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錢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法國漢學家，把《孫子兵法》介紹到歐洲的第一人，入華耶穌會士中最後一位大漢學家。
生平簡歷
錢德明，字若瑟，1718年出生於法國土倫（Toulon），1737年9月27日在阿維尼翁進入耶穌會修道院，1749年12月29日從洛里昂乘船出發赴華。抵澳門時，乾隆帝已風聞錢神父的學識，諭令進京。1750年7月27日到達廣州，1751年8月22日晉京，1761年任法國在華傳教區的司庫，1779年11月18日出任法國在華傳教區會長，1793年10月9日死於北京。他長期供職朝廷，在宮廷中教授西學，居留北京43年，為耶穌會中國傳教團最後一任會長。
錢德明神父明朝萬曆到清朝乾隆200餘年間，有數名來自歐洲的耶穌會士在中國活動，此為基督教第三次傳入中國。入華耶穌會士中，精英多集中於京城，遂成為一個十分特殊的文化群體，他們的活動，揭開序幕者是聲名顯赫的利瑪竇（Matteo Ricci），而結束全劇的主角則是錢德明。錢德明在華期間,耶穌會的活動因為清政府和羅馬教廷之間的禮儀之爭而處於低谷狀態,1775年又遭遇被教廷解散的厄運。儘管錢德明多方努力,也未能實現復興耶穌會的願望。因此在傳播福音方面,錢德明無疑是一個失敗者,以悲劇的形式結束了耶穌會士在華傳教的歷史。在留住北京的歲月里，錢德明受到時勢制限，似乎沒能把傳教當成主業，反而使得他有時間下苦功夫學習滿文、漢文，鑽研中國的傳統文化，終於成了聲名卓著的漢學家、有名的中國通，致力於向歐洲介紹傳播中國的歷史、文化、科學。從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來看,錢德明繼承利瑪竇等前輩的事業,為會士們的文化活動畫上了比較圓滿的句號。
中國通
錢德明曾在法國受過良好教育，來華後又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對中國文化的研究上，他能用漢文、法文以及滿文、蒙文等文字著書立說，是一位罕見的多才多藝的傳教士漢學家。
著作
在京居住40多年中，他先後出版了多部介紹中國文化和歷史的譯著，如《中國兵法》、《孔子傳》、《中國音樂古今記》、《中國藥物》、《滿文文典》、《唐代簡史》、《漢滿蒙藏法五國文字字彙》、《中國歷代帝王紀年》等，熱心將中國文化向歐洲傳播。除此之外，還撰有《中國古今音樂考》等。
傳播《孫子》
提起《孫子》十三篇（也即是人們常說的《孫子兵法》），中國人可以說無人不曉，能講出一些它和古代著名戰爭的關係，能講出不少古代軍事家學習運用它的故事。這是國內的一方面。談起在國外的影響。不少人都能講出日本從唐代起就學《孫子》、研究《孫子》，法國的拿破崙在戰爭中經常披閱，德皇威廉二世曾嘆息“可惜遲看到了二十年”，等等。那么，歐洲人是怎樣知道、認識《孫子》的呢？這就不能不提到法國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錢德明。 他於1772年將譯著《中國兵法》托人帶回法國巴黎出版，書中包括《孫子》《吳子》和《司馬法》，把中國著名的七部兵法（另外四部是《六韜》《黃石公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介紹了三部，這在當時實在是了不起的，也為後來的俄國人、德國人、英國人相繼翻譯出版《孫子兵法》開創了歷史先河。
現在傳播於世界各地的《孫子兵法》除了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之外，還有朝鮮文、西班牙文、捷克文、緬甸文、希伯萊文、羅馬尼亞文、泰文、義大利文、荷蘭文、阿拉伯文，等等，不僅譯文較之過去更加準確，還有史料引證、戰例分析、評論，但是，當談起《孫子》的翻譯出版時，人們還是以極其推崇的態度提及錢德明譯本，因為他畢竟是第一個讓歐洲知道中國《孫子兵法》的人，為後來人的翻譯提供了寶貴的史料，特別是他的考據、旁徵博引，仍然是參閱的重要資料。
中國古今音樂考
錢德明頗具音樂天分，擅長吹奏橫笛、彈羽管鍵琴，1751年進京後秉承利瑪竇等前輩耶穌會士的“學術傳教”路線，將音樂作為他與中國士人聯繫的紐帶。他的音樂造詣很高，除了熟悉西方音樂理論，更擅於演奏鍵盤樂器和吹奏長笛，多次為皇室演奏。
1751年進京後秉承利瑪竇（Matteo Ricci）等前輩耶穌會士的“學術傳教”路線,將音樂作為他與中國士人聯繫的紐帶。在與宮廷權貴和上層文人的交往中,他意識到中西音樂之間的巨大差異——“你們的音樂不適於我們的耳朵,我們的音樂也不適於你們的耳朵,你們不能像你們感覺你們最美麗的作品一樣感覺我們認為最美麗的作品”,於是萌發了研究、介紹中國古代音樂及其樂理的強烈願望。
1754年,錢德明將康熙年間文淵閣大學士李光地所撰《古樂經傳》一書譯為法文,並將譯稿連同中文原本一起寄往法國。《古樂經傳》西傳後並沒有得到充分利用,法文譯稿不僅始終沒有出版,還遭到當時法國音樂界的幾位著名人士如拉莫（dean-Phijippe Rameau）、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魯西埃（Pierre Joseph Roussier）修道院長的嚴重曲解和篡改,最後竟然不翼而飛;中文原本則深藏皇家文庫,一直無人問津,不失為中西音樂交流史上的一大缺憾。1774年,即《古樂經傳》西傳20年後,法國皇家文庫圖書管理員比尼翁(Bignon)先生將魯西埃修道院長的著作《論古人的音樂》寄給錢德明。錢德明從該書中得知《古樂經傳》譯稿已被篡改得面目全非。於是,他在一名中國文人的幫助下撰寫了《中國古今音樂考》（Mdmoire sur la musiquedes ChiNois tant anciens que modernes）。錢德明在前言中表達了他的寫作宗旨:“我希望通過我這部對中國音樂介紹的著作,使這些人能夠得出對中國音樂的正確評價。”該書於1776年完成,1779年在巴黎出版,1780年又被收入Mg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les sciences,les arts,les moeus,les usages,etc.des Chi-nois,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ekin（《北京傳教士關於中國歷史、科學、藝術、風俗、習慣的論文集》）第6卷。
《中國古今音樂考》主要參考李光地的《古樂經傳》和明宗室鄭恭王厚烷之子朱載堉的《律呂精義》寫成,全書除前言外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按照中國傳統分類法介紹八類中國樂器,即“八音”——革、石、金、土、絲、木、竹、匏,代表樂器分別為鼓、磬、鍾、塤、琴、敔、管子和笙。書中對每種樂器的歷史、製作和用法都有詳細說明,並附大量圖例,是西方最早具有音樂圖像學意義的中國樂器介紹。第二部分探討中國律學理論,涉及中國傳統的三分損益律及生律方法、中國管律的長度和口徑的數據、朱載堉創立的十二平均律理論等,並特別指出歐洲當時流行的十二律是朱載堉的研究成果。第三部分論述中國音樂的“調”,即調式理論,還收錄了三節《先祖頌》,即中國祭祀儀式中讚頌祖先榮耀的歌曲,並附五線譜曲譜。
錢德明之前來華的耶穌會士著作中也有一些對中國音樂的零星記載,但多半持否定態度,如利瑪竇就在其名著《中國札記》中寫道:“中國音樂的全部藝術似乎只在於產生一些單調的節拍,因為他們一點不懂把不同的音符組合起來以產生變奏與和聲。然而他們自己非常誇耀他們的音樂,但對外國人來說,它卻只是嘈雜刺耳而已。”錢德明的《中國古今音樂考》卻對中國音樂作出積極的評價,同樣是和聲問題,錢德明表達了與利瑪竇截然不同的觀點:“假如有人直截了當地問我中國人是否早就具有了關於和聲的概念,我敢十分肯定地說,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早通曉和聲學的民族,他們最廣泛地吸取了這門科學的精華。那么有人又要問他們是如何吸取這門科學的精華的,我這樣回答,他們的和聲學是包括在一個總括萬物的“和弦”中的,它存在於物質力量之間、精神力量之間、政治力量之間,存在於構成其宗教信仰與政府機構的一切無形的事物之間。所謂聲音的科學只不過是對於這一總括萬物的和弦的展現形式。
錢德明還反覆強調中國音樂體系的獨創性及其在世界音樂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早在畢達哥拉斯之前,早在埃及的祭司制度確立之前,更不用說早在墨科利神出現之前,在東方中國,人們就已經意識到了將八度分為十二個半音的問題,中國人稱之為‘十二律’。”“在古老的中國,伶倫已經創造出了令人嘆為觀止、精彩無比的音樂,並不見得遜色於——其實是完全可以與赫爾墨斯神、恩弗伊神相媲美的。中國哲學音樂家用他們的琴和瑟再加上磬,用他們樂律千古不衰的方法能夠使最為兇悍的野獸為之馴服,使那些常常比猛禽還要兇殘的人變得溫良恭儉讓。”“中國人是這些大才子們所探索研究的音樂體系的真正創始人……這一體系問世之日便是他們部落製成立之時——也就是說至少在公元前2637年。”
影響
《中國古今音樂考》是向西方人系統介紹中國音樂的開山之作,可以躋身子第一批採用西方治學方法研究非西方音樂的著作創列。由於錢德明並非職業音樂家,書中還存在諸如音樂術語使用不當、對漢文典籍解釋不夠確切等缺陷,但它卻向歐洲人展示了中國特有的音樂體系,自刊印以來一直是西方中國音樂研究者的必讀文獻,被譽為中西音樂交流史上的一頁“重大資源”。正如法籍華裔漢學家陳艷霞所說的那樣,“錢德明神父有關中國人音樂的著作在18世紀下半葉就如同滿月一般閃爍光芒。與它相比,這一時代的其它著作僅僅如同一閃即逝的小流星一般,沒有產生過多大影響。”直到18世紀末,法國研究中國音樂的一些主要著作都不同程度地引自《中國古今音樂考》。
1780年,即《中國古今音樂考》出版次年,拉莫的學生、法國作曲家德拉博爾德(Jean-Benjamin de La Borde)就在其著作《論古代和現代的音樂》第1卷“論中國現代樂器”部分轉載了《中國古今音樂考》中的相關內容。1785年,格魯賢（jean-Bap-tiste Grosier）修道院長在所著《中華帝國志》中也引用了《中國古 今音樂考》前言和第一部分的大量文字。1791年,法國詩人、評論家甘格納（Pierre-Louis Ginguene）在其《入門百科全書》第1卷中寫了一條很長的有關中國音樂的辭條,標題為《中國人的音樂》。在該條目的第一部分,甘格納對《中國古今音樂考》作了長篇綜述,並在其後轉引了收錄於《中國古今音樂考》中的《先祖頌》。上述作者在引征錢德明作品的同時,也對他提出的中國音樂是一個獨立、完整的音樂體系的觀點表示贊同:“這位滿腹經綸的傳教士由此而在其珍貴的《中國古今音樂考》中得出結論認為,希臘人和埃及人從比他們更古老的中國人中汲取了科學和藝術的內容。他斷言這一真理是由一系列的證據向他證明的……習慣於遠足世界的埃及人很可能,甚至是肯定利用了中國人的知識,而不會是幾乎從不離其國土一步的中國人從埃及人那裡學習其科學和藝術。”“錢德明神父所斷言的真理,只在那些不用心傾聽他的說教,或從不試圖深入了解其論斷的人眼中看來,才是奇談怪論。我們對他獲得如此富有見地的研究成果,以及為我們所作的非常清楚而又極富判斷力的介紹所花費的心血,表示衷心的感謝。”“中國人的音樂體系是他們自己獨創的,與其他東方民族的音樂體系沒有任何關係。他們與埃及人和古希臘人的音樂體系具有同樣的優越性。甚至據某些學者認為,埃及和希臘也借鑑了中國的音樂體系以及中國藝術中的許多其他內容。”
《中國學者傳記》英文版《中國古今音樂考》的影響還波及到歐洲其它國家。英國史學家溫特博瑟姆(W.Winterbotham)在其《中華帝國的歷史、地理和哲學觀》（1796）中曾引用了《中國古今音樂考》中的大段文字,並對書中的內容表示完全贊同;現代音樂學創始者之一、德國人福克爾(johann Nicholaus Forkel)在《1784年德意志音樂年鑑》中也對該書作了一番概述;在西班牙,還曾有人提出全文翻譯錢德明一書的計畫,遺憾的是,該譯本並未出版問世。
錢德明以《中國古今音樂考》和其它著述為中樂西傳作出的巨大貢獻,足以使他在中西音樂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享譽國際的學術大家
國際著名出版發行公司“General Books LLC”於2010年5月編輯出版了《中國學者傳記》（英文版）。漢學家錢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民族學家黃現璠（Huang Xianfan）、經濟學家張風波（Fengho Zhang）、國學家余英時（Yu Ying-Shih）、科學家路甬祥（Lu Yongxiang）、《淮南子》作者劉安（Liu An）、經濟學家林毅夫（Justin Yifu Lin）等一批為世界學術研究作出卓越貢獻的享譽國際的學術大家（按書封面英文名和收入內容先後順序排名）被精選入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