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義
乾嘉考據學成因
乾嘉考據的出現和形成，有多方面原因。
從社會政治原因
清統治者征服全國後，社會趨於安定，經濟發展，乾嘉時期是清朝統治的全盛時期，即所謂“乾嘉盛世”，在這種情況下，對文化有進一步的要求十分自然，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更是必需的。從順治時代到康熙時代，因為統治秩序尚未穩定，清朝君主對堅持氣節的明朝遺民主要採取軟硬兼施的政策。順、康二朝文字獄與乾、嘉二朝相比要少，處罰和株連的程度也輕緩一些。只要沒有明顯危及統治，隱居不仕的明朝士大夫可以在他們的範圍內著述、講學，也可以不去回響為拉攏他們而特地開設的博學鴻辭科。順、康以後，情況有所不同。已經騰出手來重視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並且被充分漢化而深諳統治術的清朝帝王開始施行文化高壓政策。康熙以後的文字獄，其嚴酷程度達到了中國歷史的高峰。與此相關的文化高壓政策，還包括禁止結社講學、發布禁書令、大規模燒書和毀書等措施。在這種情況下，清初那種因充滿憂患意識和愛國激情所導致的思想界的銳意進取、探索和致用的學風被強行扭轉了。同時，明清之際的思想家隨著時間推移而相繼亡故，其後學即使繼承了他們治學的某些方法，也因沒有經歷刀光血影的民族征服和亡國之痛而難以承襲前人的思想精髓。
清朝統治者在實行文化高壓政策同時，還採取懷柔手段，以促成與乾嘉盛世相適應的文化盛世。清廷重開科舉考試，重新提倡理學，通過開設博學鴻辭科和組織編纂大型文化學術叢書招攬知識分子。乾隆時期編纂《四庫全書》、繕寫《永樂大典》、武英殿刻書、設三通館等措施，均屬此種性質的舉動。對學術文化片面性的大力倡導，加上康、雍以來較為長期的安定繁榮的環境，為乾嘉學者理頭於樸學提供了可能性。
基於以上社會政治狀況的客觀壓力和客觀條件，以及知識分子主觀的原因，他們轉而專注於考據文字、音韻、訓詁之學，是乾嘉考據學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學術思想發展的軌跡來看，還可以從近因和遠因兩方面來理解乾嘉考據的形成原因。
學術思想發展的近因
指的是清初思想發展所造成的影響。宋明理學統治學術界已達六、七百年之久，明代中葉以後就不斷遭到進步思想家的批評。明朝滅亡，宋明理學高談性理所造成的空疏學風，更被認為是具有“空疏誤國”的危害而被清初思想家所批判。與此相應，清初思想家提倡學以致用，崇尚實學，強調學術上的務實精神。他們認為，欲經世必先通經，欲通經必先考訂經書的文字音義，把考證功夫結合在經世學術之中。其中最突出的是顧炎武。顧炎武治學講治道、經術和博聞，主要方法就是考據。他認為命與仁，孔子也很少談，性與天道，子貢亦未聽說。孔子教人是要行己有恥，為學則應好古敏求。他說過：“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非好古多聞，則為空虛之學。其論文，非有關於經旨世務者，皆謂之巧言。”顧炎武的考據方法主要是先詳細占有材料，再由歸納例證中得出結論。他的名著《日知錄》，就是主要以考據為研究方法的著作。從哲學意義上對理學的批判和在治學方式上的嚴謹務實，都是對理學的消極影響的一種否定。顧炎武被稱為開啟一代學風的宗師，他對乾嘉考據的形成有直接影響。必須指出的是，乾嘉學者繼承顧炎武的主要是考據學的方法，而沒有繼承顧炎武學術的全部，特別是沒有繼承顧炎武以考據為手段為的是要講求“治道”的目的。因此，不能簡單地理解顧炎武《日知錄》的考據與乾嘉考據的上下關係，兩者從起點到目的是有區別的。理學在清初已經被思想家們從根基上所撼動，理學的沒落已不可避免。
儘管康熙和乾隆前期，程朱理學一直是科考的依據，清廷組織編纂了《性理精義》，並將《朱子全書》頒行太學，刊示諸生，這也不過是理學的迴光返照。理學已難以吸引多數學者。同時，明末清初思想家的某些進步的和超前的思想萌芽，在清代也失去了進一步成長發育的土壤。反映清初思想家觀點的著述在乾嘉時代並不為人所理解和重視，其中一些優秀的著作甚至根本就沒有刊行傳世。
從以往的中國學術思想史的發展特徵來看，每一個時代大都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學術主潮，如漢代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這種學術主潮的形成，一般都與當時的社會政治狀況和學術發展的脈絡有密切關係。乾嘉考據的形成也同樣如此。清初思想難以在新的政治條件下生存和壯大。顧炎武只好將希望寄託於“後起王者”。王夫之晚年不得不悄然遁於湘西石船山下，以著述了其餘生。顏李學派的學說在康熙中後期的學術舞台上活躍了近半個世紀之後戛然而止，李塨在晚年背離了顏學而轉向考據學。這表明清初思想在專制統治的嚴密文網中已經失去了繼續發展的土壤。康、乾時期理學的再倡也只是因為有了“御用”和“欽定”的包裝。清初思想家幾乎沒有例外地（黃宗羲另論）對理學進行了批判和總結，理學作為一個思想學術流派體系已經在理論思維領域中呈徹底瓦解之勢。清朝統治者所建立複製的傳統的專制統治的政治經濟模式，也注定不可能誕生新的理論思潮。在文化高壓之下，復歸漢代經學，專注於訓詁考證，以取代理學原來的統治地位，乃是大勢所趨。顧炎武說：“經學自有源流，自漢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後及於近儒之所著。”費密主張：“學者必根源聖門，專守古經，以實志道。”乾嘉學者繼承清初學者運用的考據方法，把目光轉向遙遠的“專門漢學”，既可脫離社會實際，又可迴避學術上的理論原則問題，這在當時是一種比較合理的選擇。
學術思想發展的遠因
應該從中國學術文化自身的發展淵源上來看。中國的學術文化經過漫長的發展過程之後，形成了龐大、繁雜的規模。幾千年的創造和積累，包含了無數代學者經過辛勤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在客觀上，需要來一次全面的整理。以經學和史學為代表，自先秦產生以來已有兩千多年。各個時代流傳下來的典籍，是中國學術文化方面的寶貴財富，因為流傳年代久遠、缺乏有效的傳抄和保存方式，以及歷代戰火動亂毀壞等原因，典籍本身存在文字內容上的錯訛，史實記載上的歧異，以及部分及全部內容的散失等諸多問題，需要人們從事整理考證工作，然後寶貴的古代典籍才能被讀懂和利用，歷史記載的歧誤偽托才能被指明，亡佚散失的篇章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被蒐集和彌補。早在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等人對文獻典籍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整理，為保存和後人利用古代典籍作出了重要貢獻。兩宋時期，考證工作已被眾多著名學者所重視。司馬光撰《通鑑考異》，詳考在撰寫《資治通鑑》時所用各書在史事記載上的差異，說明取捨理由。其他如沈括《夢溪筆談》、洪邁《容齋隨筆》、葉適《習學記言》、鄭樵《通志·校仇略》，王應麟《因學紀聞》、黃震《黃氏日抄》等書，都有許多內容屬考證性質。朱熹雖為大理學家，但他在考據學方面也有著述，並產生一定影響。明代心學泛濫，但仍不乏考據學方面的學者和著述，如梅鷟、胡應麟考辨偽書，焦竑、陳第研究音韻、文字等，考據之風的持續和考據方法的積累，是形成乾嘉時期考據臻於鼎盛狀態的先決條件。對中國文化典籍的大規模系統整理，自劉向、歆之後還未曾有過。在繼承前人考據成果的基礎上加以創新，以期對傳統文獻作一番卓有成效的、帶有總結性意義的整理，正是乾嘉學者所擔當的歷史重任。他們通過訓詁注釋、版本鑑定、文字校勘、辨偽輯佚等方法和手段，在經學、國小、歷史、地理、金石、考古，以及叢書、類書、工具書的研究和編纂方面，作出了可貴的貢獻和成績。乾嘉考據在中國學術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和影響。
流派
乾嘉考據學的奠基人，學術界有多種說法。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學者黃宗羲、顧炎武、方以智、閻若璩、胡渭和毛奇齡等人重視對儒家經典的研究，其中特別是顧炎武提出“經學即理學”，“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卷四《答朱子德書》）。主張儒家義理在經書之中而不在經書之外；研究經典首重文字，而治文字必始於知聲音。他所撰《日知錄》、《音學五書》廣徵博考、言必有據，成為清代考據家的必讀經典，也成為乾嘉學者經典研究的主要方法和途徑。因此，顧炎武被公認為是清代考據學的先河。但是，乾嘉時期的考據學家，遺其大而傳其小，他們沉溺於故紙堆中，脫離實際，放棄了顧炎武經世致用的本意。
乾嘉考據學，一般說來可以分成以惠棟為首的“吳派”和以戴震為首的“皖派”。吳派的學風即蒐集漢儒的經說，加以疏通證明。它的特點是“唯漢是信”，即推崇漢代經說，遵循漢代經學研究，重視名物訓詁、典章制度的傳統。凡屬漢學，就一概予以採納而加以疏通解說。吳派的主要學者有沈彤、江聲、余蕭客、江藩、王鳴盛等。皖派則重視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中名物制度的考證。此派的特點是從音韻、國小（即文字學）入手，通過文字、音韻來判斷和了解古書的內容和涵義，即以語言文字學為治經的途徑。他們在文字、音韻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貢獻。此外，皖派也頗重視思想和理論，如戴震作《孟子字義疏證》就是例證。戴震的學生很多，以段玉裁和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最為有名。
影響
乾嘉考據學的產生雖然說與清代文化專制有關，但是它在中國文化史上做出的貢獻應該說是巨大的。
一是具有比較踏實的科學態度，發展了客觀而精密的研究方法，即考據法；
二是兩千多年以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典籍儒家經典進行了整理訓釋；
三是誕生了一大批訓詁名著。
當然乾嘉考據學也有其缺點：他們的研究領域狹小，局限在儒家經典的範圍內，不接觸現實，不研究自然科學、生產技術，也不敢談論政治和社會問題。研究的方法陷於孤立、靜止，注意微觀研究，忽視巨觀研究。因此，雖然對古代典籍爬梳考證，做出了成績，卻不能提供新鮮理論和有系統的思想體系，也不易接受、消化西方剛傳來的科學技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