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譚峭，字景升，泉州（今屬福建）人。(860～874年)，名道陳摶曾言與他為師友。史稱譚峭幼而聰明，及長頗涉經史，博聞強記，問則無所不知，文則清新華美。好黃老之學，精心研究，立志修道。譚峭經多見廣，學識淵博，曾於終南山著《化書》 。此書之思想對後世的內丹學、宋明理學等方面影響深遠。英國的李約瑟在其所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認為，譚峭的《化書》是唐宋時期道教典籍中最有獨創性的著作。
背景
譚峭 (五代)譚峭(860～874年)，字景升，晉江人，唐國子司業(國子監副長官)譚洙的兒子，是我國五代時著名道士和道學理論家。譚峭幼時聰穎，長大後博學能文，《全唐詩·譚峭小傳》稱其“博涉經史，屬文清麗”。其父希望他遵循科舉之路，走入仕途，但他自幼醉心黃老之術，無意功名利祿，後離家出遊終南、華、岱諸名山，拜嵩山道士為師，學道十餘年，深得辟穀養氣的法術。譚峭經常四處遨遊，夏天穿著厚厚的棉衣，冬天只穿薄薄的葛衫，有時倒臥在霜雪之中。暢遊時，他還經常行吟：“線作長江扇作天，靸鞋拋在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柱杖前。”
五代時候，閩王王昶拜譚峭為師，並賜號“金門羽客正一先生”。這是道教產生以來，官方正式承認道教的最早記載，也說明道教“正一”教派已經確立。可見當時譚峭的道學造詣之深，已聲名遠播。
閩國滅亡後，譚峭隱居在江西廬山棲隱洞，當時向他學習道法的學生有百餘人。南唐後主李煜聞其名，將他召至建康(今江蘇省南京市)，要賜予官階和財物，他固辭不受。李煜深為感動，更加看重他，將他比為當時的蜀國道士杜光庭，還賜號為“紫霄真人”，所以時人又稱譚峭為“譚紫霄”。
後來，譚峭回歸泉州本籍，修煉於北郊清源山紫澤洞。
唐末五代時期，中原混亂，泉州從屬更迭，其間有王氏政權、留從效、陳洪進相繼統治，政局比起北方較為穩定。王氏政權推崇佛教和道教。晉江王留從效、節度使陳洪進除了是佛教的推崇者外，又是道教的倡導者。他們親近道士，興建道教宮觀。因而當時天下的釋、道為避華北和中原戰火，紛紛雲集在泉州。是時，出現仙道羽客遍及泉南名山洞岩，修真煉性，有的還著述撰書。作為五代著名道士，譚峭在泉州修煉時，對道家理論精心研究，有著獨到的體悟，他對現實世界極為關注，並有著深刻的理解，他在終南山的著作《化書》，大量涉及現實生活，揭露和批判腐朽的統治階級和黑暗的社會制度，成為一部頗具影響的道教名著，在中國道教發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地位，並流傳至今。而他本人也因此成為這一時期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突出貢獻
譚峭 (五代)譚峭一生中最大的貢獻莫過於為後世寫出了一部頗具影響的道教名著《化書》，
《化書》共分六卷，即《道化》、《術化》、《德化》、《仁化》、《食化》、《儉化》，每卷又分若干篇，共110篇。其道學理論多出於黃老，而揉合儒家的思想，有的篇章具有樸素的唯物論思想，至今仍有其積極意義。如《化書》卷2《術化·心變》篇云：“至淫者化為婦人，至暴者化為猛虎，心之所變，不得不變。是故樂者其形如，喜者其形逸，怒者其形剛，憂者其形戚。斯亦變化之道也。小人由是知顧六尺之軀，可以為龍蛇，可以為金石，可以為草木。大哉斯言。”
所謂“至淫者化為婦人”句，為封建社會對婦人的偏見，然《心變》一篇卻道出心變人則變的樸素辯證法，即使有六尺之軀，只要心變壞了，其人的價值不如草木。又如《化書》卷5《食化·食迷》云：“民有嗜食而飽死者，有焚食而鯁死者，有感食而義死者，有辱食而憤死者，有爭食而斗死者，人或笑之。殊不知官所以務祿，祿所以務食；賈所以務財，財所以務食。而官以矯佞讒言而律死者；賈以波濤江海而溺死者。而不知所務之端，不知得死之由，而遷怨於輩流，歸咎於江海，食之迷也。”《食化·食迷》以人為維持其生命的生存，故以食為根本道理，來喻社會的人與人的關係和人與人的爭鬥。封建官吏接受俸祿是為了食，商賈冒死萬里鯨波亦是為了食。這裡缺少了個人的社會屬性，即人的階級性，但《食迷》篇具有樸素的唯物論思想，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所以譚峭的《化書》其本多出於黃老，而又適合於儒家之思想。
譚峭在《化書》中有許多涉及社會經濟、政治方面的內容，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矛盾，揭露了矛盾的本質，並提出自己獨到的觀點。如《化書》卷5《食化·絲綸》：“王取其絲，吏取其綸；王取其綸，吏取其糹孛。取之不已，至於欺罔；其罔不已，至於鞭撻；鞭撻不已，至於盜竊；盜竊不已，至於殺害；殺害不已，至於刑戮。欺罔非不愛，而斂者教之，殺害非民願，而鞭撻者訓之。”這是對統治階級強取豪奪、殘酷壓迫農民的具體描述。
他認為對統治者怨恨，才是真正的怨恨，如《化書》卷3《德化·養民》云：“民不怨火而怨使之禁火，民不怨盜而怨使之防盜”。表達了其對殘酷的封建暴政深為痛恨和對農民生活的深切同情。又如《化書》卷3《德化·弓矢》云：“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盜弓矢以侮天子。君子作禮樂以防小人，小人盜禮樂以僭君子。有國者好聚斂，蓄粟帛、具甲兵以御賊盜，賊盜擅甲兵、踞粟帛以奪其國。或曰‘安危德也’。又曰‘興亡數也’。苟德可以恃，何必廣粟帛乎?苟數可以憑，何必廣甲兵乎?”總結了歷朝最高統治者以武力鎮壓人民，則人民被迫以武力推翻統治者的統治的事實。
他認為是統治者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導致了農民起來造反，闡發了“官逼民反”的思想。他同時指出歷朝統治者制禮樂來維護其統治，然而人民大眾也會接過手來，以禮樂來反對統治者。因此，有的統治者乾脆不要儒家的德治，因噎廢食，以“聚斂蓄粟，具甲兵以御賊盜”，然而盜賊也會“擅甲兵、踞粟帛以奪其國”。所以《弓矢》篇很自然地得出結論，即有國者只有用儒家的德治才是治國之根本，然後輔以弓矢、禮樂、聚斂蓄粟帛、廣甲兵之類。這些激烈的言論切中了時弊。
譚峭 (五代)譚峭還從經濟因素深刻地分析了農民反抗暴政的原因，如《化書》卷5《食化·七奪》云：“民事之急，無甚於食”；“一日不食則憊，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但農民這種最低要求卻被統治階級掠奪去了，“王者奪其一，卿士奪其一，兵吏奪其一，戰伐奪其一，工藝奪其一，商賈奪其一，道釋之族奪其一”，所以農民不論豐歉始終過著非人的生活。《化書》更進一步從分配不均來探討社會動亂的根源，《化書》卷5《食化·奢僭》云：“貧食愈不足，富食愈不美，所以奢僭由茲而起，戰伐由茲而始。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雖然“均食”的辦法，只是種幻想，但它深刻地揭露了社會矛盾的根源，反映了農民某種均貧富的要求，具有進步意義。
譚峭在《化書》中還進一步提出其理想中的社會為“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從處之；一塊之台，與眾臨之；一料之食，與眾蓄之；一蟲之肉，與眾咂之；一罪之疑，與眾戮之”(《化書》卷4《仁化·螻蟻》)，“均平”思想顯而易見。這一理想社會與當時動亂的社會現狀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對於怎樣才能達到理想的社會，《化書》提出的辦法是“節儉”，如《化書》卷6《儉化·太平》中“議欲救之，莫過乎儉。儉者，均食之道也。食均則仁義生，仁義生則禮樂序，禮樂序則民不怨，民不怨則神不怒，太平之業也。”譚峭希望用道德說教來規勸統治者實行節儉，寄託了對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但這觀點在當時社會只能遭到統治階級的蔑視，反映了他對當時社會問題認識上的不足。
《化書》闡述了譚峭的哲學思想，發展了道家“虛無”理論，稱世界起源於虛，最後復歸於虛，一切事物都在永恆變化。譚峭認為“虛”生萬物，“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而後復歸於“虛”。譚峭的這種哲學思想觀點，可以說是對道教中的變化範疇最全面的發展。《化書》宣揚無形影、無寒暑、無死生、齊昏明、齊奢儉、外榮辱、黜是非、忘禍福、以泯滅一切差別，追求“虛實相通”的“大同境界”，認為“食為五常(仁、義、禮、智、信)之本，五常為食之末”。譚峭幻想一個“無親、無疏、無愛、無惡”的“太和”社會，這種幻想在殘酷專制的封建制度下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但反映了譚峭的崇高理想。
人物評價
譚峭 (五代)譚峭生活於唐末、五代、宋初數個朝代，經歷戰禍和動亂，目睹人民民眾的悲慘遭遇，對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化書》中用大量篇幅指斥、抨擊封建統治對老百姓的殘酷壓迫和掠奪的暴行；同時也提出了治國安民、漸進化育的方法。“民之瘠也，由剜其肌；民之餒也，由奪其哺”(《雀鼠》)。他認為“王者能均其衣、讓其食，則黔黎相悅”(《鴟鳶》)，指出“窮民之力以為城郭，奪民之食以為儲蓄……是不信於天下之人；斯道也，賞不足勸，罰不足懼，國不足守”(《有國》)。譚峭闡述的這些觀點，雖然免不了道家虛無變幻思想，但並不脫離社會現實。其進步的歷史觀被後世所注視和肯定。
明代謝肇淛《文海披沙》云：“譚景升《化書》一百一十篇，文詞簡暢，義理粲然。其中雖有長生太上等語，而無龍虎刀圭之術，恍惚之語。《道德》、《南華》之後，此其翹然者也。”《道藏目錄詳註》曰：“《化書》一部，要人窮神知化，反道歸虛，不與物交，惟存神主，如是可以出化機之外，游無何有之鄉也。”
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泉郡鄉宦李贄更把譚峭提高到一個可與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相提並論的地位，他認為：“若關君子之《文始真經》與譚子《化書》，皆宜隨身者，何曾與釋迦差異也。”
譚峭著成《化書》後，曾請南唐大臣宋齊丘為《化書》作序，但宋齊丘竊為己作，所以舊本《化書》作者題南唐宋齊丘撰，還被另稱為《齊丘子》。事實真相如宋碧虛子(俗名陳景元)題《化書》後序云：“鴻蒙君(張無夢)曰：‘吾師友譚景升，始於終南山著《化書》，因游三茅，經歷建康，見宋齊丘有仙風道骨……乃出《化書》，授齊丘曰：‘是書之化，其化無窮，願子序之流於後世。’於是杖靸而去。齊丘奪為己有而序之耳。”此事矇騙世人竟達幾百年，到明代編撰道教經典著作《道藏》時，才將書名改為《譚子化書》而流行於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