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偉民[話劇導演]](/img/3/04a/nBnauM3X0gzMwcDO2ITNwIDOwMTM5YTOxYDMxADMwAzMwIzLyUzL1M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胡偉民[話劇導演]")
人物經歷
2005年5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十大戲劇導演大師》一書中，胡偉民的名字赫然在列。登入上海戲劇學院網站時可以看到，胡偉民與余秋雨、沙葉新齊名。可惜的是：正當胡偉民風華正茂、果實纍纍的時候，這位藝術家卻於1989年6月20日下午英年早逝，終年僅56歲。他帶著未完成的戲劇理想，帶著無數藝術構思，匆匆地走了，留給人們的是無盡惋惜和綿綿思念。坎坷的人生
1932年7月22日，胡偉民出生在常熟橫涇鄉湖浜村的一個農民家庭。在胡偉民國小讀書時，因為戰亂，學校時常關門，為了生計，胡偉民開始集郵。在郵票市場上，他竟也能獲得微薄收入。他小小年紀對戲劇卻十分喜愛，成為劇場的常客，為此常遭父親的訓斥。16歲那年，他最終違背了父親的意願，考入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在國立戲劇學院，胡偉民是班上年齡最小的學生。他經常穿一件夾克衫，戴一頂鴨舌帽，一副落拓不羈的浪漫派頭。實際上，他頭腦里正在經歷一場思想革命。解放前夕，他與同學們一起在“總統府”前演出活報劇《美國馬戲團》，諷刺國民黨要員的奴顏婢膝。在“四·一二死難烈士追悼會”上，胡偉民還發出了“十字架下你的墳，十字架上我的愛”的吶喊。
1949年南京解放，胡偉民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但他還是放不下戲劇，不久考入上海戲劇學院。在校期間，胡偉民與幾個同學合作創作了話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上演後影響很大，獲得了學院的獎勵和部隊的立功證書。校長熊佛西非常賞識胡偉民的戲劇才能，讓他留校當了助教。
1957年反右運動中，胡偉民因對肅反擴大化提了意見，被劃為右派分子。從那時起，他離開上海，被遣送到北大荒，一去就是六載。在那些日子裡，他天天去伐木、墾荒，用胡偉民的話說：“這些苦我都不怕，怕的是讓我遠離戲劇。”這位24歲的年輕人，常常在冰封的松花江上獨自散步，他在思考人生，但面對茫茫荒原，他找不到答案。
胡偉民終究沒有垮掉。他在受磨難時，有位小戰士期望有一天能看到他的戲；一位老將軍囑咐他：“你還年輕，千萬別消沉！”特別值得提到的是：在淒風苦雨中，他當時的未婚妻顧孟華毅然陪伴他一起來到了北大荒。結婚以後，夫妻倆依依相伴，患難與共。正是這人世間無價的情愛，使胡偉民從消沉中走了出來。他們把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獻給了北大荒，北大荒也回饋給他們愛情的結晶——兩子一女。夫婦倆給這3個孩子分別取名雪樺、雪楊、雪蓮。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和政府為胡偉民改正了右派問題。不久，他被調到上海青年話劇團任導演，擺脫了22年的厄運，從此胡偉民真正揚起了戲劇理想的風帆。
豐碩的成果
胡偉民到青年話劇團排的第一個戲是《神州風雷》。這戲別人已經演過，但胡偉民不重複別人，在寫意上下工夫，大膽突破傳統框式，給人以耳目一新。一位外國戲劇家說他沒有想到在中國能看到導演構思如此新穎而大膽的演出。胡偉民又排出了《再見了，巴黎》、《骯髒的手》、《秦王李世民》等戲。他不重複別人，也不重複自己，一個戲一個樣，一個比一個花樣翻新。《秦王李世民》以一組自由移動的平台為支點，輔以一組自由升降的條幕，6個由演員扮演能開口的陶俑，類似希臘悲劇里的歌隊，向觀眾評說千秋功過。
《秦王李世民》一炮打響，胡偉民聲名鵲起。當戲劇界爭說《秦王李世民》的時候，另一部滑稽戲《路燈下的寶貝》又脫穎而出。
1982年春，胡偉民應邀來北京參加由中國戲劇家協會召開的“京滬導演會議”。這次來北京，與20年前那一回的心情自然不一樣。會議於4月21日在一家招待所開幕。大家剛坐定，一份《戲劇報》送到每位代表手裡。這一期正好發表了姚芳藻寫的一篇介紹胡偉民的長文，還配有他風度翩翩的照片。一下子，胡偉民就成了會場的焦點。胡偉民是第一小組的召集人，在組裡第一個發言的就是胡偉民。兩天后，第一個在聯組台上發言的還是胡偉民。他有絕好的口才，而且音色柔和，富有磁性，說起話來出口成章，妙語連珠，博得到會同志的一致喝彩。他與北京人藝導演林兆華在這次盛會上唱了主角，從此被中國戲劇界稱為“南胡北林”。
1983年春節剛過沒幾天，胡偉民就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匆匆飛到西寧，因為那裡正在趕排歷史劇《三百年前》，經過夜以繼日的努力，排練初步告畢。胡偉民在給北京同行朋友的信中說：“此劇的主題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以歷史上台灣回歸祖國的一段史實，闡明炎黃子孫一家，盛世要求統一的思想。”
1986年4月，中國首屆莎士比亞戲劇節在上海、北京同時舉行。胡偉民是唯一能同時向戲劇節奉獻兩台莎劇的導演。於是出現了《新民晚報》記者李葵南描述的情景：“他在人民大舞台剛剛帶領他導演的越劇《第十二夜》的演員們向觀眾謝過幕，又在深夜的南京路上踩著腳踏車趕到長江劇場，在那兒他執導的另一出名劇《安東尼與克里奧佩特拉》正臨近尾聲……”
用中國戲劇搬演莎士比亞，是胡偉民的一大創舉，繼莎劇《安東尼與克里奧佩特拉》、《紅房間、白房間、黑房間》之後，他又導演了木偶劇《迷人的雪頓節》、桂劇《泥馬淚》、越劇《第十二夜》、川劇《紅樓驚夢》等，他的藝術表現才華和創作熱情似火山一般的迸發出來。有位記者曾笑問胡偉民：“你怎么會承受如此重荷？”他說：“生命在於運動！”
胡偉民也是橫向聯繫最為廣泛和頻繁的導演。他不僅導話劇(這是他的本行)，導地方戲，還導電視劇，導木偶戲。他給上海木偶劇團導演的《迷人的雪頓節》，在中國開創了演員和木偶同台演出的先例。正如作家許國榮、童道明的文章中所說的：“單就這一點，就足以使胡偉民獨步中國劇壇。”
1989年，胡偉民作為中國戲劇家代表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變化中的世界”國際學術討論會。會上，胡偉民在發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三個肖像——神、鬼、人》為題的演講時，全場沸騰，出現了高潮。莫斯科電視台播出了胡偉民發言的特寫鏡頭。會議期間，胡偉民還與國際超一流導演彼得·布魯克、尤利·留比莫比共同探討了對世界戲劇藝術的看法。
非凡的讚譽
1989年那個炎熱的夏天，胡偉民剛從戲劇學院匆匆出來，感到胸口堵得慌，並伴有陣痛。他慢慢地騎車朝不遠的華山醫院走。沒想到，一進醫院他就倒下了，而且再也沒有站起來，也許他實在太累了。胡偉民因突發急性廣泛前壁心肌梗塞，搶救無效，與世長辭。他的逝世，在中國戲劇舞台引起了極大的震動。上海的同行說：“戲劇陣地一個舉足輕重的指揮員驀然消失，給上海戲劇力量的格局造成愈加劇烈的傾斜。”北京的同行說：“胡偉民的死，不僅僅是戲劇界的損失，也是我們民族的，甚至是世界戲劇舞台的損失，他的空缺一時很難補上。”上海戲劇學院院長余秋雨在胡偉民的追悼會上沉痛地說：“我可能不會在上海戲劇界孤獨地逗留，因為我的朋友胡偉民已經死了。”不久，余秋雨竟辭去了上海戲劇學院院長的職務。
胡偉民推選為中國戲劇家協會理事，中國藝術家藝術委員會委員、理事，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委員，登上了國家一級導演的寶座。2005年5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劉烈雄博士主編的《中國十大戲劇導演大師》一書，將胡偉民列入中國十大戲劇導演大師之一。
他導演的話劇《真情假意》榮獲1984年觀摩演出導演獎和中央文化部頒發的導演獎；同年執導的電視劇《血紅的杜鵑花》，榮獲江蘇省1985年度電視劇大獎；同年還獲得上海文藝記者協會評選的花冠獎；1986年他導演的桂劇《泥馬淚》榮獲廣西壯族自治區第二屆劇展大獎和導演榮譽獎；同年還獲得上海市文聯頒發的戲劇評論獎、上海文學藝術獎。胡偉民知識淵博，興趣廣泛，1989年他發表了生平第一部著作《導演的自我超越》。在胡偉民逝世3周年之時，在美國的大兒子胡雪樺把他父親的生前遺作話劇劇本《傅雷與傅聰》搬上了舞台，在美國再次引起轟動，美國新聞界報導了胡氏家族對戲劇藝術的卓越貢獻。
常熟老鄉
余秋雨辭職不當上海戲劇學院院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好友胡偉民導演的去世。余秋雨說：“我活躍在上海戲劇界的一種支柱性的理由——有黃佐臨先生、有胡偉民先生！是一種支柱性的理由！這點你可能完全可以想像，就是有的時候一個人在一個領域裡面做事，他不完全是一種外在的使命，除了個人興趣之外，重要的是有幾個重要的朋友在那兒，就可以有共同語言，可以交談。一進入這個戲劇界我會想到本來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總會聽到胡偉民的聲音或者總會聽到黃佐臨的指教。當兩種聲音沒有的時候，我再在那兒孤獨地說點什麼的時候，覺得挺悲哀的，當然其他人不必要有這樣的因素，我這方面友情的因素可能更大一點，所以我在追悼會上也講了這番話，我將不會在上海戲劇界孤獨地逗留，因為我的朋友胡偉民已經死在那裡了。”如今上海戲劇學院網站可以看到，校方以無比自豪的口吻宣稱他們培養的文藝專門人才中，“編導方面的代表人物有：余秋雨、沙葉新、胡偉民等”！……“他們成為了影響中國乃至世界戲劇的著名藝術家”。胡偉民堅持認為，自己的導演創作堅定大膽地走向假定性是在尋找民族藝術之“根”，因為假定性是中國藝術的本質。他說：“我想突破些什麼，想突破七十多年來中國話劇奉為正宗的傳統戲劇觀念，想突破我們擅長運用的寫實手法，諸如古典主義劇作法的‘三一律’，以及種種深受‘三一律’影響的劇作結構；演劇方法上的‘第四堵牆’理論，以及由此派生的‘當眾孤獨’；表導演理論上獨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一家的壟斷性局面。為此，需要更大膽地走向戲劇藝術的本質——假定性。”（《話劇藝術革新浪潮的實質》《人民戲劇》1982年7期；《戲劇觀爭鳴集》，中國戲劇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頁。）
銅像蒙塵
胡偉民銅像凝聚眾人心意
胡雪樺表示，這尊半身銅像是父親逝世10周年之際，“全世界戲劇同仁”共同出資，邀請雕塑家創作的。當時的捐款人包括北京著名導演林兆華、徐曉鍾，美國的表演藝術家盧燕、魏麗莎，上海優秀演員奚美娟、俞洛生以及作家白先勇等在內，共90餘人。銅像製作完成後，正逢青話與人藝合併成上海話劇藝術中心,胡雪樺擔心銅像被忽視，就去詢問下一步的安排，得到的回答是：話劇中心大樓還沒蓋好，所以不能確認擺放位置，如果實在找不到地方,今後可放入劇場。在隨後的8年中，胡雪樺多次問起銅像的安置問題，但均沒有得到明確答覆。胡偉民的銅像只在話劇中心的劇場中出現過一段日子——當時，胡雪樺正在這裡復排薩特名劇《骯髒的手》，這齣戲是其父於1981年首度排演的。演出結束，銅像又被搬回了地下室。
成就自有定論
今年恰逢中國話劇誕生百年，在北京舉行相關紀念活動時，胡偉民被評價為“中國話劇史上世紀80年代的重要一章”。余秋雨在談到為何從戲劇界隱退時，提及自己在胡偉民追悼會上的發言：“我將不會在上海戲劇界孤獨地逗留，因為我的朋友已經死在那裡了。”林兆華前些日子曾隨話劇《建築大師》劇組來滬，遇到胡雪樺的第一句話就是“銅像的事現在怎樣了？”胡雪樺的憤懣不僅僅源於父子情感，還由於“對文化人的不尊重”。他說：“如果是家裡人自己出資做的，那就放福壽園了！”但是，這尊4個人才抬得動的銅像承載的是很多戲劇人的懷念之情。如今，身為上戲客座教授的胡雪樺只能先把父親的銅像搬往自己的辦公室。
“中心”說明原因
對此，話劇中心辦公室表示，當時正在為象徵人藝戲劇精神的黃佐臨先生塑像，而胡偉民銅像不在他們的計畫內。一個單位有一尊銅像是沒錯的，但是兩個單位合併成一個單位了，所以……由於上海的話劇百年紀念活動還沒有全面鋪開，如何舉行也不是話劇中心一家能夠說了算的，因此還沒有大動作來體現對上海話劇藝術家的尊重。華山路、安福路一帶正在打造戲劇大道，是否能將為上海戲劇作出傑出貢獻的人士的銅像安置其間呢？話劇中心表示，戲劇大道的規劃是由靜安、徐匯兩區政府以及上戲、兒藝等一批單位共同參與制訂的，具體規劃還不明朗。目前除了話劇中心門口的黃佐臨雕像外，只有上戲在校園內放置了易卜生等大師的銅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