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迪安·艾奇遜 迪安·古德哈姆·艾奇遜（ Dean Gooderham Acheson，1893年4月11日－1971年10月12日），美國律師、法學家、政治家，民主黨人，曾任助理國務卿，美國國務卿，總統顧問、民主黨外交委員會主席。自1941年踏入美國國務院大門後，便青雲直上，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注意制定者之一。在對蘇關係上，艾奇遜鼓吹“從實力地位”出發，對抗和“遏制”蘇聯；在歐洲問題上，他主張加強歐洲聯合，重新武裝西德，建立統一的歐洲軍事力量；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他竭力主張美國向這些國家擴張勢力，控制“中間地帶”，取英、法老殖民主義者的地位而代之，他極端仇視社會主義新中國，在其任內主導編寫了其支持國民政府的自述《中美關係白皮書》。執政期間，艾奇遜參與了杜魯門政府時期的歷次重大外交活動，在制定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畫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53年離職後，在擔任美國外交政策顧問和私人開業重操律師行當的同時，主要著力與回憶創作，先後有《力量與外交》、《早晨和中午》等書，其中以他所寫的在國務院時代的回憶錄《參與創造世界》一書尤為著名，此書獲得1970年度美國新聞創作最高獎---普利茲獎 。
英國移民子弟
1893年艾奇遜出生在康乃狄克州的米德爾斯頓，他的祖先從英國移民到美國後，艱辛創業，終於小有成就。他的父親是一名典型的英國基督教徒。艾奇遜從小就接受者古板的英國傳統教育和開放式的美國教育，艾奇遜全家，包括其母在內，都喜歡戶外活動，並且都有一種生動活潑的幽默感。這種混合式教育導致了他以後古板冷酷和老練多謀。
幼年時艾奇遜在麻薩諸塞州的格羅頓學校接受預備教育。畢業的那年夏季，他在主幹線鐵路（今加拿大國家鐵路）的工程隊找到一份工作，這條鐵路由西北方向橫穿加拿大全境，這份工作磨練了他堅強自信的性格 。夏天過後，他考入了耶魯大學。1915年和1918年他分別從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獲得文學和法學學士學位，還在學生時代，就與1917年5月5日與愛麗絲·斯坦利結婚，生有2女一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艾奇遜作為一名美國海軍少尉服役了6個月。服役期滿就前往華盛頓開始了他的律師生涯。從1918年到1920年他給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號稱人民的律師的路易斯·布蘭代斯當了兩年私人秘書，後經布蘭代斯介紹進來華盛頓的“柯文頓·柏林和魯不利”律師事務所，服務長達12年之久，同期他有依靠布蘭代斯和律師事務所的關係投靠摩根財團，並投身於民主黨的政治活動。通過摩根財團，他結識了杜魯門，與之保持了良好的關係，1945年杜魯門出任總統時把艾奇遜視為自己的親信。
政壇青雲直上
1933年5月，經杜魯門介紹，艾奇遜獲得了第一個政府職務，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內閣財政部副部長，但是7個月後，由於艾奇遜和當時的財政部長威廉·哈特曼·伍德金在金融控制和黃金購買計畫方面產生分歧而辭職。轉入重操律師舊業，1939年2月艾奇遜終於得到一個良好的展示舞台，因為當時的美國司法總長弗蘭克·墨菲指令他作為調查委員會主席，著手調查，研究和建議改進行政程式的措施。兩年中艾奇遜便擬出一份周密的報告提交國會，這一報告後來在1946年6月美國政府頒布實行的《行政程式法令條例》中有了具體體現，而艾奇遜在經濟財政方面的才能也由此展露無遺。
迪安·古德哈姆·艾奇遜 1941年2月，艾奇遜受羅斯福總統的任命，出任助理國務卿，他的具體任務是掌管經濟和商業方面的國際事務。他幫助籌備通過了1941年的租借法，不久又被聘任為對外協調和凍結資金委員會成員，艾奇遜對那些對外服務人員進行嚴格的審查和篩選，使美國的對外服務部成為一個向外輸送優質人員的機構。
1945年杜魯門繼任總統。8月16日，作為杜魯門的親信，艾奇遜被任命為副國務卿，掌握國務院的日常活動，在詹姆斯·伯恩斯和喬治·馬歇爾手下工作。1945年9月至12月艾奇遜參加了在華盛頓召開的金融和貿易會議，1916年他出任內閣原子能委員會主席。在1948年11月聯合國通過了艾奇遜草擬的“利連撒爾報告”，建立一個國際性原子能發展權利機構。
在艾奇遜擔任副國務卿期間，他的對蘇強硬態度表露無遺、他把希臘國內共產黨的活動看成是蘇聯侵略的結果，說蘇聯謀求在利比亞的託管是擴張到地中海。他積極參與制定了杜魯門主義---第四點計畫，1947年3月11日，艾奇遜在國務院成立“對外援助委員會”。草擬“援歐計畫”。並在5月8日在密蘇里克利夫蘭教育學院發表試探性演說，為馬歇爾計畫的出台勾勒出藍圖。1947年6月，艾奇遜辭去副國務卿之職，同時接受杜魯門總統頒發給他的美國國會榮譽勳章。
霸主的國務卿
1949年2月28日的時代周刊 1949年1月19日，在哈利·S·杜魯門連任總統的第二天，艾奇遜宣誓就任美國第51任國務卿。艾奇遜的前任喬治·卡特萊特·馬歇爾是一位頗有威望的國務卿，因而對艾奇遜而言，壓力就更大，擔子也更重，所以他毫不懈怠。在任職期間，他積極貫徹杜魯門遏制共產主義的“冷戰政策”。1949年7月艾奇遜簽署了中美關係白皮書，他的正式名稱是《美國同中國，特別是1944-1949年間的關係》，這是他在國務卿任內所作出的第一項重大決策。1949年中國局勢發生重大轉機，艾奇遜清楚的了解中國國民黨政權已接近垮台，他認為“美國有必要將將不再支持大陸上的政權”，極力主張編寫一份“以最近5年為中心的美國同中國關係的詳盡報告”，在蔣介石政權垮台時予以發表，這一提議得到了杜魯門總統的首肯。
在中美關係白皮書中個，艾奇遜是這樣來論述和闡明他的觀點的：“不幸的但亦無法逃避的事實，是中國內戰的不祥結果，為美國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國······不能改變這個結果·····中國國內已經達到了一種定局····我們應當面對一個事實上已經存在的局勢。”他認為進一步援助國民黨是行不通的，因為這樣的干涉“勢將引起中國民眾的憤慨···並將受到美國民眾的指責”。這一段自白說明艾奇遜以對客觀形勢有比較清醒的判斷，但出於美國政府立場，在行動上還不得不繼續支援國民政府，但他的方針是對國民政府口惠而實不至，能拖就拖，等待“塵埃落定”。
1951年1月8日的時代周刊 1949年4月4日，北大西洋公約在華盛頓舉行簽字儀式，艾奇遜代表美國在條約上籤字。北大西洋公約條文的擬定是在艾奇遜牽頭，多方磋商和周鏇下進行的。9月17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華盛頓進行第一次會議，確認理事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由個參加國的外交、國防和財政部長組成，艾奇遜參加了這次會議，並使理事會通過了一項對美國十分有利的軍事防務計畫，即由美國將軍任最高司令部最高司令，統率各成員國撥交給他指揮的軍隊。杜魯門總統在他的回憶錄中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沒有艾奇遜，也就不會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可見，艾奇遜在籌組北約中所起的作用之巨大。
1951年9月4日，在舊金山召開對日和約的締結和簽字會議，艾奇遜為美國代表團團長並擔任會議主席。他和擔任主要發言人約翰·福斯特·杜勒斯配合默契，使得大會圍繞著艾奇遜的既定的目標進行-----締結和簽訂一項已經通過外交途徑談判就緒的和約。結果是如願以償。9月8日對日和約和日美安全條約同時簽署，在會議的閉幕式上，艾奇遜說：“這不是一個結束，這是一個開端·····我們從今天起必須實踐這一條約。”正如艾奇遜所言，美國三軍在日本遍設基地，不準第三國插手，鎮壓日本國內的人民鬥爭。這是艾奇遜外交的又一次巨大勝利。
艾奇遜在國務卿任期內，正值韓戰進行，艾奇遜與這段歷史緊密的聯繫在一起。1950年5月8日，他宣布美國將援助印度支那的法國殖民地，即給越南保大政權，寮國和高棉以軍事援助。從此，美國軍隊開始介入印度支那。
但就是這樣一個鐵桿反共分子，在約瑟夫·麥卡錫那一夥極右翼分子眼中，都是不折不扣的共產黨的代理人。冷戰初期，國務院密謀著反共產主義之風和對於共產主義滲透的恐懼。在追究誰丟失了中國這一問題上，美國幾乎所有的中國問題專家都被打成赤色間諜。艾奇遜對這些極右翼分子的錯誤提出言語尖刻的反擊，努力維護這國務院的良好運作。
1950年，艾奇遜獲得了雙重榮譽---哈佛大學授予的法學名譽博士學位和美國政府頒發的自由勳章。1953年，艾奇遜隨著杜魯門任期結束而歸退庶民。 離任之後，他重新開私人律師事務所，但同時任然繼續擔任歷屆總統的外交顧問，但主要把精力投入著書中。
1955年他發表第一部著作《一個民主黨黨員看他的組織》。書中對於民主黨的存在的、責任、未來作了精闢的論述。1957和1958他又連續出版了《一個公民眼中的國會》和《力量和外交》。1965年他的兩篇短篇作品《我所知道的人》及《白天和黑夜》相繼問世。這兩本書連同1969年出版的《領袖人物的聖經》成為當時美國轟動一時的暢銷書籍。1939年他的自傳體小說《創世紀親歷記：我在國務院的年代》出版，獲得了1970年美國最高新聞創作獎--普利茲獎。1971年10月12日，艾奇遜年事已高去世，終年78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