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簡介
輯佚學輯佚學（compiling from Chinese ancient books），從現存文獻中輯錄已經散佚的文獻，以求完全或部分恢復散佚文獻原貌的古籍整理工作，簡稱輯佚。中國古代常用“鉤沉”一詞指代輯佚工作。輯佚是古籍整理和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輯佚一般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原書尚存，但有短缺，從其他記載中輯錄補充；二是原書已佚，而在他書中尚有全書或片段保存，可據以鉤沉重現或輯錄復原。
古書在流傳過程中，由於受到天災人禍以及書籍本身的內容質量、傳播方式、載體性能等因素的影響，部分散佚,或者全部亡佚中國西漢所編《漢書·藝文志》中記載的書籍，用唐代所編《隋書·經籍志》加以核對，已經亡佚了百分之六、七十，以後各代書籍亡佚失傳的情況與此相類，為了保存文獻，充實史料，輯佚工作便應運而生。
開展輯佚工作需要根據目錄著作了解古書的存佚殘缺,需要通過辨偽來考證輯錄文獻的真假是非,需要通過版本和校勘來審訂所輯字句的異同多寡和是非得失。因此，輯佚工作需要運用目錄學、辨偽學、版本學和校勘學多方面的知識用以輯佚的資源很多,主要有類書、總集、方誌、古注、金石以及新出土的古代文獻等。劉鹹在《輯佚書糾繆》中提出輯佚中“漏、濫、誤、陋”四大弊端：輯錄而不遍檢全書稱為漏；本非佚文而指鹿為馬稱為濫；不審時代，據誤本、俗本稱為誤；不辨體例，不考源流稱為陋。可見，輯佚工作需要有廣博的古典文獻的基礎知識。
內容分類
王念孫父子輯集亡佚之15。簡稱為輯儀銘、即以“全俠之書”輯快活動。如：西漢劉向、劉酞父子，在整理漢存圖書文獻的基礎上，劉向撰成《七暗別錄》20卷，是書eI日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尚著錄，宋代以後諸家書目不再著錄，知其唐代尚存．唐宋間亡佚．逐成全佚之書，然L：俠之前，流傳下來的某些書曾引錄過《七略別錄》的某些篇段，人們按一定的方法、原則，據而遠一餌出，整理排比成冊。這種以全部亡佚之書為對象的輯佚活動就是輯佚帽，被輯出的暢也稱為輯佚書。在版本學中，這種輯佚成書者被統稱為“輯佚本”或“輯本”。據文獻記載．清代以來，《七略別錄》有洪頤惶、嚴可均、馬國翰、顧觀光、姚振宗、閩浚又如；《申子》，戰國·申不害撰，《漢書·藝文志》著錄為6篇‘，兩《唐書》經籍、藝文志苔錄作3卷，宋代語家書目均不見載，學者認為其亡佚約在南宋間。然其書之快文，《群書治要》(唐·官修)所載《大體篇》尚完善‘又《意林》(唐·馬總)、《藝文類聚》(唐·官修)、《太平徹覽》(宋·官修)等書多載其恢文。情人馬國翰、嚴可均、黃以周、王仁俊等有輯本。又如：《尸子》，戰因．屍校挨，《漢書·藝文志》著錄為20篇”，《宋史·藝文志》著錄僅存l卷，南宋《中興館圖書目》只存2篇(台為1卷)，活人孫星衍輯本《序》稱，是書到南宋全書散佚。清人汪繼培、章宗源、孫星衍、任兆以等有輯本。
右列舉之《七略別錄》 、《尸子》均為全快之書家輯本皆為輯集亡怯之書也。如：《墨子》，《漢書·藝文志》吾錄為71篇‘，今存兩種版本．—·是《道藏》本53篇，—“是《四庫全書》本63篇。《四庫全書簡明日錄》：“原書七十一篇，今佚八篇。”2故清末孫冶讓據詣家所引《墨子》語，凡傳本不載之文逐一輯出．成《墨子佚文》，附《墨子間訪》後。AR：《莊子》，以又書·藝文志》吾錄為52篇，唐陸德明《經典釋文·莊子》記：晉司馬彪注本有52路．凡內篇7．外篇28l雜篇14、解說3l晉郭象注本僅33篇，有內篇7，外篇15，雜篇11。今傳《莊子》為郭象注33篇傘，較《漢書·藝文忠》苦錄的劉向校定本缺l 9篇，缺凡外篇13，雜笛3．解說3。南宋王應熙曾對《莊子9篇佚文做過輯佚．並記之曰：“ 《莊子》逸篇十有九，《淮南鴻烈》多襲其語，唐司馬彪注猶存，《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文類聚》、《太平徹覽》間見之。斷矽碎空，亦足為笆櫝之珍，君子或有取焉。”所輯凡39事，收入《困學紀聞》卷十，題名《莊子逸篇》 。五氏輯本《莊子逸篇》，約為最早
輯補《莊子》之缺怯者，難得周備。今人馬敘倫曾有一新輯本．名《莊子佚文》1卷，收入《天馬山房叢著》中，較為精細。
宋無以前舊籍，傳本頗多殘缺，後入難窺其全。故宋明以來，輯補缺佚之作頻出。清修《四庫全書》時，據《永樂大典》所引，輯補宋代夏促《尚書詳解》、李烹《續資治通監長編》、王堯巨等《祟文總Bb等29餘種。《四庫全書簡明日錄》的《尚書詳解》提要雲；“原書殘網，今從《永樂大典》補完”i，《四庫全書總提要》言之更詳：“淳熙間麻沙劉氏書坊有製版．世久無傳。今惟存護帖，脫誤孔多。浙江採取之本，皮書《堯典》至《大禹謹》全網，周書陰《泰曾》中、《泰誓》T—、《牧曾》三篇，又網《泰誓》之末簡，謹以《永樂大典》參校，惟《泰誓永樂大典》亦網，無從校補外，其餘所載，尚並全文，備據以補輯，復成完帳。”” 右列《墨子》、《莊子》、《尚書詳解》諸書，世存皆殘缺之本，諸家據他書所引輯補缺佚之文．或獨立單行，或補入傳本，然告輯補缺佚之豐也。獨立單行吉易知．補入傳本吉非詳查不可得輯校脫俠之文，即以有“佚脫之文”的文獻為對象的輯佚活動。“伙脫之文”前已言及，即原書似乎完存，然與他書引文相比勘卻有股簡、缺句的現象。輯校脫佚就是將所脫之簡文、所缺之文句，逐一輯出並獨立成篇。在校助學中，這類俠文被稱之為“脫文”．其補脫稱之為“校補”。輯佚學中的“輯校脫佚”與校助學中的“校補”雖是同一事。然：者表現形式不同。不同之處有
二：一是“校補”是“一字不厭”，而“輯校暇佚”則以句、段以上文字單位為限。二是“校補”每得脫文．多入原書缺脫之處，附以校記；而“輯校脫佚”則是每得佚暇之文句、篇段，不是直接補入原書，而是另行或附存。二是“校補”可據他書，也可據同書異本，而“輯校脫佚”則是必據他書．不rJJ據同書異本。
如：《外卿新書》(即《苟子＞)．西漢劉向校定本為33篇，今傳本也33篇．似無俠缺。然清人王念孫《讀書雜誌·苛子補遺》中，有《苟子佚文》一篇，據《文選注》、 《太平徊覽》等輯得《苛子》脫佚之文4段，凡120字。
如：e66子》(即《韓非子》)，《漢書·藝文志》著錄為55篇．今傳本也作歷篇，似無佚缺。然潔人王先慎《韓非子集解》曰：“史志所載《韓子》五十五篇，與今傳本台，似無殘脫，而佚文不下百餘條”．並輯得《韓非佚文》20餘條。清末王仁俊《經籍佚文》中有《韓非子佚文》，又據《淮南子》 、宋人薛據eZL子集語》輯得2條。
如：《魏書》，宋南渡後就有缺貞，清人嚴可均《全後魏文》卷二八載《劉芳支書百樂事》 ’篇。輯自《魏書·樂志》，實得義僅一行十數字，注云：“原(《魏書“樂志》)有閥頁。”清人盧文始《群書拾補·魏書校補》也稱此頁已“無從考補”，僅據《通典Dtr得16字而已。實際上，《冊府元龜》卷五六O完存此頁全文，一字無缺，陳垣先生據而輯補之。
輯佚學如：清康熙朗所編《全唐詩》900卷，本欲盡收有唐一代近三百年間之詩歌，共得2200餘位作者詩歌48900餘首，是為斷代之詩歌總集。然輯拾《全唐詩》漏佚者：日本人上毛河世寧輯《全唐詩送》3卷“。令人王重民先生據敦煌文獻輯拾而成《補全唐詩》，得詩97首，殘詩3首．附存4首。王先生又有《效坦庸人詩集殘卷》，其在“說明”中說：“《殘卷》存《全唐詩》未收的庸人詩72首，作者是唐中期在民族戰爭中被吐蕃俘虜到效煌的兩位漢人，一位詩人叫馬雲奇，另一位拴氏已不可考。咽孫望先生有《全唐詩補逸》之作。童養年先生有《續補遺》之成。右舉4家5種，皆是對《全唐詩》這部斷代詩歌總集所做的輯拾漏佚之作，1982年中華書局將其合成《全唐詩補逸》20卷出版，共得漏佚之詩830首，殘句86，涉及作者242人。此後，王重民先生尚有《全唐詩遺》”遺作發表；陳尚君先生有《全唐詩補編》(三冊)出版”。 右列舉們腦川集補》、6I腦川集補遺》、《全唐詩補逸》、64L全唐詩》、《全唐詩拾遺》、《全唐詩外編》等，均屬輯拾漏恢*至於有意棄收而成為集外佚文者也不少。棄收的原因很複雜，但總結起來主要有三：一是出於某種政治考慮而棄；二是詩文有矢“雅觀”，編者考慮作者的聲名而棄；三是莎寫者因其繁，刊刻者謀之利，選本者存其桔等，皆刪棄也。
如：清修《四庫全書》時，出於統治者的政治得要，不僅對大量具有反清思想意識的文章、著作進行抽毀、劇削，而且對詩文集中所謂不甚“雅訓”者也大加劇削棄收。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有聖場：“據《四庫全書》館總裁將所輯《永樂大典》散片各書進呈，聯詳加披問，內劉膠《學易集》二十卷，擬諸刊刻，其中有青詞一體，乃道流祈禱之章．非斯文正軌；前因胡宿《集》(《文恭集》)，見其有道院育詞、教坊致語之類，命側去刊行……今劉鼓所作，則因己身服藥交年瑣事，用青詞致告，尤為不經，雖鈔本不妨姑存．刊刻必不可也。蓋青詞跡涉異端……尤乖典則者乎2再所進書內，有擬請拉錄之王質《雪山集》……其中亦有青詞一種，並當一律從刪。所有此二書著交該總裁等重加釐訂，分別削存，用昭評團之允至。現在纂輯《四庫全書》，部核計盈數萬，所采詩文既多，自不能必其通體完善，或大端可取，原不妨棄醒錄瑜。如宋穆修《集》(《穆參軍集》)有曾操帳記，語多稱頓．謬於是非大義，在所必刪。“的四庫全書》刪削之事，由此可見一覓。據《抽毀書Bb所列．多達217種之多。今人來貴明在所輯《四庫輯本別輯拾遺》中有《文恭集》、《學易集》拾遺等，其既有四庫館臣漏輯者，也有棄佚者。
如：滑韌著名文學家兼學者的朱彝尊，其詩文自輯者有：《南車草》1卷，再輯刻《竹詫文類》26卷，《南車草》所載只有半數收入《文類》．此一棄也。後又刻《瞳笑集》8卷。晚年又自編成《曝書亭集》81卷，是為全集．收集員富，而《竹詫文類》、《騰笑集》原收而此編棄收者也不少，此二棄也。至於晚年未曾刊行之作棄而未收者，尚不知有幾多。自嘉慶以來，輯拾朱氏棄佚及其他散見之作而成集者，有嘉慶—：十二年朱氏五世孫朱墨林和馮登府合輯付刻的《曝書亭集外稿》8卷，所收為《竹詫文集》、《騰笑集》之棄余和其他散見之作，但《南車草》之棄餘部分仍末收‘有清揚謙《曝書亭集詩補遺》2卷，附《曝書亭集詩注》後．然末見割例；有清弱之《曙書亭詞拾遺》3卷；有今入朱則傑《曝書亭集外詩文拾遺》1卷，得詩78首，文7篇“。至此，朱彝尊詩、詞、
文庶幾可5b台壁，然散鐵者還將有所發現。
宋唐以前，書多傳播流傳，然抄者除無意脫誤外，多有喇棄，以省時日和材料；或因原書過蟹而有意刪其蟹而存其精，後原書亡佚而刪節本存焉；或據全集而成選集，後全集亡快而選集存焉；或坊貿刊刻以求利而有意棄刻，後原本亡佚而棄刻本存。如此之類，皆為棄佚者也。
如：唐韌王績《東皋子集》，唐時有兩種傳本，一為其友貞觀(627—649)時人呂才輯匯的5卷本；一為大曆(766—779)時人陸淳刪節的《東皋子集賂》2卷本，5卷本宋以後世不見刊傳，今所傳者皆為陸氏刪節本，又作3卷，題名卻為《東阜子集》，陸氏刪節本之原舊，乃明人采掇輯拾而成，此輯拾王績集棄佚者一也。今人王重民先生《敦煌古篇敘錄》記《東皋子集》雲；“此卷首尾殘缺，載賦三篇，起《游北山賦》之後半，《元征賦》全，
訖《三月三日賦》之前半”；此外、王重民又儉宋人姚銨《房文碎》卷81、82，有王績《重答仕使君書》、《與陳權達重借暗紀書》，清《全唐文》卷132，有《三日賦》、《燕賦》等4文，皆為3卷本所不載，此輯拾王績集棄怯者二也。右列述種種．皆為輯拾漏快之作。
發展狀況
葉德輝一、發軔時期的基本狀況
從清末的最後十年——20世紀的最初十年間是輯佚學研究的發軔時期。古籍輯佚的歷史雖悠久，但至清乾隆以來方開始繁興並走向鼎盛。縱觀整個清代，古籍輯佚這一古老的文獻活動在乾嘉考據學風的影響下開始逐漸繁興，輯佚的方法日漸精密，影響日漸廣大，意識不斷強化，至嘉道時期達到鼎盛，幾成一時之顯學，直至清末流風不絕，為中華民族文化積累了數以千計的輯本文獻。而對其進行真正意義上的研究和總結則是20世紀初的事情。
清人輯佚的文獻成就雖高，輯佚的工作方法雖密，輯佚的文化影響雖大，然而他們的輯佚活動只是在感性經驗的指導下進行的，只是通過輯佚文獻的前言、敘跋、凡例來總結自己的輯佚工作，或說明自己輯佚的目的、原則方法、佚書流傳、前人輯本優劣、取資依據等，這些雖然可以反映清人的輯佚思想和方法，但還算不上是主觀意識明確的輯佚學研究。當時輯佚的實踐者雖多而研究者鮮有，對輯佚學的主動性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更談不到系統性和理論性意義上的研究了。直到20世紀初的季清時期，主動性的輯佚學研究才初露端倪，其標誌就是經學家皮錫瑞在晚年所著、光緒三十三年（1907）刊行的《經學歷史》一書中，在總結清代經學的繁興時提出了“此（輯佚）學”、“輯古佚書派”的概念，其次是文獻學家葉德輝在宣統三年（1911）刊行的《書林清話》中明確地辨證了“輯佚起源”的問題。雖然皮錫瑞的論題闡述還不甚清晰，葉德輝的研究還極其微弱，但二者確屬真正意義上的輯佚學研究。現代的輯佚學研究就是在這兩個湖南人極其微弱的聲音中艱難地啟動了，正是這不甚清晰的闡釋和極其微弱的研究揭開了現代輯佚學研究毫無色彩的扉頁。
二、創始時期的研究狀況
中華民國的39年間是輯佚學研究的創始時期，又較為集中地體現在20世紀的30年代到40年代，其標誌是民國13年（1924）梁啓超〈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二)·輯佚書〉的發表問世（《東方雜誌》第21卷)，輯佚現象開始逐漸受到研究者的一定關注。這一時期的代表學者有梁啓超、劉鹹炘、王重民等三人。
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一是西方的各種思想文化紛紛傳入，倡導者有之，以其可以挽救積弱積貧的國家，抵制者有之，以其對傳統國學構成了極大的威脅，思想文化戰線異常活躍。二是清王朝滅亡，民國建立，統治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政治制度土崩瓦解。民國雖然是一種新的社會形態，但是中華民族善於總結前朝歷史文化的傳統不僅沒有受到絲毫的衝擊，反而在東西方兩種思想文化的碰撞融合中得到了繼承和發揚。以民國政府組織修纂《清史稿》為直接契機，一些學人懷者較為複雜的學人心理和文化情懷，也開始總結清代的學術和文化，到二三十年代曾呈現出“國學熱”的局面，很多學人紛紛著書立說以守護、宏揚國學，而作為清代文化和國學重要內容之一的古籍輯佚也自然受到了更多學人的關注。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文化環境中輯佚學研究逐漸發展起來了。但是絕大多數學者僅限於對清代輯佚現象和輯佚書進行極其簡單地粗略地敘述或介紹，所以我們稱這一時期為輯佚學研究的創始時期。其中惟有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輯佚書》的泛化總結較為系統，流傳最廣，影響也最大；惟有劉鹹炘《目錄學·存佚》的探微研究較為精細，頗多創建；惟有王重民等的個案研究較為深入,極為精闢，並代表著三種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路徑。余者孫德謙、蕭一山、許學浩、陳鍾凡、趙萬里、袁同禮、程會昌、金毓紱、陳垣、洪煥春、張舜徽、郝慶柏、郭伯恭、楊家駱等也各有貢獻。
總之，這一時期的輯佚研究從整體意義上講既不繁榮，也不夠深入，泛說輯佚者相對較多而深入研究者卻較少，整體的研究工作還極其單弱。其原因主要有：一是輯佚經過清代學者的努力，特別是由於四庫館臣和王謨、章宗源、嚴可均、馬國翰、黃奭、湯球等幾位大輯佚書家所取的巨大成就，社會對輯佚的存在雖然已經具有了一定的認識，但遠不如校勘、訓詁等影響那樣廣泛深入，仍局限在相對較少的學者範圍內。這是由學術文化發展過程固有的局限性所決定的。
二是由於取得突出輯佚成就的學者多非一流的大學問家，輯佚文獻的數量雖多而精品較少，多為粗疏之作，所以有些學者特別是有些大學者對輯佚工作頗為輕視。這是其自身存在的缺陷性所造成的社會偏見。
三是這一時期尚處在現代輯佚研究的起步階段，還未引起大多數學者的足夠重視，所以積極投身輯佚研究的學者較少，肯下大力氣的則更少，加之一切都得從頭開始，故而做泛泛之言者相對較多，深入研究尚待時日。這是由科學發展的內在規律所決定的。
四是本世紀上半葉一直處在動盪戰亂之中，學人或為政治奔走，或為救亡呼號，或為生存流浪，安放書桌無室，靜心讀書乏力，極大地滯緩了輯佚研究的發展。這是客觀存在的社會原因。
三、泛化敘介時期的研究狀況
梁啓超在書房這一時期對輯佚、輯佚學的研究，主要是繼續沿著梁啓超、劉鹹炘、王重民等開拓的研究路徑和範圍向前發展。但由於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流傳較廣、影響較大，從30年代到80年代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內，有關著作在述及“輯佚”時其基本框架大都沿襲梁氏，或一如梁氏而略做變通，或以劉氏引證的史料為補充而略發議論，甚至有的敘述還不如前人系統完整。這說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學界對輯佚的研究十分薄弱，而著作者們又不可能對述及的諸多問題都做一番元點研究，因此形成了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我們稱這一時期為“泛化敘述時期”。由於“文革”10年的學術研究基本是一片空白，所以這一時期又可分為二個階段：一是1950-66年，即“文革”前17年；二是1977-85年，即“文革”後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社會意識形態展現出一種全新的思想理念，在幾乎沒有間斷的政治運動中，祖國傳統文化典籍的研究、整理和出版仍受到一定的重視，特別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的60年代的幾年間，國務院還組建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可惜佳境短暫，“文革”期間被愚弄的人們高喊著徹底革命的口號，毫不猶豫地踐踏著剛剛興起的文化事業，瞬間的輝煌就象夜空的流星一樣一閃即沉入文化沙漠的淒蒼。在這種特定環境和有限時間內，冀望狹窄冷僻的輯佚學領域取得突出的研究成就顯然是不客觀的。這一時期，主要是從民國過來的前輩學者，仍然把輯佚學視為一種專門知識和文獻現象，在知識分子改造的夾縫中小心翼翼地從事著輯佚的敘述介紹，間有少量的個案、專題研究，並有一定的收穫。
從1977年開始，歷史的光芒漸漸地驅散了籠罩中華大地長達10年之久的漫漫陰霾，民族傳統文化也逐漸恢復了歷史的原貌。80年代初，幾位資深學者就古籍整理研究問題上書中央政府，1981年4月中共中央轉發了陳雲同志批示和《整理古籍是繼承祖國文化遺產的一項重要任務》的講話，隨即又重新組建了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國家教委也新建了古委會，國家民委、衛生部、各省也設定了相應的機構，更在一批高校組建了專門的研究機構和教學實體，形成了古文獻學的本科、碩士、博士等多層次的人才培養體系，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很快就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冷僻的古籍輯佚及其研究也得到更多學人的熱情關注，或在其著作中以一定的篇幅敘介輯佚，或撰文進行個案、專題研究，數年內就取得了較為可觀的成績。
這裡有四點需要首先說明：一是雖然在這一時期的著作中對輯佚敘述的基本框架、主要內容多循梁氏和劉氏，但其中或也不無新見。二是這種局面的存在符合學術發展的內在規律。三是從1950年-77年的28年間，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和步步加緊的知識分子改造，使學者們能專志從事研究的時間頗為有限。四是正是由於一些學者在他們的著述中對輯佚所作的敘述介紹，使人們認識到了輯佚、輯佚學研究的意義。輯佚學研究能有今天這樣的局面，這些前輩學者功不可沒。五是個案和專題研究較為寂寞，但也間有一定數量的成果相繼問世。
四、理性探討時期的研究狀況
1986年以來的十餘年間是輯佚學研究的理性探討時期。從民國過來的老先生多已告退，研究的主力開始轉為“文革”後成長起來的一批青年學子。如果說前代學者主要沿著梁、劉、王等開闢的路徑和範圍，把輯佚視作一種專門知識和文獻現象進行泛泛的介紹和考釋，而新一代學子則突破了前人研究的藩籬，更傾心於把輯佚學視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對其進行理性思考，並在理性思考的基礎上進行學科體系構建。輯佚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開始逐漸形成。
自本世紀現代古文獻學產生以來，其諸分支學科皆有多部學術專著相繼問世而成為獨立研究發展的學科，惟有輯佚學未然，長期以來一直處於校勘學的附庸地位。經過多年的量變過程，自1986年輯佚學的研究相繼出現了一些新的研究動態和成果。
一是有人於1986年發出了“輯佚學應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呼籲，這反映出把“輯佚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理性研究的時代已經到來。二是幾位學者的研究成果不約而同的明確以“輯佚學”命題，這反映出“輯佚學應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已經逐漸成為文獻學界的共識。三是有的教學單位已把“輯佚學”列為古文獻學碩士研究生開設的獨立課程，這反映出輯佚學已開始走向獨立。四是《古籍整理研究(八種)·輯佚學稿》、《中國古籍輯佚學論稿》二部專著相繼問世，反映出輯佚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已經實現並開始走向成熟。所以我們稱這一時期為“理性探討時期”，是輯佚學研究的快速發展時期，是輯佚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走向獨立並實現成熟的時期。此外，這一時期對輯佚的泛化敘述介紹更加積極，個案和專題研究更加廣泛深入，輯佚學的研究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
自1986年以來，眾多的學者在其著作中繼續對輯佚作泛化的敘述介紹，個案、專題研究更加廣泛深入，尤為可喜的是－批“文革”後成長起來的中青年學者，開始以強烈的理性觀念和獨立的學科意識來審視、研究輯佚這種特定的文獻、文化現象，力圖建立一個符合學科內在邏輯規律的科學的學科體系和知識結構。
代表人物
《玉函山房輯佚書》他生活的時代，漢學盛行。受此學風影響，早年即對許多珍貴古籍的散失深為痛惜，決心做一番古書輯佚工作。他在鄉間教書時，每見異書便抄錄下來；中進士後， 步入官場， 薪俸多用於購書， 日積月累，共購買各類書籍達57000餘卷。他“殫心搜討，不遺餘力，晚歸林下，猶復孜孜，纂輯無虛日”，把唐代以前已經散亡、毀失的古書，從各種著作的注釋和引文里，從許多有關文獻保留的片辭隻字中剔抉出來，加以考證，辨別真偽，然後分門別類彙纂成冊，定名為《玉函山房輯佚書》 。該書分為經、史、諸子3編，700多卷，共輯佚書594種，並自作序錄冠於每種之首。居家期間，他還利用閒暇，收集流傳民間的諺語，編成《農諺》1卷；撰寫了《月令七十二候詩自注》《夏小正詩自注》等有關農業季節、物候的詩文著作。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寫成讀書札記《目耕帖》31卷。
1870年(同治九年)，濟南濼源書院山長(即院長)匡源，請山東巡撫丁寶楨協助，從馬國翰親屬處借出《玉函山房輯佚書》 書板， 經過進一步整理， 於4年後連同《目耕帖》 一併印刷，分訂100冊行世，受到學術界的重視。馬國翰留傳後世的作品還有《竹如意》《紅藕花軒泉品》 《玉函山房文集》 《玉函山房詩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