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國的衛拉特研究
主要思想準則
阿闌豁阿的子孫——衛拉特蒙古是蒙古民族共同體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他們是一群保留著許多早期的傳統禮儀和習俗並具有獨特的文化，具有果敢、智慧、勤勞的品德和愛國主義精神的人民。衛拉特史是蒙古史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衛拉特研究將充實和豐富蒙古民族古今的歷史文化遺產。歷史上從未有過單獨的衛拉特民族，她不是獨立的少數民族或是蒙古民族的小部族。歷史上的蒙古民族是由兩個基本部分組成的，這在古代是由叫“草原百姓”（尼魯溫蒙古）和“林中百姓”（衛拉特、布利亞特）的兩部分組成的。到後來是由東部蒙古（中央蒙古）和西部蒙古（以衛拉特為主）兩部分組成的。但是如果否認以黃金家族為主的中央蒙古在歷史上一直作為蒙古民族的主體這一事實，那就是歪曲歷史。蒙古歷史是由所有的蒙古族人民共同創造的。但由於受異族惡毒的挑撥分化政策的控制，蒙古統治階級實行某些狹隘的政策，使蒙古兩大主要集團之間世代都有令人痛心的悲劇發生。成吉思汗從未將蒙古民族整體依大小、強弱或是黃金家族和非黃金家族來區分，而是一視同仁，強調統一和團結。這一點應當成為蒙古歷史研究人員堅持的主要思想準則。衛拉特人民歷史
自成吉思汗創建的大蒙古國帝國之後，尤其是在滿清統治時期，衛拉特蒙古人民深受災難、潰散、歧視之苦，這是由於內外勢力相互勾結造成的。衛拉特人民的歷史雖曾一度被歪曲，但在全球性的改革大潮洶湧澎湃的今天，所有國家的民族的歷史都開始得到公正的評價。總之，認真地介紹、評價西部蒙古人民歷史的高質量的論著在蒙古國內外還不多見。衛拉特蒙古人散居在世界各地。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大部分居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具體來說在新疆、青海、甘肅北部的肅北蒙古、呼倫貝爾的厄魯特和黑龍江的厄魯特旗和內蒙古自治區的阿拉善盟境內都居住著保留傳統習俗的衛拉特蒙古人。在俄羅斯聯邦境內聚居著被稱為額勒斯太卡爾梅克的以吐爾扈特、杜爾伯特為主的衛拉特蒙古人，現在他們建立了卡爾梅克共和國，走上發展的新路程。從卡爾梅克中分出來的一部分衛拉特人現居住在美國。還有自認為是蒙古人一支的圖瓦烏梁海。在蒙古國西部的三個省——科布多、烏布斯、巴彥烏勒蓋省居住著屬衛拉特蒙古的杜爾伯特、巴雅特、扎哈沁、烏梁海、吐爾扈特、厄魯特、明嘎特等部族。從1989年的統計數字看，杜爾伯特有55200人，巴雅特有39200人、扎哈沁有23000人、烏梁海有21300人、吐爾扈特有10100人、厄魯特人9200人、明嘎特有4800人[（1）a]。因噶丹汗戰爭而移居到後杭愛、前杭愛省的少數厄魯特人民至今還在那裡生活並仍保留著自己的習俗。土默特的阿勒坦汗和呼圖格台徹辰洪台吉等征討平定居住在扎布汗的衛拉特，在翻越西阿爾泰山時，落下一部分屬輝特部的厄魯特人，他們的後代至今還居住在那裡並完好地保留著自己的傳統習俗。此外，戈壁阿爾泰、扎布汗、色楞格、蘇赫巴特爾等省也散居著一些衛拉特部族的人。蒙古國共有20萬衛拉特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0%。在朮赤、察哈爾、斡闊台汗所統轄的國家和地區，因服兵役或以屬民的身份被調去的一部分衛拉特人已被伊斯蘭同化了。如果除去這部分人，現在全世界大約有近60萬衛拉特蒙古人。
《蒙古秘史》[（2）a]、拉施特哀丁的《史集》[（3）a]、《元史》[（4）a]、《明實錄》[（5）a]、《明史》[（6）a]和《明史紀事本末》[（7）a]等史料和流傳於衛拉特蒙古人中的一些傳說和故事及一些零散的托忒文史料記載，衛拉特蒙古人的祖先生活在沿貝加爾湖、庫蘇古爾湖、色楞格河下游，唐努、薩彥嶺、郭爾羅格河（葉尼塞）、額爾齊斯河上游和沿阿爾泰山脈的原始森林地帶。她們除了從事牧業外，一部分還以狩獵、捕魚為生。她們中間也有一部分從事農業，這大概是後來才產生的。早在9世紀的史料中就有對衛拉特部的先民之一的烏梁海部的記載。
衛拉特部族
衛拉特部族在史料中的記載雖有2000多年，但較明確的記述還是在10世紀之後。“衛拉特”這一名稱的發音在早先可能與現在有些區別，也許在方言中叫“θлхнийхэ、θθлд、θголэй”等。“衛拉特”這一名稱在漢文史料中有六、七種記載。例如：斡亦剌惕、斡亦剌、外剌、猥剌、瓦剌、衛拉特、厄額魯特等。在元（1260—1368），明（1368—1644），清（1616—1911）時代，是以不同的文言都能適應的象形文字記載的。其中明朝的“瓦剌”、清朝的“衛拉特”使用較多。有些漢文史料中還有“大瓦剌”（Их Ойрад）這一名稱。學者們對於“衛拉特”這一名稱的含意有各種各樣的解釋，其中有兩種解釋影響最大。一種認為是從“Ойрдотно”“（親密的）”“Ойр худын”（親家），“Ойрынхолбоо”（親近的聯盟）而來的。另一種認為是從“Ойр иргэн”（林中百姓）“Ойд амьдрагчид”（生活在林中的人）發展而來的。研究衛拉特史的大部分學者一直贊同第二種觀點。但是目前還沒有確切的依據。有關“衛拉特”這一名稱的更詳盡的研究，最近幾年國外學者，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努力鑽研，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1）b]。“衛拉特”這一名稱最初也許是地名、也許是以主要首領的名字稱呼的。不管怎么說，“衛拉特”似乎是以衛拉特四部的主要部族衛拉特部的名字命名的。較可信的說法是指衛拉特四部之間的聯盟或他們內部之間親密的聯繫，從這一內容產生了“衛拉特”這一名稱。雖說有關衛拉特蒙古歷史的文獻資料不算豐富，但以蒙、藏、漢、滿、俄文寫成的史記、回憶錄、遊記、信件、公函、呈文、法典等並不少見，在蒙、漢文文獻中見不到的一些珍貴資料在藏文中可以查到，現在應充分利用這些資料。這類資料尤其是在青海蒙古中比較多見。
相關著作、文獻
對於中國明代，特別是清朝的有關衛拉特的漢、滿文文獻如果不進行仔細的推敲，只求字面上的理解，就會產生片面的見解。舉個例子，1755—1758年，滿清皇帝為討伐衛拉特蒙古多年不降之罪，採取了殺盡斬絕，迫使他們背井離鄉等手段，造成了深重的罪孽。1757年的悲劇在衛拉特蒙古人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創傷。那一年，奉乾隆皇帝的旨令，幾萬衛拉特人被活埋，無數的村落被掃蕩一空，特別是對領導衛拉特四部鬥爭的綽羅斯和厄魯特部更是格殺勿論。衛拉特蒙古的首府古爾扎城遭到破壞，該城中聞名於世的“巴倫召”的金頂古爾扎都綱和銀頂海奴齊都綱全都化為灰燼。在古爾扎寺和海奴齊寺內可召開容納7000名喇嘛的大法會。滿人為了悔罪，收攏當地人民的心，在原寺的遺址上建造了“安遠廟”。用蒙古文所寫的經文有許多被燒毀了。1765年，乾隆皇帝親自赴衛拉特草原，隆重紀念鎮壓衛拉特10周年，並去了“安遠廟”，對衛拉特蒙古採取了奸滑的政策。那時，勝者是滿清統治者，敗者為衛拉特人民。所以，勝者一方以自身利益為標準，大力吹噓自己的力量，指鹿為馬，顛倒是非。傷天害理的事，也被描繪成是“正義的事業”。為民族的自由而進行不懈鬥爭的衛拉特蒙古因為遭到失敗，所以其功績一概被抹煞，在史籍中被冠以“叛徒”、“逆賊”、“亂匪”等罪名。對其領袖人物噶爾丹巴（Galdambaa），策妄阿拉布坦（Tseveenravdan）噶爾丹策凌（Galdantseren），舒奈（Shunai）、達瓦齊（Dawats）和噶爾丹（Galdan-Boshogt），阿穆爾薩納（Amarsanaa）等人更是除了“豬”“狗”之類的詞外沒有其他稱呼。深受衛拉特人民愛戴的英雄噶爾丹巴和舒奈在歷史上幾乎沒有被記載。這一點在記錄1663—1722年間事情的康熙《實錄》，記錄1736—1795年間事情的乾隆《實錄》中清楚地得到了證實。滿清時期的一切歷史，檔案資料都是依據這些“實錄”寫成的。可見，對於封建階級的文獻資料如果不加分析地引用，就不可能真實地反映人民的歷史。但是一概否認漢、滿文的衛拉特文獻資料的價值也是行不通的。由漢文或滿文寫成的衛拉特史研究的基礎文獻資料《清實錄》、《朔漠方略》、《欽定準格爾方略》等三部巨著至少應當得到利用，否則，進行衛拉特史研究將會有很多缺憾。過去，我們在進行衛拉特研究時，沒有充分利用蒙、藏、漢、滿、俄文的著作、檔案資料，只是局限於手頭的一些資料，從而產生了片面的研究成果，這一點上面已經說到了。
蒙古國西部的阿爾泰地區是衛拉特四部發源地之一。那裡有與衛拉特、蒙古歷史有關的уенч Бодомчнийн урхацал． Алтайн таван богд． иаван хумаст хайрхан． Б--умба уул． улаан даваа． Цамбагарав уул． Баатар хайрхан уул． уенчийн цагаан д-- эрс． ээрийн щар хулс． сартагтайн гуу（суваг）等眾多的地方。在蒙古國科布多、烏布斯、巴彥烏勒蓋、後杭爰、戈壁阿爾泰、扎布汗、庫蘇古爾、色楞格、蘇赫巴特爾等省的衛拉特蒙古地區或其部族的後代中存有許多文化和實物方面的遺產，此外，蒙古國中央圖書館存有《衛拉特四部史》、《札雅班迪傳》（四衛拉特史記）、《金念珠》、《文字的彙編》、《汗哈冉惠》等一批托忒蒙古文史料。這些文物資料對於推進衛拉特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
1924年，學者K·策旺（Tseween）撰寫了《蒙古諸部落族源與現狀》（моголын жижиг ястнуудын угсаа． оноо--гийн байдал）一文[（1）c]，這是蒙古學者撰寫的第一篇有關衛拉特蒙古方面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介紹了蒙古國的杜爾伯特、巴雅特、厄魯特，明嘎特，扎哈沁，吐爾扈特、烏梁海、和碩特、霍屯和從新疆遷移來的察哈爾等部的起源、歷史、文化及當時的狀況。在這之後，B·布彥楚格蘭（B·Buyanchuulgan）的《蒙古厄魯特史》[（2）c]發表於30年代，該書由《噶爾丹汗》、《噶爾丹策凌汗》、《達瓦齊汗》、《阿穆爾薩納汗》、《衛拉特部族的鬥爭》等五部分組成。之後直到50年代末，衛拉特研究在蒙古一度處於停頓狀態。從50、60年代開始在B·仁親（B·Rentsin）、U·達木丁蘇榮（Ch·Damdinsuren）、M·魯布桑旺丹（Sh·Luwsanwandan）等老一輩學者的帶領下衛拉特研究又開始得到發展。
從那時開始，一批研究衛拉特歷史、語言文學、藝術、風俗等的學者隊伍逐步形成。通過走訪衛拉特部族，蒐集有關歷史文物，托忒文文獻資料，故事寓言、歌詞等，取得了較大的成果。
研究大事記
1960年，在莫斯科召開了蘇聯、美國、蒙古三國衛拉特研究學者會議。三國學者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情況，這次會議對於蒙古的衛拉特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1965年，為紀念著名說書藝人帕爾親（Parchin）誕辰110周年，召開了學術討論會。這是蒙古首次召開衛拉特研究方面的學術討論會。帕爾親是西部蒙古巴雅特部族人，是以馬頭琴伴奏吟唱史詩的著名說書藝人。會議的報告、講話及吟唱的史詩通過整理，於1966年出版專輯《蒙古英雄史詩輯》。
1968年9月，為紀念托忒文字誕生320周年，在烏蘭巴托市舉行了學術討論會。這是在蒙古舉辦的有關衛拉特研究的第二次學術討論會。蒙古著名學者全部出席了會議並做了學術報告。科學院院士M·魯布桑旺丹宣讀的論文為《論八思巴文和托忒文正字法中標記長元音的方法》、B·仁親院士的論文是《論托忒蒙文的文化意義》、U·達木丁蘇榮院士的論文題目為《托忒文〈羅摩衍那〉》。通過這次學術活動進一步認識用托忒文翻譯、編寫的書籍對於蒙古學研究，特別是衛拉特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果不重視利用這些文獻資料而進行衛拉特研究，將會產生片面的結論。
1990年8月，蒙古和中國的衛拉特研究學者在烏蘭巴托會晤，就各自的衛拉特研究情況做了通報，在今後的研究計畫方面交換了意見[（1）d]。在此應當特別提到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衛拉特學研究工作最有成效，已出版、發表了許多論著。他們還召開了幾次衛拉特研究方面的國際研討會。1988年在新疆烏魯木齊召開了“江格爾”國際研討會，蒙古學者д·策仁索德諾姆 (D·Tserehsodnom）、ч·達賴（Ch·Dalai）參加了會議並宣讀了論文。台灣的蒙古歷史研究也有進展，其中出版了幾本有關衛拉特研究方面的論著[（2）d]。
與衛拉特歷史有關的問題一直是蒙古歷史學工作者的課題。其中д·宮古爾（D·Gonggor）的《科布多簡史》[（1）e]。H·伊西扎木茨（N·Ishjamts）的《1755—1758年蒙古人民爭取獨立的武裝鬥爭》[（2）e]。C·普爾布扎布（S·Purevjav）寫的《和托輝特的族源與歷史問題》[（3）e]。奧其爾的《蒙古的衛拉特簡史》[（4）e]等著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國歷史學者在撰寫《蒙古人民共和國史》三卷本、一卷本時，其衛拉特史部分雖然尚顯簡要，可都是必有的內容。但是我們的有些史學家在成果中堅持一些片面的觀點，這可能是在對衛拉特研究方面的文獻資料掌握不足，尤其是對漢、滿、藏文獻幾乎沒有加以利用的情況下撰寫的。有關衛拉特蒙古的文學作品也不少見。有作家K· 普熱布（J·Purev）的《心中的怒火》、《迷霧》，ш·納楚克道爾基院士（Sh·Natsagdorji）所寫的《水晶鑒》，記者策恩布勒（Tsembel）所寫的《阿穆爾薩納》、《噶爾丹汗》等長篇小說。這些作品以大膽涉及領導衛拉特蒙古人民進行爭取自由鬥爭的主要英雄人物為特點。可以看出作家為創作好作品而花費了不少心血。但在真實地描寫衛拉特蒙古人民的鬥爭歷史，對領袖人物噶爾丹汗、阿穆爾薩納、青貢扎布等人的形象刻畫方面，除策恩布勒的《噶爾丹汗》之外，可以說還很不夠，沒有能夠很好地進行總結和反映。這是由於沒能認真查閱各種文字的有關衛拉特的資料，或對衛拉特人民的風俗習慣方面的知識尚有欠缺。小說是人民大眾的財富，很容易得到他們的信任，尤其是對青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是至關重要的。所以我個人認為以蒙古歷史為題材的作品，應有根有據，不應歪曲歷史或虛設人物，必須從“蒙古”這一整體意識出發才是唯一正確的創作方法。近年來，在衛拉特歷史方面：A·奧其爾（A·Ochir）、T·明斯（G·Mins）、女學者C·朝洛蒙（S·Tsolmon）；在這方面和民間文學方面：K·措羅（J·Tsoloo），在江格爾研究方面：A·納然圖雅（A·Narantuyaa）、л·杜格爾蘇榮（L·Dugersuren）；在古蹟、風俗、物質文化方面畫家阿木嘎朗（Amgalan）等人的成績顯著。現在，蒙古很重視研究整理衛拉特人民的歷史這項工作。這是一項有益於研究和豐富祖國歷史文化的工作。在蒙古的圖書館中藏有近2000冊托忒文書籍資料。在恢復衛拉特研究、蒐集托忒文資料並進行研究方面學者X·魯布桑巴拉丹（H·Luwsanbaldan）做了很大的努力。歷史研究所的民俗學研究室正在編寫衛拉特民俗學，這一大部頭的著作對於衛拉特研究將做出突出的貢獻。
1991年蒙古成立了衛拉特學會並創辦發行了《衛拉特風俗》報，該報經常刊登些與衛拉特歷史、文化、習俗有關的新資料。1993年初，在烏蘭巴托市成立了“國際衛拉特研究會”。這些學會的宗旨在於，使衛拉特歷史、文化的研究不受政治方面的影響。1994年是噶爾丹汗逝世300周年，屆時蒙古將舉行紀念活動。長篇歷史小說《噶爾丹汗》已完稿，現正在出版當中。由作家道格米德創作的電影文學劇本《被清理的活佛》已完成。
努力發展蒙古的衛拉特研究事業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已開始同卡爾梅克的學者們合作開展這項工作。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開展合作是十分重要的。此外，還要同俄羅斯、日本、德國、美國等開展衛拉特研究的國家進行合作。
（楚倫·達賴 蒙古國科學院院士 東北亞研究所所長）
（責編：浩思）
參考文獻：
（（（（（
（7）a 《明史紀事本末》節20、21、29、32、33章中記載著衛拉特蒙古歷史方面的詳盡資料。特別是第32章中的內容更是引人入勝，是反映明朝時期蒙古真實情況的可靠資料。
（1）b 陶格陶呼：《文獻研究五論》，《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1987年增刊。1987年《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增設了衛拉特研究專輯。
（1）c K·策溫《論達爾哈特、庫蘇古爾烏梁海、杜爾伯特、回回、巴雅特、厄魯特、明嘎特、扎哈沁、吐爾扈特、和碩特、察哈爾、達理岡嘎、阿爾泰烏梁海、哈薩克、哈莫尼乾等的起源問題》。烏蘭巴托，1934。
（2）c B·布彥楚格蘭《蒙古厄魯特史》中噶爾丹汗部分，國家圖書館藏書；《蒙古版圖》，國家圖書館藏書；《滿清統治蒙古時期的資料》，國家圖書館藏書。以上所述書籍都與衛拉特史有關。
（1）d 在雙方的會晤中，蒙方有H·伊什扎木茨和ч·達賴博士、教授、A·奧其爾、K·措羅、ц·巴特爾副博士等衛拉特研究人員，中方有巴雅爾、金峰、那仁巴圖、確丹達爾、額爾德尼巴雅爾等衛拉特研究方面的專家教授參加。
（2）d 劉學銚：《土爾扈特喀爾瑪克蒙古簡史》，台北，1969。
劉學銚：《土爾扈特源流與考證校補》，台北，1970。
金兆鴻：《海西及青海額魯特蒙古》，《新夏月刊》12期，1970。
張哲誠：《從阿魯台到額魯特》，《中國邊政》85期，1984。
李卓英：《卡爾瑪克蒙古之歷史背景》，《中國邊政》37—38期合刊，1972。
（1）e д·宮古爾博士是衛拉特蒙古史方面的專家，在《科布多史》這部著作中，對居住在科布多省的衛拉特人的歷史寫得相當好。
（2）e H·伊什扎本茨：《1755—1758年蒙古人民爭取獨立的武裝鬥爭（阿穆爾薩納、青貢扎布起義）》，烏蘭巴托，1962年；H·伊什扎本茨是蒙古歷史學者中首先運用漢、滿文資料撰寫衛拉特史的人。
（3）e C·普熱布扎布：《霍特高依特的族源考（16—19世紀）》，烏蘭巴托，1970。
（4）e A·奧其爾：《蒙古的衛拉特簡史》，烏蘭巴托，1993，這是蒙古最新的有關衛拉特史的力作。
衛拉特蒙古的多元宗教觀念
簡介
衛拉特蒙古(分布在新疆、青海、甘肅和內蒙古的阿拉善盟及蒙古國和俄羅斯的蒙古族）先是信仰薩滿教，萬物有靈，祭拜“翁袞”（蒙古語)。元代忽必烈開始推崇藏傳佛教的噶瑪派，並在統治者中得以傳播，當時也曾傳入衛拉特蒙古地區。不過基本在貴族中傳播，民間並沒有太大影響。17世紀初，衛拉特蒙古和碩特部首領和四部盟主拜巴格拜（賽音特勒斯墨日根特穆納），倡導崇奉藏傳佛教。派使迎請察汗諾門汗到衛拉特蒙古地區傳教。於是一部分王公子弟和牧民的孩子皈依佛教前往西藏當喇嘛。其中一部分牧民孩子是侍從同往西藏的。17世紀中葉，固始汗—拜汗巴格斯的弟弟圖魯拜琥主持“丘爾乾”，做出決定援助藏傳佛教格魯派。儘管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勢力日增，但是薩滿教仍然以頑強的生命力廣泛流傳在衛拉特蒙古民間，與藏傳佛教格魯派之間進行殊死爭鬥。在阿布迪卡卡迪爾·伊南的《薩滿教今昔》中這樣記載“土爾扈特有個親王喇嘛命令把翁袞蒐集起來，當眾放到火中燒掉。但是蒙古人又做了新的來代替被燒掉的。……將喇嘛們從西藏帶來的佛像同薩滿們所做的翁袞並排放在寺廟裡。”[ 1 ]衛拉特蒙古和喀爾喀蒙古在1640年王公聯席會議中制定了《察津·必齊格》（《1640年蒙古衛拉特法典》),法典針對當時薩滿教還在民間流傳的情況制定了取締薩滿教偶像翁袞的內容。衛拉特蒙古貴族用法典來扶持藏傳佛教的發展，但是在衛拉特蒙古人信仰中整體蒙古人的原始崇拜和薩滿教的遺蹟仍然存在，或與藏傳佛教的某些儀式融為一體。衛拉特蒙古人原始宗教和藏傳佛教的不斷的鬥爭和妥協中形成了衛拉特蒙古的多元宗教觀念，這一多元宗教觀念在衛拉特蒙古的民俗文化中體現的尤為突出。
生活習俗方面的表現形式
藏傳佛教傳入後，順應蒙古地區的具體情況，適應蒙古人的生活習俗形成了多元宗教特色。這種多元宗教觀念滲透到衛拉特蒙古人民俗生活文化的深層次，並彰顯在衛拉特蒙古人的民俗生活之中。在衛拉特蒙古人並不寬敞的蒙古包中有著井然有序的擺設，對著蒙古包的門擺放著一個柜子，柜子上放置佛龕。佛龕中的佛是衛拉特蒙古人最尊貴的神。在內蒙古阿拉善盟有些衛拉特蒙古人家中，佛龕的位置是在蒙古包的西北面，這是蒙古人對原始宗教薩滿教“翁袞”信仰習俗的表現形式。只是隨著藏傳佛教的傳入，“翁袞”被佛像取代了。據調查，在青海海西蒙古人家中的佛龕，位置在正北面。這說明海西蒙古人，視西北面為神靈的宗教觀念被當地藏族崇尚帳篷內正北面放置佛龕的宗教觀念所取代。在蒙古包的中央置一個爐灶，以爐灶為家庭中心。在衛拉特蒙古人心目中,火神是聖潔而不可侵犯的。火崇拜觀念在衛拉特蒙古人進行某種特殊儀式或用火淨化不潔之物的活動中能夠明顯地體現出來，比如在衛拉特蒙古吐爾扈特人每年農曆十二月二十三日舉行祭灶神活動時：居時念祭火經，祈禱火神，將肉、奶油放入伙中，或供在灶旁。當天晚上還要迎送火神，全家人在蒙古包外面，供上祭品焚香，點一捆柴草，扔進絲線綿羊脯，全家磕頭，家長念誦，請火神：“上天奏美言，下地保家安”等祈禱詞。吐爾扈特人把火神當女神，叫“騰格里嘎林額格”（火神母），是光明、幸福、昌盛的象徵；是消滅災難，傳承家業，淨化萬物的賜予者。[ 2 ]
這是新疆吐爾扈特蒙古人原始薩滿教火神崇拜觀念的體現。在新疆巴音郭勒州，和碩特部的祭灶活動是農曆九月份，但是沒有固定的日子，祭灶的時候請喇嘛念祭火經，祈禱火神。祭灶神是典型的薩滿教拜火習俗遺蹟與藏傳佛教灶神崇拜的結合性信仰。由此可見衛拉特蒙古人的日常起居的小環境———蒙古包內具有了多種信仰的表現形式，也是藏傳佛教傳入衛拉特蒙古地區以後的多元宗教觀念的表現形式。
人生禮儀中的信仰習俗表現形式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關於人生禮儀的信仰習俗，其中生育禮儀、婚姻禮儀和喪葬禮儀最為重要。每個民族的人生禮儀是本民族民族文化和民族信仰觀念的真實寫照。藏傳佛教傳入衛拉特蒙古地區之後，在牧民的日常生活習俗中，牧民遷移牧地、婚姻喪葬、生病、天災、出門遠行等等無不打上藏傳佛教的烙印。衛拉特蒙古人民的人生禮儀和生產民俗被改變過程中，蒙古人的原始宗教薩滿教宗教觀念遺蹟保留下來，如衛拉特蒙古人的洗嬰儀式即誕生禮。這一天各方親朋好友匯聚一起，帶著禮物，帶著祝福赴宴慶賀嬰兒誕生。盆中盛水或茶水，有的水中放置羊骨、鹽等預示某種意義。如：鹽可以消炎，並預示著嬰兒長大成人後像鹽一樣有益於人民等等。洗嬰兒的時候在腳底下放置兩塊石頭，從佛教的倫理觀念來講,這預示著嬰兒長大成人後像岩石般堅強的意志和多行善事，為民效力，為國立功等。其實這一人生禮儀習俗更能體現的是蒙古人的原始宗教觀念—崇尚白色的習俗和岩石崇拜的觀念。衛拉特蒙古人的婚姻習俗中體現出本部族婚姻觀念的寫照，並且在整個儀式過程中攙雜著薩滿教原始崇拜和藏傳佛教等宗教信仰觀念的因素。在衛拉特蒙古人民的普通婚禮過程中就可以看到這些宗教觀念。如：甘肅蘇北蒙古人家的婚禮分為提親、定親、送“祖蘇”，婚禮儀式等步驟。男女方家長認定婚事後由男方派媒人到女方家提親。女方家如果允許婚事，便要定親。定親的時候男方家的父母或親戚帶著哈達到女方家，商議婚事，還要請喇嘛選擇吉日良辰。接下來就是送“祖蘇”（意思為“膠”）的禮儀。即男方家送給女方的哈達和一瓶酒及其他禮品，酒瓶頸上用紅繩子繫著繪有雙魚對嘴的方塊形麵團，以表示新婚夫婦恩愛如膠似漆，永不分離。後設婚宴，男方家迎親時在女方家和男方家之間設三個歇息地，稱為“午的”。迎親的隊伍攜新娘到第一“午的”時舉行撒“蔭恩”儀式，即撒乾炒麵和一些碎肉，視為驅邪。到第二“午的”時由喇嘛為新娘摸頂，念經。到第三“午的”時新郎在此等候迎新隊伍，新郎新娘進行拜日、月、天的儀式。隨後才進行一些給雙親磕頭儀式、打火儀式等等一系列儀式。
在這些諸多儀式中包含著濃郁的宗教觀念，如驅邪、拜日、月、天等儀式，體現出衛拉特蒙古人古老的薩滿教對日、月、天的崇拜。雖然藏傳佛教傳入衛拉特蒙古地區後喇嘛成為婚禮中的主要人物，但是在具體的儀式中摻雜著濃郁的蒙古人古老的薩滿教的因素。
衛拉特蒙古人婚禮的諸多儀式幾乎都在頌讚祝詞中進行。如，在新疆土爾扈特蒙古族的婚禮中迎親隊伍唱的歌是：
在這吉利的日子裡，
新郎灑灑祭祀蒼天，
祈盼諸神降福給我，
山神水仙各路神仙。[ 2 ]
就這樣迎親，然後新娘家的親戚們對唱完後舉行拜天儀式，最後新娘和新郎合唱：
藍天，由彩雲來連線，
草原，由綠草來連線。
樹木，由根端來連線，
夫妻，由頭髮來連線。
高山,保佑我們白頭偕老。
流水，保佑我們日日和好。
蒼天，保佑我們福星高照。
大地，保佑我們良緣結老。[ 2 ]
從這些婚禮中的頌讚祝詞中可以看到衛拉特蒙古人崇拜大自然的原始觀念。在蒙古人的原始觀念中，視大自然的山、水、天、地皆有神靈。
人生禮儀中喪葬禮儀在一個民族的民俗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死亡”對於人類來說，是無情的，可怕的，也是很神秘莫測的問題。每一個民族都有對死亡的理解和解釋。同樣蒙古民族也有自己的解釋，甚至每個部落、各個地區的蒙古人對“死亡”的理解和解釋都有自己的特色，具體在每個地區的喪葬禮儀中得到體現。特別是當“死亡”與宗教不以人為地匯合為一體的時候，“死亡”便更加神秘起來。因此喪葬習俗中的宗教文化的內容更鮮明了。
衛拉特蒙古族喪葬禮儀中同樣也滲透著濃郁的宗教色彩，如青海海西蒙古人以前部落人死亡後請薩滿占卜或施行巫術。藏傳佛教傳入衛拉特蒙古地區之後由喇嘛來占卜或念經，甚至整個送葬的過程都由喇嘛來完成，特別是甘肅蘇北蒙古人的喪葬習俗儀式中貫穿著濃烈的藏傳佛教文化色彩。喇嘛成為喪葬禮儀中的關鍵人物，整個禮儀都在喇嘛的指導下進行的。喇嘛擔任著超度亡靈的重任，幫助死者順利的進入來世，這樣整個喪葬禮儀中體現除了藏傳佛教的生命要轉世輪迴的觀念。但是在衛拉特蒙古人的喪葬禁忌中體現出了蒙古人的靈魂不滅和生命永生的原始信仰，如青海海西蒙古人忌諱人們在出殯過程中和安葬後四十九天內哭泣，不能用乾梳子梳頭髮，否則淚水猶如雨水，梳斷的頭髮猶如網一樣阻礙死者靈魂的轉世。由於這種生命的永勝信仰和藏傳佛教的影響，衛拉特蒙古人視死為今生的終結，來世神秘的展開，而且這種多元宗教觀念貫穿著整個葬禮。
節日慶典中的遊藝習俗表現形式
衛拉特蒙古人的節日慶典較多，其中重要的是白節（春節） 、祭“敖包”、那達慕及祝壽等。首先，白節（春節）是蒙古人的最主要的傳統節日，各地方的白節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時間都是農曆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期間叫白色佳節。白節的命名來自於蒙古人崇尚白色的觀念。在蒙古人傳統觀念中白色是純潔、善良、坦白、尊敬的意思。蒙古人的這種純樸的觀念和信仰體現在其傳統節日中，衛拉特蒙古之一———甘肅蘇北蒙古人的白節也是這樣的。在除夕之夜各家吃水餃，相鄰互送水餃初一清晨早起，成年女子在蒙古包內燒茶，家中的一名成年男子出門在蒙古包頂的各方位用炒麵擺放吉祥圖案。隨後順時針圍繞蒙古包一圈,邊走邊潑灑茶水。
結束這個儀式後回蒙古包內敬奉佛龕，為佛敬獻供品，淨水，點香，而後全家人膜拜。又將去了毛，燙乾淨的羊頭，墊在門檻上將其上下額扳開。表示鎮魔消災。之後用煮熟的羊頭，年茶，食品擺席。全家穿上節日盛裝參加宴會。家內拜年，先由晚輩向長輩敬獻哈達，祝長輩新年愉快，健康，平安。而後由長輩回祝晚輩年節平安快樂。將油餅等的食品放入火中，加旺火“祭火神”。出門拜年的時候全家人按照年前請喇嘛占卜的制定的路線出門，然後才能隨意行走。正月十五日晚間，家家點大型的酥油燈。也有的到寺院觀看燈會，燈會上擺放各種圖案的酥油燈，陳列各種酥油花。[ 3 ]
衛拉特蒙古人的白節內容龐雜，各種信仰交錯並存。僅從甘肅蘇北蒙古人白節的儀式來看，在整個儀式中包含了藏傳佛教信仰、拜火信仰、英雄崇拜信仰，英雄崇拜觀念和大自然崇拜觀念等等。
其次是祭“敖包”活動。敖包又譯為“鄂博”，是蒙古語的音譯。敖包是蒙古族古代自然崇拜的遺存物。祭祀對象開始是天、地、日月星辰乃至動植物（圖騰），後來內容日益豐富。早期的敖包祭祀由薩滿掌祭，部落長輩致祭辭。16世紀，藏傳佛教傳入衛拉特蒙古地區以後祭祀“敖包”的活動中融合了許多藏傳佛教因素。如衛拉特蒙古地區堆積敖包時，請喇嘛占卜擇地。動土前三天請喇嘛念經。敖包堆上插木樁上面懸掛有藏傳佛教六字箴言的幡旗。祭祀活中喇嘛已經取代了過去的薩滿，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往的薩滿教的“血祭”儀式基本消失，而以鮮奶祭祀，火祭祀等替之。祭祀儀式結束後，大家進行各種娛樂性活動。如蒙古族傳統的“好漢三項比賽”即摔跤，射箭，賽馬活動。這種活動久而久之變成另一種形式的娛樂活動———“那達慕”大會。目前在衛拉特蒙古草原上,祭“敖包”活動與“那達慕”並存，雖然現在祭祀“敖包”活動的規模形式比以往有所減小，卻仍然在薩滿教、原始崇拜觀念及藏傳佛教的互相妥協、相互滲透中生息著，保留了衛拉特蒙古人民的多元宗教觀念的表現形式。
衛拉特地區還有一個重要的節日慶典活動是祝壽活動，如甘肅蘇北蒙古人講究在老人七十三歲，八十五歲，九十九歲時祝壽。祝壽時間可以據壽星生辰屬相，也可以請喇嘛選定。待客祝壽時專門請誦祝人員誦祝頌辭，祝詞後賓客獻壽禮，設全羊席祝頌八段“大成吉思汗”和六段“小成吉思汗”祝詞。祝壽的整個過程中很明顯的體現出藏傳佛教觀念意識，同時在祝壽儀式中的“成吉思汗”頌詞也表現出了蒙古人的祖先崇拜觀念，因此衛拉特蒙古人的祝壽習俗可謂蒙古人祖先崇拜與藏傳佛教觀念渾為一體的表現形式。
總之，衛拉特蒙古族作為西域民族，受多元宗教信仰共存互容文化的影響是理所當然的。衛拉特蒙
古人民的日常生活習俗、人生禮儀中的信仰習俗和節日慶典中的遊藝習俗中的表現形式足以證明西域多元宗教觀念的並存及互容的文化特徵。
參考文獻
[ 1 ] 白翠琴著. 瓦剌史.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 2 ] 張體先著. 吐爾扈特部落史. 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
[ 3 ] 文化著. 衛拉特—西蒙古文化變遷. 民族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