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國語·周語上》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蒙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周厲王暴虐無道。國都里的人都在公開指責他。召公告訴厲王說：“百姓忍不了你的命令啦！”厲王很惱怒，找到一個衛國的巫師，叫他去監視咒罵王的人。只要衛巫來報告，厲王就把被告發的人殺掉。住在國都的人都不敢說話了，熟人在路上相遇，也只能彼此互遞眼色而已。
周厲王很高興，告訴召公說：“我能夠消除人民對我的咒罵了，他們居然不敢說話了。”召公說：“這是堵塞了他們的嘴！封住人民的嘴，比堵截江河的水還危險的多；江河的水被堵塞，就要決口奔流，被傷害的人一定很多，禁止人們講話也象這樣。因此，善於治水的人要排除水道的壅塞，使它暢通；善於治理人民的人，要引導他們敢於講話。所以天子處理政事，讓公卿大夫直到列士都獻詩，盲藝人獻樂曲，史官獻古文獻，少師進箴言，瞍者朗誦，朦者吟詠，百官分別諫諍，百姓的議論碾轉上達，左右近臣盡心規勸，宗室姻親補過糾偏，樂官史官施行教誨，元老重臣對天子經常勸誡，然後天子親自斟酌裁決，因此政事施行起來才不違背情理。”
“人民的嘴，就象土地上有山有水一樣，財富、器物才從這裡產生出來；又象那大地上有高原、窪地、平川和沃野一樣，衣服食物才從這裡產生。由於人民用嘴發表意見，國家政事的成功或失敗才能從這裡反映出來；做人民所贊成的事，防止人民所憎惡的事，這正是增加財富、器物、衣服、食品的好辦法啊。人民心理怎么想，嘴裡就怎么說，他們考慮成熟以後，就自然流露出來，怎么能堵他們的嘴呢？如果堵他們的嘴，那么，跟隨的人還能有幾個呢？”
周厲王不聽勸告。從此，都城裡的人沒有一個敢講話。過了三年，人們便把他趕到彘地去了。
（賞析1）：
《讀〈國語·召公諫弭謗〉》(吳小如）
《國語》是先秦史籍，相傳它的作者和《左傳》的作者是同一個人(都是出於左丘明之手);由於兩書內容比較接近，故《國語》又有《春秋外傳》之稱。有人甚至認為《左傳》和《國語》本是同一部書，原與《春秋》並存，互不相干，後人為了要把它同《春秋》拉上關係，便把其中與《春秋》有關的史實抽出來，分別附在《春秋》的各條之下，稱之為《左傳》;而容納不進去的剩餘部分，便是現存的《國語》(參看近人錢玄同《〈新學偽經考〉序言》。這個說法我以為不可信。第一，從內容看，今本的《左傳》和《國語》有不少重複的地方，個別敘述還有出入，不可能出於同一個作者之手;而《國語》更不是被編寫《左傳》的人挑選之後的剩餘部分。第二，從文筆看，《左傳》的作者顯得才華洋溢，文思暢達，因此在敘述史實時文學味道很濃，有不少誇張虛構的描寫，韓愈在《進學解》中稱為“左氏浮誇”，是有道理的。而《國語》的文章樸實無華，謹嚴拘束，沒有《左傳》那樣鋒芒外露，才氣縱橫。從文章風格來看，《左傳》往往出奇制勝，而《國語》則多以平正見功夫，顯然不是一個作者寫的，更不是一部書的兩個部分。這篇《召公諫弭謗》系從《國語》選出，足以說明其文章平正樸實的特點，以見出它與《左傳》異趣之處。
這篇文章的確寫得簡潔樸實。召公進諫的一段話懇切扼要，並不像《左傳》中的外交辭令或《戰國策》中的遊說之詞那樣變化馳騁，縱橫捭闔。他只是要把闡述的意見老老實實、有條有理地講了出來，這同樣也起到應有的感人作用。周厲王暴虐無道，沒有接受召公的勸諫，所以遭到可恥的下場;但作者記載這段歷史，卻是為了警告後來的統治階級(特別是最高統治者），應該多看看自己身上的缺點，多聽聽底層社會的意見，天下才能長治久安。這就是文章真正的命意所在。
第一段寫弭謗的由來。厲王所以要“弭”謗，是由於“國人謗王”;而“謗”的由來則緣於“厲王虐”，可見亂由上作，社會真正動亂的原因仍出於高高在上的專制君主。這一段寫厲王共四層，只用了四個字，暴君的面目就勾畫得一清二楚了。一是“虐”，二是“怒”，三是“殺”，四是“喜”。作為矛盾對立面的“國人”，作者著墨更少。開始是“謗”，不過是口頭上的不滿而已;而在厲王的淫威之下，人們最後只能用“道路以目”來表達內心的憤怒和悲怨。至於這些被迫害者身受的痛苦，作者卻借召公的口說出“民不堪命”來點明，筆墨經濟而有力。由於厲王用殺頭的辦法堵住了“國人”的口，從而感到高興，正寫出昏暴的統治者因取得暫時的成功而心滿意足的淺見陋識。厲王得意忘形地說的那句“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的狂妄之言，正與上文的“道路以目”相呼應。把一場嚴峻的社會矛盾只用這短短几句話交代得如此周詳而深刻，不能不說作者的文字素養是相當卓越的。
第二段的一、三兩節先後用了兩個比喻，這是藉助於形象思維加強說服力。金聖歎在他選批的《才子古文》中說:“前說民謗不可防，則比之以川;後說民謗必宜敬聽，則比之以山川原隰。”前一層以“川”喻“民之口”，是從消極方面打比方;後一層以“土有山川”和有“原隰衍沃”來比喻“口之宣言”，是從積極方面進行比喻。看似兩喻並列，實則後一喻乃是前一喻的深入，即不僅不應消極被動地“防”，而且應該積極主動地“宣”。前一喻以“防川”與“防民之口”對舉;後一喻則把土有“山川”和有“原隰衍沃”分作兩層說，以與“宣言”對舉，文勢亦見出畸側之姿態。從修辭用字看，“防”有雙關義，擋水稱“防”(由名詞堤防轉為動詞），堵嘴也稱“防”(用其引申義）;召公說“防”，以與厲王所說的“弭”相對照，其所以用“防”而不用“弭”，正是借“防”字的雙關義為喻以闡述防民之口的危害性。然後更用“壅”“潰”和“決”“導”為喻:“壅”和“潰”與“宣言”的性質是對立的，是從反面對照著說;而“決”和“導”與“宣言”的道理是相通的，是從正面對照著說。最後一節是結論，總承以上三節全部的內容，說明民之“言”只能“宣”而不能“壅”，在上文“弭”“障”“防”“壅”這幾個詞義近似的字里獨選出“壅”字來用，其目的在於暗中點醒厲王，“壅”的結果乃是“潰”，一潰則不可收拾，王朝的政權也就不存在了。這正是作者用字遣詞大費斟酌、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
第二節是正面陳述，用以結上一喻，啟下一喻，最見出說理文邏輯嚴密，層次分明的特點。“故天子聽政”句以“故”領起，是承上啟下;接著用了個“使”字，然後羅列若干結構相同的並列句，至“耆艾修之”，用一“之”字截住。再用“而後”“是以”兩個轉折連詞把道理講完，顯得很周密完整。這裡面又分幾個小層次。“獻詩”“獻曲”“獻書”，這是使王覽讀的;“箴”“賦”“誦”“諫”，這是使王聆聽的。這些見和聞的內容，都是在正常情況下提供的一般性意見，是從正面指出一個做國王的應當怎樣怎樣做。下面的“傳語”“盡規”“補察”以及帶有小結式的“教誨”和“修”，卻是由於國王有了過失而進言，是在非常情況下不得不講的特殊性意見，從反面指出做國王的一定不能怎樣怎樣做。可見這些句子雖同屬於並列的動賓句型，依舊有微細的差別，卻又層次井然，有條不紊。如果“聽政”的統治者真能把這些意見“斟酌”採用，自然會“事行而不悖”。至於相反的情況則略去未說，這是由於第一節已用比喻點透，無須重複了。
召公說的“天子聽政”一節話，我以為是有根據的。這大約是西周初年為了鞏固王朝政權，統治階級才如此周詳地設官立法，從各個不同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對“天子”加以告誡和監督。到厲王時，這些規定可能早已廢墮不修了。召公之所以不憚煩地仔細陳述，其目的不外兩個:一是希望周初的既定之法重新恢復，二是對“文武之道”、“成康之治”有所憧憬，看似“發思古之幽情”，實帶有理想願望的成分。具有正統儒家思想的唐代大詩人杜甫，也提倡“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與此正是一脈相承的。
最後一段寫厲王不聽召公之諫而一意孤行所造成的後果，只有三句話。一句說厲王，一句說國人，最末一句說明國人和厲王之間的矛盾終於爆發，被統治階級的各個階層聯合起來對暴君進行了懲罰制裁。這中間有多少事情都被作者略去，只把事實的結局告訴了讀者，文筆簡勁到無以復加，而讀來卻餘味無窮。魯迅先生提倡寫文章要“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這實際上意味著文章應該“濃縮”，即用最精練的語言寫出最豐富的內容來。這篇文章在這一方面適足以成為我們學習和借鑑的範例。(選自《古文精讀舉隅》，山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有刪節)
（賞析2）：
《召公諫厲王弭謗》賞析(陸明)
本文選自《國語·周語上》，是《國語》中的名篇之一，體現了《國語》記言重於記事的藝術特色。
文章以明快而簡潔的筆調記述了春秋時期一則歷史事件:周厲王施行暴政，激起國人的不滿和指責。召穆公勸諫周厲王不能壅民之口，要“宣之使言”，而周厲王“弗聽”，繼續用高壓政策強禁輿論，結果國人奮起反抗，把周厲王流放到彘地。這一歷史事件，文章敘述完整，不僅有事件發生的前因，而且有發展和結果。但是作者並不滿足於敘述，而是立足於對歷史事件的評述，表達了“民言不壅”，必須“宣之使言”的真理。基於這樣的立意，文章把立意放在召公的諫詞上，充分發揮了對話與記言的藝術功力。全文共260多字，用於對話和記言的多達200來字，而召公的諫詞又是潑墨的重點所在，是全文的精華之筆，體現了《國語》用記言來評述人物與事件的特色。
厲王強禁輿論，採用“監謗”和“殺之”的殘忍手段來消除謗言，從而引出召公的勸諫。召公全部諫詞的中心論點是:“民言胡可壅？”“為民者宣之使言”。為什麼民言不可“壅”而必須“宣”？這是諫詞要加以論述的。召公以治水設喻的方式，連用兩個比喻來闡述這一道理。首先用“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作喻，用“防川”來喻“防民之口”，說明民言不可堵。接著又用“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作喻，說明用高壓手段堵塞民言將會產生的危害有多大。召公將民比作水，自然貼切，將洪水決堤泛濫的一般規律作喻，淺顯易懂。顯然，召公清楚地看到人民的巨大力量猶如奔騰而來的大水，任何東西無法阻擋它，任何堵的辦法，只會招來更大的災難。所以聰明的治水者“決之使導”，採用放的辦法，疏通河道，使水流得歡暢，水自然地滋潤了兩岸的土地，養育了百姓，國富民泰，化水害為水利。故“決之使導”符合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是上策，由此過渡到“為民者宣之使言”，合乎邏輯，既自然，又中肯，言簡意賅，說清了道理。光有道理是不夠的，還需有“宣之使言”的具體措施。這措施是廣開言路，讓各種人獻言議政。召公不厭其煩地羅列了各種人的進言職責和方式，“王以此斟酌”，才能“事行而不悖”，大治天下。
“宣之使言”到底有多大好處？召公覺得還需推進一層，於是他用土設喻來說明民言之重要。他說:“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以土之有“山川”“原隰衍沃”來比喻民之有“口”,“山川”“原隰衍沃”生產出人民賴以生存的“財用”“衣食”，可見“山川”“原隰衍沃”之重要。那么民之“口”能說出國家政事的善敗好壞，推行人民認為好的，防範人民認為壞的，才是豐富財用衣食的關鍵，這是國家生死存亡、治亂興衰的大事，可見民之“口”的重要。這樣的比喻形象明了，其含義又很深刻、警策。
召公以水設喻，以土設喻後緊接著用了兩個反詰句:“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從反面又將論述推進一層，天衣無縫地將兩個設喻融合成一股邏輯嚴密的強流，產生振聾發聵的作用，使得人們不斷地去思考。
這裡，形象的比喻，使人加深對抽象概念的理解，使深奧的道理變得直觀、生動。
本文偏重記言，善於用精彩的對話來描述事件，闡明主旨。但文章在敘事上又別具特色，全文敘事，無一字之累贅，至簡至練，極其概括，富有表現力。文章開頭用了40個字，交代事件發生的前因。請看:“厲王虐”，一個“虐”字概括了厲王殘忍的所作所為。“王怒”，一個“怒”字濃縮了這個暴君的專橫而愚蠢，沒有理性，視忠言為逆耳的個性特點。“使監謗”,“以告，則殺之”，描繪出城內籠罩著的白色恐怖。“道路以目”形象地點出國人敢怒而不敢言的國情。而在結尾的18個字里，只用了“流王於彘”四個字，點明了厲王不聽勸諫的結果。這四個字隱含了多少史實？國人三年來忍無可忍的生活，國人暴動前的準備，暴動時轟轟烈烈的戰鬥場面，活捉厲王的精彩情景等等，作者都沒有寫，只用了這四個字來概括厲王的結局，真是精練到了極點。
此外，文章中的人物形象也很生動，特別是暴君周厲王，文章完全略去了外形的描寫，重在內在性格的揭示。用“怒”“監”“殺”三個動詞寫出厲王的殘忍、暴虐，用“怒”“喜”寫出了厲王的愚蠢。文章的結尾“國人莫敢出言”與開頭的“國人莫敢言”照應，僅多用一個“出”字，國人反抗的程度有了質的變化。從思想價值來看，本文提出的“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為民者宣之使言”的思想，具有民主因素，儘管其立足點是為了維護厲王的統治，但在兩千多年前能提出這樣的觀點，看到民言的重要，要求廣開言路，這本身就有重要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