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時期政治思想
正文
中國統一的封建專制社會重建、發展和鼎盛時期的政治思想。這一時期，秦漢的黃老之學和魏晉的玄學已成過去，代之而起的是勵精圖治的現實政治主張、社會批判思想、儒家的禮治倫理思想和佛、道的宗教思想。背景 隋唐是中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空前發展和繁榮的時期。從隋朝至唐朝前中期的 100多年間,封建社會有了巨大發展。社會政治制度臻於完善,確立了三省六部制、科舉制，社會經濟文化出現了空前的繁榮。唐朝中期以後，封建統治從發展的頂峰下跌，封建社會開始向後期轉變。
581年,隋文帝楊堅重建統一的封建專制國家，並採取積極措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隋煬帝楊廣改革措施過快，貴族利益被剝奪，世家大族皆反，使繁榮一時的隋王朝二世而亡。唐朝的建立者李世民等人，目睹了隋朝的覆滅，從隋末軍閥混戰中看到了世家大族和民眾“載舟覆舟”的巨大力量，因而採取了一系列現實政策，實現了“貞觀之治”，使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進入了鼎盛階段。但在繁榮發展的背後也潛伏著危機。安史之亂後，唐朝的國勢日漸衰敗，政治黑暗，君主沉迷酒色，昏庸無度，藩鎮割據，戰亂不已，民不聊生，終於在黃巢起義的打擊下分崩離析，陷入五代十國的混亂局面。隋唐政治制度的發展與完善，經濟文化的繁榮昌盛，各階級、階層和利益集團的衝突，大規模農民起義的爆發，推動著社會的前進，也促進了政治思想的發展。
基本內容 唐朝前中期，以唐太宗李世民和諫臣魏徵為代表的一大批有作為的政治家、思想家，鑒於隋亡的教訓和懾於農民起義的威力，認識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主張重民、順民、與民休息、發展生產，並且能夠求諫納諫，用人唯賢，勵精圖治，形成了一套鞏固封建統治的思想、制度、政策和措施。魏徵還提出了“偃革興文，布德施惠”的治國方略，以及居安思危、防微杜漸的“十思”、“十漸”思想。這種務實、開明的政治主張，支配了唐朝前中期的政治中樞，促成了“貞觀之治”的實現。
唐朝中期以後，柳宗元著文論證了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優於地方割據的分封制，從理論上給藩鎮割據以沉重打擊。他還寫下了大量的政治雜說、寓言和小品文，深刻地剖析了社會的某些黑暗面。陸贄勇於指陳弊政，揭露兩稅法實行後的各種積弊，主張廢除苛斂，建議積穀邊境，改進防務。稍後，杜牧寫出《罪言》，皇甫湜提出《對策》，劉論“對策”，指斥宦官專權，藩鎮跋扈，任人唯親，剝削殘酷，抨擊朝政尤為痛切。唐末的譚峭、羅隱等紛紛著書立說，痛斥弊政，攻擊專制君主。唐末佚名著作《無能子》尖銳地批判和抨擊了君主專制，主張無君社會。這股社會批判思潮，有力地揭露和鞭撻了晚唐的腐敗政治。
隋唐時期，封建統治者一般都利用儒學、佛教、道教作為統治人民的思想武器。隋時，由於國家統一，南北儒學逐漸合流。王通弘揚儒學，提倡禮治、王道和仁義道德。唐朝尊孔丘、顏淵為“先聖”、“先師”，並考訂、注修五經，頒行天下，明令誦讀。科舉考試以儒家經典為依據，士大夫們有所議論，一般都不敢違背儒經。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得到重新確立和加強。這個時期的儒學比較重視經義的宣傳，尤其重禮，以維護尊卑有序、禮讓不爭的封建統治秩序。佛教和道教在隋唐時期有了新的發展。佛、道的流行，成為社會文化繁榮的景象之一，也是複雜的社會矛盾和險惡的政治鬥爭的產物。佛、道的傳播，引起了篤信儒學的士大夫們的激烈反對。韓愈提出儒學“道統觀”，開展反對佛、道的鬥爭。儒、道、佛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有排斥，也有滲透。佛教吸收了儒家的經義，道說無名，佛說性空，都有相通的地方。唐朝後期，以儒學為主幹，儒、道、佛逐漸滲透合流，後發展成宋代的理學，成為更加完備的封建統治思想。
影響 隋唐時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巨大發展的盛況。因時制宜、現實性、務實型和開明度，是它的顯著特徵。在思想文化領域內，以儒家思想為主幹，儒、道、佛逐漸滲透合流，則是它的又一特點。這種封建盛世的統治思想，在當時發揮了重大作用，也為後世進步的政治家、思想家所稱道和效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