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尼古拉·齊奧塞斯庫 尼古拉·齊奧塞斯庫（1918年1月26日—1989年12月25日）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統，國務委員會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武裝部隊總司令兼愛國衛隊總司令，經濟和社會發展最高委員會主席，社會主義民主和團結陣線全國委員會主席，全國勞動人民委員會主席。
年輕的革命者 1918年1月26日生於羅馬尼亞奧爾特縣的斯科爾尼切什蒂村的一個貧寒的農民家庭，在10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11歲時到布加勒斯特一家修鞋鋪當學徒。關於他的童年，齊奧塞斯庫後來回憶道：“作為一個農民的兒子，我嘗盡地主的壓迫和資本主義的剝削”。15歲時因參加罷工和遊行而被捕。1933年加入羅馬尼亞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加入羅馬尼亞共產黨（1948年—1965年稱羅馬尼亞工人黨），並作為民主青年的代表參加全國反法西斯委員會。1933年—1936年先後任布加勒斯特市、普拉霍瓦州和奧爾特尼亞州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委書記。20世紀30年代中期，他在布加勒斯特、克拉約瓦、肯普隆格和勒姆尼庫沃爾恰等地執行黨的任務，多次被拘捕。羅馬尼亞王室的秘密警察機關稱他是“危險的共產主義鼓動者”和“共產主義和反法西斯宣傳活動的傳播者”。
1936年6月被反動當局逮捕，在布拉索夫被法庭判處2年監禁並以藐視法庭罪額外判處限定居住在斯科爾尼切什蒂1年零6個月，他的大部分時間是在有“羅馬尼亞的巴士底獄”之稱的多夫塔納監獄中度過的，在被關押期間，他結識了一批傑出的共運活動家（包括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埃米爾·波德納拉希、基伏·斯托伊卡、亞歷山德魯·莫吉奧羅什），1939年獲釋出獄。1939年10月當選為羅馬尼亞共青團全國組織書記。在此期間，他結識了年輕的共產黨員、紡織女工埃列娜·彼特列斯庫，兩人於1946年結為終身伴侶。1940年8月再次被捕並被關押在吉拉瓦監獄，1942年轉押卡蘭塞貝什監獄，1943年先後轉移到瓦卡瑞什蒂監獄和特爾古日烏集中營。在獄中參加了以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為首的羅共領導核心，成為喬治烏·德治的得意門生和黨內“監獄派”的骨幹。
1944年8月23日羅共在布加勒斯特舉行武裝起義時他被營救出獄，1944年—1945年任羅馬尼亞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八·二三”武裝起義勝利後，參加了羅共領導和組織人民民眾奪取並鞏固政權、建立民主政府、進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重要活動。此後相繼進入羅馬尼亞軍事學院專修班、布加勒斯特經濟研究學院和“斯特凡·喬治烏”社會政治學院（羅共中央高級黨校）學習。
1945年10月在羅馬尼亞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當選為羅共中央候補委員。1946年—1948年先後任羅共多布羅加和奧爾特尼亞州委書記。1946年11月當選為大國民議會代表。1948年5月13日—1950年3月18日年任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農業部國務秘書，任內積極推進農業集體化政策，是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倡導者之一。1950年3月18日—1954年4月19日先後任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武裝部隊部副部長、武裝部隊部第一副部長，併兼任武裝部隊總政治部主任，1952年4月為最高軍事委員會委員。1950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52年晉升為中將。
1952年當選為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兼中央組織局委員。1954年4月20日在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當選為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1955年12月在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羅馬尼亞共產黨“七大”）上當選為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主管組織工作和工會、共青團、婦聯等民眾團體的工作，一躍成為黨的最高領導層中的核心人物，迅速崛起為羅馬尼亞政壇的一匹”黑馬“。1960年6月在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在黨內排名第二。1964年起，喬治烏-德治的健康狀況不斷惡化，齊奧塞斯庫開始更多地主持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成為後喬治烏-德治時代權力角逐的有力競爭者。
齊奧塞斯庫總統宣誓就職 1965年3月19日，喬治烏-德治逝世，在3月22日召開的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全會上，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當選為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1965年7月在羅馬尼亞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委員、常設主席團委員（1974年11月起為中央常設局委員）、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此後在1969年8月羅共“十大”、1974年11月羅共“十一大”、1979年11月羅共“十二大”、1984年11月羅共“十三大”和1989年11月羅共“十四大”一直當選為羅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常設局委員、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齊奧塞斯庫在羅共九大上強調集體領導和集體工作的原則，反對兼職，並通過黨章規定“一個黨員在黨或國家機關中只能擔任一項需要經常工作的政治領導職務”，並藉此機會解除了兩名中央政治執委的行政職務。兩年後，1967年12月在羅馬尼亞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齊奧塞斯庫提出為消除“目前在黨和國家機構中存在的平行和重疊現象”而“應由黨和國家領導中的一位同志來負責一個部門的工作”的建議，隨即在1967年12月9日兼任了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務委員會主席，從而取代基伏·斯托伊卡成為羅馬尼亞的國家元首。1968年8月前蘇聯侵捷事件發生後，齊奧塞斯庫譴責五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部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一個重大錯誤，是對主權國家的粗暴踐踏。為動員全國人民保衛祖國，羅馬尼亞決定在全國各工廠、企業、農村、機關普遍重新組織建立愛國衛隊，包括步兵、偵查、反特、工兵、防空、反坦克等兵種。此外，還在1968年8月還成立了“青年保衛祖國軍訓隊”，主要由尚未服兵役的青年組成。1968年11月兼任新成立的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團結陣線（1980年改稱羅馬尼亞社會主義民主和團結陣線）全國委員會主席。1969年4月7日起兼任新建立的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國防委員會主席，併兼任武裝部隊總司令和愛國衛隊總司令。1969年8月羅馬尼亞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黨章修正案，決定黨的總書記不再由中央委員會選舉而由全國代表大會“直接選舉”產生，這就使齊奧塞斯庫處於不受中央委員會約束的地位。1973年起兼任新建的、權力高於部長會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最高委員會主席。1974年3月29日當選為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統，仍兼任國務委員會主席。1977年起兼任全國勞動人民委員會主席。1985年當選為羅馬尼亞科學院院士和名譽院長。
齊奧塞斯庫在一系列講話和工作報告中，強調獨立自主，主張各黨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獨立自主地制訂自己的政治路線，確定自己的發展道路；反對統一模式；主張嚴格遵守國家關係中“權力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內政”、“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的原則。1969年齊奧塞斯庫在講話中強調羅馬尼亞“把平等、尊重民族主權和獨立、不干涉內政、同志式的互助這些馬列主義、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當作羅馬尼亞“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基礎”。1970年12月在接見各國使節時說：“羅馬尼亞過去和現在都一貫為發展同世界所有國家（不管其制度如何）的關係而行動”。他強調羅馬尼亞“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控制、專橫和侵略政策，即實力政策，堅決反對施加壓力和進行奴役以及干涉他國內政的種種形式”，“反對霸權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針對1968年11月勃列日涅夫拋出的“有限主權論”後，齊奧塞斯庫說，“限制或放棄華沙條約某一成員國的主權的理論（即有限主權論）不符合社會主義國家關係準則”。20世紀70年代起，前蘇聯推行華沙條約組織“軍事一體化”，即在締約國聯合武裝部隊之外，由蘇軍和各成員國的一部分軍隊組成包括海軍、空軍在內的“一體化部隊”，由聯合武裝部隊總司令部指揮。對此羅馬尼亞領導人和黨報多次強調：“華沙條約參加國的軍隊之間合作聯繫是建立在平等、相互尊重和信任、尊重國家主權的基礎上的；這些準則排除了對任何一國軍隊的內部事務進行任何干涉。”強調羅馬尼亞軍隊的“唯一領導者是黨、政府、本國總司令部，只有它們可以對羅馬尼亞軍隊發布命令”，“根本不能理解把黨和政府對軍隊的指揮權和領導權的哪怕是多么小的一部分讓出去的作法”。齊還拒絕華約軍隊在羅領土上舉行軍事演習，在華約內部取得了類似法國在北約中的相對獨立地位，被稱為東歐的“戴高樂主義”。在經濟上，齊奧塞斯庫同樣反對前蘇聯提出的“一體化”方案。1969年4月重申羅馬尼亞“不主張一體化，不希望參加超國家的聯合機構”，並指出經互會各國之間的合作“不應導致踐踏國家主權”，“不應侵犯”每個國家“根據自己的意願自主地決定發展計畫的權利”，並延續了喬治烏-德治時代的抵制前蘇聯的“分工專業化”的政策。
齊奧塞斯庫在疏遠前蘇聯的同時，與西方、中國、以色列建立和保持了良好的關係，對美國和西歐奉行開放政策，在華約組織國家中率先承認西德，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貿總協定，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是僅有的兩個與歐洲經濟共同體簽署貿易協定的東方集團國家。羅馬尼亞還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和調解國際衝突，在中蘇關係、中美關係、中東和平進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並是世界上唯一一個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保持正常關係的國家。這一系列令世人矚目的外交舉措為羅馬尼亞贏得了廣闊的國際活動空間，大大提高了羅馬尼亞的國際地位和聲譽，齊奧塞斯庫由於捍衛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立場，頗得人心，在國內外的威望升高，他長期活躍於國際政治舞台，出訪過三個世界的許多國家。
在國內建設問題上，齊奧塞斯庫上台之初，即注重經濟建設，關注民生，他在羅共九大所作的黨在“八大”和“九大”之間的總結報告中說，社會主義在羅城鄉已經取得了完全勝利，在整個經濟中建立社會主義關係的過程已經完成，人剝削人的現象永遠消滅了，羅已進入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時期。“九大”提出了1966~1970年的發展國民經濟的指示草案和關於能源發展的和國家電氣化的十年計畫，草案規定黨的政策的中心仍然是國家的工業化，優先發展重工業，特別是機器製造業。齊在報告中強調，沒有國家的工業化就不可能使羅達到高度的文明和福利，就不可能向共產主義邁進；工業化是通向進步和文明、保證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唯一途徑，也是縮小同經濟上先進國家差距的決定性因素。“九大”確定了在繼續高速度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同時，將更加重視農業和提高農牧業生產。羅共“九大”在羅馬尼亞歷史上是一個新的轉折，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提出了更改國名的建議，同年8月大國民議會通過了新憲法，將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改為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同時把黨名恢復為羅馬尼亞共產黨，並通過新了的黨章。
羅共“九大”後，齊奧塞斯庫重新審視羅共歷史上的冤假錯案，通過撥亂反正和批判喬治烏-德治個人迷信，為“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昭雪，凝聚了黨心、民心，成功樹立了自己的威信和聲望。
1966年華約組織布加勒斯特峰會 在以齊奧塞斯庫為核心的羅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下，第四個五年計畫規定的各項指標勝利完成。由於國家工業化的實現，大大改變了羅馬尼亞的面貌，羅在不到25年的時間裡，從一個工業不發達和農業落後的典型的農業國變成了一個具有強大工業和處於全面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主義農業的工業農業國。20世紀60年代末，齊奧塞斯庫主張高速度、高積累（把國民收入的30%以上作為發展基金）、高指標的發展國民經濟，提出到20世紀末把羅馬尼亞建成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向共產主義邁進的宏偉目標。為實現這個目標，從羅共“十大”至“十二大”，先後制訂了三個五年計畫（1971年~1975年、1976年~1980年、1981年~1985年），力圖為在羅大體上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但實踐證明，羅共的這些理論、計畫和構想是不符合羅的實際情況，急於求成，因而在實際建設過程中遇到越來越多的困難，計畫難以完成，經濟陷入困境。1972年7月羅共全國代表會議前夕，首都布加勒斯特市委提出了“四年半完成五年計畫”的倡議，並得到齊奧塞斯庫的支持。對此，黨內是有不同意見的，部長會議主席毛雷爾就公開提出“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的主張，結果與齊奧塞斯庫發生矛盾。由於羅共與前蘇聯及其他東歐人民民主國家一樣，長期堅持片面發展重工業而忽視農業的發展觀點，在這一時期，羅馬尼亞經濟雖然暫時取得了某些進步，人民生活水平也相應得到了一些提高，但從長遠後果來看，卻埋下了國民經濟發展比例失調的禍根，使國家經濟非但不能協調，反而日益走上惡性循 環的道路。到了70年代後期，這種惡果逐漸表現出來。80年代以來，羅馬尼亞經濟困難持續多年不見好轉，而齊奧塞斯庫堅持在十年內還清所有外債，羅為了償還外債，嚴格限制進口，極力增加出口，並用大批農副產品出口換取外匯還債，造成市場供應十分緊張，肉、蛋、奶等基本食品短缺，人民生活非常困苦。至1989年3月，羅馬尼亞終於還清外債，人民卻為此“勒緊了十年的褲腰帶”。黨內和民眾要求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
1982年12月在羅共全國代表會議上，齊奧塞斯庫也曾公開承認國民經濟比例失調，提出要“消除已產生的一些矛盾和失調”。但齊強調羅不存在改革問題，堅持其20多年來所走過的路是正確的，繼續推行過分集中的經濟體制，實行高速度、高指標的發展方針，同時批評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是倒退、是回到資本主義的老路。80年代末，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挫折，西方在全球竭力掀起反共狂潮的大背景下，西方國家加緊對羅馬尼亞施加壓力，進行滲透和顛覆活動。羅因對改革持批評和否定的態度，與各社會主義國家和兄弟黨的關係也日趨冷淡，在國際上越來越孤立。由於齊奧塞斯庫的政策失誤，大搞個人迷信和家族統治，導致了深刻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矛盾，引起廣大黨員和民眾的不滿，工人罷工事件和反齊傳單時有出現。
在齊奧塞斯庫執政的最後一年，1989年春，羅共元老六君子康斯坦丁·珀爾伏列斯庫（曾任羅共中央第一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檢查委員會主席、大國民議會主席，劇變後任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勞動黨名譽主席，曾在羅共十二大上批評齊奧塞斯庫安排自己任黨的總書記的做法“在國際共運中是罕見的”，還批評齊奧塞斯庫“逃避黨的監督”）、格奧爾基·阿波斯托爾（曾任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亞歷山德魯·伯爾勒迪亞努（曾任羅共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委員、常設主席團委員、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是羅馬尼亞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體制的建立者之一，劇變後為羅馬尼亞參議院議長）、科爾內留·曼內斯庫（曾任總政治部主任、外交部長、羅共中央委員，劇變後為羅馬尼亞議會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西爾維烏·布魯坎（曾任黨中央機關報《火花報》總編輯，羅共權威理論家和思想家之一）、格雷戈里·揚·勒強努（曾任羅駐美國和聯合國大使，資深外交官）聯名上書，批評齊奧塞斯庫的現行政策。此舉引起國內外強烈反響。
1989年12月16日，羅馬尼亞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爆發了大規模民眾遊行、示威活動，迅速波及全國和首都布加勒斯特。1989年12月21日，由羅官方組織的萬人集會演變成反政府和反齊奧塞斯庫的大規模示威遊行。1989年12月22日羅馬尼亞政局發生劇變，國防部長瓦西里·米列亞在拒絕執行向示威民眾開槍的命令後自殺身亡，軍隊倒戈並與忠於齊奧塞斯庫的安全部隊（包括國家安全部隊、特種部隊以及愛國衛隊）爆發激戰，示威者占領了電台、電視台、黨中央和政府大廈等重要設施。齊奧塞斯庫在宣布全國實行緊急狀態後攜夫人倉皇出逃，於當日在特爾戈維什蒂被抓獲。23日，揚·伊利埃斯庫為首的羅馬尼亞救國陣線委員會宣布接管國家權力。25日，齊奧塞斯庫夫婦一起被特別軍事法庭以“實施種族滅絕，屠殺六萬人”、“危害國家”、”破壞公共財產“、“破壞國民經濟”、“在國外銀行有超過10億美元的秘密存款並企圖叛逃國外”等5大罪狀（後證明這些罪名中，國外存款一項為不實罪名，其餘諸項有的基本屬實，有的認定牽強）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至此連續執政長達25年的齊奧塞斯庫政權瞬間土崩瓦解，羅馬尼亞共產黨亦不復存在。
為政舉措
齊奧塞斯庫與各國政要 為了提高人口數量，增強國力，1966年羅馬尼亞共產黨前總書記齊奧塞斯庫廢除了以前關於個人可以自由流產的法律，實施了禁止墮胎的政策。他宣稱，胎兒是社會的財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國家的人。他規定，禁止離婚，每對羅馬尼亞夫妻至少要生四個孩子。緊接著，國家頒布法令，節育和墮胎都屬違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納稅金，墮胎者將受到判刑和囚禁，婦女月經期要受到嚴格的檢查與盤問。
為保證政令暢通，依據齊奧塞斯庫的指令，執法者紛紛進駐機關、工廠、農村、學校以及各個單位，對婦女進行嚴格的監控，督促她們每月必須做婦科檢查，以確保沒有使用避孕工具；對那些避孕的婦女和默許墮胎的醫生一經查出，嚴厲打擊、處罰監禁。羅馬尼亞的老百姓把這些執法者鄙夷地稱作“月經警察”。在恐怖的高壓下，許多絕望的婦女鋌而走險，試圖偷渡多瑙河，到鄰國匈牙利尋求庇護，但在邊境線往往被當作叛國者，遭到羅馬尼亞士兵用機關槍的掃射。
在這項政策實施一年之後，羅馬尼亞的嬰兒出生率翻了一番，成績顯赫。但地下流產與墮胎的服務也隨之出現，懷孕婦女的死亡率不斷上升。更讓齊奧塞斯庫感到鬧心和棘手的是，隨著嬰兒的大量出生，婦產醫院的設備、婦產專家、產科醫師、兒科醫師以及婦幼保健工作者嚴重缺乏，這可不是單靠行政命令就能馬上解決的。僅僅一年中，羅馬尼亞的嬰兒死亡率就增長了145.6%。訊息傳出，全世界譁然，各國政要、媒體紛紛譴責：這簡直就是“現代社會的濫殺無辜”。面對國內外政治壓力，為掩蓋這種愚蠢而可怕的後果，齊奧塞斯庫下令，嬰兒出生一個月以後，再發出生證。如此一來，那些在未滿月中夭折的嬰兒就不會填寫在死亡嬰兒的統計當中了。
20世紀80年代初，齊奧塞斯庫頒布了《大羅馬尼亞打字機法》。根據該法，每一個羅馬尼亞的公民、企業、事業、機關、學校等單位，凡擁有打字機必須要得到警方的許可，領取使用執照；要成為打字員也必須照此辦理，並且要將所打字的樣品同時上報。如果打字機需要修理，其使用者及其打字機都需要更新執照。任何繼承打字機的羅馬尼亞人，都必須將此上交政府當局，或尋求取得使用它的資格；如果不把打字機的鍵盤上交警方，即使損壞的打字機也不得私自處理，否則嚴加處罰。
1988年，羅馬尼亞為了縮小城鄉差別，大力推行農村規範化計畫，把一些鄉和村合併，建立農工中心。根據這個計畫，強行拆掉農民的舊居，讓他們搬遷到設備簡陋的高樓，農民對此極為不滿。這些做法在國際上也遭到反對，尤其是匈牙利（這項政策也在羅馬尼亞的匈牙利族等少數民族聚居區展開）。後來齊奧塞斯庫雖然放慢了農村規範化的速度，但仍要求到2000年全部實現農村規範化。由於強制推行“農村規範化”，引起西方國家的不滿，它們指責羅侵犯人權，把羅的農村規範化計畫稱為“文化滅絕”計畫，並對羅馬尼亞實行政治經濟制裁，使羅與西方的關係降至很低水平。
齊奧塞斯庫剛上台執政時，對內注意發揚民主，並平反了一些冤假錯案；對外廣泛開放，高舉民族獨立大旗，堅持獨立自主，反對前蘇聯的控制與顛覆，的確有不少建樹。齊奧塞斯庫執政20多年，羅馬尼亞經濟的確有了重大發展，從1965年到1989年，國民收入增長了32倍，工業增長119倍，農業增長6倍。20多年的建設使羅馬尼亞擁有了自己的石油、化工、冶金、機器製造、電子和汽車製造等工業部門，能製造客機、大噸位的船舶並正興建核能電站。由於執行均衡發展各地經濟的政策，注意生產力的合理布局，促使落後地區的經濟有了很大發展。羅馬尼亞在住宅方面的建設成就就尤為顯著，到1989年，羅全國人口的82%已遷入新居，基本上解決了住宅問題。人民生活還是有了很大改善，據公布的數字，到1988年，羅馬尼亞人均國民收入已達3000美元。
在經濟建設上，齊奧塞斯庫為了擺脫前蘇聯的控制，逐步對經濟體制進行了一些改革。齊反覆強調，“沒有經濟上的獨立，就不會有政治上的獨立”，“沒有高速度的發展，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因此，羅馬尼亞把發展國民經濟看作是關係民族存亡的大事，並在努力探索高速發展國民經濟的道路。針對經濟管理和計畫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羅共曾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一.改革行政區劃，加強中央的統一領導，發揮地方的積極性。1968年2月，羅馬尼亞把全國16個州和兩個直轄市重新劃分為39個縣（現為41個縣）和一個直轄市，取消州和區的建制而建立縣，由中央直轄，建立從中央到縣、市和鄉鎮、農村的垂直領導體制，形成中央—縣—鄉村三級行政體系，提高市和鄉的作用並擴大其許可權，使中央領導接近基層單位，以便直接貫徹黨和國家的決議。
二.建立工業中心，減少工業管理體制中的中心環節。把過去由工業部的高度集中領導和權力過分集中，改為相對分散的領導和權力適當下放，充分發揮了下面的積極性。這樣不僅能及時解決問題，而且針對性強，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對羅工業的迅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三.取消一長制，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實行集體領導，吸收工人直接參加管理。這樣激發了工人參與企業管理的積極性，為工人發揮創造精神創造了條件。
四.改進對國民經濟的管理和計畫，擴大企業自主權。
五.改革報酬制度，以調動職工的積極性。
六.重視國際經濟合作和大力發展外貿，廣泛對外開放，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時，採用多種形式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和資本。
通過實施上述措施，不但對羅馬尼亞經濟發展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同時也提高了羅的國際地位。但齊奧塞斯庫執政後期，沒有繼續堅持這一正確方針，反而逐漸走向自我封閉，繼續堅持高度集中和比較僵化的經濟管理體制。到了80年代，羅馬尼亞經濟已持續困難十多年，此時，齊不僅拒絕改革，還批評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的政治、經濟改革。對中國的改革開放，齊雖然沒有指名批評，但實際上是有保留的。面對前蘇聯、波蘭、匈牙利改革對羅形成的壓力和羅廣大幹部民眾要求改革的呼聲，齊奧塞斯庫此時的講話及報刊文章，卻反覆宣傳羅共“九大”和齊領導的正確，強調羅從“九大”以來已經採取了一系列改進領導、計畫和組織工作的措施，“已不存在結構性的改革問題”。1988年以後，羅更是不斷地批判搞市場社會主義、發展私有制改和個體經濟是“倒退”，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並說“談論市場社會主義以及自由競爭”絕對不能求得社會主義的完善，發展經濟“只能靠計畫而不能靠市場來調節”。1989年11月在羅共“十四大”上，齊奧塞斯庫等人批評一些共產黨內的改良主義者、革新家借改革和完善之名，行修正主義之實，說他們放棄了社會主義原則，否認計畫經濟的原則，鼓吹恢復市場經濟的理論，是企圖動搖社會主義，回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說那些鼓吹削弱黨的領導、取消社會主義所有制、祈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意識形態淡化的理論，意味著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投降，意味著放棄階級鬥爭，是反共產主義，反社會主義和反科學的。齊奧塞斯庫時期，為了擺脫前蘇聯的控制，高速發展本國經濟，增強國力，鞏固社會主義國家政權，保持政治上的獨立，羅共確實曾開展了大量工作，不斷對舊的經濟管理體制進行了一些改革，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由於沒有從根本上突破過分集中的、僵化的經濟體制框架，因此收效不大。加上齊在其執政後期，大搞個人崇拜，獨斷專行，思想越來越僵化，以至最後走上拒絕任何改革的道路，從而使羅的經濟越來越糟。
同時隨著威望的提高，齊奧塞斯庫逐步獨攬大權，對黨和國家事務越來越獨斷專行，實行家長制的統治和一言堂領導。齊本人的作風也越來越主觀武斷，聽不得不同意見，出現了問題，唯下面是問。在幹部用人政策上，齊奧塞斯庫上台時尚能堅持集體領導，唯才是舉，羅共“九大”產生的領導集體人才濟濟，既有毛雷爾、波德納拉希、沃伊捷克都是久經考驗、德高望重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有像阿波斯托爾、德勒吉奇、斯托伊卡、薩拉揚等年富力強的卓越領導人，更有像特羅芬、曼內斯庫、維爾德茨這樣的年輕後進，體現了“老中青”三結合。但在1967年以後，他逐漸以自己的親信替換喬治烏-德治的手下大將。到了1971年年底以前，齊奧塞斯庫已經撤換了他自己以外的所有羅共書記處書記。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齊奧塞斯庫在1970年代末起對幹部實行快速輪換、調動以及撤換，防止他們發展獨立的權力基礎。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之間，羅馬尼亞部長級高幹的平均年度替換率遠高於其他華沙條約組織國家，幾乎高達25%的政府要職是每年替換。在1980年代期間，十分之四的羅共縣委第一書記每年輪換。一旦發現支持者質疑他的權威，齊奧塞斯庫立刻將他們踢出權力中心。例如維爾吉爾·特羅芬原本是齊奧塞斯庫執政初期的羅共第二號人物，多次被降職，並於1981年被踢出中央委員會。在1970年代初期，揚·伊利埃斯庫原本被視為齊奧塞斯庫的嫡系人馬，甚至是齊奧塞斯庫的接班人，在1980年代被貶為布加勒斯特技術出版社負責人。保羅·尼古列斯庫·米齊爾和格奧爾基·勒杜列斯庫能力出眾，曾幫助齊奧塞斯庫鞏固權力，而且敢於質疑齊奧塞斯庫的經濟政策，也因此一度遭到罷黜。如果黨內有人敢於挑戰他的權威，齊奧塞斯庫毫不猶豫地予以打壓制裁。
這些舉措造成羅黨和政府領導層的人事變動十分頻繁，搞得人心惶惶。同時還對黨的幹部、政府官員、人民民眾進行監視、追蹤和竊聽。這大大抑制了幹部能力的發揮，挫傷了幹部的積極性，增加了黨內的不穩定因素。由於齊的個人專斷，造成決策失誤，致使羅的經濟陷入深刻的危機之中。齊個人的意見就是黨的決議，黨、議會、政府只能服從，而不能有不同意見。
羅馬尼亞的人民民眾夾道歡迎齊奧塞斯庫 在國內建設上，齊奧塞斯庫好大喜功、急於求成，一味貪大求全，唯意志論地提出超越發展階段的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羅一直堅持實行計畫經濟，反對市場經濟，長期堅持高積累、高速度和高指標發展國民經濟的政策，引起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比例失調，加之世界經濟危機和能源危機的影響，羅馬尼亞陷入了能源短缺、農副食品供應緊張、外債負擔沉重（外債高達110億美元）的嚴重經濟困難之中。就在經濟困難持續發展的情況下，齊奧塞斯庫仍舊脫離實際地追求建成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目標，並大搞為齊奧塞斯庫樹碑立傳式的大建設，如行政中心、布加勒斯特-多瑙河運河等工程。也不顧人民的困苦生活，急於還債，致使人民勒緊褲腰帶長達十年之久。在這種情況下，齊奧塞斯庫還恬不知恥地說什麼羅“已達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已經具備了一切在本世紀末進入實行共產主義勞動和分配原則的新階段”，羅的民主“比任何一個國家都健全”，“即使在社會主義國家也是獨一無二的”，並妄稱羅的工業已能為所有部門生產世界上最先進的產品。在這種形式下，說假話空話、虛報產量、浮誇之風盛行。齊的這種作風不僅脫離了廣大人民民眾，同時也培養了一批唯唯諾諾、弄虛作假、阿諛奉承的幹部，他們高官厚祿，唯齊是從，嚴重脫離了民眾和實際，真正有所作為、敢于堅持己見、希望改變羅馬尼亞面貌的幹部卻被排斥和被貶。其結果，當變成了齊奧塞斯庫的御用工具，國家變成了齊任意支配的領地，他儼然成了“紅色羅馬皇帝”。
1989年3月，羅馬尼亞在全國人民勒緊褲帶十年後，終於還清了全部外債。持續十年的經濟困難，大大影響了人民的生活，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人民怨言增多，不少幹部也對現行經濟政策和建設方針產生了疑問。面對廣大幹部和民眾的改革呼聲，齊不僅不思改革，相反拒絕進行任何改革，說羅的政治經濟體制早已完善，不存在需要改革的問題。同時還把其他國家的改革斥之為“復辟”、“倒退”，並強調單一的公有制、純粹的計畫經濟、絕對的公平分配。
1967年以後，齊奧塞斯庫開始走上個人集權的道路，黨的總書記、共和國總統、國務委員會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武裝部隊總司令和愛國衛隊總司令、經濟和社會發展最高委員會主席均由他兼任。此外，還有一些在齊本人倡議下建立的全國性的民主機構，如社會主義民主和團結陣線以及全國勞動人民委員會，也由齊擔任主席。這樣，齊把黨、政、軍、經、群等各項大權集於一人手中，成為世界上兼職最多的國家領導人之一。隨著地位的鞏固，齊奧塞斯庫越來越喜歡人們對他歌功頌德，熱衷於形式主義的轟轟烈烈的場面。齊奧塞斯庫在1971年的北京、平壤之行，被普遍認為是他走向個人崇拜的催化劑，中國文化大革命對毛澤東的領袖崇拜和北韓金日成的“太陽節”模式在心理上對他造成極大的震撼和衝擊，這種領袖神格化使他心馳神往。齊到各地視察，民眾都傾城出動，以最高禮節來歡迎他。齊和夫人過生日、以及出訪歸來，或有重大活動，全國各地、各部門都紛紛致賀電，以表示衷心擁護齊的領導。一切傳媒手段都用來宣傳齊奧塞斯庫夫婦，齊氏夫婦巨照天天見諸報端，大量出版了齊的講話文集和言論集。每當齊奧塞斯庫講話時，與會者都要數十次起立，長時間地鼓掌歡呼“齊奧塞斯庫—羅共”、“齊奧塞斯庫與人民”等。開大會時，每位發言者，總理和部長們也不例外，都先讚揚齊奧塞斯庫夫婦的功績。埃米爾·博布、杜米特魯·波佩斯庫、米烏·多布雷斯庫等人更是厚顏無恥地極力吹捧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和埃列娜·齊奧塞斯庫。羅官方對他們的歷史評價越來越高，齊奧塞斯庫被塑造成羅馬尼亞千年以來最偉大的領袖。齊奧塞斯庫不僅個人大權獨攬，唯我獨尊，還把夫人、子女及其他親屬安排在重要崗位上，齊奧塞斯庫家族成員有30多人在黨政軍經等重要部門任職，從而形成了家族統治。齊奧塞斯庫執政以來，儘管功績不小，但他的個人迷信、家族統治以及武斷專橫在黨內和民眾中引起了不滿和非議，說個人崇拜是羅馬尼亞民族的恥辱，羅國內也有一個神。也有人說他是“暴君”、“獨裁者”，咒他早死。
齊奧塞斯庫居功自傲、閉目塞聽，在偏執的道路上漸行漸遠，最終在渾然不覺中滑向毀滅的深淵，也葬送了羅共和羅馬尼亞的社會主義事業。
齊奧塞斯庫夫婦在所到之處都組織盛大歡迎 1989年末，東歐大陸的動盪終於波及了羅馬尼亞。在這一年，東歐各國共產黨紛紛倒台後，羅馬尼亞人民集會要求民主，受到齊奧塞斯庫強力鎮壓，結果引發更大騷動。
1989年11月29日，羅馬尼亞體操明星科馬內奇出逃，尋求西方的庇護。到美國後，她將出逃的“恐怖經歷”向西方新聞界公布。這似乎是一個前兆。
1989年12月，動亂反抗的導火索終於點燃了，這就是羅馬尼亞西部邊境重鎮蒂米什瓦拉發生了騷亂。匈牙利族牧師特凱什·拉斯特，是維護羅馬尼亞少數民族匈牙利族利益的持不同政見者。公開發表過反對當局的言論，當局遂對其百般刁難，解除其職務，令其遷出公宅，引起教徒及匈牙利政府的抗議。1989年12月15日，200名教徒聚眾保護拉斯特免受遷居之辱。12月16日晚，數百名市民在教堂四周結隊，反對強制搬遷。人群中呼喊出“打倒齊奧塞斯庫”的口號，抗議活動迅速擴大為數千人的反政府大遊行。遊行者上街，砸毀齊奧塞斯庫畫像、雕像，與軍警發生衝突。警方被迫使用高壓消防水龍將隊伍驅散，一些人被捕，很多人受傷。入夜，羅共中央政治執委會舉行緊急碰頭會，齊奧塞斯庫命令國防部長瓦西里·米列亞上將第二天將坦克和裝甲部隊開人蒂米什瓦拉市進行示威。12月17日，蒂米什瓦拉市萬餘人再次上街遊行，高呼“要自由”、“要麵包”、“要熱水”、“要暖氣”、“打倒齊奧塞斯庫”等口號，部分示威民眾情緒難以平息，衝擊了市政大樓，打碎玻璃、設施、推翻汽車，局勢更加惡化。羅共中央執委會緊急會上，齊奧塞斯庫再次強烈命令，國防部派坦克部隊、摩托化部隊對民眾採取最嚴厲的措施。隨後，內務部部隊和軍隊開始對手無寸鐵的示威民眾實行鎮壓，蒂米什瓦拉市與外界隔離，斷電、斷交通、關閉邊境禁止旅遊。西方國家及蘇東各國紛紛報導這起駭人聽聞的流血事件，法國《解放報》報導死亡人數為4000人，後經調查實際死亡人數為147人，受傷335人，失蹤25人，這是推翻齊氏政權後新政權公布的數字。蒂米什瓦拉事件是繼1987年11月布拉索夫民眾大遊行後，羅馬尼亞國內釀成的第二起大規模衝突。
1989年12月18日，齊奧塞斯庫照常飛往伊朗進行為期3天的國事訪問，並同伊朗總統拉夫桑賈尼舉行了會談。唯一的不同是，他的夫人埃列娜-齊奧塞斯庫未像往常一樣隨他出訪。作為羅馬尼亞政府第一副總理，她坐鎮國內，控制事態發展。此時在遙遠的德黑蘭，齊氏還一再宣稱：“我們的形勢是穩定的。”
齊奧塞斯庫從中東地區伊朗訪問歸來，發現蒂米什瓦拉的動亂非但沒有解決，反而鬧大了，並一發不可收拾，逐步向全國蔓延。齊奧塞斯庫於1989年12月20日發表電視講話說，蒂米什瓦拉發生的騷亂是流氓、暴徒煽動的，是以破壞國家機關和公共財產為目的的，這是恐怖行動，與反動勢力、帝國主義、沙文主義勢力相勾結，試圖搞亂羅馬尼亞的秩序與穩定。同時齊奧塞斯庫簽署命令，宣布蒂米什瓦拉市進入緊急狀態。
尼古拉·齊奧塞斯庫最後的演講 同年12月20日晚，飛揚跋扈、過於自信的齊奧塞斯庫決定21日在布加勒斯特舉行民眾大會，支持他在蒂米什瓦拉採取的鎮壓行動。他萬萬沒想到，這次集會恰恰給憤憤不平的民眾提供了上街鬧事的良機。具有雄辯演講能力、曾經在規模宏大的民眾大會上一呼百應的齊奧塞斯庫，想再次發揮這種威力。21日中午12點，齊奧塞斯庫就在黨中央廣場召開了大規模的民眾大會。
嚴冬的 12月，天色灰暗陰沉。十萬人應召前來參加大會。齊奧塞斯庫和夫人埃列娜出現在黨中央大廈陽台上，他情緒激動地說：“要堅決打退外國的干涉和蒂米什瓦拉流氓集團的動亂。”他不時提高聲調，揮舞手臂，表示講話的高潮。突然，廣場某個角落喊出了一聲：“打倒齊奧塞斯庫！”口號聲像閃電划過寂靜的夜空，人們震驚了，齊奧塞斯庫剛舉起的右手，在空中停住了。電視轉播中斷了，留下了齊奧塞斯庫舉起右手的定格畫面。一會兒，電視轉播又恢復了，齊奧塞斯庫以提高人們的工資福利結束了自己的講話。可是，“蒂米什瓦拉！蒂米什瓦拉！”的擁護聲，“打倒殺人犯！”的口號聲和嘈雜聲匯成了一片，再也無法阻止。頭戴鋼盔的武裝警察包圍了四周的街道，軍官向民眾喊話，命令他們散去。國防部長米列亞親臨指揮，他下令：“不準向人群開槍！”但是，布加勒斯特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彼特列斯庫親自跑到前 線來傳達“最高統帥”的命令：“可以開槍，朝天開槍，先警告，如果不成，向腿部開槍！”不願向民眾開槍的米列亞在上下一起施加的壓力下自殺了。齊奧塞斯庫譴責他是“叛徒”，並且當天廣播公布了他“畏罪自殺”的訊息。軍心震撼了。國防部第一副部長斯登古雷斯庫上將沒有按齊奧塞斯庫的旨意去攔阻民眾，維持秩序，反而壯起膽來“背叛”了他，偷偷下令軍隊撤回軍營，給了齊奧塞斯庫致命的一擊。示威民眾的情緒更加激昂，口號聲、歌聲響徹雲霄，一起向黨中央大廈衝擊。終於，齊奧塞斯庫夫婦和中央要員抵擋不住，撤離了黨中央大廈。1989年12月22日中午，一架超載的“海豚型”直升機從大廈陽台上起飛，飛向斯納戈夫別墅。飛機上除了齊奧塞斯庫夫婦，還有中央常設局委員曼內斯庫、博布、秘密警察頭領尼亞果伊將軍等。飛機先在斯納果夫作了停留，曼內斯庫和博布在這裡下了飛機。 22日晨，直升機降落在博特尼。
齊奧塞斯庫夫婦乘直升飛機出逃 布加勒斯特醫生尼古拉·德卡駕駛一輛達契亞牌汽車，行駛在通向博特尼機場的一條破舊公路上。一位身穿灰色衣裳的高個子男人，手裡拿著報話機站在汽車正前方攔住了汽車。這是埃列娜的警衛、安全官員伊萬·馬里安。馬里安指給德卡看，原來齊奧塞斯庫一行人正站在一架直升機旁邊。尼亞果伊對德卡說：“把車鑰匙給我。”德卡不肯給：“不，我駕駛。”齊奧塞斯庫上了車，坐在司機旁邊的座位上。埃列娜和尼亞果伊坐在后座，馬里安沒有再上車。在去格耶什蒂的路上，齊奧塞斯庫對德卡說：“發生政變了。我們去組織抵抗，你願意跟我們去么？”這時，尼亞果伊的槍正頂著德卡呢。德卡說：“我老了，又有病。我是一名醫生，我還有三個孩子。”到了一個路口，尼亞果伊命令德卡說：“向右拐，朝特爾戈維什蒂方向走！”這時，全國各地通過電視廣播，在剛成立的政權機構救國陣線的指揮下，已經形成了一個抓捕齊奧塞斯庫的天羅地網。運載齊奧塞斯庫夫婦的車來到弗格雷什蒂鄉時，車子拋錨了。在一家居民門前，一位公民正在洗車，他叫尼·彼特利索爾。他的車是一輛黑色的達契亞車，牌照是2-DB—305。後來，這輛車也出了名，電視上宣布到處追捕這個牌照的汽車。從弗格雷什蒂鄉到特爾戈維什蒂市還有7公里，齊奧塞斯庫一行換了彼特利索爾的車，繼續往前走。
到了特爾戈維什蒂。這裡大批人正在準備反齊奧塞斯庫的遊行，要到皇宮去。尼亞果伊說：“停車，我去給第一書記格弗內斯庫打個電話。”說著就下車去了。這時，齊奧塞斯庫已經完全變成一個無依無靠、被拋棄的孤家寡人。尼亞果伊顯然也是離開他們另找門路去了。
車子來到烏爾米鄉。彼特利索爾不知再往哪兒走了。他們已是走投無路的逃亡者的齊奧塞斯庫：“你們怎么辦？我把你們帶到哪兒去？”這時也只能亂闖的齊奧塞斯庫對彼特利索爾說：“往特爾戈維什蒂走，那裡有一個醫藥作物種植場。”那其實是縣植物保護監察局。彼特利索爾按齊奧塞斯庫的意思，把汽車開進了離鋼材廠 500米遠的這個監察局。在這裡，齊奧塞斯庫和埃列娜下了車。這時，人們都圍在電視機前，剛剛知道齊奧塞斯庫夫婦已經到了他們縣，齊奧塞斯庫就突然出現在他們眼前，人們都幾乎驚呆了。
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夫婦被處決前的照片 走進監察局大樓，齊奧塞斯庫就尋找局長：“局長在哪兒？”監察局總工程師說是去打電話找援助，其實是報告了縣警察局，後又移交給對門的軍事單位，實際上此時，他們已經被捕了。接管國家權力的羅馬尼亞救國陣線領導人有救陣主席兼臨時總統揚·伊利埃斯庫和臨時政府總理彼得·羅曼，還有前第一副總理，後任參議長的伯爾勒迪亞努、前外長科爾內留·曼內斯庫、原羅共理論家布魯坎等人。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捕後，為了儘快終止流血衝突，伊利埃斯庫根據布魯坎的建議，授權國防部第一副部長斯登古雷斯庫成立特別軍事法庭，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特別緊急程式，對齊奧塞斯庫夫婦進行審判。25日中午，斯登古雷斯庫抵達特爾戈維什蒂空軍基地軍營。他部署空降兵把守在空軍基地司令部各個關鍵部門，並命令把駐軍司令部改裝為臨時審判廳，把一間辦公室布置為醫務室。
1989年12月25日是聖誕節。下午1時，羅馬尼亞救國陣線組建的特別軍事法庭在兵營內開始對齊奧塞斯庫夫婦進行審判。審判團由7人組成。齊奧塞斯庫夫婦完全否認這一軍事法庭的合法性，只承認大國民議會、國務委員會和部長會議，並在審判時拒絕回答法官提出的問題。辯護律師問齊奧塞斯庫夫婦是否要求抗訴。被告如提出抗訴，羅馬尼亞最高法院要予以審理，即使駁回抗訴也要一周時間；被告不抗訴，判決便是終審判決，處決立即執行。齊奧塞斯庫對此不予理睬。由救國陣線指派的辯護律師還問齊奧塞斯庫夫人是否有神經病。如果埃列娜說有，那法庭也不能對她進行判決。軍事法庭必須把她送到醫院進行檢查。這種檢查一拖就是好幾個月的時間。但埃列娜說沒有。特別軍事法庭是以下述罪名判處齊奧塞斯庫夫婦死刑的：
一、大量屠殺人民，犧牲者超過6萬名；
二、利用秘密警察來對付人民和國家，損害了國家的力量；
三、在各個城市製造爆炸事件，破壞建築物和公共財產；
四、把國家經濟搞得一團糟；
五、在國外銀行存款超過10億美元，並企圖利用這筆巨款外逃。
被槍決時的齊奧塞斯庫夫婦 當地時間12月26日下午4時，一支3人的行刑隊執行槍決。據外電報導，行刑前，埃列娜曾向行刑士兵喊道：“你們怎能向我們開槍，我曾經那么關懷你們，我是你們的母親。”一個士兵回答說：“不，你不是我們的母親，你是殺死我們母親的兇手。”齊奧塞斯庫拉了拉埃列娜，說：“不要再說了。”這對風雨同舟幾十年的夫婦緊緊擠靠在一起。
槍聲響了，兩名犯人倒在血泊中……
審訊及槍決過程的影片很快在法國及其他歐洲國家流傳，羅馬尼亞的電視台也曾播出。在處決了齊奧塞斯庫夫婦後，羅馬尼亞立即宣布廢除死刑。
齊奧塞斯庫夫婦被處決5天后，二人屍體被秘密埋葬在根恰公墓。此後，羅馬尼亞官方一直未確認二人的墓地所在，而其家屬也因此對所謂墓地拒不承認。在齊奧塞斯庫夫婦唯一在世的兒子瓦倫丁·齊奧塞斯庫及女婿奧普雷安的要求下，羅馬尼亞國家法醫學院於2010年7月21日開啟了二人墓穴並進行開棺驗屍。後經DNA檢測，根恰公墓中的屍體確係齊奧塞斯庫夫婦的屍體。
2001年，被強力部門沒收多年的齊奧塞斯庫家族財產經羅馬尼亞最高法院判決歸還他的兒子和女兒。 齊奧塞斯庫的大兒子瓦倫丁是一個早在“十二月事件”前就已經出名的物理學家了，因此憑藉一己之力足以過上比較富足的生活。他還像年輕時那樣，酷愛足球，是布加勒斯特星隊的追捧者。只要是布加勒斯特星隊的重要比賽，他必定出場。 齊奧塞斯庫的女兒佐婭1990年8月獲釋後，被原單位拒絕接收，只好提前退休。當時由於住房和財產全部被充公，他們夫婦只得四處流浪，在親戚、朋友家裡過一天算一天。隨著政局趨於平靜，他們生活已經基本穩定，但佐婭很少出門。兄妹倆前幾年一直在為自己被國家沒收的財產打官司，最後都打贏了，佐婭在2001年拿回了屬於自己的財產，而瓦倫丁也將很快得到自己過去收藏的不少藝術品。儘管直到今天，佐婭仍然拒絕接受任何記者的採訪，但她的名字卻不斷出現在各種媒體上。原因是，她近幾年一直在尋找父母的安葬之地，為此她甚至把當局告上了法院。儘管大家都認為，齊奧塞斯庫夫婦的墳墓就在根恰公墓，但佐婭並不這么認為，她一次也沒有去那裡掃過墓，她要求當局開棺進行DNA檢查。不過，此事直到佐婭去世都還沒有結果。他們所獲得的遺產總價值不過五萬美元，是齊奧塞斯庫數年為國家服務的報酬。佐婭去世後，齊奧塞斯庫夫婦唯一在世的兒子瓦倫丁和女婿繼續為解開齊奧塞斯庫夫婦墓地之謎奔走。
2008年10月14日，羅馬尼亞議會參眾兩院舉行聯席會議，以97票贊成、13票反對和58票棄權，通過了關於齊奧塞斯庫國外存款的調查報告。調查委員會主席薩賓·庫塔什指出該委員會在成立的兩年內進行了大量調查取證，結果“所有調查證人無一例外地都認為齊奧塞斯庫在國外沒有存款”，究其原因，齊奧塞斯庫當時對自己在國內的領導地位非常有信心，沒有在國外存巨款的理由。羅馬尼亞保守黨議員德拉戈什·杜米特魯甚至在議會發言中指出，齊奧塞斯庫是一個“誠實的人”，與當今那些逍遙法外的“碩鼠”們相比，齊奧塞斯庫不知要“誠實”多少倍。2008年，布加勒斯特抗訴法院終審決定，要求羅馬尼亞國防部出示齊奧塞斯庫夫婦被埋在根恰公墓的證據。經過多年的法庭之爭，齊奧塞斯庫夫婦的家屬不久前終於獲得根恰公墓有關墓地的所有權，這為開館驗屍掃清了障礙。
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墓地 2010年7月21日上午，羅馬尼亞前領導人齊奧塞斯庫及其妻子的遺體從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一個墓地中被挖出，並將經過DNA檢測來確認兩人的身份。
齊奧塞斯庫的女婿奧普蘭稱：“今天，遺體將被挖出，用來取得DNA實驗的樣本。我們必須知道葬在這裡的是不是他們。”當棺蓋打開，人們看到了齊奧塞斯庫被審判和處決時身穿的那件黑色大衣，大衣、特別是褲子膝蓋處布滿槍眼。人們還看到了齊奧塞斯庫那頂標誌性的羊皮帽。
2010年11月3日，據羅馬尼亞天線3電視台報導，羅國家法醫學院DNA檢測結果顯示，布加勒斯特西部根恰公墓兩處墓穴里的確係前總統齊奧塞斯庫夫婦的屍骨。
人物成就
齊奧塞斯庫的軍銜和勛略 齊奧塞斯庫曾榮獲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和“鐮刀和鐵錘”金星獎章（1964年）、三次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英雄稱號和“共和國英雄”金星獎章以及“社會主義勝利”勳章（1971年、1978年、1980年）、“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之星”勳章、“新農業革命英雄”稱號和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勞動勳章、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國防勳章、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軍事服務勳章、羅馬尼亞共和國建立五周年紀念獎章、羅馬尼亞解放35周年紀念獎章。
前蘇聯列寧勳章（1973年、1978年）、十月革命勳章（1983年）、各族人民友誼勳章、“列寧誕辰一百周年”紀念獎章（1970年）、“1941年—1945年偉大衛國戰爭勝利30周年”紀念獎章（1975年）。
一級南斯拉夫之星勳章（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联邦共和國，1966年）、奧地利共和國服務之星最高榮譽勳章（1969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聯邦十字勳章（西德，1971年5月17日）、何塞·馬蒂勳章（古巴，1973年）、義大利共和國大綬帶大十字騎士勳章（義大利，1973年5月21日）、“解放者聖·馬丁”勳章（阿根廷，1974年）、國家南十字星勳章（巴西，1975年）、聖地亞哥騎士大項鍊勳章（葡萄牙，1975年10月14日）、雅典國際金獎（1976年）、“攻打蒙卡達兵營20周年”獎章（古巴，1976年）、最尊貴的巴斯爵級大十字勳章（英國，1978年）、金質獎章（羅馬國際事務研究所，1979年）、大象騎士勳章（丹麥，1980年）、塞拉芬皇家騎士勳章（瑞典，1980年11月4日）、“巴爾幹山脈”勳章（保加利亞，1983年）、皇家聖奧拉夫大十字勳章（挪威）、榮譽軍團勳章（法國）、奧林匹克金質勳章（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1984年）、“卡爾·馬克思”金質勳章（東德，1988年）、國際養蜂人金質獎章（阿德萊德國際養蜂人大會、澳大利亞，1976年）。
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總書記 此外，齊奧塞斯庫還榮獲眾多榮譽博士學位：布加勒斯特大學（1973年）、黎巴嫩大學（1974年）、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1974年）、尤卡坦自治大學（1975年）、索菲亞·安提波利斯·尼斯大學（1975年）、賴比瑞亞大學（1988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1988年）。
1978年1月25日，為慶祝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統兼國務委員會主席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同志的六十歲壽辰和參加革命活動四十五周年，“斯特凡·喬治烏”社會政治經濟教育學院（中央高級黨校）授予他政治學博士稱號，布加勒斯特經濟研究學院授予他經濟學博士稱號。
家庭成員
齊奧塞斯庫在辦公（1980年） 齊奧塞斯庫1946年與埃列娜結婚，育有兩子一女。其夫人埃列娜·齊奧塞斯庫，解放前原是紡織女工，早年參加革命，解放後為化學工程師，長期任中央化學研究所所長。1972年當選為羅共中央委員。1973年根據齊奧塞斯庫關於提拔婦女到領導崗位的建議，埃列娜被選為羅共中央執委，1977年又升為常設局委員，1979年兼任黨政幹部委員會主席，1980年又兼任政府第一副總理，是名副其實的黨和國家二號領袖。長子瓦倫丁是物理學家，長期在物理研究所工作，1989年當選為羅共候補中央委員，結過兩次婚，有一兒一女。女兒佐婭是數學家，丈夫米爾恰·奧普蘭是工程師和布加勒斯特理工大學教授。次子尼庫，長期任羅馬尼亞共青團中央書記，1979年當選為羅共候補中央委員，1982年升為中央委員，1983年任團中央第一書記兼政府青年問題部長，1984年當選為羅共中央候補執委，並任錫比烏縣黨委第一書記兼縣人委會主席，是齊奧塞斯庫內定的接班人。其妻波利亞納·克里斯泰斯庫是社會主義少年先鋒隊的負責人。
在齊奧塞斯庫的九個兄弟姐妹中除大姐尼庫利娜是家庭婦女，一直住在老家。四妹瑪麗亞是電磁專家，曾任布加勒斯特電磁廠工作，五弟弗洛雷亞·齊奧塞斯庫是黨報《火花報》記者，八妹埃琳娜長期在家鄉從事教育工作，先後任校長、學監，老十出生不久即夭折外，從政並身居高位的有四個，長兄馬林·齊奧塞斯庫是經濟學家和外交官，畢業於布加勒斯特經濟研究學院，1974年任羅馬尼亞駐維也納經濟代表。齊的三個弟弟：尼古拉斯·安德魯察·齊奧塞斯庫中將任內務部幹部訓練中心主任，伊利耶·齊奧塞斯庫中將任國防部副部長兼武裝部隊最高政治委員會書記，揚·齊奧塞斯庫任農林科學院院長、國家計委第一副主席（部長級）。齊的妹夫瓦西列·伯爾布列斯庫1974年當選為羅共候補中央委員，1979年升為中央委員，
1982年升任奧爾特縣黨委第一書記兼縣人委會主席，1986年升為主管農業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埃列娜的弟弟格奧爾基·彼特列斯庫是羅共中央執委，先後任部長級國務秘書、政府副總理，另一個娘家親戚巴爾布·彼特列斯庫亦是羅共中央執委，先後任政府副總理、布加勒斯特市黨委第一書記兼市人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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