魯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姜太公、管仲、晏嬰、孔子、孫子、墨子、孟子等，以他們為代表的道、儒、墨、兵等家學派，都是積極入世、救也，充滿剛健進取、自強不息精神的。管仲重功名，尚有為，不拘小節，力行改革，富國強兵，相齊桓公，，霸諸侯，成就了齊桓公的首霸事業。孔子重“剛”，把“剛”作為仁的德目之一，積極進取，“為之不厭”，“好古敏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論語·述而》)孔子的這些思想，在《易傳》中有所發展。《彖傳》提出“剛健”觀念，讚揚剛健’精神云：“剛健而文明”(《大有》)，“剛健篤實輝光”(《大畜》)。《象傳》提出“自強不息”原則。云：“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乾卦》)。孫子兵家，為安定天下，統一天下，主張用正義的戰爭制止不義之戰。墨家比儒家在進取有為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了救世救民，推行其兼相愛、交相利的主張，“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莊子·天下》)，“牽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其他齊魯諸子，雖觀點不同，但在剛健進取方面，則是一致的，齊魯文化這一基本精神，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得到充分發揚，成為我們民族的基本精神，對我們民族的自強、自立、發展、壯大，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起了巨大的積極作用。
崇尚氣節的愛國精神
氣節即志氣和節操，指的是為堅持正義和真理，寧死不向邪惡屈服的品質。氣節之中，民族氣節為重。民族氣節是愛國主義的道德基礎，它以維護民族、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表現出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和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在這一點上齊魯諸子是有共同特點的，是他們共同鑄就了齊魯文化尚氣節的愛國精神，但是最突出的還是儒家。兒子有“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的名言，孟子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公孫丑》)的壯語。孔、盂是說到做到的。孔子周遊列國，到處碰壁，窮於宋、困於鄭、呃於陳蔡之間。“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繼續彈琴唱歌。在強暴面前，孔乾表現出大無畏的精神，如公元前500年，齊魯夾谷之會。齊有司黎彌以獻舞樂為名，欲劫持魯君(定公)。在千鈞一髮之際，孔子“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以禮嚴辭痛斥齊國君臣，挫敗了齊人的陰謀，保衛了魯君安全，維護了魯國的尊嚴。(見《史記，孔子世家》)在真理面前孔子是“學而不厭”，“敏以行之”。他創辦私學授徒三乾，整理文化遺產，進行思想文化的創建，為我們民族文化的建設，作出了永不磨滅的貢獻。孔子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其思想永遠閃爍著愛國主義的光輝。
孟子則善養“浩然正氣”，以充塞天地的氣概，推行其王道主義，把治理天下作為己任，提出“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孟子·梁惠五下》)的主張，為追求真理，維護正義，可以捨生忘死。
管仲，自古有爭議。他與召忽輔佐公子糾，公子糾死難後，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反事其仇公子小白，也就是齊桓公。因此，有人非議他。孔子的學生子路、子貢就提出管仲“非仁乎?”的問題。孔子對管仲以仁許之，說：“如其仁!如其仁！”又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論語·憲問》)管仲自己解釋這件事，不死於公子糾之難，是因為他“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史記·管晏列傳》)管仲的“功名”是與治天下連在一起的。他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尊王攘夷，救邢，存衛，立曹，北逐戎狄，捍衛了中原和平和文明。這與死於一人、一姓的主人相比，是大局，是民族國家的大節。孔子以仁許之，正是對他這種大節的肯定，故管仲的愛國主義是深層的，一般具有忠君忠主思想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其他齊魯諸子及其思想也都表現出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愛國行動和愛國精神。曹劌自薦，領兵敗齊，保衛魯國，孫臏用兵敗魏於桂陵、馬陵，保衛了齊國，信陵君竊符救趙，既救趙，又強魏，這些是一種類型的愛國行動。魯仲連義不帝秦，用三寸不爛之舌解楚南陽之圍，退趙伐高唐之兵，卻侵占聊城的燕國10萬之眾，淳于髡“數使諸侯，未嘗屈辱”；子貢出使，不辱君命，並有“一出而存魯，滅吳，弱齊，強晉而霸越”的奇蹟；晏子長於辭令，善於人交，使楚舌戰群敵，增齊國威，墨子日夜奔走，消弭戰爭等外交活動，又是一種愛國型類。稷下先生“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乾世主”(《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並進行文化思想創造，又是一種類型的愛國表現。孔、孟、墨稷下先生等都辦教育，育人才，傳播科學文化，也是一種類型的愛國之舉，總之，愛國是多種形式的，關鍵是在生死關頭能不能全節，“表現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精神。在這方面齊魯諸子為我們留下了光輝的思想、模範的行動，齊魯文化的這一基本精神，對我們國家的統一鞏固、民族的團結凝聚，起了極大的積極作用，也成為我們民族的基本精神之一。
經世致用的救世精神
上節我們在講齊魯文化的特點時把經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作為將齊魯諸家諸派思想聯結為一體紐帶進行了分析，也就是說，儘管各家各派思想特點和體系有別，但積極人世、救世的精神是一致的，因此形成了齊魯文化的經世致用的基本精神。(略)
大公無私的群體精神
中華民族崇尚團隊精神，講合群，講和諧，講統一，強調大公無私。
群體主義精神，是齊魯諸子、各家學派的又一共同主導精神。首先，管仲道家學派對合群、團結、同心同德是十分重視的。他們認為合群、團結、萬眾一心是力量的源泉，克敵制勝的根本。儘管管仲及管仲道家學派傾向於霸道，其學術思想基本是從霸業出發的，但是對“人和”“同心”等是強調的。
墨家以天下為己任，強調：“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利他”、“利人”、“無我”為極限，可說是大公無私的典型。但是在理論的全面系統上則比儒家大差一籌，首先，孔子把“和”、“同”分開，強調：“君子和而不同”(《論語。子路》)，為其大公合群的思想建立了理論基礎。其次，孔子在總結前人關於群體主義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並繪製了他那理想社會的藍圖，即《禮記·禮運》所載：“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那段話。這種理想社會，自然是空想的，但它卻把“大公無私”的群體主義精神發揮到了一個高度，使人們嚮往，並把它作為一種高尚的追求，為之奮鬥不已，吸引著、凝聚著我們民族的群體，在他設計的現實的“小康”之目標下不停地前進。
繼孔子之後，另一位集大成儒學大師荀子把群體主義提到了人類理性的高度。《荀子·王制》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亦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人生不能無群”，“群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
對我們民族的群體精神或團隊精神觀念，在文化討論中時常受到否定性的批判，認為它束縛子個體人性的發展。但是，我們認為，大公無私的群體精神和團隊精神觀念的形成決非無因，是我們民族在數千年文明歷史發展中總結出的思想，早已成為我們民族的優秀傳統精神之一，它對我們民族的心理心態、價值觀念、倫理道德和思維方式都有深刻影響，對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所起積極作用是巨大的。首先，我們民族的凝聚、人民的團結、國家的統一，雖歷盡外來民族和外來文化的衝擊而顛撲不破，群體精神起了不可忽視的作。其次，大公無私的集體觀念，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克己奉公，捨生忘死，成仁取義，英勇獻身。再次，中國古代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雖不科學，但與未來共產主義理想在精神上是有內在聯繫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共產主義理論能在中國這塊古老文化哺育的土地上生根、開花、結果，是與二者之間內在的精神聯繫分不開的。深入發掘中國民族大公無私的群體精神，對我國現代化事業也是有意義的。
勤謹睿智的創造精神
齊魯古代文化之所以興旺發達、人才濟濟、聖賢輩出，優越於其他地區，除了上文我們講的優越的自然條件和民族聚居融合的動力以及上述基本精神之外，還有一點，很值得深入研究，那就是常被人們忽視的齊魯文化中勤謹睿智的創造精神。這一精神不僅表現在先秦齊魯諸子百家，而且表現在史前東夷人的發明創造，
史前東夷人的發明創造很多，小至弓、矢、舟、車的發明，中至魚、獵、農、牧、釀造、冶煉技術的創造，大至天文、地理、律歷、禮樂制度的發現和創建，據文獻記載和歷史傳說。大多無出東夷者。征諸考古資料、文獻記載和歷史傳說是大體可信的(具體見下編)。因為東夷民族是勤勞、勇敢、聰明睿智、善於發明創造的民族，而又以仁厚、遜讓、謹慎著名。勤勞則聰明技巧，謙遜則進取向上；仁厚則寬容，善於和易於吸納外來文化、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故史前東夷人發明創造居多。
春秋戰國時代，齊魯地區似乎再現了史前東夷文化繁榮的時代，管仲是偉大的政治家，管仲改革，就是一次宏偉的創建工程，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到軍事等，都有重大的創建，孔子是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過去人們受“述而不作”夫子自道的束縛，認為他只是文化的繼承和傳授者，其實，他的思想文化的創造革新是全面的，無與倫比的。拿中國傳統的禮樂文化來說，一般認為是周公的創造，孔子只是“從周”、“繼周”者，是的，周公是禮樂文化的首創者，但是周禮文化到春秋時期早巳崩壞，雖然孔子自己說：“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但周公的禮樂是個什麼樣子，恐怕孔子自己也說不清，只是為自己的創新找個權威性的依託而已。孔子的禮樂文化思想完全是他的創造。後世流傳的禮樂文化傳統實際是孔子的一套。孔子被尊為至聖先師是恰當的。
齊國兵學獨樹一幟，其他各國無與倫比。孫子集其大成，著成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影響的兵典——《孫子兵法》。
在科學技術方面，春秋戰國時代的主要成就也多出齊魯。魯班不僅是能工巧匠，被尊為土木工匠的祖師，他也是一位發明家。傳說鋸、傘等是他發明的。
在天文學方面，齊人甘德在全國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天文著作與魏人石申的著作合為一本，叫《甘石星經》。二人各有所長，但總的看甘氏早於也高於石氏。
在地理學方面，鄒衍的大九州說，雖是由近及遠、“由小推大”地推測加想像推出來的，但征諸後來的地理髮現，不能說他不是一項科學的推測。同時，他深觀陰陽的變化，作“五德終始”論，也是有天文學深厚基礎的。
在醫學方面，神醫匾鵲——秦越人出於齊地鄭陽，在當時也是無人可與他比肩的。
產業發展
2008年山東省和12個市設立了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專項資金總額已達2億多元。濟南、青島、萊蕪、臨沂、濱州、煙臺、濰坊等7個綜合試點市相繼出台了改革方案，改革進展順利。全省已有20家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轉企改制。
山東省文化產業品牌遍地開花，形成了以孔子文化節、濰坊風箏節、青島啤酒節為代表的文化節慶品牌，以電視劇《大染坊》《闖關東》為代表的魯劇品牌，以《大羽華裳》《蒙山沂水》為代表的旅遊演藝品牌，以《圓明園》《晶瑩小子》為代表的動漫品牌，以楊家埠木版年畫為代表的民俗文化品牌等一批文化產業品牌。達尼畫家村榮登首屆中國文化產業品牌榜，成為“中國文化製品七大品牌”之一。
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大文化產業結構調整力度是快速發展山東文化產業根本所在。山東應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為契機，大力發展民營文化經濟，逐步尋找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
從2008年起，山東省財政將每年統籌安排5000萬元，設立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採取貼息、獎勵、資助等形式，支持文化產業發展。
為構建濟南市文化產業鏈，濟南市將重點培育108個文化產業項目，並面向全社會招商融資，投融資總額達人民幣172億元，共涉及出版發行、廣播影視、文化藝術、網路文化、文化休閒娛樂、節會展覽、文化產品生產及銷售、體育產業等領域，顯示出了省城文化產業發展的良好前景和巨大潛力。
據介紹，濟南市重點打造的齊魯動漫遊戲產業基地，根據自身發展需要以及未來規劃設計，要對金鑾大廈、金帝利大酒店、普利大廈、東航三角地片區、濟南市藝術大廈、濟南箱包市場等幾處地產進行整合，從而打造濟南市規模最大的動漫影視藝術文化創意中心，力爭成為濟南及山東省動漫產業核心區和示範區。重點開發的齊魯文化產業園中心，位於長清大學科技園，距濟南主城區16公里，規劃占地面積800畝，基礎設施完善，環境優美，景色宜人，周圍現有高校9所，主要建設文化館、博物館、圖書館、藝術館、會展中心等約20萬平方米，將成為濟南、山東的公共文化中心，同時具有公務和交易功能，是一個綜合性的文化藝術中心。
濟南市還要打造濟南華山水景園，依託歷史名山華山，開挖大湖面，形成山水相依的自然景觀，按照“七島伴三山，玉帶連兩湖”的總體結構，建造“一山兩湖十八園”，再現“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歷史風貌。
濟南市還要求，要把泉水作為城市最寶貴的戰略性資源加以保護。以正常降水條件下保持泉水常年噴涌為目標，妥善處理泉水保護與旅遊發展、城市供水的關係，搞好水資源的保護和綜合開發利用，提升“泉水之都”的城市形象。堅持泉源、泉脈、泉眼、泉系並重的保護原則，制定泉水保護總體規劃和重點泉群保護詳細規劃。加強泉景觀建設，增加泉文化內涵，做好泉水申報國家和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工作，重現“家家泉水、戶戶垂楊”的泉城特色風貌。
省城將嚴格執行《濟南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泉城特色風貌帶規劃》，以古城區、商埠區、歷史文化街區及傳統文化保護為重點，建立“歷史文化名城、歷史文化街區、文物保護單位”三個層次的保護體系。加強以明府城、大明湖、環城公園為核心的泉城特色標誌區建設，保護古城區傳統格局、軸線、路網、水系和建築風格，保護商埠區路網街區和近現代優秀建築，加強對芙蓉街、曲水亭街等特色歷史文化街區的保護。維護歷史文化名城的整體風貌。
地位
在中國上古時期，由於山川阻隔，交通極為不便。西周以來，以各個重要的諸侯封國為中心，逐漸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區域文化。在眾多的區域文化中，魯國的文化居於一種領先的、中心的地位。
第一，魯國受封之地早已經是中國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
山東被稱為“齊魯之邦”，先秦時期，魯國和齊國分處於泰山南、北，在泰山以南（今魯南）地區，已發現了眾多的原始文化遺蹟。“沂源人”與“北京人”時代相當，他們可能是這裡古人類的祖先。以之為中心，僅其附近便發現了猿人化石和近百個舊石器和新石器地點，說明這裡是幾十萬年以來古人類活動的重要中心之一。更為重要的是，進入新石器時代以來，這裡更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一脈相連，在魯南地區形成了中國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
第二，魯文化的特殊地位與魯國在當時諸侯國中的特殊地位是統一的。
魯國雖是周王朝分封的一個邦國，但它卻是一個非同尋常的邦國。魯自周初始封，歷西周、春秋、戰國，到公元前249年為楚國所滅，歷時七、八百年，在當時的政治、文化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第三，從與其他區域文化的比較中也能看出魯文化在當時的重要地位。
在區域文化的研究中，人們往往將魯文化與齊文化相互比較，這是很有道理的。齊、魯兩國地域相鄰，在文化方面具有很多的可比之處。就先秦時期兩國的文化而言，它們有同有異。從實質上說，崇周禮、重教化、尚德義、重節操等等都是兩地人民共有的風尚。
中國地域文化概觀
| 中國就是一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的國家，在不同的人文習俗、地理和社會環境等因素的薰染、影響下，產生了豐富多彩的區域性文化。這些區域性文化各有特點和所長，對中國文化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 |
| 潮汕文化 | 嶺南文化 | 客家文化 | 五邑文化 | 雷州文化 | 齊魯文化 | 三晉文化 | 荊楚文化 | 吳越文化 | 關東文化 | 燕趙文化 | 徽州文化 | 黃土高原文化 | 中原文化 | 淮河流域文化 | 巴蜀文化 | 鄱陽文化 | 青藏高原文化 | 康藏文化 | 草原文化 | 兩淮文化 | 江西文化 | 八桂文化 | 八閩文化 | 滇雲文化 | 瓊州文化 | 隴右文化 | 西域文化 | 陳楚文化 | 黔貴文化 | 三秦文化 | 秦隴文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