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登封王城崗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５年，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擔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登封王城崗城址及周圍地區遺址聚落形態研究”專題組，在王城崗遺址展開大規模的考古工作，發現一座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大城址（見本報一版），通過這幾年的考古工作，我們初步認識到王城崗遺址考古新發現有著十分重要的學術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王城崗城址的年代和性質
王城崗小城（王城崗二期）的年代，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新測的王城崗二期的１４Ｃ數據（均為樹輪校正年代，下同此），ＷＴ１５７奠６為２１３２—２０８２ＢＣ，ＷＴ１７９奠８為２１２８—２０８４ＢＣ，若取其中間數值，前者為２１０７ＢＣ，後者為２１０６ＢＣ，由此王城崗二期的年代為公元前２２世紀。這２個１４Ｃ數據年代值已接近或進入夏紀年的範圍之中。王城崗三期ＷＴ３１Ｈ９２的１４Ｃ數據為２０９０—２０３０ＢＣ，取其中間數值為２０６０ＢＣ，即公元前２１世紀；王城崗四期ＷＴ１２４Ｈ５３６的１４Ｃ數據為２０３８—１９９８ＢＣ，取其中間數值為２０１８ＢＣ，亦為公元前２１世紀；王城崗五期ＷＴ１０７Ｈ２３３的１４Ｃ數據為２０３０—１９６５ＢＣ，取其中間數值為１９９７ＢＣ，即公元前２０世紀。王城崗三期至五期的幾個１４Ｃ數據年代值均已進入夏的紀年範圍以內。
關於王城崗大城的年代，我們初步將其定為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其確切的年代應屬王城崗遺址分期中的哪一期？尚待對所有新的發掘資料進行全面整理後再行確定。
有關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王城崗大城與小城的關係，是我們十分關心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王城崗大城與小城有著某種聯繫，從這兩座城的位置看：王城崗小城位於王城崗大城的東北部；從兩座城的方向看，王城崗大城與小城的方向大體一致。王城崗大城的北城壕通向五渡河和其西城壕通向潁河的布局，這種以人工護城壕與天然河流相結合的防禦體系，與新密古城寨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城址的北城壕向西通溱水，其東城壕向南通一無名河，有異曲同工之處。若將王城崗大城與小城的城牆夯土作一比較可以看到，兩者的夯土城牆都是用純淨的黃土夯築而成，而且夯土層的厚度和夯窩的特徵也基本相同。夯土牆的夯層之間都有細沙相隔，且夯窩較明顯，在夯土中發現有河卵石，可見其夯土牆都是用河卵石類夯具夯打而成的。王城崗大城和小城夯土中包含物都表明其年代是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王城崗大城和小城之間的重要關係有待在進一步的研究工作中討論。
就以前發表的考古資料看，王城崗小城的西城面積不足１萬平方米，東城的規模可能與西城相似。如此一個幾萬平方米的小城址，難怪有學者對發掘者的“禹都陽城”說提出異議。我們認為在王城崗遺址新發現的大城，是目前在河南境內發現的最大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城址，與其共存的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重要遺存都說明王城崗遺址應為嵩山東南麓、潁河上中游重要的中心聚落之一。新發現的王城崗大城，已引起學界的高度關注和重視。隨著此項考古研究工作的繼續，王城崗城址的“禹都陽城”說將會得到新材料的有力支持，同時對王城崗城址的性質和其在中華文明進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會有新的認識。為中華文明探源研究提供難得的重要資料。
王城崗遺址對夏文化研究的價值
王城崗遺址的發現已經有５０多年了，若從１９５９年徐旭生先生為尋找“夏墟”對告成八方間遺址的調查算起也已有４０多年，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為探索夏文化於１９７５年開始對該遺址的考古調查發掘至今已有３０年，１９９６年“夏商周斷代工程——早期夏文化研究”專題組在王城崗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城址內發掘採樣，２００２年至今“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登封王城崗城址及周圍地區遺址聚落形態研究”專題組在王城崗遺址展開新的考古工作。上述的幾次工作大體反映出我國學術界以探索夏文化為目的，對王城崗遺址所進行的幾次重要的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工作，可以說是４０多年來考古學界探索夏文化的一個縮影。正是由於這樣的一系列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為夏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較好的基礎。在夏文化研究中，雖然還存在許多問題，但也取得了不少共識和獲得了重要進展，如歷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質文化遺存應該到考古學文化中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王灣三期文化晚期）和二里頭文化中去尋找，夏商周斷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於公元前２０７０～前１６００年，即公元前２１～前１７世紀等，使夏文化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在上述考古發掘和夏文化研究的過程中，對王城崗遺址考古新發現的重要意義和價值應有足夠的認識和估計。
王城崗城址毀於洪水說與夏文化起始年
有關王城崗城址的廢棄原因，在１９８３年發表的《登封王城崗遺址的發掘》中即提出王城崗龍山文化晚期城堡中的東城的大部分曾被五渡河和西北來的山洪沖毀。這應該是考古學者較早對發生洪水的相關遺蹟的關注。
１９９１年，俞偉超先生在致“紀念城子崖遺址發掘六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的賀信中提出：“２０００年來的史學記錄，則明確說到堯、舜之時是‘鴻水滔天’，‘下民起憂’、‘求能治水者’。最初，曾以鯀治水，但‘鯀之治水無狀’。其後，則用大禹治水，大禹‘居外十三年’而‘天下於是太平治’。４０００多年前我國曾發生一次延續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災難，應該是歷史事實。” 由於俞偉超先生對距今４０００年前後洪水事件的思考和認識，方使學術界對這次在很多人看來是無稽之談的洪水事件給予更多的關注，並在此後的十多年間又取得了一些新的重要的考古證據。如河南輝縣孟莊遺址發現的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商文化的城址，發掘者認為龍山文化城址毀於洪水，根據文化面貌和地層關係的分析，這次洪水應發生在距今４０００年前後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和二里頭文化之間，原來的龍山文化城牆是被洪水沖毀的，並在二里頭文化時期得到修復。有學者認為：新砦遺址在２０００年的發掘中發現了穿過遺址東部的古河道，地層關係表明古河道形成於河南龍山和二里頭文化之間的新砦期。通過沉積剖面的觀察和堆積粒度的分析，在古河道堆積中發現了泛洪沉積，具有河流泛濫時期水流紊亂多變的動力特徵，應是洪水所致。
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年代，據王城崗小城的最新１４Ｃ測年數據為公元前２１０７年，這正是夏王朝建立前後的重要時期，也是大禹治水的末期。王城崗城址、孟莊城址、新砦城址等考古資料所顯示出的與洪水事件有關的證據，對研究當時社會和文化發展與環境和自然災害影響的關係，對研究夏王朝的建立和夏文化的起始年代有著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正如俞偉超先生指出的那樣；“對大江、大河的中、上游流域來說，所受災害當然要小於下游。於是，黃河中游的河南龍山文化仍正常地向前發展，從而最早進入文明時代，出現了夏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