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紹
作者：西蒙諾夫（1915～1979） Simonov，Konstantin Mikhailovich
前蘇聯小說家，詩人，劇作家。1915年11月28日生於一個沙俄軍官家庭，卒於1979年8月28日。曾參加反法西斯衛國戰爭。1938年他在高爾基文學院畢業後投身文學創作。曾任蘇聯作協書記處書記、《新世界》月刊主編和《文學報》主編。西蒙諾夫的成名作是頭一個劇本《我城一少年》，早期作品還有詩歌《等著我吧》、《打死他》等，隨後又創作了表現衛國戰爭中俄羅斯人英雄主義精神的《俄羅斯人》。1943～1944年西蒙諾夫完成描寫史達林格勒保衛戰的中篇小說《日日夜夜》。此外，衛國戰爭期間他還創作了大量詩歌。50年代後西蒙諾夫致力於表現戰爭題材的小說創作。從1959年起用了12年的時間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三部曲長篇小說《生者與死者》（第一部《生者與死者》，第二部《軍人不是天生的》，第三部《最後的夏天》）。小說既有反映衛國戰爭這一偉大歷史事件的真實內容，又有迎合某種需要的主觀描寫。
全文描述
政委堅決相信，在戰場上勇敢的人比懦夫死得少。他喜歡重複這一點，而且，如果有人同他爭辯的話，他就要生氣。
在師里，人們喜歡他，也怕他。他有他的一套使人們習慣於戰爭的特殊方法。他是在行動中來識別人的。他從師部、團部要來一個人，然後一步不離地整天和這個人一起，帶他到所有要到的地方去。
遇到衝鋒時，他就帶著這個人一起衝鋒。
如果這個人經得起考驗，晚上政委便要和他再相互介紹一次。
“您貴姓？”他用不連貫的聲音突然地問道。
感到驚奇的指揮員說出了自己的姓名。
“而我姓柯爾涅夫，”這時政委就一邊對他說，一邊伸出手來。“柯爾涅夫。我們一塊走過路，一塊拼過命，現在我們就相識了。”
來到師里的第一個星期，他的兩個副官便都被打死了。
第一個是由於膽怯，從戰壕里走出來，要往後爬，他被機槍掃倒了。
晚上，政委從司令部回來時，冷漠地在副官的屍體旁邊走過，甚至連頭也沒有朝死者方向轉一下。
第二個副官在衝鋒時受了傷，子彈穿透了他的胸部。他在被摧毀了的戰壕里仰面躺著，張開大口吸氣，要求喝水。可是沒有水。在前面，胸牆後面躺著德國人的屍體，其中一具屍體旁邊橫放著一個軍用水壺。
政委取出望遠鏡，望了很長時間，好像竭力要辨別清楚：這個軍用水壺到底是空的還是有水的。
然後，他挪動他那已經不年輕的笨重的身軀，艱難地越過胸牆，像平常一樣邁著從容不迫的步子，朝地里走去。
不知為什麼，德國人並沒有開槍。當他接近軍用水壺時，他們開始射擊了。他拾起水壺，搖晃一下，夾在腋下，轉身就走。
敵人在他背後開槍，軍用水壺中了兩彈，他用手指堵住彈孔，繼續往前走，用伸直的手拿著水壺。
為了不讓水漏掉，他小心翼翼地跳進戰壕里，把軍用水壺交給了一個戰士。
“給他喝水吧！”
“要是突然發現水壺是空的呢？”有一個人關切地問道。
“那我就返回來，再派您去另找一個盛滿水的！”政委生氣地打量問話的人一眼，說道。
他常常做一些作為一個政委其實是不必去做的事情。不過，只有到後來，等事情做完了，他才想起這是不需要做的。這時，他既對自己生氣，也對那些談論他的舉動的人生氣。
現在也是這樣。把軍用水壺拿來後，政委再沒有到副官跟前來，由於忙於觀察戰場情況，好像已把他置於腦後了。
過了十五分鐘，政委突然對營長大聲吆喝。
“喂，把他送衛生營去沒有？”
“不行，政委同志，必須等到天黑才行。”
“到天黑他就死了。”說完，政委轉過臉去，認為談話結束了。
五分鐘後，兩個紅軍戰士冒著槍彈，彎著腰，抬著副官的不會動彈的身體，沿著土墩密布的田野往回走。
政委冷靜地望著他們行動。他同樣地估量自己的和別人的危險性。人們在死亡——這就是戰爭。但是，勇敢的人死得少一些。
紅軍戰士大膽地走著，沒有挨近地面。他們沒有忘記他們抬的是傷員。正因為這樣，柯爾涅夫相信他們能夠到達。
夜裡，在回司令部的路上，政委順路來到衛生營。
“喂，怎么樣，有好轉嗎？脫離危險了嗎？”他問外科醫生。
在柯爾涅夫看來，戰爭中的一切事情，如獲取情報、衝鋒、醫治傷員等，都可以而且應該做得同樣迅速。
而當外科醫生告訴柯爾涅夫副官由於流血過多而死了時，他驚訝地抬起了眼睛。
“您知道您在說些什麼嗎？”他抓住外科醫生的武裝帶並把醫生拉過來小聲說道：“人們冒著炮火抬了他兩俄里，就是為了要他活著，而您卻說他死了。把他抬來是為了什麼呢？”
柯爾涅夫關於自己如何冒著炮火去取水的事卻沒有說。
外科醫生聳聳肩膀。
“等一等，”當政委發現了醫生的這個動作時，又補充說，“要知道，他是一個勇敢的小伙子，他應當活著，是的，是的，應當活著。”他生氣地重複道，“你們的工作太差勁了。”
於是，他不辭而別，就上車去了。
外科醫生在後面目送著他。當然，政委是不對的。他是從邏輯推理說出這番糊塗話的。但不管怎么樣，在他的話里卻有一種力量和信念，它使外科醫生在一瞬間覺得：真正勇敢的人是不應該死的，如果他們最終還是死了的話，那么，這就是說，自己工作做得不好。
“胡說八道！”他大聲說道，試圖擺脫這個奇怪的思想。
但是，這個思想沒有離開他。他仿佛看見兩個紅軍戰士抬著傷員在有許多土墩的田野里走著。
“米哈依爾·里沃維奇，”他突然對走到台階上來抽菸的助手喊了一聲，好像在說一件早已決定了的什麼事。“早晨要再往前設立兩個配備大夫的衛生救護站……”
政委在天快亮的時候才回到司令部。他情緒很壞。今天，他對召來的人只說了幾句簡短的、主要是埋怨的話，就很快把他們打發走了。這既有他的用意，也是一種巧計。政委喜歡人家生氣地離開他。他認為，人什麼事情都能做到。他罵人，但從來不為人力所不及的事罵人，而總是罵那些力所能及卻沒有做到的人。如果一個人做了許多事，政委就責備他沒有能做更多的事。當人們有些生氣的時候，他們會更好地思考。他喜歡談話談半截就打住，好讓人只明白其主要的意思。正是用這種方法，他做到讓師里的人隨時都感覺到他的存在。同人家相處一分鐘，他都努力設法使這個人在下次見面前能思考一點什麼東西。
早晨，他得到了昨天傷亡的報告。他一邊讀報告，一邊想起了外科醫生。當然，說這位有經驗的老大夫工作差勁，從自己方面來說，是很不妥當的。不過，不要緊，不要緊，就讓他去想一想吧。也許他一生氣就能想出點什麼好的辦法來。他並不對自己說過的話感到遺憾。他最傷心的是副官犧牲了。可是，他不允許自己長久地想著這些事情。不然，在戰爭的這幾個月里，傷心的事就太多了。他將在以後，在戰爭結束之後，當突然的死亡變成偶然的事件時，才去回憶它。而現在，死亡總是突然的。現在不可能有別的辦法，只有習慣它。不過他畢竟還是感到傷心，於是他特別生硬地告訴參謀長，他的副官犧牲了，要找一個新的副官。
第三個副官是一個身材矮小的小伙子，長著一頭淺色頭髮和一雙淺藍色眼睛。他剛從中學畢業，頭一回上前線。
在剛見面的第一天，他就不得不和政委一起到營里去，他們走在微微上了凍的秋天的田野上，這裡時而有迫擊炮彈爆炸，但他一步不離地跟著政委。時刻呆在政委的身旁，這是副官的職責。此外，他覺得這個魁梧笨重、步態從容不迫的人是不會受到傷害的：若是跟他走在一起，那是什麼事情也不會發生的。
迫擊炮打得很兇，而且很顯然，他們已成了德國人炮擊的目標，這時政委和副官便間或臥倒下來。不過，當他們剛剛臥倒，當附近爆炸的煙霧還沒有消散的時候，政委便已經起來繼續朝前走了。
“往前，往前，”他嘮叨著，“這裡不是我們久留之地。”
幾乎就在戰壕附近，敵人對他們發動了“交叉射擊”，迫擊炮彈一前一後地爆炸了。
政委抖了抖身上的塵土站起來。
“您瞧，”他邊走邊指著後面的小彈坑說，“如果我和您膽怯了，等著不敢走，炮彈就正好落在我們身上了。任何時候都要快點往前走。”
“嗯，要是我們走得再快一些，那……”副官用頭指了一下他們前面的彈坑說，卻沒有把話說完。
“沒有的事，”政委說，“他們是朝我們這裡打的，這就打得太近；如果我們已經在那邊的話，那么他們就朝那邊瞄準，彈著點也仍然太近。”
副官不由地笑了笑：政委當然是在開玩笑。不過，他的臉是十分嚴肅的。他是帶著充分的自信說的。副官對這個人充滿了信賴，這種信賴產生於戰爭的一剎那間，並且一經產生就永不消失。最後的一百步他同政委並排走著，靠得很緊，胳膊碰著胳膊。
他們就是這樣初次相識的。
一個月過去了。南方的道路時而結上一層薄冰，時而又變成一片泥濘，無法行走。
後方的某個地方，傳說軍隊要反攻了，可是這個正在減員的師卻仍在進行著浴血的防禦戰。
在一個漆黑的南方的秋夜，政委坐在老鄉家裡，正在鐵爐子旁邊擺弄自己的濺上了許多污泥的皮靴。
今天早晨師長負了重傷。參謀長把黑手帕包紮著的一隻手放在桌子上，手指輕輕地敲擊著桌子。他為自己能做出這個動作而感到滿意，因為這說明手指還聽他的使喚。
“嗯，很好，您是個執拗的人，”他把顯然已經中斷了的談話又繼續下去，“好吧，霍洛吉林被打死了，因為他膽小，不過，要知道，將軍卻曾經是一個勇敢的人，您認為怎么樣？”
“不是曾經是，而是現在是，他將繼續活著。”政委說道，並把臉轉了過去，認為關於這個問題已再沒有什麼可談的了。
但是，參謀長拉了一下他的袖子，並十分小聲地說，為的是不讓任何別的人聽到他的憂傷的話語。
“嘿，能活下來，這很好，——未必能這樣，但是很好。不過，要知道，米羅諾夫活不了，托沃德奇科夫也活不了，加夫里連科也活不了。他們都死了。然而要知道，他們都是勇敢的人。怎么用您的理論來解釋呢？”
“我沒有理論，”政委斷然地說，“我只不過知道，在同一種情況下，勇敢的人要比懦夫少死一些。如果您總是談起那些作戰勇敢、但又畢竟死了的人，那么，這是因為當膽小鬼死了時，還沒有被掩埋就已經被人忘記了；而勇敢的人死了，人們卻記著他，講他的為人，寫他的事跡。我們只記住勇敢的人。這就是一切。如果您還是要把這稱為我的理論的話就隨您的便吧。能幫助人們不膽小的理論，總是好理論。”
副官走進了老鄉屋裡。他的臉這一個月來變黑了，眼神帶有倦意。但在其他方面他仍然是政委在頭一天裡所看到的那個頑皮孩子。他把鞋後跟咔嚓地碰一下，報告說，他剛從半島回來，半島上一切正常，只是營長波里亞科夫大尉負了傷。
“現在誰代替他？”指揮員間。
“五連的瓦西里耶夫中尉。”
“那么五連又由誰指揮呢？”
“一個中士。”
政委沉思了一會兒。
“凍壞了吧？”他問副官。
“說實話，是很冷。”
“喝點伏特加酒。”
政委斟了半杯伏特加酒。副官沒有脫下軍大衣，只匆匆地把它敞開，一口氣把酒喝了。
“您現在再返回去吧，”政委說道。“我不放心，您明白嗎？您應當成為我在半島上的眼睛。去吧。”
副官站起來。他像一個還想在暖和的地方多待一會兒的人那樣，動作緩慢地扣上軍大衣的風紀扣。但是，扣好後就不再延宕了。他躬著身，免得碰著門媚，消失在黑暗中。門砰的一聲關上了。
“好小伙子，”政委說道用眼睛伴送著他。“我就是相信這樣的人，他們是什麼事情也不會發生的。我相信他們會安然無恙，他們也相信子彈打不著我。而這就是最主要的。對嗎，上校？”
參謀長用手指慢慢地敲擊著桌子。他是個生性勇敢的人，不喜歡給自己和別人的勇敢尋找任何理論。但是，這陣兒他卻好像覺得政委是對的。
“是的，”他說道。
爐子裡的劈柴燒得僻啪作響。政委伏在十俄里縮為一英寸的地圖上睡著了，兩隻胳膊寬寬地伸展在地圖上，好像他要把地圖上畫出的全部土地都奪回來。
早晨，政委親自到半島上去了。後來他不喜歡回憶這一天。昨夜登上半島的德國人在殘酷的戰鬥中，打死了先鋒連第五連的全體人員，全連無一倖免。
政委在這一天不得不做了作為一個師政委實際上是不該做的事。早晨他集合了身邊的人，進行了三次衝鋒。
被初寒凍得涮涮響的沙地布滿了彈坑，浸透了鮮血。希特勒匪徒有的被打死了，有的成了俘虜。許多企圖泅水逃回去的人也都淹死在冬天的冰水裡。
政委扔掉已經用不著的、上著沾滿血污變成黑色刺刀的步槍，在半島上巡視一遍。至於昨夜在這裡發生的事，只有死者才能告訴他了。不過，死人也是會說話的。在德國人的屍體中間也躺著被打死的五連紅軍戰士。他們之中有些就躺在戰壕里，是被敵人用刺刀刺死的，死者的手中還握著被折斷了的步槍。另一些沒有堅持住的人便散亂地倒在已結凍的草原的一片開闊地上：他們逃了出來，就在這裡中了彈。政委慢慢地巡視著無聲的戰場，察看著死者的姿勢和他們的凍僵了的臉。他在猜度著戰士們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是如何行動的。甚至死亡也不能使他容忍膽怯行為。如果可能的話，他要把勇敢者和懦夫分開埋葬，讓他們像生前那樣，彼此有所區別。
他緊張地察看著死者的瞼，尋找自己的副官。他的副官是不可能逃跑也不可能當俘虜的，他應當在這裡的什麼地方，在犧牲者的中間。
終於，在遠離戰壕的後面，在戰士們搏鬥和犧牲的地方，政委找到了他。副官臉朝天躺著，一條胳膊折到背後，另一條胳膊向前伸出，手中死死地握著那支納乾式手槍，胸前軍便服上凝結著血污。
政委久久地站在他的面前，然後，叫來一名指揮員，吩咐他把軍便服撩起一點，看看是什麼傷，是子彈傷還是刺刀傷。
他本想親自撩起來看一看，但是他在衝鋒時被幾塊榴彈片炸傷的右胳膊順著身體垂著。他忿忿地看著自己身上剪掉整個袖子的軍便服，看著染了血的、匆忙地包紮的繃帶。他之所以生氣，與其說是由於傷和痛，毋寧說是由於受傷這個事實本身，因為他在師里一向被認為是不會受傷的人！傷得不是時候，要趕快地把它治好並忘記它。
政委俯在副官的身上，撩起軍便服並解開襯衣。
“刺刀刺的，”他抬起頭說道，接著重又彎下身子，久久地伏在副官的身上，大約有整整一分鐘。
他站起來時，臉上現出驚訝的神情。
“還有呼吸，”他說道。
“呼吸？”
政委絲毫不動聲色。他還不知道，該不該為這個好像還活著的人激動。副官躺在這裡，離戰壕很遠，大概當時逃跑來著。不，不會！不可能。他是很少看錯人的。
“來兩個人！”他厲聲命令道。“抬起來，快送到衛生救護站去。或許，他還能活下來。”
說完，他轉過身子，在田野里繼續往前走。
“能活還是不能活呢？”他把這個問題同另一個問題——在戰鬥中表現如何，他為什麼會死在大家後面的地里呢——混起來了。兩個問題又不由地連結成一個思想：如果一切都很好，如果他表現得很勇敢，——就意味著他能活，一定能活。
一個月以後，當臉色蒼白、身體瘦弱的副官，仍像一個長著一頭淺色頭髮和一雙淺藍色眼睛的頑皮小孩從醫院來到師指揮所時，政委什麼也沒有問他，只是默默地握了他的健康的左手。
“要知道，當時我還沒有走到五連，還有一百步遠，在渡口就陷入困境了，當時……”
“知道，”政委打斷了他的話。“我全知道，您不用解釋了。我知道，您是好樣的，我很高興，您活下來了。”
他羨慕地看了看這個受了致命傷後經過一個月重又活過來並且是健康的頑皮孩子。他用頭指指自己包紮著的手，憂傷地說道；
“我和上校可已經不是那種年紀了。我的傷口到了第二個月還沒有長好。他已經是第三個月了。這樣，我們就用兩隻手指揮一個師：他用右手，而我用左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