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同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後赴法勤工儉學。
1926年後任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四屆中央監察委員，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國民黨政府實業部政務次長，川康綏靖公署秘書長。抗日戰爭時期，在重慶主持東方文化協會。
1945年參與發起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任中央常委兼秘書長。
1948年參與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任中央常委。致力於反蔣民主運動，後在上海做策反工作。
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建國後，歷任政務院政務委員、副秘書長，民革第二屆中央常委。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副秘書長。
1949年12月－1950年6月曾任國務院參事室主任。
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
1923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出席了1924年、1926年、1931年國民黨第一、二、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三次代表大會後，當選為中央監督委員、國民黨政府實業部次長.
1926年後任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四屆中央監察委員，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國民黨政府實業部政務次長，川康綏靖公署秘書長。抗日戰爭時期，在重慶主持東方文化協會。
1933年率團前往英、法、德、意等考察。
1937年冬，郭春濤在重慶組織“東方文化協會”，旨在喚起東方各國人民共同抗日，並將其弟松濤、子志堅送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參加解放區革命工作。
1945年參與發起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任中央常委兼秘書長。
1948年參與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任中央常委。並先後成功地策動國民黨“重慶號”等軍艦倒戈起義。
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建國後，歷任政務院政務委員、副秘書長，民革第二屆中央常委。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副秘書長。
1949年12月－1950年6月曾任國務院參事室主任。
1950年在北京病逝，時年55歲。
參與革命
青年時期
1919年，正在北京大學讀書的郭春濤受到李大釗、毛澤東的影響，參加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和五四運動。在此期間，他曾擔任北京晨報文學副刊的編輯和撰稿人。他與蔡和森、李富春、王若飛、李維漢等人結伴赴法勤工儉學。1920年，赴法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在法國建立了支部，又成立“工學世界社”。蔡和森任會長，郭春濤任秘書長。1921年郭春濤和蔡和森聯名寫了《論中國革命的道路》等文章。周恩來見郭春濤文思敏捷，文筆流暢，稱讚郭與蔡為“湖南才子”。這年9月，北洋政府駐法使館發現留法學生有反政府傾向，決定停發生活補助費。留法學生向駐法使館表示抗議，要求“生存權”和“求學權”。為達目的，蔡和森、李立三、趙世炎等人組織了100多人的“先發隊”進駐里昂中法大學。學生的抗爭雖然取得了中方、法方社會各界的廣泛同情，隨後又爭取到了補發生活費的勝利，但也因此激發了法國當局處置這批進步學生，郭春濤和蔡和森、陳毅、向警予等104名學生被法方武裝押送出境，遣回中國。
參加國民革命
1924年，郭春濤追隨孫中山參加國民革命，曾是孫中山主持召開的國民黨“一大”代表。他堅定執行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參加北伐。蔣介石叛變革命後，郭春濤毅然加入了聯共反蔣的民主陣營。1938年周恩來到重慶，成立了一個以周恩來、董必武為首，有張瀾、郭春濤等人參加的“九人團”，聯合社會各界力量，實現聯合抗日。1939年，周恩來又指示王炳南（中共地下黨員）配合郭春濤組織成立“東方文化協會”，于右任為會長，覃振為副會長，郭春濤為常務理事兼秘書長。協會成立後，郭春濤四處奔走，聯絡、團結了東方各國各民族的文化界人士，如日本反戰同盟，越南、印度、泰國等代表，組成廣泛的國際抗日統一戰線，同時配合中共在重慶開展地下革命活動。1941年夏，王崑崙、郭春濤等人在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的幫助下，建立了“中國民主革命同盟”，這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統一戰線性質的秘密政治團體。1945年10月，在重慶又成立了以團結國民黨民主派，反對蔣介石獨裁為目的的“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陳銘樞被選為主席，郭春濤被選為常委兼秘書長。郭春濤的家就是“民聯”的秘密機關所在地。革命勝利的前夜，
1948年元月，在中共的支持和鼓勵下，在香港成立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宋慶齡為名譽主席，李濟深為執行主席，何香凝、郭春濤等16人當選為中央常委，郭春濤還擔任民革中央政治委員會副主席。
墓碑周恩來在郭春濤追悼會上致悼詞中提到“郭春濤在解放戰爭期間，上海解放前對地下策反工作貢獻頗大。”1946年6月，國民黨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協定，悍然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此時，為了加強對國民黨統治區人民運動的領導，1946年12月，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由周恩來兼任部長，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運動更加廣泛和深入地發展起來。此時，“民聯”中央地下機關隨郭春濤轉到南京，後又轉到上海。郭春濤在周恩來的指示下，先後配合中共策反了川軍潘文華、劉文輝，湘軍程潛、陳明仁，浙江省政府主席陳儀，國民政府駐澳大利亞大使駱介子、國民政府委員邵力子，海軍重慶號起義等。國民黨當局曾一度把郭誤認為是“中共上海地下市長”，以20萬美金的高價緝捕郭春濤。為了革命的勝利，郭春濤先後把弟弟和長子送到解放區，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在虎穴中機智地與敵人周鏇。
1949年5月14日，由於叛徒出賣，郭春濤之妻秦德君被捕，郭春濤則幸免於難。全國解放後，郭春濤擔任政務院副秘書長、政務院參事室主任、第一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令人扼腕的是，正躊躇滿志準備投身於新中國建設的郭春濤卻因積勞成疾，於1950年6月30日病逝。
黨外布爾什維克
郭春濤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與共產黨人長期並肩戰鬥過的他，早就堅信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他曾多次向他的朋友和戰友周恩來同志提出過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周恩來經過反覆考慮，深情地對郭春濤說，你在黨外比在黨內的作用更大，還是做一個黨外布爾什維克吧！郭春濤接受了周恩來的這一意見，一直在共產黨的支持下，從事著民主黨派的領導工作，為黨的統戰事業默默地貢獻了一生。
人物軼事
1940年，周恩來介紹蘇聯駐中國使館武官羅申找郭春濤，請郭幫助了解中國國際反法西斯活動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階層和各黨派的動態。郭春濤多方努力搜取，為羅申送去了不少情報。1941年春，蔣介石在重慶接見德國駐華大使，德使表示出希特勒要拉攏蔣的意圖。之後，奧國總理來中國訪問，也向蔣透露德國將以“閃電戰”襲擊蘇聯。郭春濤獲悉這一重要情報，立即通報給羅申。
1928年，郭春濤等在上海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總部，奉汪精衛為領袖，主要針對蔣介石在其黨內的獨裁。“改組派”提出“改組國民黨”的政治口號，主張提升黨權，嚴密黨的組織，森嚴黨的紀律，實行黨的民主化民眾化，恢復農民、工人、商民運動，反對蔣介石新軍閥.上世紀初，郭春濤在湖南長沙一中讀書並任學生會主席，毛澤東則在長沙師範任學生會主席，都是一代青年才俊。以後，郭到北京求學時，毛已在北大圖書館暫居，1919年，郭與蔡和森、李富春、李維漢、王若飛、蔡暢等一批青年同赴法國勤工儉學。行前，他們在長辛店辦了留法預備班，由李大釗、楊昌濟來講課。結業時，名單中卻沒有了毛澤東。據說郭曾問毛為什麼不去留法？毛答“你們去法國留學，我立志在中國紮根！” 1920年，旅歐學生在法國建立新民學會旅歐支部，蔡和森為社長，郭春濤為秘書長。郭春濤還和蔡和森聯名寫了《論中國革命的道路》，先後在法國和中國發表。
郭的生平中始終與中共若離若即：“4·12”政變時，郭曾在馮玉祥的軍隊里營救和保護了鄧小平。1938年在“陪都”重慶，郭與張瀾、郭春濤等人皆為著名民主人士，並成立有中共背景的“民聯”（“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1948年，郭成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即今日之“民革”）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委員會副主席。1949年，郭還直接參與了與上海解放和湖南解放有關的策反活動。
人物評價
追求真理,矢志不渝 反蔣抗日,義無反顧
虎穴策反,出生入死 共商國是,殫精竭慮
相關資料
北大高才 “ 五四 ”闖將
1918年，郭春濤和湖南同學24人，先後來到北京求學。郭春濤與同鄉好友何孟雄（中共一大代表）同時考上了北京大學。在成立湖南同學會時，郭春濤被選為同學會的主席。此時正值新文化運動，李大釗是北大圖書館館長、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李大釗經常提一些指導性意見委託毛澤東傳達給郭春濤和湖南同學會。
郭春濤在自由民主的北大，受到李大釗、楊懷中等著名教授的啟發教育，吸取了新思想新知識的滋養，成長進步很快。同年5月，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詳盡的闡述。這給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國進步青年帶來了希望。郭春濤更是如獲至寶，在李大釗的指引下，他加入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成為馬克思主義堅定追隨者。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一方召開巴黎和會。中國作為戰勝國本應收復自己的領土，而巴黎和會卻將德國原在華勢力範圍青島劃歸日本。北洋政府也竟然準備“同意”。5月3日，中國外交失敗的訊息在報上公布。飽受外國侵略壓迫的中國人義憤填膺，一場偉大愛國運動終於爆發。
5月3日晚上，北大學生和各校代表在北大召開大會，郭春濤、何孟雄出席。在聽了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的經過後，整個禮堂里響起了嗚咽聲，與會者莫不捶胸頓足。謝敏同學“刷”地一聲撕下衣襟，當場咬破中指，在上面寫下“還我青島”幾個鮮血斑斑的大字，會場群情激昂，氣氛悲壯。會議一致通過：通電全國，聯合各界一致行動，誓死力爭，嚴懲賣國賊。並決定次日聯合北京各校學生舉行遊行示威。郭春濤、鄧中夏、何孟雄等人隨即連夜書寫標語、起草宣言等，熬了整整一個通宵。
5月4日下午1時，北京大學，高等師範（北師大的前身）等14個學校的學生3000多人紛紛來到了天安門廣場，郭春濤和何孟雄等與同學們一起，手拿寫著“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堅決反對在和約上籤字”的各色各樣的旗幟標語，呼喊口號，向周圍的民眾散發傳單。北洋軍閥政府命令解散學生隊伍。學生們憤怒極了，高呼“打倒賣國賊”。隨後，遊行隊伍浩浩蕩蕩地前往東交民巷使館區示威。
在東交民巷，遊行隊伍受到列強巡捕和反動軍警的阻攔，因此轉向趙家樓胡同，衝破二百多名警察的守衛，衝進曹汝霖住宅。曹汝霖從後門溜走，學生們痛打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並火燒趙家樓。北洋軍閥政府派出大量軍警共逮捕學生市民32人。
為援救被捕同學，5月5日上午，北京大學召開了學生大會，蔡元培校長親臨會場，決定成立北京大學幹事會。郭春濤、何孟雄自告奮勇報名參加了北京大學幹事會交際的工作。同日，北京各高等院校同時罷課。5月6日，北京學生聯合會成立，郭春濤滿腔熱情和同學一起組成“救國十人團”。他們深入到北京的各條大街小巷胡同弄里，向市民宣傳講演，講到激動之處，許多人聲淚俱下。學生們的正義鬥爭得到了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支持。5月7日，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漢、長沙、廣州、重慶等地學生都在這一天舉行了大規模的集會和遊行示威，反帝愛國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傳播開來。全國上下同仇敵愾一致聲討，北洋軍閥政府被迫全部釋放被捕學生。
5月19日，軍閥政府以為風潮已過，下令為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辯護，並傳訊被釋放的學生，追究5月4日行動的主使人。反動政府的鎮壓，激起了青年學生更大的義憤，鬥爭也更加尖銳。
6月3日，北京數以千計的學生湧向街道，開展大規模的宣傳活動。郭春濤、何孟雄和北大同學外出演說，被逮捕關押於改做臨時監獄的北大三院。大批軍警駐紮在學校附近，白色恐怖籠罩著北大。但是皮鞭、警棍、刺刀和監牢沒有使愛國學生屈服，反而更增強了他們反帝愛國的鬥志。
由於，被反動軍警逮捕的進步學生達170多人，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20多個省份的150多個大中小城市，以工人階級為主力的各界民眾掀起愛國浪潮。“五四運動”轉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運動的中心從北京移到上海。運動的主力，也由青年知識分子擴大為工人階級。
在全國人民的強大壓力下，北洋軍閥政府不得不於6月5日釋放了郭春濤等被捕學生。並於6月10日罷免了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3個賣國賊的職務。9月23日，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籤字，“五四運動”取得了重大勝利。
助馮北伐 反蔣救鄧
1926年7月，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廣東國民政府決定打倒喪權辱國的北洋軍閥政府，開始北伐。9月，馮玉祥與于右任、鄧寶珊在陝西五原組建西北國民軍聯軍，誓師參加北伐。中國國民黨中央選派郭春濤擔任西北國民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兼組織處處長，輔佐馮玉祥統理軍政。此後，郭春濤還先後擔任過西北政治委員會委員、豫陝甘農工生活改良委員會主席、總司令部特別黨部委員、河南省黨部指導委員、中央政治會議開封政治分會委員等職務。
1927年4月底，武漢國民政府將馮玉祥所指揮的部隊編為國民革命第2集團軍。廣東北伐軍進入河南，馮玉祥出師潼關，兩軍會師中原。
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和工農運動的高漲，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屠殺共產黨員和工農民眾，建立南京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分庭抗禮。郭春濤旗幟鮮明地參加了武漢國民黨左派人士的活動，擁護共產黨的主張。
武漢國民政府宣布東征討蔣，派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到陝西潼關做拉馮反蔣的工作。而馮玉祥由於對蔣介石反革命面目缺乏認識，頒令不準從事反蔣活動。在歡迎鄧演達到來的會上，鄧發表震撼人心的演說，揭露了蔣介石背叛革命的反動面目，並帶頭高呼“打倒新軍閥蔣介石”，贏得與會者此起彼伏的熱烈回響。這一情景大大出乎馮玉祥的意料之外，氣得臉色都變了，但礙於總政治部主任的面子沒有發作。
口號剛一停息，會場的後排走出了一個穿著灰色軍裝、個子不高的青年，高高地揮舞著拳頭，連喊三聲“打倒蔣介石！”這位熱血青年，正是受中共派遣到馮玉祥部隊從事政治工作的鄧小平。馮玉祥無法容忍部屬這種行為，立刻宣布散會，並授意軍法處以破壞軍紀罪將鄧小平逮捕囚禁。這時，郭春濤走上前欲辯解，馮玉祥嚴厲地說：“誰要打倒蔣介石，是他的自由，我不能幹涉，但在我這裡，穿二尺半的，就不準喊打倒蔣某人。”
郭春濤與鄧小平曾先後赴法勤工儉學，素來欽佩小平同志的才智、膽識。深夜，郭春濤夜不能寐，他披衣下床找到國民軍第2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劉伯堅，共同商量聯手營救鄧小平同志的辦法，決定利用馮玉祥信任劉伯堅的人際關係，由劉出面勸馮。
次日清晨，劉伯堅來到馮玉祥家裡，他對馮玉祥說：“昨天被軍法處抓起來的那位青年是應您請求，由中共派來的政治工作幹部，早在蘇聯學習時，就是您女公子馮弗能的同學，這樣做恐怕影響國共合作，女公子也會有意見；再則在那天會上他高呼打倒蔣介石的口號完全出於他對鄧演達主任講話的擁護，對蔣介石背叛國共合作的憎恨；三則在昨天大會上帶頭喊口號的是鄧演達先生，如果他知道了，也可能不好交代。”馮玉祥覺得這些話有道理，於是便命令釋放了囚禁一天的鄧小平。誰也沒有想到，就是這位矮個子，日後竟然成長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宏偉事業的擎天砥柱。
1927年6月，郭春濤升任國民軍第2集團軍政治部主任。
1928年11月，郭春濤參加了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發起的“護黨救國”運動。1930年8月7日在北平召開了國民黨擴大會議第一次正式會議，初步形成了馮、汪、閻聯合反蔣陣線。但由於改組派成分複雜，各行其是，反蔣軍事行動遭到挫折，成員紛紛瓦解。
權威史料
在中國革命的長河中，有一位長期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親密朋友，他就是被周恩來譽為“黨外布爾什維克”的郭春濤先生。他一生致力於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與背叛孫中山的蔣介石開展了毫不妥協的鬥爭；他出生入死，戰鬥在我黨的隱蔽戰線上，並以高超的智慧和驚人的膽略，為協助中國共產黨獲取情報，營救革命同志，策反瓦解敵軍譜寫了一篇篇驚險而富有傳奇色彩的壯麗篇章，從而為中國的解放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進入國民黨高層
郭春濤，1898年4月出生於湖南省炎陵縣（原酃縣）水口鎮水西村的一個農民家庭。1916年春，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學，在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中，他結識了毛澤東、蔡和森、李維漢等同學。1919年春，他又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在參加五四愛國運動中，他被捕入獄，出於全國人民的強大壓力，北洋軍閥政府釋放了被捕學生。郭春濤隨後加入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9月，他與蔡和森、李維漢、李富春、王若飛等遠渡西歐，赴法勤工儉學，從此與周恩來成為莫逆之交。
1920年8月，他和蔡和森聯名撰寫了“論中國革命的道路”一文，主張只有馬列主義才能救中國。文章在國內新民學會主辦的刊物上發表後，在學生中產生強烈反響。10月13日，郭春濤、蔡和森等參加學生運動被法國政府加上“擾亂治安”“從事布爾什維克活動”的罪名，驅逐出境，遣送回國。在廣州，郭春濤、蔡和森、李立三等20多名學生受到孫中山接見。孫中山關於中國革命必須改弦易轍、國民黨必須改組、歡迎國共合作，吸收更多青年革命者參加的一番講話，對郭春濤產生了極大影響。他立志跟隨孫中山，投身國民革命，這成為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轉折。
1923年6月，國共實現合作，已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的郭春濤以個人名義加入了中國國民黨，次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郭春濤作為北京代表參加了這次大會，並在會後協同李大釗創建了中國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被選為執行委員。1925年春，郭春濤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從此進入國民黨高級階層。由於他淵博的學識、非凡的工作能力和對孫中山的忠實信仰，因而隨後繼續當選為國民黨第三屆、第四屆中央委員。
1937年冬，日軍威逼南京，蔣介石下令放棄南京，將十七軍撤至武漢。國民黨中央黨政機關和部隊撤退時，時任七戰區陣地委員會主席的郭春濤來到長江碼頭視察，只見國民黨政府在用大批船艦搶運小轎車，數以萬計的難民只能站在岸邊翹首觀望。郭春濤勃然大怒，當即下令停止裝運小車，讓難民上船。海軍艦長拿出軍事委員會的命令進行要挾，郭春濤嗤之以鼻，將“命令”撕得粉碎，並義正詞嚴地對艦長說：“人命關天的大事，所有船艦必須首先搶運難民！”並下令隨自己來的所屬部隊繳了海軍護船隊的槍枝，把已裝上艦上的小車全部推入江中，組織難民上船，從而使兩萬多民眾得以安全轉移。海軍艦長苦苦哀求：“我們怎樣向上司交代！”郭春濤厲聲回答：“你回去告訴蔣介石，是我郭春濤的命令！”蔣介石聽完海軍艦長報告，氣得暴跳如雷。
1938年10月，國民黨政府遷至重慶。此時，中共中央派周恩來為駐重慶代表團團長，郭春濤與周恩來重新取得了聯繫。從此，在周恩來的領導下，郭春濤協助中國共產黨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統戰工作和情報工作。
抗日戰爭結束後，國民黨還都南京，郭春濤經南京到達上海，根據周恩來指示開始了長達3年的隱蔽戰線鬥爭。
架設永不消失的電台
1946年，內戰爆發後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大批共產黨員和愛國民主人士慘遭屠殺，中共和“民盟”被迫轉入地下，“民聯”中央主席指定郭春濤為“民聯”中央與中共的聯繫人，周恩來也指派新華日報總編吳克堅與郭春濤建立固定聯繫，並指示由郭春濤、吳克堅、徐士可等人組成一個秘密情報系統，通過吳克堅負責的電台，溝通郭春濤與周恩來的秘密聯繫。但電台設在什麼地方最為安全，是一項至關重要、必須慎之又慎的事情。經過周密考慮，郭春濤認為最危險的地方便是最安全的地方，他想到了時任上海警備司令部司令的楊虎。郭春濤為什麼會想到楊虎，這裡面還有一段微妙的經歷。
楊虎，人稱“楊家猛虎”，安徽寧國人氏，身材魁梧，腰圓膀粗，又會拳腳功夫，早年就是孫中山的貼身馬弁，後被晉升為國民黨第一艘軍艦“肇和號”艦長。後來在東征陳炯明中立有戰功，先後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軍事編制委員會委員長、國民政府參軍處參軍、中央監察院監察委員。抗日戰爭開始不久，郭春濤就注意到這位聲名顯赫的人物。
1939年，國民黨遷都重慶，為配合世界反法西斯鬥爭，郭春濤按照周恩來指示，在共產黨員王炳南的配合下，組織成立了“東方文化協會”，邀請時任國民黨政府監察院院長的于右任和司法院副院長覃振擔任正副會長，郭春濤擔任常務理事兼秘書長，主持日常會務。該協會的宗旨就是把國內外文化界的知識分子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構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當時文化協會一周要開一次例會,為了不引起當局的注意，周恩來指示要經常變換會址。就在變換會址過程中，郭春濤發現住在重慶國府路范莊的楊虎與蔣介石面和心不和，是一位可以爭取的統戰對象。經周恩來同意，郭春濤漸漸接近楊虎。楊虎雖然讀書不多，但很喜歡郭春濤這位學識淵博、風流倜儻的湖南才子，也很敬佩這位連續當選為國民黨第二屆、三屆、四屆中央委員的元老。幾經交往，倆人便混得很熟。後報經周恩來批准，郭春濤與楊虎換了名帖，結拜為兄弟，楊虎年齡稍長，自然成了郭春濤的大哥。1943年郭春濤與秦德君女士結婚，楊虎親自出面，在楊府擺設婚宴。
郭春濤把利用楊虎的關係安置電台的決定及時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表示同意。事後，郭春濤找到楊虎，要求將其“親戚”吳克堅安排到他司令部乾點雜役，楊虎欣然答應。就這樣，吳克堅負責的電台順利設進了上海警備區司令部。在當時血雨腥風的上海，很多共產黨的情報系統被敵發現，情報人員被殺害，可吳克堅負責的電台卻安然無恙，從1946年一直堅持到上海解放。通過這條紅色電波，一大批國民黨的重要情報傳給了周恩來。吳克堅曾回憶說：“郭春濤水平高，政治敏銳，工作主動，膽大心細，善做情報工作，起到了以一當十，甚至以一當百的作用。”
收集敵人內部情報，更是一項十分艱險的工作。郭春濤化名胡君健，通過秦德君二哥的好友，認識了《新蜀報》總經理王伯與，通過他又結交了原國民黨侍從室主任晏道剛。晏道剛是因反蔣而丟掉官職的。經過郭春濤與他的幾次交談，他表示願意協助郭春濤工作，並向郭春濤介紹了他的得意門生、侍從室機要處長江浩東。江浩東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因寫過一篇影射宋美齡的花邊桃色新聞而被監禁8個月，後經審查，此文並無政治目的，才予以釋放留用。他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腐敗極為不滿，郭春濤與他促膝談心，解除了他內心的苦悶與彷徨之感，使江浩東下定決心與郭春濤共同戰鬥。此後，江浩東通過秦德君的好友陳賢慧母女兩人不斷向郭春濤提供重要情報，其中有國民黨保密局在全國各地的重要負責人員組織名冊和活動情況、蔣介石在長江流域的特務組織分布情況、國民黨特務準備搜捕交通大學地下黨及愛國師生的黑名單、國民黨實施暗殺宋慶齡的命令等。
策反江陰炮台
江陰炮台地勢險要，是我軍解放上海的一大阻礙，做好江陰炮台的策反工作一直是我秘密黨組織工作的重中之重。郭春濤主動承擔了這一任務，他通過朱蘊山的干女兒徐又擎結識了江陰炮台司令陶洪釗。通過一段時間的交往，郭春濤覺得陶洪釗對蔣介石已完全喪失信心，便鼓勵他棄暗投明。但陶洪釗對共產黨不了解，不相信，顧慮重重，提出不向解放軍開炮可以，叛蔣也可以，但要以20根金條為條件，以便今後遠走國外，了卻終生，並請郭春濤轉告共產黨。郭春濤立即把這一情況匯報給吳克堅，吳克堅通過電台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批示由上海秘密黨組織出面表態，只要陶洪釗在解放軍進攻上海時不向解放軍開炮，可以用重金交換，並保證他今後的安全或幫助他出走國外。陶洪釗聽完此言，深受感動，毅然決定起義，投向共產黨。
繼江陰炮台策反成功之後，郭春濤又相繼策動了國民黨“重慶號”軍艦起義、駐上海虹橋機場機械師起義、吳淞要塞司令楊淪治起義、國民黨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林遵率艦9艘、艇16艘易幟，為我軍勝利解放上海創造了條件。
郭春濤在上海頻頻的策反活動，引起國民黨當局高度關注，一度把不是中共黨員的郭春濤誤認為是“中共上海地下市長”，兩次以20根金條、20萬美金懸賞捉拿他，並密令特工人員，一旦抓到，可以不經審訊，就地正法。頃刻間，通緝令遍及上海街頭。上海秘密黨組織認為郭春濤處境十分危險，建議中央將郭春濤迅速轉移至解放區。郭春濤置生死於度外，他對吳克堅說：“目前策反工作正進入成熟階段，此時我一旦離開，則將斷線，給策反工作帶來巨大損失，因此請黨組織將我繼續留在上海，如果可能，可將我參加地下工作的兒子送往解放區。”吳克堅當即向周恩來作了請示。周恩來復電說，中央同意郭春濤本人的意見，要求上海秘密黨組織切實做好對郭春濤的保護工作。此時，上海秘密黨組織派劉紹周去中央匯報工作，當即決定郭春濤的兒子郭曉平（又名郭志堅）隨同啟程，後經天津安全抵達河北省平山縣中共中央駐地，參加工作。
策劃秘密營救張瀾、羅隆基
1949年春夏之交，解放前夕的上海充滿了緊張的氣氛，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奉蔣介石命令，妄圖死守上海，與解放軍決一雌雄。毛人鳳率一大批特務也竄入上海，市內街頭巷尾，到處是軍犬獵狗的狂叫聲，摩托、警車的轟鳴聲，國民黨反動當局一邊忙著搶運黃金白銀，一邊大肆搜捕中共秘密黨員和愛國人士。此時，民盟中央主席張瀾、民盟中央常委羅隆基因病正住在虹橋療養院。蔣介石密令上海警察局長毛森，嚴密監視張、羅活動，必要時加以處決。中共中央得知這一訊息後，當即由周恩來電示上海黨組織，指示他們將這一任務交給郭春濤，通過他與楊虎的特殊關係組織營救。郭春濤接受任務後，火速找到楊虎進行策劃，決定動用警力，採取提押“人犯”的辦法進行秘密營救。楊虎把這一任務交給最為相信的老部下、警備司令部稽查處三大隊副大隊長閻錦文執行。閻錦文驅車前往虹橋療養院，向張、羅說明真情，希望他們配合行動。張瀾、羅隆基怕入圈套，未能答應。
5月14日，國民黨保密局上海站站長王新衡來到警備司令部稽查處三大隊，命令閻錦文以轉移為名，把張、羅處決，然後綁石沉江。楊虎接到閻錦文的報告後，覺得事不宜遲，必須儘快決斷。閻錦文再次前往療養院，說明情況緊急和郭春濤、楊虎之意，並撥通了楊虎家的電話讓張、羅通話詢問，張、羅這才深信不疑。
5月24日，王新衡命令閻錦文當晚10時執行處決張、羅計畫。楊虎決定將計就計，晚上9時剛過，讓閻錦文率莊儒伶、潘雲龍兩名隊員，全副武裝，駕駛警車直奔虹橋療養院，在病房前戛然剎住，然後跑步上樓，衝進206病房，拔出手槍，厲聲喝道：“張瀾、羅隆基快起來，跟我走！”隨後，莊儒伶、潘雲龍一人押著一個走出了病房，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張、羅塞進警車，風馳般奔去。閻錦文手持特別通行證，熟記當晚口令，躲過了途中崗哨和巡邏隊一次又一次的盤查，把張瀾、羅隆基送到了預定的安全地點，蔣介石聞此訊息，氣得暴跳如雷，指著時任上海警察局局長的毛森大罵：“儘是一堆飯桶！”
住宅被敵包圍
1949年5月14日，在建國西路365弄息村郭春濤的住宅里，郭春濤、吳克堅等人正在開會，研究策反和保護愛國人士等問題。會議進行中，要求秦德君在15分鐘內取回一份重要情報。秦德君當即化裝成一名貴婦人，身穿旗袍絲襪，手提一隻小皮包走出大門。她剛步入弄堂口，就見一幫警察衝出堵住了路口，秦德君立即意識到息村已被特務包圍，返回住宅將會造成更大的損失。她急中生智，與盤查的警察大聲爭執，以引起正在開會的同志注意。郭春濤聽到弄口秦德君的爭吵聲，迅速站到視窗一看，只見弄堂口滿是特務，知道處境十分危險，當即組織與會人員從暗道進行撤離。等到特務衝進住宅時，已是人去樓空。敵人無奈，只得將秦德君押上汽車而去。在獄中，秦德君受盡了敵人的嚴刑拷打，始終堅強不屈，未招一字一言。警察當局惱羞成怒，判處秦德君死刑，然而就在執行的前一天，中國人民解放軍以排山倒海之勢，解放了上海，迅速從獄中救出了秦德君。
郭春濤從暗道撤離出來，直奔好友覃振官邸，覃振遺孀梅鶴修女士深明大義，動員其侄兒覃志新利用軍車將郭春濤送出虎口。覃志新是國民黨某部團長，此前經郭春濤說服，同意聽候起義。
在秦德君被捕的嚴峻情況下，郭春濤沒有被敵人的兇殘氣焰嚇倒，他勇敢、沉著，化裝成國民黨的將領，乘坐覃志新親自駕駛的持有國民黨通行證的司令部專車，出入國民黨軍事重地，會見被策反的起義將領，開展保護愛國人士的工作，完成沒有完成的任務。5月24日晚，他見到被解救出來的張瀾、羅隆基時，第一句話就是：“兩位受驚了！”張瀾、羅隆基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感激，激動地對郭春濤說：“這次能逃離虎口，沒被蔣介石殺害，是多虧你和楊虎、閻錦文的拚命相救，我倆將會銘記終身。”
5月27日，上海回到人民的懷抱。6月，應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的邀請，郭春濤赴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籌備會議。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郭春濤當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擔任政協副秘書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提名，郭春濤相繼出任政務院副秘書長兼參事室主任。
1950年6月30日，郭春濤與世長辭，享年52歲。7月9日，政務院在京舉行“郭春濤同志追悼大會”，周恩來在悼詞中高度評價了郭春濤同志的一生，稱讚他在“上海解放前，對於地下策反工作，貢獻頗大”，並揮筆題寫了“郭春濤先生之墓”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