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1973年的“聯考”，是“文革”十年動亂中唯一的一次。這次考試中，
張鐵生“白卷英雄”張鐵生的出現影響了當年大學招生的路線，導致學生考分越高越是沒有學校敢要，被錄取者多是成績平平甚或中下者。無數知識青年的“大學夢”在瞬間變得支離破碎，一切又跌入階級鬥爭的深淵……其實張鐵生交的不是“白卷”。張鐵生從興城縣國中畢業後，來到本縣白塔公社棗山大隊。憑藉一向突出的表現，張鐵生當上了生產隊小隊長，也贏得了1973年這次參加大學招生文化考試的機會。然而，在最後一場理化考試中，整張試卷題他只會做3道小題，其餘一片空白。成績一公布：語文38分，數學61分，理化6分。雖然成績比較差，但足以說明他當時並未交白卷。 因為他自知理化成績不好，就在考卷背面給“尊敬的領導”寫了一封信，當時的中共遼寧省委書記毛遠新得知這一情況後，將原信作了刪改，指令《遼寧日報》發表，並在編者按中說：張鐵生對“物理化學這門課的考試，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對整個大學招生的路線，交了一份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的答卷。”8月10日《人民日報》轉載了這封信，其後，《紅旗》雜誌等也紛紛轉載，發表評論，說搞文化考試是“舊聯考制度的復辟”，“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反撲”，張春橋說這是“反攻倒算”。江青稱讚張鐵生“真了不起，是個英雄，他敢反潮流”。因此，張鐵生成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馬前卒。
1973年秋天，張鐵生被鐵嶺農學院畜牧獸醫系錄取並被破例發展為黨員。1975年，第四屆人大在北京召開，他當選為人大常委，江青、王洪文親自接見他以示籠絡。1975年8月，他升任鐵嶺農學院領導小組副組長，黨委副書記。
正是因為這封信被“四人幫”及其同夥利用，引發了全國的一場政治大動盪。
發人深省的答卷
那么張鐵生這封信被《人民日報》轉載的信，另加編者按語：“這封信提出了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兩種思想鬥爭的一個重要問題，確實發人深思。”隨後，《紅旗》雜誌轉載時發表評論，說搞文化考試是“舊聯考制度的復辟”，“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反撲”。張春橋說這是“反攻倒算”。“四人幫”一夥對張鐵生交“白卷”的行為讚不絕口，江青更稱之為：反潮流“英雄”，那么這封信究竟寫的是什麼內容呢？
“尊敬的領導：書面考試的進行就這么過去了，對此，我有點感受，願意向領導上談一談。
本人自1968年下鄉以來，始終熱衷於農業生產，全力於自己的本質工作。每天近18小時的繁重勞動和工作，不允許我搞業務複習。我的時間只在27號接到通知後，在考試期間，忙碌地翻讀了一遍數學教材，對於幾何題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題眼瞪著，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我不願沒有書本根據的(地)胡答一氣，免得領導判卷費時間。所以自己願意遵守紀律，堅持始終，所以願意老老實實地退場。說實話，對於那些多年來，不務正業，逍遙法外的浪蕩書呆子們我是不服氣的，而有著極大的煩(反)感，考試被他們這群大學迷給壟斷了。[他們的自由生活和為個人的努力，等於了我的為人民熱忱忘我的勞苦工作和誠懇的心。人們把我送到這裡來，談些什麼呢?總覺得實在委曲(屈)。]在這夏鋤生產的當務之急。我不忍心放棄生產而不顧為著自己專到小屋子裡面去，那是過於利己了吧。如果那樣將受到自己為貧下中農事業的事業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譴責，有一點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沒有為此而耽誤集體的工作，我在隊里是負全面、完全責任的。喜降春雨，人們實在的忙，在這個人與任何利益直截(接)矛盾的情況下，這是一場鬥爭。(可以說)我所苦悶的地方就在這裡，幾個小時的書面考試，可能將把我的入學資格取消，我也不再談什麼，總覺得實在的有說不出的感覺，我自幼的理想將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這是我唯一強調的理由。
我是抱著新的招生制度和條件來參加學習班的。至於我的基礎知識，考場就是我的母校，這裡的老師們會知道的，記得還總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學考題，雖然很淺，但我印象很淺，有2天的複習時間，我是能有保證把它答滿分的。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會關係等都清白[如洗，自我表現勝似黃牛]，對於(我)這個城市長大的孩子，幾年來真是鍛鍊極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觀的改造方面，可以說是一個飛躍。在這裡我沒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麼基礎知識和能力)，我感覺的並非可恥，可以勉強的(地)應負(付)一下嘛，翻書也能得它幾十分嘛！？(沒有意思)但那樣作(做)，我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榮幸的只是能在新教育制度之下，在貧下中農和領導幹部們的滿意地推簽(薦)之下，參加了這次學習班。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級領導在這次入考學生之中，能對我這個小隊長加以考慮為盼！白塔公社考生張鐵生。] ”
編者附註：此信是1973年遼寧知青張鐵生在參加高校入學文化考試時寫在理化試卷背後的一封信。信中方括弧內的文字，是當年發表時被刪節的內容。文中有些錯別字是寫信者的筆誤，編者已在括弧內加以修改。
事件始末
每年初夏的“聯考”，它絕非某一個高中畢業生入學考試那么簡單，背後牽涉的是他一生的前程和整個家族的期待。在“聯考指揮棒”的揮舞下，我們現代社會的人才選拔制度本不完善，而如果把聯考換成在一個非以成績、而是靠出身的年代，它就會演繹出更多荒唐、離奇的故事。於是，出現了1973年“白卷英雄”張鐵生…… 一年一度的聯考如期而至。回顧中國聯考制度起起落落、風風雨雨中走過的六十年，它總在扮演著決定個人和時代命運的角色。
1973年的“聯考”，是“文革”十年動亂中唯一的一次。這次考試中，“白卷英雄”張鐵生的出現影響了當年大學招生的路線，導致學生考分越高越是沒有學校敢要，被錄取者多是成績平平甚或中下者。無數知識青年的“大學夢”在瞬間變得支離破碎，一切又跌入階級鬥爭的深淵……
“白卷英雄”誕生前
如果沒有1973年的聯考，就不可能出現“白卷英雄”，張鐵生也只是遼寧省興城縣白塔公社棗山大隊第四生產隊的一個普通插隊青年。而他參加的“聯考”，實際還稱不上真正意義上的聯考。
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高等教育部黨委《關於改進1966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請示報告》後，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和四中高三（5）班學生寫信給黨中央和毛主席，狀告當時的聯考制度使得許多青年為考大學而鑽書堆，不問政治，“走白專道路”；許多學校片面追求升學率，分數掛帥，將大量優秀工農和革命幹部的子女拒之門外，要求“立即廢除高等學校入學考試制度”！
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把當年的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18日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制度》，文章說，舊的招生考試制度已成為革命運動的絆腳石，所以“不僅招生制度要改革，學制、考試制度、升留級制度等等也要改革，教育內容也要改革……初小可以學些毛主席語錄，高小可以學更多的毛主席語錄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學可以學《毛澤東著作選讀》和有關文章。大學可以學《毛澤東選集》。”
全國所有高等院校在1966年停止招生，聯考被廢除。一時間，正常的教學與管理根本無法進行，教育秩序空前混亂，“教育革命”愈演愈烈。直到1968年7月21日，毛澤東對《人民日報》文章《從上海工具機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作出批註：“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工具機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據此，七·二一大學遍地開花，開始了工農兵學員的招收。
由於不重視文化知識，很多學生入校後又忙於階級鬥爭，“上大學、管大學和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所以許多大學畢業生還達不到中專文化水平，最簡單的算術題1/2加1/2竟然算出結果是2/4！對這些“又紅又專”的工農兵學員，老師們也不敢多加指教，他們隨時都可能被扣上“修正主義”、走“白專道路”的帽子。
1973年鄧小平復出，在他主持和周總理的支持下，國務院批轉了《關於高等學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見》，對兩年前開始實行的採取推薦和選拔工農兵上大學的規定進行了修訂，增加了“文化考試”的內容，試圖恢復用知識選拔人才的制度。這一年，高等學校招生除需經過評議推薦及審查、複查外，還要進行語文、數學、理化三科的書面文化考查，地、市命題，縣（市）主持，採取開卷形式。
儘管這次招生對象還只限於“知青”、“青年農民”、“解放軍”等在“三大革命運動”中有兩年以上實踐經驗的“工農兵”，但這對當時農村的知識青年來說，已是個天大的喜訊：終於可以憑藉知識上大學了！無數曾因“家庭出身”或“政治表現”等問題而與大學無緣的知識青年躊躇滿志，奔走相告。學校教育秩序大大轉好，學生開始發奮讀書，叫囂一時的“讀書無用論”頓時失去了大半江山。
毛遠新一手策劃“交白卷”反潮流事件
1973年，國務院批轉國務院科教組《關於高等學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見》，提出要選拔有兩年以上實踐經驗的優秀工農兵入學，堅持民眾評議和民眾推薦，在政治條件合格的基礎上，重視文化程度，進行文化考查，了解被推薦對象掌握基礎知識的狀況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出於反對周恩來的目的，江青一夥看到《意見》便心裡有氣。這時，毛遠新從遼寧赴京，與江青一夥進行密謀。他們一起誣衊文化考查是大學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毛遠新受命從“遼寧拿出點材料來”。於是所謂“交白卷”反潮流事件誕生了。 毛遠新回到遼寧後，大肆叫嚷“文化考查可以搞，但是，我保留批判權”，並一心想在遼寧找一塊打人的“石頭”。於是，張鐵生這塊“石頭”因緣際遇，被發現了。張鐵生是遼寧錦州市興城縣一個公社的知識青年，擔任過生產隊的隊長。在高校恢復招生後，他一心想出人頭地上大學，但因考題大多不會做，為發泄不滿和乞求機會，他在答卷背面寫信，並跑路子拉關係，“運動”上學。當錦州市招生辦公室負責人談到一個生產隊長答不出卷子給領導寫信一事時，毛遠新如獲至寶，當晚命人打電話把考卷和信火速送來。他終於找到了一塊可以打人的“石頭”了。
為了喬裝、粉飾這塊“石頭”，毛遠新親自動手，把信中誹謗別人、抬高自己的話，及張鐵生信中最後一段話“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級領導在這次入考學生之中，能對我這個小隊長加以考慮為盼”。通通刪掉，把修改過的信加上“編者按”在《遼寧日報》發表。同時，派人進行調查，作出了張鐵生“一貫表現很好，家庭成員和主要社會關係均未發現政治歷史問題”的結論。在《遼寧日報》的“編者按”中說什麼，張鐵生雖交了“白卷”，但他在“白卷”背後寫的一封信里，對“整個大學招生的路線問題”提出的“意見”卻“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為之塗上了一層“反潮流”的色彩。
1973年7月19日，在毛遠新的一手策劃下，《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連同“編者按”以大字號標題和頭版頭條的顯著位置在《遼寧日報》上發表了。接著《人民日報》等主要報刊都以顯著位置全文轉載。張春橋大加喝彩，說什麼文化考查“這樣搞法，把無產階級寄於希望的青年卡在門外，使修正主義有希望，無產階級沒有希望”。毛遠新則大叫“在今天，我們剛剛著手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現象，居然有人千方百計逼迫工農兵去適應舊的教育制度，這實在是大有資產階級反攻倒算之嫌”。一時間，《答卷》成了“反潮流”的“代表作”。張鐵生則被奉為“反潮流”的“英雄”。想靠上大學找出路，想出人頭地的張鐵生經江青、毛遠新一夥的吹吹捧捧之後，果然成了江青一夥手中“有稜有角”的打人的“石頭”。而毛遠新在這一事件中的表現，則受到江青等的稱讚。
張鐵生交的不是“白卷”
1968年10月，張鐵生從興城縣國中畢業後，來到本縣白塔公社棗山大隊插隊落戶。憑藉一向突出的表現，張鐵生當上了生產隊小隊長，也贏得了1973年這次參加大學招生文化考試的機會。然而，在最後一場理化考試中，整張試卷題他只會做3道小題，其餘一片空白。成績一公布：語文38分，數學61分，理化6分。雖然成績比較差，但足以說明他當時並未交白卷。
同樣參加過那次考試的，還有著名歷史學家沈志華。當年報考清華大學的他，在那次考試中數學拿了滿分100，其它科目成績也都相當不錯，在他所屬的京津唐考試片區排名第一。清華大學還專門派教師到工廠找沈志華談話。“那會兒我就覺得這是板上釘釘的事了”，沈志華說，結果“白卷英雄”張鐵生使擇優錄取的規則倒了個個兒，“考得最差的被錄取了！”沈志華一把火把曾做過的數理化習題本全燒了，決定改學文科，想搞清楚這個社會到底怎么了。
當然不是低分，讓張鐵生一夜之間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真正原因在於他在理化試卷背面寫“給尊敬的領導的一封信”。信中，張鐵生訴說了“受到自己為貧下中農事業的事業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譴責”，“不忍心放棄生產”而複習，雖然考得不大好，但他“沒有為此而耽誤集體的工作”，可以“自我安慰”；他坦白說，“對於那些多年來不務正業、逍遙浪蕩的書呆子們，我是不服氣的”；“我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會關係（清白如洗），自我表現勝似黃牛”，所以“希望各級領導在這次入考學生之中，能對我這個小隊長加以考慮為盼！”
時任遼寧省委書記、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得知此事後，將張鐵生試卷背面的信作了刪改，指示《遼寧日報》發表，並在編者按中說：張鐵生對“物理化學這門課的考試，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對整個大學招生的路線，交了一份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的答卷。”這篇題為“一封發人深省的信”的文章，之後被收錄進了雲南省新增的中學《政治》（各年級用）課本第49頁的附錄中。
今日張鐵生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報》轉載了張鐵生的信，另加編者按語：“這封信提出了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兩種思想鬥爭的一個重要問題，確實發人深思。”隨後，《紅旗》雜誌轉載時發表評論，說搞文化考試是“舊聯考制度的復辟”，“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反撲”。張春橋說這是“反攻倒算”。“四人幫”一夥對張鐵生交“白卷”的行為讚不絕口，江青稱讚張鐵生“真了不起，是個英雄，他敢反潮流”。
各地報刊紛紛轉載那封給“尊敬的領導”的信，張鐵生一夜之間成了名噪全國的勇於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
四人幫的“馬前卒”
從毛遠新發現他的信開始，張鐵生的命運發生巨大轉變。
聯考結束後，張鐵生順利地被鐵嶺農學院畜牧獸醫系錄取，後又被學校破例發展為黨員。1974年3月，張鐵生和同學老師們一起奔赴農村，幫助農村進行階級鬥爭。有人說下鄉“下糟了”，“學不到東西，浪費了時間”，在4個月後的總結會上，張鐵生和同學們用實際工作成果予以了反駁，他們不但為生產隊治療牲畜疾病，還為貧下中農培訓了一批赤腳獸醫。
1975年1月，第四屆人大在北京召開，張鐵生當選為人大常委。8月，上級黨委決定調整鐵嶺農學院的領導，成立了老中青三結合的新班子，張鐵生又被選拔為這個新領導班子的副組長、黨委書記，並受到江青接見，江青稱他是一塊“有稜有角的石頭”，並說“我要用這塊石頭打人了”。
11月29日，當教育界大刮右傾翻案風時，張鐵生再一次以“反潮流精神”揮筆上陣，《遼寧青年》發表了他的文章，“（當前教育革命的）形勢是喜人的又逼人，逼就逼在我們要繼續澄清路線是非；逼就逼在黨和工人階級在學校的領導必須鞏固和加強；逼就是逼在我們必須抓緊教育革命的薄弱環節；逼就逼在我們必須有大寨精神辦教育；逼就逼在我們學校培養出來的人還有成為新的精神貴族的危險。一句話，就是逼著我們汲取歷史教訓，總結新鮮經驗，把教育革命進行到底。”這篇文章被人們稱為張鐵生的“新答卷”，後來又被刊登在1976年1月6日的《人民日報》上。
在“文革”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紅得發紫的張鐵生頻繁參加社會活動，四處作報告、發表文章，不遺餘力地在政治舞台上表演，為“四人幫”大造輿論。張鐵生已然成為江青集團的馬前卒，被綁在“四人幫”的戰車上，再也無法左右自己。
張鐵生是江青等人在教育體系有意打造的一個“造反榜樣”，他充當了“四人幫”衝擊1973年恢復的聯考制度的工具。“文革”中那唯一一次“聯考”，被批為“資產階級利用文化考查，乘機塞進舊聯考的那一套，妄圖破壞大學招生制度的改革”。“白卷英雄”引發全國掀起對文化考查的批判，“招生進行文化考試”又成往事。
想過普通人的日子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張鐵生的政治靠山消失了。《山西日報》11月18日刊登的《二月里的反革命噪音》，揭露了張鐵生1976年2月在山西進行反革命煽動的言行，拉開了對他揭批的序幕。
隨後，張鐵生被學院撤銷黨內外職務、開除學籍，還被逮捕羈押。1983年3月23日，錦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組成合議庭公審張鐵生反革命案件。在案件審理中，張鐵生沒有委託律師辯護，他拒絕法院為他指定辯護人。在法庭辯論時，他說自己只是一個不明真相的“小將”，在複雜的路線鬥爭中，犯了該寬容和諒解的“錯誤”。然而，法院最終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陰謀顛覆政府罪”等罪狀，判處他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刑期從1976年算起。
在遼寧省凌源監獄度過的15個春秋里，張鐵生由獸醫改為人醫，曾在凌源監獄衛生所擔任醫生兼護士，負責全監獄犯人的醫護工作，從未出過差錯。在他服獄期間，有不少受他牽連的朋友還伸出援手照顧其父母。雖然“文革”資料中對張鐵生的描述不如“革命闖將”黃帥、“造反領袖”蒯大富那么多，但他確是個有情有義、人緣不錯的青年。
1991年10月6日，張鐵生刑滿獲釋，接他出獄的是他在鐵嶺農學院的老同學董禮平，此時她已是瀋陽農業大學的一名講師。不久，張鐵生迎來了他41歲生日。11月4日那天，昔日好友為他舉行了一個小型的生日晚會，為他訂做的生日蛋糕上寫著：祝鐵生41歲生日快樂！
世事輪迴，滄海桑田。從一個“白卷先生”、“反潮流英雄”到階下囚，終又做回了一介平民，歷經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後，張鐵生一心想做個普通人。他本想和董禮平悄悄結婚，一如他們悄悄地相愛，可是家裡人反對，說董等了他這么多年，悄無聲息地娶進門可不行。於是，當年12月22日，張鐵生出獄後的第78天，他和董在興城縣城舉行了婚禮，出席的只有家人、親戚和幾位同學。
一年後，張鐵生在妻子和朋友的鼓勵下開始了他的經商生涯。他先在一家飼料公司當一名小職員，乾一些雜活兒。在人們眼中，張鐵生是個性格爽快且辦事幹練的人。1995年，張鐵生和另外三人在瀋陽成立了禾豐牧業股份有限公司。如今，這家公司已經成為中國飼料業前10名的大型農牧集團，淨資產過億元。現年60歲的張鐵生任集團公司商政總監外，還兼任監事會主席。
當人們對“白卷英雄”變“千萬富翁”的傳奇議論紛紛時，張鐵生說：“我是一個平凡的人，我太平常了，和我的同學朋友比，我沒有一個方面是出色的。這些年拚命幹事業，絕不是在努力向世人證明什麼，我只是想過普通人的日子”。
張鐵生簡介
1968年10月，張鐵生從遼寧省興城縣國中畢業後，去本縣白塔公社棗山大隊插隊落戶。
1973年6月，張鐵生去興城縣參加被推薦考大學者的統一文化考試，並寫了"給尊敬領導的一封信"。
1973年7月19日，《遼寧日報》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刊登了張鐵生的信。
1973年秋天，張鐵生被鐵嶺農學院畜牧獸醫系錄取並被破例發展為黨員。
1975年，第四屆人大在北京召開，他當選為人大常委，江青、王洪文親自接見他以示籠絡。1975年8月，他升任鐵嶺農學院領導小組副組長，黨委副書記。
1983年，錦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審張鐵生反革命案件。張鐵生被判15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3年。
1991年10月16日，張鐵生獲釋。同年12月22日，他和瀋陽農業大學講師董禮平女士在興城縣結婚。
1992年後，開始經商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