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注》，西晉郭象著。郭象，字子玄，河南（今河南洛陽）人。生於公元252年，死於312年。他早年家居，“州郡辟召，不就。”後來被召為司徒掾，不久又升為黃門郎。由於受到東海王司馬越的賞識，被引為太傅主簿。郭象善於名理，口才極佳。當時人反映，“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晉書·郭象傳》）。
關於《莊子注》的作者，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向秀先作《莊子注》，郭象在向秀的基礎上“述而廣之”，加以發展。如是這樣，現在流傳的《莊子注》雖然吸收了向秀的一些成果，但主要的著作權應該屬於郭象。另一種是向秀基本上完成了《莊子注》，只剩下《秋水》、《至樂》兩篇沒有注完就死了。郭象竊為己有，補了《秋水》、《至樂》兩篇注，又改寫了《馬蹄注》，其餘的各篇只作了文字上的加工。這樣，《莊子注》的著作權應該主要屬於向秀，郭象是次要作者。這兩種說法一直並存，沒有定見。但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多取前者而不取後者。《莊子注》名為注《莊子》，實際上是郭象用《莊子》來闡發自己的思想，因此，與其說此書是為《莊子》作注，還不如說是一部獨立的理論著作。因此，它有著自己獨立而完整的思想體系。
在世界如何生成和存在的問題上，郭象繼承了何晏、王弼的“有生於無”、“以無為本”的思想及裴反對貴無，主張崇有，沒有派生萬物的“至無”，萬物都是自生，自生必須依賴有，一旦有消失了，萬物便無法存在的觀點，將這二者綜合，提出了“獨化”這一範疇。什麼是“獨化”呢？就是萬物都是自生自足的，沒有造物者，也不依賴造物者而存在。“無則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齊物論注》）不能無中生有，也不能有中生無，那么，物從何而生呢？乃自然而生，自生自滅。因而就提出了“自然”說。物產生之後，它又是怎樣存在的呢？
郭象認為，萬物完全是自給自足的，“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獨生而無所資借”。這就是說，萬物都是獨立存在的，不必依賴造物主，也不相互依賴，各物之間沒有關係。郭象在《齊物論注》中說過這樣一段話：“今罔兩之因景，猶雲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莫不自爾。”所謂罔兩，就是影子外邊單薄的陰影，即影子的影子。按照一般的說法，罔兩的存在依賴於影，影的存在依賴於形，形的存在依賴於造物主。但郭象卻認為，罔兩並不受影所制約，影也不受形所指使，形也不是無所化生。萬物雖然聚集在一起總名為天，但卻孤立地表現出來，其間沒有相互依存的關係。郭象甚至認為，生與生也沒有記憶體的依存關係。“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夫生者生此死也。生者亦獨化而生耳。獨化而是，死與生各自成體”。（《知北游注》）總之，萬物獨化，萬物自生，萬物自爾，既不依賴於造物主，也無待於它物，它的生成、存在是沒有原因的，是互不關聯的。
郭象認為萬物生而具有各自的本性，又叫天性。這就叫“物各有性，性各有極”。（《逍遙遊注》）如大鵬能夠高飛，斥只能低飛，椿木長壽，朝菌短命，這些都是本性的表現。而個體的本性各有各的分限，即“本性之分”，簡稱“性分”，萬物的“性分”都是自然生成的。人的性分也各有等差，具體表現在認識、才能、財富的占有、職業、社會職務等方面的差別。在“性分”面前，人們是無能為力的，這就叫“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養生主注》）因此，人們必須“各安其所分”，只有“各安其分”，才能獲得自由，達到“逍遙遊”的境界。否則，便不得自由，陷入無窮的憂愁。例如野鴨腿短，這是它的“性分”，而“續之則憂”；鶴腿很長，這是它的“性分”，而“斷之則悲”。所以，“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駢拇注》）了解了各自的“性分”，任其自然，不強行改變，就無憂愁了。
為了使人安於“性分”，排除一切的非分奢望，郭象又提出了“自足其性”的問題。所謂“自足其性”，即各自以其“性分”為滿足，不必向外求索。“自足其性”可以消除事物之間的差別，而正因為事物各有差別，所以就更應該“自足其性”。他說：“夫以形相對，則大山大於秋毫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而大山不足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也；若性足者為非大，則雖大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為小’。大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為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蟪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不貴天池，而榮願以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齊物論注》如果僅從形體來看，大山無疑要比秋毫大得多。但是，因為它們有著各自不同的“性分”，誰大誰小的比較就沒有意義了。沒有了比較，就可以自得其樂。
在認識論上，郭象強調“冥然自合”。冥，即暗昧，泯滅差別。所謂“冥然自合”，就是消除一切差別，達到物我合一。
郭象認為，任何事物都是孤立的絕對存在，萬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之境者也。”（《齊物論注》）所謂“玄冥之境”，就是混沌不分的境界，萬物沒有不是在混沌不分的境界中獨化、存在。因此，世界是不可認識的。“若待蛇■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於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齊物論注》）這就是說，如果蛇依賴腹鱗爬行，蟬依賴羽翼飛行，沒有自己獨特的本性，那也不難認識。現在所以不能認識，正由於它們不依賴這類東西，而自己獨化的緣故。簡單地說，如果事物互相依存，就不難認識；如果孤立自存，就不能認識。人所能認識的僅僅是“性分”之內，而“性分”之外的則不能知，不可知。“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故止於所知之內而至也。”（《齊物論注》）
他嚴格地劃分出可知與不可知的界限，反對人們去實行由不知到知的轉化。以為一旦超越性分之內去求知，只會失去本性之知。“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耳……比愈近彼，愈遠實，學彌得而性彌失。”（《齊物論注》）追求性外之知，就好像讓圓的學方，讓魚學鳥飛，越學越喪失自己的本性，最後連自己性分之內的知也會丟掉。他反對人們逾越性分去外求的另一理由，是認為性分之內是有限的，而性分之外是無限的，“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不困。”（《養身主注》）所以，人們的認識活動應該“足性而止”。只有不去追求無涯的性分這外，安於性分之內，這樣才能使知與不知統一起來。“所以不以無涯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者也。”（《大宗師注》）這樣，知與不知在認識主體中達到了統一。
郭象認為，人生之所以有無窮的憂愁，不能自由。就在於人們主觀上把世界一分為二，區分為貧富、貴賤、生死、壽夭、大小、苦樂等，如果消除了差別，萬物齊一，就自然消除了憂愁，獲得自由。怎樣消除差別呢？關鍵在於“無心”。所謂“無心”，即取消一切主觀活動，包括主觀認識活動和主觀的欲求。“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而不冥。”（《人間世注》）取消感性認識，又取消理性思維，就可以任性而行，無所不通，無往而不冥合了。“皆冥之，故無二也”。“都無，乃冥合。”沒有了自我意識，自然也就沒有事物的差別。“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是吾，吾何失哉？夫始失吾，吾何憂哉！”（《大宗師注》）死生變化，我都把它們看作是我，生也是我，死也是我，新也是我，舊也是我，這還有什麼憂愁呢？人一有思想情感，就會患得患失，貪生怕死，就會有所“滯礙”，不能“與變化為體”，不能做到“無不通”。所以，只有做到徹底忘掉自己，才能“與變化為體”，“無不通”。這樣就獲得了絕對自由。
郭象主張“無為”、“逍遙”的政治歷史觀。他以性分論作為他的政治歷史觀的理論出發點。他認為，當人們的性分決定人的現實活動，或者說人的現實活動充分體現人們的性分的時候，也就實現了“無為”的原則，這時的社會生活是最合理的，人們也是最自由（逍遙）的。如果人們的現實活動超越了各自的性分，就會破壞等級秩序，產生爭亂。郭象認為人的本性有共同的東西，具體表現在道德規範方面，例如“仁義者，人之性也。”（《天運注》）而在更多的方面差異是很大的，這種相互區別的性分不能變更。在社會政治方面，各種人性分的差別，在才能、財富、職務、職業等等方面表現出來。老百姓的性分就是求衣食。他說：“夫民……性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不可廢者，耕織也。”（《馬蹄注》）
男耕女織是農民食衣之性的體現。用斧是工匠性分的體現。做臣妾的，在於他們具有“臣妾之才”。做君王大臣的，也無不由性分所定，“夫時之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齊物論注》）“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內外，乃天理自然。”一切都合性分，都是合理的。對財富的需求也有性分之別，“質小者所資不得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認為按各人的性分來分配財物，“各使分定”，就可以做到“貨財弗爭”。但是，如果人們迷失本性，“上下相冒”，就會產生各種矛盾。人們由於私心，往往妄想突破自己性分的界限，“強相希求”。他說：“若開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真，人忘其本，則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齊物論注》）人忘記了自己的性命本分，有非分之想，就會以下犯上，毀與譽，尊與卑顛倒錯亂。因此，郭象認為，社會等級秩序被破壞的主要原因是“志過其分”，是迷失了本性導致的。只要做到“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馬蹄注》）人們只要滿足於各自的性分之內，而沒有占有別的東西的欲望，萬物就會得到保全。
為了使人們不產生“志過其分”的念頭，安於“足性而止”，郭象一方面告誡人們“大小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逍遙遊注》），“以小求大，理終不得”。（《秋水注》）而且非分之物只能傷害自己的本性，“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己大矣。”（《天運注》）所以，人們應該安於自己的性分，不能有非分之想，“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在宥注》）另一方面，郭象提出自足其性（即逍遙）；的理論，試圖從思想上根本解決導致“上下相冒”的原因。他承認人們都為不平等現象擔心的事實，“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怎樣才能解決這種“不夷（平）”的現象呢？就是要自足其性，“夫大小雖殊，而放之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這樣，人的職務、地位、貧富、賢愚、貴賤之間的差別就不重要了，社會秩序也就穩定了。
怎樣實現君臣、百姓“事稱其能，各當其分”呢？郭象認為，君王實行無為而治是關鍵。君王的無為，“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為，則性命安矣。”（《在宥注》）就是使冢宰、百官、萬民各安其位，各司其職，不越俎代庖，做到“人安其分，將力受任”。正如郭象所說的：“天下何所不為哉？故主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為而成哉？是故彌無為而彌尊。”（《天道注》）從皇帝到庶人，各安其分，互不相擾，各司其職，這就是無為。做到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郭象不通過聖人的形象，提出名教與自然統一的理想政治。認為在政治生活中，崇尚自然應該體現在精神境界上，而在實際事務中必須堅守名教，克服了貴無論鄙視日常事務削弱政治的弊端。
《莊子注》在中國哲學史上是一個高峰，但同時又是一種退化。它認為萬物本來就存在，用不著為世界尋找一個最終根源的觀點，是人類認識發展史上的一大進步。但它又為萬物蒙上了一層神秘主義的色彩，宣揚蒙昧主義，這又是它的糟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