皋陶
•法德並舉 · 華夏稱祖 · 法祖——皋陶
法祖——皋陶皋陶（gāo yáo），偃姓，又作咎陶、咎繇，亦作“皐陶”、“皋繇”或“皐繇”，封地今安徽六安，古代漢族傳說中的人物。皋陶是與堯、舜、禹齊名的“上古四聖”之一，被奉為中國司法鼻祖。
傳說他是中國上古“五帝”之首黃帝次子昌意的後裔，早期東夷部落的首領。皋陶 是 舜帝 和夏朝初期的一位賢臣，傳說中生於堯帝統治的時候，曾經被舜任命為掌管刑法的“理官”，以正直聞名天下。
皋陶的主要功績有制定刑法和教育，幫助堯舜禹推行“五刑”、“五教”。用獨角獸獬豸治獄，堅持公正；刑教兼施，要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使社會和諧，天下大治。
他還被奉為中國司法鼻祖。後常為獄官或獄神的代稱。
•制典
傳說我國的第一部《獄典》就由皋陶製定，他把《獄典》刻在樹皮上，呈給大禹，禹看後覺得很好，就讓皋陶實施。
《獄典》歸納了偷竊、搶劫、姦淫、殺人等多項犯罪的輕重，給予不同的量刑。
東漢《論衡·是應》有記載，漢代衙門裡供奉皋陶像、飾獬豸圖，後被傳神話為“獄神”。
皋陶也是古六安國始祖，還是徐國國君的祖先，而且是古代東夷部落的首領之一。蓼國國君也有可能是皋陶的後裔。洪洞縣甘亭鎮士師村又名皋陶村，以皋陶的官稱和名字同時命名村子，這種形式很少見。
“皋陶卒，葬之於六。禹封其少子於六，以奉其祀。”（《帝王世紀》）“繇，封之於皋，卒崩於皋。”（《欽定四科全書》）故六安古稱皋城。皋陶墓收錄於《中國名勝大辭典》。皋陶封地英、六，位於今六安、英山、金寨、霍山一帶。皋陶後裔聚集於封地和舒城、潛山、廬江、巢縣、霍邱、懷遠、靈璧、泗縣、鳳台、亳縣，廣布於全國各地，江蘇省鹽城市現有皋姓2000多戶。
皋陶英靈歸宿之地的皋城子孫們，已把古皋城建設成現代化的城市，並重修了皋陶墓。我們祈盼皋陶陵園早日建成，高大的皋陶石雕像聳入青天，屹立在“天河”岸邊，成為體現新皋城文化品位的標誌性文化設施，向世人展現皖西皋陶文化的一道亮麗彩虹！
皋陶所創製的法律，極有邏輯，比如“五典五惇”“五刑五用”“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等；且言簡意賅，比如“昏、墨、賊，殺”等。所謂良法，不僅要有好的內容，更要有好的邏輯；立法過程中，要注重內在邏輯，強調其概括性，使得法律疏而不失，簡便易行。這正是皋陶在法律上的成功之道。皋陶所言立意高遠，皋陶所行正大光明，言行高度統一，所以民才信服。
•執法
他曾經被舜任命為掌管刑法的「理官」，以正直聞名天下。被奉為中國司法鼻祖。舜在任命禹擔任司空，治水的時候，禹萬分辭讓，推薦稷、契和皋陶擔任這一職位。但是舜還是把這一職位交給了禹。舜對皋陶說：“皋陶，蠻夷侵擾華夏，壞人為非作歹，你就擔
任司法官（士），處刑要讓人信服，流放罪分為不同等級，而遠近不同。只有公正明允，才能取得民眾的信任。”皋陶做了堯帝的理官，被賜嬴姓。其子孫後裔中以官為氏的，稱理氏，後逐漸演變成李氏，道家學說的創始人老子就自稱姓李。
傳說皋陶還使用一種叫獬豸的獨角獸來決獄。獬豸類似羊，但只有一隻角。據說它很有靈性，有分辨曲直、確認罪犯的本領。皋陶判決有疑時，便將這種神異的動物放出來，如果那人有罪，獬郢就會頂觸，無罪則否。史書上說皋陶為大理，天下無虐刑、無冤獄，那些卑鄙的小人非常畏懼，紛紛逃離，至使天下太平。舜帝極為欣賞皋陶的成績，便把他封於皋。
據說，堯時皋陶（中華民族的法律之祖）想制定二法，一為懲治犯罪之法，二為保護民權之法。問堯，堯帝曰："可定刑法，毋（不要）為民法。刑律若定，人民畏敬，天下安寧；汝意（你的意思）不侵民權，以民為重，則王者之威何存？"皋陶鬱鬱寡歡。堯死，皋陶復欲創民法，問舜，舜帝曰："聖人不易俗（不改變現狀）而教，智者不變法（不改變法統）而治。因民（按照百姓的願望）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根據現有的刑法）而治者，吏習（官吏可墨守成規）而民安。今若變法，恐人心混亂，民眾恃（倚恃）新法而上侵"。舜死，禹奉行嚴刑峻法，令皋陶修改刑律，皋陶不從，被謀害；另舉刑官亦名皋陶，制定帝位家傳之法，以及摘心、割鼻、挖眼、剝皮、腰斬、刖足之刑。大禹悅，準備傳位於兒子啟；可各部落首領依以往慣例，公舉皋陶。皋陶不幸早死，又公舉益（不是伯益），最後位傳於益。啟在父親的支持下，十幾年一直在養兵蓄銳，如今他羽翼豐滿，遂以討逆之名起兵，殺益以及推舉者、家丁、百姓二十萬人，奪得帝位。有扈氏反叛，亦被啟鎮壓，又殺十萬餘人。自此，中國開始了"家天下"、人民受壓迫屠戮的舊時代。
•文化
皋陶部落與堯舜禹等部落聯盟，是華夏族的核心。堯舜禹時期的重大政治措施大多是皋陶謀劃的。皋陶從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全部活動中所體現的光輝思想和偉大業績，形成了中國上古時期的文化體系，即皋陶文化。皋陶文化主導著華夏民族文化的發展，推動了社會文明的進步，奠定起國家產生的基礎。
皋陶文化的內容主要是：興"五教"。五教即"父義、母慈、兄友、弟共（恭）、子孝"。定"五禮"。五禮即"吉、凶、賓、軍、嘉"。吉禮即祭祀之禮，凶禮乃喪禮，賓禮系部落與部落聯盟之間、部落與部落之間以及與聯盟之外的友好部落之間的聘享之禮，軍禮為組織氏族、約束大眾成軍之禮，嘉禮為"飲食、男女"之禮。創"五刑"。五刑即"甲兵、斧鉞、刀鋸、鑽笮、鞭撲"。甲兵，即對外來侵犯和內部叛亂的討伐；斧鉞，系軍內之刑，屬軍法；刀鋸，系死刑和重肉刑；鑽笮，是輕肉刑；鞭撲，是對輕罪所施薄刑。皋陶在習慣法的基礎上整合為"五刑"，無疑是一大進步，創我國刑法之始。立"九德"。九德即寬而栗（秉性寬弘而有原則）、柔而立（性情溫良而能立事）、愿而恭（質樸而能尊賢）、亂而敬（有才而能敬事）、擾而毅（謙和而有主見）、直而溫（正直而不傲慢）、簡而廉（具大略而能務實）、剛而塞（果敢而不魯莽）、強而義（剛強而不任性違理）。皋陶製訂的"九德"，內涵包括人的秉賦、氣質、品德、才幹等許多方面，是目前所知的我國歷史上最早考察、選拔公職人員的標準。親"九族"。九族即部落聯盟核心的親屬部落。部落聯盟是一個鬆散組織，聯盟的權威沒有可靠力量作後盾是維持不下去的，所以親"九族"亦是當時歷史條件下一項重要的政治策略。
皋陶文化的核心是“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治國安邦之道。
歷代史籍記載：“帝舜三年，命咎陶作刑”、“皋陶造獄而法律存”、“《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皋陶說：“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由此可見，皋陶刑法是中國最早系統和制度化的刑法，是我國真正意義上的刑法開端。夏代的“禹刑”，商代的“湯刑”和西周的“九刑”或“呂刑”，都是從皋陶之刑發展而來。皋陶的“五刑”早於古巴比倫的《漢穆拉比法典》三四百年，因此皋陶被尊為中國的“司法始祖”。皋陶的法治思想為後世的法制起了典範作用。
他執法嚴謹，對過失犯罪者儘量寬恕，對故意犯罪或累犯不改者從嚴懲處，對罪疑者從輕處罰，在殺人的問題上更加謹慎，不傷無辜。他執法公正，“決獄明白”，“聽獄制中”，“五刑五用”，乃至“天下無虐刑”，“天下無冤獄”。他注重教化，“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刑期於無刑”。主張以“法治”輔助“德治”，希望最終實現社會上沒有犯罪行為的大治局面。
•德政
從《史記》的《五帝本紀》《夏本紀》對皋陶言行的記載中，可以看出皋陶講道德、勇於擔當、公正無私的政治形象；其次，從《尚書·皋陶謨》中，還可看出皋陶以人為本、謙抑、正直無私、民本的形象；而從《荀子》《淮南子》《牟子理惑論》等，又可以見到皋陶鐵面無私，不怒自威的理性法官形象；再從《後漢書》《提牢備考》亦可見皋陶作為獄神而存在；最後，在《左傳》三處涉及皋陶的故事中，又可發現人們對皋陶的無上崇敬和懷念，主要是因為他以德服人，制律簡明扼要，執法公平。
皋陶的首要政治主張是實行德政。皋陶認為實行德政的關鍵在於提高人的品德修養。強調君主、群臣的修身應由上而下，由己及人。提出為官者要具備三、六、九德。以三德要求於卿大夫，以六德要求於諸侯，以九德要求於天子。以道德處理政務，大臣們就會同德同心，就能使功成業就謀略實現。只有“知人善任”，舉用德才兼備、勤政廉政的人，才能治理好國家，才能施恩惠於民。
民心之安，取決於君、臣之德。“皋陶邁種德，德，乃降。”皋陶墓東5華里處的“種德寺”， 就是後人為紀念皋陶教化民眾播撒仁德種子而興建的古遺址。“好生之德，治於民心”。由於皋陶賣力推行德政，身體力行，使得天下太平，百姓安生，所以民眾賓服他，歸附他，懷念他。從而開創了“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的大好形勢。唐代著名詩人皮日修在《咎繇碑》文中評價皋陶：“德齊於舜、禹，道超乎稷、啟。”“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皋陶總攬朝政，謀劃了一系列的有關社會制度、習俗、文化等全方位的革新方案：興“五教”，定“五禮”，設“五服”，創“五刑”，親“九族”，立“九德”。這些重大舉措全都付諸實施，建立了社會正常秩序，加強了部落、部族間的聯繫和融洽，為國家的產生打下了基礎。
皋陶的思想後來被孔子繼承和發揚光大，創立了儒家理論學說，成為中國整個封建王朝治國基礎理論。
•作耜
皋陶作耒耜，為發展農業生產作出了巨大貢獻。大禹治水，皋陶“功不在禹下。”《史記·殷本紀》引《湯浩》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皋陶佐禹治水，“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利用法律手段確保治水工程的勝利完成。乃於懷遠塗山舉行了治服水患的慶功盛典：“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淮夷的先民們不僅在農業方面先進於中原地區，而且在手工業中的制陶，生產工具的製造和金屬冶煉技術等方面也處於領先地位。由於皋陶高明的謀劃和鼎力輔佐，使堯舜禹時代出現了繁榮盛世，邁進了“早期國家階段”。
隨之，夏王朝就應運而生了。皋陶文化，是源於東夷的農耕和禮樂文化，涵蓋亞洲許多國家和地區。皋陶製造的長鼓，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為“皋鼓”。至今朝鮮仍有一種高腳鼓和小腰鼓，都是皋鼓之類。朝鮮也是東夷的一支，故亦有這種皋鼓。皋陶創製的古龠樂器，安徽省藝術研究所研究員劉正國經過多年研究論證，終於解開了古龠斜吹的千古之謎。劉正國的古龠樂器和吹奏技藝被國家批准為專利。2001年春，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的“迴響八千年”民間管樂音樂會，劉正國應邀擔任客席獨奏。他展示的古龠“斜吹”絕技，將自漢代失傳了的皋陶古龠首次重現於大雅之堂。
虞舜
•澤潤華夏 ·千古聖君 ·聖帝——虞舜
聖帝——虞舜大舜，姚重華（虞舜），公元前21世紀—4500年前,生於今山東諸城北，濰河上游北馮。
傳舜以德熏天下，寬厚大量，諧和不爭，善政治理，孝敬尊長，熱心下輩，重視生產，一生為社稷民眾，卒於南巡蒼梧途中。堯日舜天澤千秋，炎黃華夏立聖賢。聖帝德潤簿中土，千載文明有淵源！
姜子牙
•治國雄才 · 強齊聖王 · 聖王——姜子牙
聖王——姜子牙姜子牙，又稱“呂尚”，公元前1156年—前1017年，東呂人（今日照東港秦樓馮家溝），周文王拜為太公望，亦姜太公。
姜子牙系炎帝的後代，上通天文，下曉歷史，熟讀兵書，軍政善明，精研治國之道有雄才，七旬渭水垂釣，得文王知遇，拜為國相，以七秩皓髮掛帥，統兵閥紂，朝歌一戰定乾坤，商軍兵變倒戈，商紂政權崩塌，紂王鹿台自焚告終。姜子牙輔周立國成八百年基業；被封齊王后，體恤民情，三個月即實現順理成治，開創強齊八百年的歷史。
管仲
•經略輔國 · 知交賢才 · 聖相—管仲
聖相——管仲管仲—公元前725年—前500年。鮑叔牙，春秋時齊國大夫，少與管仲友善，資助體諒管，成莫逆之交。襄公亂政時，分保公子，小白得內援回國，得立齊君，擬任上卿。他力勸桓公釋管仲之囚，使代己位，而以身下之。後人論管鮑知交，傳為美談。
管仲與齊桓公論政三晝夜，富國強兵之策，智借天子以令諸侯，稱霸列國，征戰討伐。管仲治國綱略：（1）四維：禮，義，廉，恥；（2）地是萬物之本質，水是他的血氣，可謂治國之本；（3）防除五害：水，旱，蟲，風，沙；（4）特舉興修水利；體恤民情，輕租稅，簿賦斂，民富國安；（5）用兵，收斂財務等內政，經濟，軍事等治國之道。對外致力於“尊王攘夷”、“九會諸侯”之策，使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第一霸主。
晏嬰
•智諫救國 ·捍衛國威 ·聖臣——晏嬰
聖臣——晏嬰晏子（公元前578年—公元前500年），名嬰，字仲，謚平，習慣上多稱平仲，又稱晏子，夷維人（今山東高密）(煙臺萊州市平里店,還有說是德州齊河人，山東菏澤人），春秋時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
晏嬰是齊國上大夫晏弱之子。齊靈公二十六年（前556年）晏弱病死，晏嬰繼任為上大夫。歷任齊靈公、莊公、景公三朝，輔政長達40餘年。以有政治遠見、外交才能和作風樸素聞名諸侯。
晏嬰聰穎機智，能言善辯。內輔國政，屢諫齊王。對外他既富有靈活性，又堅持原則性，出使不受辱，捍衛了齊國的國格和國威。司馬遷非常推崇晏嬰，將其比為管仲。孔丘曾贊曰：“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孔丘
•德眸天地·萬世師表·文聖——孔丘
文聖——孔子孔丘—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73歲），生於魯昌平鄉陬邑（今曲阜尼山）
夫子以“節用，富民，教民”；“政在節財，禮奢寧儉，喪易能減”；刪述六經，垂憲後世；編著春秋，因材施教，誨人不倦，成為萬世尊崇的師表風範。
（1）學而不厭，誨人不倦；（2）周遊列國；（3）刪述六經，編著春秋；（4）拜訪老子；（5）阿夫子從政於魯，主張節用，富民，教民；政在節財，禮奢寧儉，喪易能減；輕徭，使民以時，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
孫武
•兵學蓋世 · 韜略古今 · 兵聖——孫武
兵聖——孫武孫武—約公元前552年—公元前470年，字長卿，後人又尊稱“孫武子”，生於齊國濱州廣饒大王村，流寓於吳，以諳兵法，見吳王闔閭，受任為將。後與伍子胥謀伐楚，五戰五勝，攻下郢都（湖北江陵北），北威齊晉，南服越人，顯名諸侯。所著《十三篇》是我國最早的兵法。總結了春秋時代重要軍事鬥爭經驗，經長時間流傳和不斷的潤色加工，到戰國中葉才整理成書。《漢書·藝文志》記《孫子兵法》八十二篇。曹操注《孫子》時，又刪繁取精，還原了《十三篇》的體例。這部軍事哲學著作歷來被譽為“兵學聖典”，置於《武經七書》之首。練兵斬姬，計攻強楚。
詩曰：武聖孫子精韜略，兵法之道化蹉跎！三十六計傳今古，萬國興衰揚兵學。
墨翟
•濟民救世 · 墨學先驅 · 科聖—墨翟
科聖——墨翟墨翟，公元前468—前376年，宋國人（今滕州）我國歷史上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教育家，軍事家，社會活動家。
墨子是古代科學的代表，重實踐非天注定，己苛世仁；2500年前提出“小孔成像”的光學理念，被世界尊為“科聖”，一部墨經涵蓋了光學、力學、形學、數學、幾何學、邏輯學等多門學科。代表人類歷史上一個時代的高度，在許多領域中堪稱人類先驅。墨子為“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提出“救世濟民”的十大主張:兼愛，非攻，天志，明鬼，尚賢，非樂，非命，節用，所染，貴義。並無私奉獻其一生，為後世留下了珍貴的文化遺產，對中華民族的精神品格，有著深遠恆久的影響。
魯班
•創新絕巧 · 溯神祖師 · 藝聖——魯班
藝聖——魯班魯班，公輸般，2500年前春秋戰國時期的魯國人，公元前507年—公元前444年，“百工祖師”“行業神”，傑出的發明家，一生有很多發明創造，留下了豐厚的文化遺產。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的不竭動力。魯班文化是人類發明創造的文化，魯班精神是民族自主創新的精神。對於加快創新型國家的建設步伐，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創新做事，造福世人”的精神得以薪火相傳，促進和諧社會建設，影響深遠，意義重大。
規矩長存，“絕工巧而溯神聖；道器同貫，由格物以闡治平。”
扁鵲
•望聞問切 · 妙手回春 · 醫聖——扁鵲
醫聖——扁鵲扁鵲，公元前407年—公元前310年，戰國時醫學家,真名秦越人,齊國渤海鄚（山東長清）人。嘗學醫於長桑君，善用各種方法（包括“針石”、“服湯”、“熨”等）治病，通過望色，聽聲，問情，切脈，即能知病之所在。並帶領學徒子陽等到各地行醫，在邯鄲為“帶下醫”，在洛陽為“耳目痹”醫（五官科），在鹹陽為“小兒醫”。後為秦武王治病，遭太醫令李醯嫉妒，派人將其刺死。《漢書，藝文志》所錄《扁鵲內經》《外經》，早佚，今存《難經》一書，是後人托作。
荀況
•法學先賢 · 國學大師 · 學聖——荀況
學聖——荀況荀況，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趙國人。青年時代，其興辦私學，身處亂世，而不灰心，奮發攻讀。著書立說，時人尊為荀卿。思想家，教育家。
荀況五十歲遊學齊國，於稷門講學，首倡百家爭鳴；三度任學宮祭酒之職；後遭詆毀，去職到楚，楚國春申君用為蘭陵令；春申君謝世遭罷，定居蘭陵，繼續著書立說；針對時蔽昏聵的君主都不行正道，熱衷祈禱鬼神，占卜吉凶荒唐之事，奮筆疾書；他不滿於當時儒者拘於小節，而莊周一類人又言行滑稽。荀況闡發儒墨道三家學說，綜儒道學之精華，自立“性惡論”新說，謂曰：師法之化，禮義之道；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制天命而用之！強本節用，開源節流。評說歷代興衰之事，僅成數萬字便逝，享年七十六歲，葬於蘭陵。
諸葛亮
•謀略安邦 · 德才今古 · 智聖——諸葛亮
智聖——諸葛亮諸葛亮，181年—234年，琅琊陽都（今山東沂水）人，少時父母皆喪，隨叔父諸葛玄至豫章，後到荊州（湖北襄樊）在隆中躬耕讀書，於南陽臥龍崗隱居十餘年，好為《梁父吟》，常自比管仲，樂毅，被稱為“臥龍”。
建安十二年（207年）潁川徐庶薦之劉備，受劉備三顧之恩，與劉備論天下形勢，提出占據荊，益二州，安撫益州西部諸戎，南部夷越，整頓內政，外與孫權結好，協力抗曹，進而統一全國。此“隆中對”報之。頗中劉備胸懷，在聯孫抗曹，取得赤壁之戰大捷後，又乘機占領荊、益，建立蜀漢政權，形成三國鼎立局面，功拜丞相。知天文識地理。治國安邦賢才，用兵智謀之聖！雖具雄才大略，事必躬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堪稱琅琊文化品行的代表，為中華世代尊崇的魅力人格。
十二聖賢
齊魯之邦,古稱大東。大東聖賢文化,是一種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活躍思維、張揚個性、崇倡創新、勵精圖治的人文思想理念,是一種以“修身、立業、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核心內容的人生觀和價值取向。它奠定了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等領域取得輝煌成就的基礎,造就了一大批光耀歷史長河的聖賢人物,並成為我們迄今仍為之自豪的民族雄魂。大東聖賢文化所展現的華夏國學思想,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集蘊,是諸子百家智慧的結晶,凝聚著炎黃人文哲理思想的光輝,是一筆永不湮滅的文化遺產。大東聖賢文化經過幾千年的傳承積澱,時至今日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在大力發展我省地域性特色文化的背景下,充分利用齊魯聖賢人物薈萃的優勢文化資源,弘揚傳統文化,有利於在當今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陶冶人們的情操、淨化人們的心靈。
為此,我國著名人物畫家孫敬會先生從弘揚地域性文化的角度出發,歷時20年,系統挖掘整理了齊魯聖賢人物的業績資料,遴選出12位聖賢人物,並擷取了最能體現每位聖賢人物思想業績的典型情節,精心地進行構思並付諸筆端,使聖賢人物及其豐功偉績以美術作品的形式,形象直觀地展現在世人面前。
皋陶（法祖）、大舜(聖帝)、姜尚(聖王)、管仲(聖相)、晏嬰（聖臣）、孔子(文聖)、孫武(兵聖)、魯班(藝聖)、墨子(科聖)、扁鵲(醫聖)、荀況(學聖)、諸葛亮(智聖）……一個個歷史上和人們心中的聖賢人物從畫家充滿激情的筆底走出,形神兼備,詩情並舉,使人觀之既有莊嚴肅穆之感,又有鮮活生動之妙。充分顯示出畫家在齊魯聖賢文化上的豐厚底蘊以及在寫意人物畫的表現形式和水墨技法上新的探索成果。
上世紀70年代孫敬會先生就以其精湛的藝術創作享譽全國,80年代他調入山東藝術學院從事高等美術教育事業,桃李遍天下,取得了豐碩成果。在科研上,他展示了一種對傳統文化的深層追求與理解,對中國畫學理論作了深入的探索與研究,尤其對中國人物畫理論多有精闢論述；在美術創作上,他創作了一批反映時代精神的主鏇律作品,如《黃河兩岸映朝暉》、《運籌帷幄》、《北海瑞雪》、《礦工兄弟》、《周總理與齊白石》、《南巡沁薰風》、《盡開顏》等入選全國美展並獲多種獎項。1988年他在中國美術館成功地舉辦了“孫敬會、李明媚人物畫展”,博得了首都美術界專家的廣泛好評。他曾赴多國進行藝術講學和展覽。多幅作品為中國美術館、中國畫研究院、中國國家博物館等專業機構所收藏。
《大東十二聖賢圖》可謂孫敬會先生藝術創作的又一高峰,也是近年來我國人物畫創作上難得的精品力作。相信廣大讀者會在欣賞品味中感受到聖哲先賢的崇高思想和博大情懷以及畫家撼人心魄的藝術風采。
齊魯之名
“齊魯”一名，因於先秦齊、魯兩國。到戰國末年，隨著民族融合和人文同化的基本完成，齊、魯兩國文化也逐漸融合為一體。因為文化的一體，“齊魯”形成一個統一的文化圈，由統一的文化圈形成了“齊魯”的地域概念。這一地域與後來的山東省區範圍大體相當，故成為山東的代稱。
“齊魯”和“山東”都是歷史上形成的地理名詞，今天看來，二者所指地理範圍完全一致，可以通用。但在歷史上，二者是有很大區別的。“山東”一名，在歷史上所指地域範圍變化很大，到宋元時期，今山東地區，才作為行政區劃提了出來，而包括範圍，仍與今山東不同。直到清代才正式命名為山東省。從此之後，地域範圍或有變化，但名稱不變，範圍出入也不大，與古齊魯範圍基本一致。講齊魯文化，先秦時代，以齊、魯兩國地域範圍為準，漢代以後以今山東省區範圍為準，二者或有不大一致的地方，只能以這個標準處理，為了明確“齊魯”和“山東”的關係，下邊分別看看二名的由來和地理沿革。
“齊魯”緣起於先秦齊、魯兩國，是齊、魯兩國的合稱，原是國家概念。齊與魯是西周初年的兩個封國，是西周在東方代行統治權的兩個重要陣地。因為西周初建時，東部沿海地區殷人和東夷人的勢力強大，不服統治，屢次發生反周叛亂。周公東征，平定武庚和商奄叛亂之後，周王便將兩個最得力的人物：周公和姜太公分別封於商奄和薄姑舊地，建立魯國和齊國，以鎮撫東方殷人和夷人。魯居泰山之陽，都曲阜，齊居泰山之陰，始都營丘(今山東昌樂，一說即臨淄)，後遷薄姑，再遷至臨淄。齊、魯始封時，地方各百里，至春秋戰國時期，經過數百年的兼併戰爭，兩國疆域不斷拓展擴大，基本控制’了今山東地區。而且隨著兩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民族融合，人文同化。文化的交流，齊、魯兩國內部聯繫逐步加強。有別於中原、燕趙、秦、晉、吳越、荊楚等的齊魯地域文化圈逐步形成。“齊、魯”一詞也逐步聯繫起來，由國家概念向地域概念過渡，
首先將齊、魯聯繫起來的是孔子。他說：“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論語·雍也》)這是指齊、魯兩國思想文化的聯繫和區別而言的，還未把齊、魯聯為一個詞。過了不久，他又說：“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左傳·定公十年》)又進一步強調了兩國文化的內在聯繫。但是，這裡的“齊魯”仍是國家概念，各自獨立其義。到戰國後期，“齊魯”才真正組成一個詞，成為含有統一文化特點的地域概念。最早把“齊魯”作為統一地域概念使用的是荀子，《荀子·性惡篇》云：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縱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把“齊魯”與秦對言，顯然是指兩個地區。齊魯地區的人文與秦國地區的人文有何不同呢?齊魯尚禮義，有“禮義之邦”譽稱，秦則缺乏禮義文化，是其政教不同造成的，絕非因為人的本性不同。從此之後，“齊魯”一詞便經常出現，或作為國家概念，指齊、魯兩國；或作為地域概念是指今山東地區；或作為地域文化概念指齊魯文化範圍。如《史記·儒林傳》云：“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就是說漢代生於燕郡(今北京)的韓嬰作《詩》內外傳(即《韓詩》)，其語言和學術觀點，與齊魯地區作為今文或古文經學的《詩》論特點明顯不同。《漢書·藝文志》說：“漢興，有齊魯之說”；《晉書．范宣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蘇轍詩有句：“我本生西南(四川眉山縣)，為學慕齊魯”；李清照《上樞密韓肖胄詩》：“嫠家父祖生齊魯，位下名高人比數”；吳偉業《贈蒼雪詩》：“洱水與蒼山，佛教之齊魯”等等。“齊魯”一詞，已成為較為固定的地域概念，這一概念源於齊、魯兩國，且與兩國文化有許多共同特點，從而形成一個獨立的地域文化圈分不開。這一方面說明，齊、魯兩國文化經過逐步融合到戰國時代已初步融合為一個統一的文化實體，成為天下嚮慕的“禮義之邦”了；另一方面作為地域概念也明確化，即指今山東地區。山東號稱“齊魯”、或簡稱“魯”、或別稱“齊”，就是這樣形成的，有很深的歷史文化淵源和較固定的地域範圍。
山東作為地區名稱，歷史上出現很早，而且變化很大。春秋時期，晉國居太行山以西，稱太行山以東為“山東”。北魏建都平城，五代時晉亦在太行山以西，故沿用古晉稱太行山以東為“山東”。戰國、秦、漢時期則是指崤函以東地區。因為秦在關中，故稱崤函以東六國(楚、齊、韓、魏、趙、燕)為山東六國，或雲關東六國。此時山東與關東意義相同。如《管子》書就有“楚為山東之強國”語。漢初賈誼的《過秦論》多次用山東提法，如說“秦併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又有“山東之國”、“山東豪俊”、“山東大擾”等說，皆指崤函以東地區。故葉圭綬《續山東考古錄》卷一說：“山東之稱，古或指關東言，或指太行山以東言，不專指今山東也。”
秦漢一統之後，關中與山東(或關東)在政治上的對立消失，山東的含義也發生了變化，出現廣、狹兩義。廣義的山東是沿襲戰國時的舊概念，狹義的有專指齊魯地區的意義了。《史記·酷吏列傳》載：御史大夫齊地苗川國薛(今山東壽光南)人公孫弘說：“臣居山東為小吏(薛邑獄吏一作者)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又《史記，儒林傳》：伏生“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齊魯之有山東之稱，當濫觴於此。至於山東成為行政區劃，是又經歷了數百年演變過程的。
山東地區的歷史沿革、行政歸屬，夏殷時代不可詳考，但當時是方國或部落林立，且有大部分被夏、商王朝控制，歸夏、商統治。西周至春秋時期，該地仍是方國林立，除齊、魯兩大國外，主要的還有曹、滕、薛、郯、莒、紀、萊、譚等，還有宋、衛的一部分。戰國時期，山東地區被齊、魯兩國控制。戰國末年，除南部和西北部一部分分屬楚、趙外，都被齊國統一。秦統一六國後，山東地區被置為郡縣，如齊郡、琅邪、東海、東郡、薛郡等都在山東範圍。漢初封王，山東大部分地區封給了齊王劉肥。漢武帝時削弱封國諸侯王勢力，初置十三郡州，山東置青、兗、徐三州，下置郡、國、縣。之後數朝行政區劃有所變動，但基本變化不大。唐代將全國分為十道，山東地區分屬河南道和河北道；北宋改道為路，全國分為二十四路，山東分屬京東東路和京東西路。金大定八年(1168年)置山東東、西路統軍司，治益都(今山東青州市)，統轄山東地區。至此，“山東”一名始正式成為一個行政區之名稱。元代置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及山東東西道宣尉司，直隸中書省，稱為“腹里”。明洪武元年(1368年)，置山東行中書省，治青州，後移治濟南，又改置山東承宣布政使司。至清代才將山東政區正式定名為山東省。此後沿用不變。
山東作為一個行政區劃的名稱，雖然確定很晚，但它奠基於古代齊、魯兩國地理範圍和兩國最後融合為一個獨立體系的文化——齊魯文化。因此，此書用《齊魯文化》，不取《山東文化》之名稱，是有其歷史文化淵源的。因為這個地域文化圈的形成是在先秦齊魯兩國時代，而不在山東成為行政區劃以後。相反山東成為全國的一個行政區劃以後，由於政治、經濟、文化的統一，反而沖淡了齊魯文化的地域特點。因此，用“齊魯文化”定名，更能突出齊魯文化的地域特點，揭示其發展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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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魯風俗
自遠古時代，以齊魯為代表的山東地區就確立了堂室、欄廄、宅院為結構的家庭居住模式，孟子稱作“五畝之宅”。數千年來，以家庭副業、樹藝木果、飼養六畜為內容的庭院經濟在自給自足的家庭經濟中占有相當大的成份。
山東地區庭院經濟的開發始於齊魯立國，姜尚、管子、晏子、墨子、孟子的富國思想中都有發展庭院經濟的主張，反映著鮮明的庭院創收的富民意識。管子認為，“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具備，國之富也”，“一樹一獲者，谷也；一樹十獲者，木也”。很顯然，管仲已把庭院經濟納入他治齊的經濟政策之中。孟子把庭院經濟納入其“仁政”措施。他向梁惠王構畫了一個田宅、農桑、禽畜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小農家庭經濟藍圖：“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孟子不像孔子那樣不關心耕稼園圃。孟母三遷的故事，說明孟子特別留意四鄰的生業。東鄰殺豬，也要問個為什麼。孟母失口說了個“啖汝”，只好當真從東鄰買肉以明不欺。再聯繫孟母斷織的故事，這買肉的錢應為紡織所得。所以，上述主張來自孟子對鄒魯庭院經濟的經驗，帶有向梁惠王交流的性質。
墨子沒有孔孟那么多的人道、倫理情感，他對整個社會的批判都從尊重私有財產出發，以勞動者外在的物質功利為價值取向。從“入人園圃，竊其桃李”，“攘人犬豕雞豚”，到“入人欄廄，取人馬牛”；從“小為非”到“大為非”，通過非道德數值的遞加、積累，來論證自己的思想主張。可以說，墨子是第一個闡明齊魯人庭院保護意識的思想家。
魏晉時期，士族官僚掀起一股聚斂財富的潮流，領導這場新潮流的是山東琅邪（今臨沂）人王戎。 王戎身為朝廷三公，其聚斂財富的方式，一不貪污受賄，二不盤剝吏民，而是以山東庭院經濟的方式經營田園。他親執牙籌，晝夜忙碌，雖失三公身分，卻顯示了山東人勞動致富的本色。
北魏青州人賈思勰的《齊民要術》，除農業知識外，詳細記載了樹果的培植嫁接，禽畜的飼養醫治，農業副產品的加工等，可以說是庭院經濟的總結和指導性著作。其體例和創意來自山東人獨特的經濟眼光。
北齊琅邪人顏之推還把庭院富家的經驗作為家訓告誡子孫，“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以蓄，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塒，圈之所生”，“能守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築室村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琅邪顏氏以文學傳家，卻以樹藝木果，飼養六畜為治家守業之本，顯然是來之于山東庭院富家的傳統。
司馬遷講，鄒魯“頗有桑麻之業”。“齊魯千畝桑麻”，“與千戶侯等”。
桑麻滋養出無與倫比的齊魯“女工”。姜太公到齊，即“勸其女工之業”。到春秋時，齊地女工率先使用鐵制的刀針。《管子·海王》載：“一女必有一刀一針”。《論衡·程材》講：“齊部世刺繡，恆女無不能。”當時，齊地製做的精美絲織品有“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冠帶衣履天下”。到漢代，臨淄、定陶、亢父（今濟寧）成為絲織業的三大中心。唐代詩人杜甫“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織不相失”的詩句，足以反映齊魯家庭紡織業的領先地位和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
除桑麻外，齊魯庭院內外的經濟樹種還有漆樹。孔子弟子有漆開、漆雕哆、漆雕徒父；宋國蒙（今山東曹縣南）人莊子做過漆園小吏。《漢書·地理志》講，兗州“厥貢漆絲”。說明春秋戰國時期山東已有漆樹、漆園，漢代兗州的漆產量、質量已很可觀，並成為朝廷貢品。
現代常見的樹類，大都已在古代紮根於齊魯宅院。《詩·齊風·東方之日》有“折柳樊圃”的詩句。榆樹春生榆莢，可良用救荒。《齊民要術》稱“能種（榆）千頃，歲收千匹”。古人稱槐樹為三宮槐或守宮槐。北宋莘縣人王#親植三株槐樹於庭院，說：“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其子王旦果然在宋真宗時拜相，成為一代名臣。直到今天，山東仍多柳、榆、槐等樹，各地還有以此命名的村莊。
“瓜桃李棗”是山東人對庭院百果的概稱。管仲治齊，大力提倡種植瓜瓠百果。值得一提的是齊魯的吊瓜和葫蘆，幾千年來一直生長在庭院，至今也沒移植到田間。
中國傳統的六畜是馬、牛、羊、豬、狗、雞，其廣義應包括騾、驢、貓、鴨、鵝等所有的家畜和家禽。
從春秋發明牛耕開始，牛就和農家結下了不解之緣。齊人寧戚是個餵牛的，他以《飯牛歌》說齊桓公，其中有“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的詞句。農諺講：“蠶無夜食不長，馬無夜草不肥”，大牲畜要在夜裡添芻料，寧戚的歌反映了齊地所積累的養牛經驗。戰國時，齊將田單被困在即墨（今平度市東南），竟能在久困的城內收得千餘頭牛，以火牛陣大破燕軍。唐代登州東牟郡（今蓬萊）、萊州東萊郡（今萊州）、密州高密郡，“土貢牛黃”。牛黃是牛的膽結石，十分稀少，上述地區又非牧區，主要來之家畜，可知山東庭院養牛之多。
古人以車代步，馬多為有車的富家所養。孔子講：“有馬者借人乘之。”馮諼說孟嘗君“狗馬實外廄”。直到民國，山東的富戶門前都豎有拴馬樁，有的用穿鼻石直接砌在牆壁上。高大豪華的宅院，再拴上幾匹馬，顯得十分氣派。至於其它家畜，更是山東人的家常生業。曾參家養豬，曾父烹豬以存教，與孟母如出一轍。
齊魯人民同樹果六畜在庭院內共處了幾千年，對它們傾注了太多的辛勞和感情，也得到了豐厚的回報。他們用人的情感去挖掘樹果六畜的文化意蘊，體味出人生哲理、社會人倫和道德價值觀念，使樹果六畜成為人的文化載體和符號，並以此顯示人的主動立場和主體地位。這種思維方式及全部內容，也反映了齊魯文化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
其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中國人往往為樹果披上生命的靈光，為禽畜賦以人的名分。桃李為弟子、槐樹為三公、石榴為多子房，桃子、李子、杏子均以“子”命名。人獸之別本來有強烈的道德界定，可自古中國人就人與禽畜互名。先秦時的狗就有名字，山東、河北人呼貓為男貓、女貓。龍的傳人稱兒子為“犬子”，山東人名多“禽”，孔子名兒曰“鯉”，弟子名司馬牛。顏之推講，“北土多有名兒為驢、駒、豚子者”。這種以人度物的現象，反映了樹果六畜已是庭院中不可分割的一員，是中國人熱戀故土家園心態的折射。遠離家鄉的人，望見家中的老槐樹，家中的雞狗，都會倍感親切，它們就是家園的代表和象徵。
其二，庭院經濟培養了山東人民勤勞致富的自覺意識和正義感，增強了對虧人自利、不勞而獲行為的鄙視。農夫“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婦女“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是齊魯人民的優良傳統。魯相公儀休家道富足，其妻因職業癖好而紡織不停，由此可知齊魯婦女對家庭紡織的熱衷和專一，對勤勞致富的自覺意識。直到今天，山東人對房前屋後、庭院欄圈都要精心規劃，從不閒置。這種勞動致富的自覺意識，使山東人對“非機杼之物”從不起非分之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普通百姓或許不熟悉孔夫子的這段話，但他們懂得“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墨子反對竊人牛馬桃李的主張與他們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偷雞摸狗的“小為非”被山東人所不齒，轟轟烈烈的“江洋大盜”的膽氣則為人們所欽服。
其三，古代山東人從樹果六畜中引發和體味出為人處世的哲理和原則，並將其納入日常生活的吉凶禍福之中。像“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尊客面前不叱狗”等成語，都是各階層人們體味出的處世哲理。山東人從遠古就有著逢凶化吉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招鳳之桐，三公之槐特別受人青睞；桑與“喪”諧音，一般不栽在門前；男女婚姻，要看屬相是否相和；梨不分著吃。這些都反映了脆弱的小生產者對“凶禍”的恐懼，對吉祥、美好生活的嚮往，並在被動、命定意識的背後，透露出一種以自己的智慧、進取來主宰生活的主動意識。
以上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