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隨著辛亥革命帶來的帝制消失，與新文化運動帶來的反傳統思潮，中國學術也捲入了一場深層次的“革命”之中。這場革命的核心內容就是：經學的瓦解。《經學的瓦解》展現了西學東漸中，中國學術研究的主流整體性從章太炎的“以史為本”轉向胡適之的“以史料為本”，新文化運動、整理國故、古史辨相繼興起，全面移植西方學術分科，從而實現中國學術現代轉型的基本歷程。
從經學角度對現代分科之學賴以成立的一系列預設提出質疑。中國文明的核心即在經學，經學大義之相傳，方能保禮樂文明之不墜。作者提出：重回經學！
作者簡介
陳壁生， 1979年10月出生於廣東潮陽，2002年畢業於汕頭大學，2007年畢業於中山大學哲學系，獲博士學位。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教授。著有《經學、制度與生活》等，任“經學研究”系列輯刊主編（與乾春松合編）。目錄
導言 “後經學時代”的經學第一章 章太炎的“新經學”
第二章 中國：成為“歷史”
第三章 胡適之：從“以經為綱”到“以史為本”的完成
第四章 孔子與六經的分離
第五章 經學的史料化與經學的瓦解
結語 為往聖繼絕學
精彩試讀
《經學的瓦解》試讀：結語：為往聖繼絕學民國十六年（西元1927年），康有為從上海移居青島不久，離開了人世；
民國二十一年（西元1932年），今文經學大師廖平學經六變，在四川與世長辭；
民國二十五年（西元1936年），章太炎在蘇州寓所去世；
西元1953年，前清樸學殿軍曹元弼，留著前清的辮子，在蘇州寓所黯然謝世；
西元1968年，廖平高足蒙文通，在飽受凌辱中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經學自此絕矣！
事實上，自經學科廢，新學蜂起，經學研究在民國時期，已經式微幾絕。民國時期的經學研究，主要是晚清經學之餘緒，而極少有義理之創發。這種情況，自經學立場觀之，固為事所必至。蓋每當時代巨變，文明更新，舊法不能無弊，必有新的立法者出乎其間，創為一代新法。中國意義上的“革命”，正是因為前代之法行久積弊，不可收拾，遂有一場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到來，以重新組織政治，整頓社會，改變生活方式。周秦之變如此，辛亥革命亦是如此。前者最終變天下為郡縣，後者變帝制為共和。而在政治社會革命過程中，國家構建若不“法先王”，將國家植根於身後的文明傳統之上，則必須重新尋找立法者，時王出，僭古聖，號後王，立新法，從而帶來無窮的暴政。在周秦變局之後，漢初經師深知暴秦之苦，於是由孔子之刪削述作，而知孔子集前聖之大成，以為後世立法，而漢室帝王亦漸知帝裔並非聖種，必須尊順神聖立法者之法，國家乃得長治久安，於是有漢武之後，去黃老刑名，而尊先王之法，開中國二千餘年的政治格局。
而近代以來，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中，隨著辛亥鼎革，帝制土崩，經學行世二千餘載，亦因之而徹底退出政治生活。事實上，由此以上八百年，宋世道學的興起，中國的學術中心早由五經轉向四書，以四書為基礎的新儒學，在復活、重構儒家精神價值的同時，忽視了建立在五經基礎之上的理想政治的信念，如蒙文通所言：“漢儒言政，精意於政治制度者多，究心與社會事業者少。宋儒則反是，於刑、政、兵、賦之事，謂‘在治人不在治法’。其論史於錢、谷、兵、刑之故，亦謂‘則有司存’，而諄諄於社會教養之道。”熊十力亦曰：“宋明諸大師，於義理方面，雖有創穫，然因浸染佛家，已失卻孔子廣大與活潑的意思，故乃有體而無用，於物理、人事，少有發明，與社會政治，唯誦知古昔。”熊、蒙二氏皆精於理學，蒙氏並鑽研經學，而二氏之論，大抵不謀而合。宋明學問重建儒家之心性本體，使人於內在心性修養有無限提升之可能，於社會教化，也頗有建設禮樂教化人民之功績，但於政治之建設，則多流於空言，而無實際之制度建設。及至清世，經學復興，諸儒考究群經，發明漢人舊義，不遺餘力。但清代經學，實為考古之學，清儒既不能以經學議政，而清代政治也不待經義而立，況科舉考試，仍以四書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