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研究院
對職業化群體的研究是中國近代社會發展史和制度史研究領域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它不僅涉及到一個新型社會群體——城市職業中產階級——在近代中國的出現和衍生，而且關係到國家與社會權力關係的變動和近代社會結構的轉型。職業階層的出現是現代化國家結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發生和發展直接影響到中國知識分子身份角色的變遷，他們與國家之間關係的調適﹐以及知識分子本身知識結構的嬗變和更替。
職業化教育學院
職業化教育研究院，在對中國企業最實戰、實操的職業技能進行了綜合調查、研究。研發出“以終為始、原理歸元”為理論指導的教育產品------“職場化三維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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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術研究職業化的概念
在西方社會學研究中﹐“職業”與“職業化”是學者們用來界定不同歷史時期某一行業發展狀況的兩個極其複雜的概念。“職業”(Profession)一詞濫觴於盎格魯撒克遜語言，早在十七世紀，“職業’一詞即已在《牛津簡明辭典》中出現，用來表達一種能夠將其本身的知識和學問套用於其他工作或者行為藝術的行業，其範圍主要適用於神學、法律、醫學、軍事學等四種職業。十八世紀初，“職業”的概念從英語世界進入歐洲大陸，被日耳曼語言吸收，“職業工作者’遂成為德國對掌握專門技能的“手藝人”的統稱，這一稱呼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自十九世紀以來，德文中與“職業”相關的辭彙層出不窮，但內涵各異﹐如akademischerBerufsstand一詞意味著與學術有關的職業；FreieBerufe泛指企業家 律師、會計師一類的“自由職業”；Bildungsbürgertum代表受過良好職業教育，但經濟上並不占主導地位的中產階級；另一個與職業有關的辭彙是Akademiker﹐專門用來描寫那些在大學和職業技術學校畢業後從事職業工作的學生和學者。總而言之，德語中的“職業”一詞與教育、學術、以及中產階級有著密切的關聯。
二十世紀初，“職業”(Profession)、“職業工作者(Professionlist),以及“職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等概念從歐洲大陸再度回到英美國家。隨著西方國家工業化程度的加深和城市化傾向的加劇，學術界對“職業化”現象的研究亦長足發展，並逐漸形成了以“特徵歸屬模式(AttributeModel)和“程式發展模式(ProcessModel)為代表的兩大學術派別。前者以A.M.CarrSaunders1933年出版的《職業研究》一書為代表，作者在該書中將“職業”解釋為一種固定的社會文化型態，強調職業本身的社會價值和內涵，並試圖通過高等教育、專業考試、團體準則、利他主義道德觀、社會經濟地位，以及專業自治程度等一系列指針對“職業”的行為特徵進行社會學意義上的描述和界定。A.M.CarrSaunders的方法為職業化研究開闢了先河，繼他之後，對這一研究作出貢獻的還有JohnA.Jackson和G.Millerson。前者在其著名的《職業與職業化》一書中列舉了鑑定職業化特徵的一系列標準，包括理念認同、價值認同、語言認同、以及凌駕於職業團體成員之上的權力等等。後者在其學術著作中為“職業化特徵”所開列的社會學語言定義竟達二十三種之多。後人把這種以職業特徵為標準的研究模式稱之為“特徵歸屬型”。概言之，該模式強調職業工作者必須具備以下三個方面的要素：1．通過高等教育獲得的理論素養和知識專長，二者缺一不可。2．公認的，以公眾服務為目的，不計較金錢利益得失的職業道德標準。3．通過自我規範、自我控制和自我設定職業標準而最終達到的職業自治和職業壟斷。
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職業化程度的加深，西方對職業化的研究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其特點是“發展程式模式”的出現。該模式不滿足“特徵歸屬模式”對職業標準的簡單歸納，強調“職業化”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歷史發展過程，而不是一種停滯不變的社會型態；認為對職業化的研究不應僅僅停留在對某種職業特徵的分析上，而應該更深入地了解職業化發展的社會背景、歷史條件、法律基礎、職業團體與政府間的互動，以及國家權力和階級結構在這一互動中產生的影響等等。以HowardVollmer與DonaldMills於1966年出版的《職業化》一書為例，作者在書中強調“職業化”與“職業”兩個概念的不同，認為與“職業化”相比，“職業”僅僅是一個“抽象模式“，而“職業化”則是“一個充滿活力的過程……，只有通過對這一過程的觀察，人們才可以了解眾多職業在其朝著專業方向發展的過程中特殊性格的改變。”作者在書中為了區分職業化的層次，將“職業化”研究劃分為五個既相關又獨立的方面：1．職業化；2．職業主義；3．職業工作者；4．職業群體；5．職業。“發展程式模式”的出現開闊了職業化研究的內容和視野，在此基礎上﹐一個稱之為“樂觀功能主義學派”的派別悄然興起。該學派突出強調職業化給後工業社會帶來的深刻衝擊和震憾，試圖從巨觀的角度檢視職業化給人類現代歷史帶來的巨變，認為“正是職業化結構的大量湧現而非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制度的形成，構成了二十世紀社會結構發展的最重要方面”。
進入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職業化”研究呈多元化發展的趨勢。學者們在肯定“職業化”給社會發展帶來進步的同時，亦開始質疑“職業化”給社會發展帶來負面效應。例如，學者們對“樂觀功能主義學派”所強調的“利他主義道德觀”提出疑問，認為在資本主義商品社會中，職業壟斷和市場壟斷是職業化的天性，這一壟斷必然帶來不公平競爭，而不公平競爭與職業團體所標榜的利他主義道德標準根本背道而馳。因此，“職業化”作為工業社會競爭機制的產物，只能導致排除異己、剝削同行和排擠非職業化業者的惡果，最終無助於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與此同時，在人文地域上，傳統的以英美社會為背景的單一職業化研究模式也遭到多元化模式的挑戰。一些學者們認為職業化具有很強的時間性和地域性，由於歷史條件的制約﹐英美等國家職業化發展的過程與歐洲大陸有所不同。概言之，在依賴市場經濟、恪守職業規範、強調獨立精神、遵循社會契約、爭取自然權力等方面，英美國家的職業團體表現得更為特立獨行，與國家權力構成二元對立的制約關係。而上述特徵在歐洲大陸，尤其是德國的職業團體中則表現得比較保守。換言之，歐洲大陸的職業團體作為現代歐洲式民主和國家社會一體化建設的參加者，更傾向於利用國家資源，在與政府的合作中求生存，它們與國家權力之間保持著一種忍守性的同構互融關係，互相維護其合法性和權威性。一些職業團體甚至利用國家權力加強它們對市場的壟斷和對非職業競爭對手的排斥。
對“職業化’的研究在八十年代以後達到了一個新的境地，其特點是學者們在廣泛研究職業化社會功能的同時，加強了對職業團體的個案研究。在此方面比較突出的著作有AlexandraOleson與JohnVoss合編的論文集《近代美國的知識機構》和美國加州伯克萊大學出版的著名社會學家JosephBenDavid的學術論文集：《論科學的發展》。前者以美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崛起的新興大學、專業學科、專業研究機構和職業協會為目標，研究這些新興職業團體的崛起對美國社會物質文明和文化結構的影響。認為職業化是二十世紀美國文化的一部分，代表著新崛起的年輕一代在物質生活和專業技能方面的追求，而正是這些新興社團的出現確立了美國職業團體的行為法則、職業道德、訓練設施、服務宗旨、和對非職業團體的排它性，從而為美國的“職業文化“的發展開拓了道路。後者以歐洲近代出現的倫敦皇家學會和巴黎科學院為個案，分析科學院體制的誕生對科學研究職業化的影響以及在近代科學發展史上的重要意義。在總結前人研究的基礎上﹐BenDavid將科學研究的職業化特徵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1．進入這一職業領域所必備的高等教育資格；2．從事這一職業的壟斷性特權(如臨床診斷權、建築設計藍圖簽署權等)；3．維持該職業標準、地位和控制進入這一職業的測試手段；4．職業團體對非職業團體，以及職業團體間競爭的管理，以及從事這一管理時所需要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職業權威。BenDavid認為當一個科學團體大致具備了上述條件時，它便具有了職業化的功能。在詮釋科學研究職業化的行為時，BenDavid極其強調體制建設對科學研究的影響，認為“沒有這些體制的建立，科學活動可能仍然被傳統體制，尤其是宗教體制視為顛覆行為”。JosephBen-David的著作為詮釋科學研究體制化和職業化找到了一個恰當的契合點，對研究近代科學體制職業化具有啟發性的意義。
職業化教育研究院，將其研發的先進教育產品投入到北京的兩所民辦高等院校：北京華夏管理學院和北京中新企業管理學院建立示範校，經過長達七年對在校生的教育實踐取得卓越成效！同時針對當代大學生教育現狀研究出了“三維測試法”、“專業選擇測試法”、“四棒傳遞教學法”、“五能訓練模式”等一系列新型教學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