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生產率增長，從一個時期到另一個時期生產率增長的速率。例如，如果勞動生產率指數1990年為100，而1991年為101．7，則1990年到1991年生產率增長為每年1．7%。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持續高速的增長態勢，然而，經濟成長伴隨著資本—產出比的不斷上升，以及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的持續增長，中國經濟成長主要是依靠要素投入來支撐的。由於要素供給剛性的約束和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要保持增長的持續性，必須促使經濟成長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方式轉向更多依靠生產率提高的集約型方式。勞動生產率是生產率序列中最基本的因素，勞動生產率提高對增長方式轉變至關重要。
勞動生產率體現為勞動投入的產出效果，它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勞動報酬，從而對國內投資和消費產生影響，而且在一定意義上標示生產力水平，從而對經濟可持續發展發揮作用。國際經驗顯示，新興經濟體增長的關鍵是提高勞動生產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勞動生產率有了顯著提高，但從世界範圍來看仍處於較低水平。中國依靠勞動生產率提高來實現增長方式轉變、推動經濟持續發展仍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理論背景
經濟成長理論通常採用生產函式和要素核算方法測度全要素生產率，其中全要素生產率等於產出增長減去投入變化的部分。然而，此方法面臨三個挑戰：一是體現要素生產率的技術進步應具有內生性；二是要素生產率應考慮行業差異及要素流轉；三是體現生產率變化的技術進步應與要素投入相聯繫。基於此，準確的生產率增長測度應基於行業來考察，以當前產出作為權重的部門生產率增長率的連鎖加權指數。由於開發中國家部門間存在著顯著的勞動生產率差異，因此，指數方法對於解析其勞動生產率增長將更有說服力。勞動生產率涉及部門勞動生產率和部門勞動力配置結構兩個因素，其增長可分解為以下3個部分。
1.純生產率效應(pure productivity effect)。該效應表示以基期產出或投入為權數的行業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即按照基期產出或投人權重，計算行業勞動生產率增加率的加權平均值。之所以稱為“純生產率效應”，是因為它測度了在產出或投入份額不變時各行業勞動生產率增加的平均值。
2.鮑默效應(Baumol effect)。該效應表示在考察期間內各行業勞動生產率和行業權重變動間的相互影響對整體勞動生產率的作用效果。之所以稱為“鮑默效應”，是因為鮑默在其不平衡增長理論中闡述了產出與生產率之間的關係——產出增長和勞動生產率增長正相關。
3.丹尼森效應(Denison effect)。該效應表示考察期內因為要素流動或投人權重差異所引起的生產率變動，即不同行業間勞動再分配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之所以稱為“丹尼森效應”，是因為丹尼森認為，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轉移也會提高整體勞動生產率。
測算生產率
生產率取決於將資源組合在一起用來生產既定產出的效率。它通常通過計算產出的加權指數與投入的加權指數的比率來測算。在只有一種類型的產出和一類投入物的簡單經濟中，生產率是指產出與投入的比率。在有著不同類型的產出和不同投入物的經濟中，生產率的測算方法則有許多種。
產出。通常，對不同質產出加以管理的方法是使用一種指數，用以衡量根據“真實價值”得出的產出的實物單位。所謂“真實價值”，是指根據通貨膨脹情況調整後的市場價格。然而，在 一個多樣化的現代經濟中，由於產品質量的變化、產品創新以及產品和銷售的替代性，追蹤所有產品的價格變化軌跡是很困難的。於是，使用了不同的價格指數對名義價格加以減縮。例如，消費物價指數及其組成部分被用來對作為GDP較大組成部分的消費品與服務的最終購買量進行減縮。然而，一些經濟學家（特別是美國的）指出，由於追蹤價格變化軌跡的困難性，使得消費物價指數和其他一些指標高估了通貨膨脹，因而對實際產出做出了不正確的測算。
另外一個困難是一些產品沒有市場價格。例如，由政府和非贏利機構提供的商品和服務，所有者自用的住宅的服務以及那些生產出來用於自己消費的產品。一般來說，這些產品的價格是根據對它們投入的成本來計算或由類似產品的價格推算出來。例如，所有者自用的住宅的服務的價值是根據估算租金來計算的。然而，用投入物成本來測算實際產出——政府的產出通常被這樣測算——意味著生產率的增長為零。
投入。這裡有很多辦法來解決不同的投入這一問題。生產率可由勞動生產率來測算，勞動生產率被定義為每一僱工或每一工作小時的產出。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假定是同質的）是唯一的投入。儘管這一測算方法計算起來相對簡單，而且或許對研究實際工資或人均收入增長有用，但它有一個重大的局限性，即它是按照每單位勞動，而不是按每單位所有投入物的組合來測算產出的。這樣，它使人誤以為包括了由於更為有效率地使用所有投入（包括勞動力）或增加使用與勞動力有關的其他具有生產力的投入所帶來的產出增長的部分。換句話說，用這種方法測算的勞動生產率不僅是一個效率（包括技術以及生產過程的組織與管理）函式，而且也是一個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實物和人力資本等投入物的函式。
另外一種測算方法是總和要素生產率（TFP）。原則上講，這一方法將所有投入考慮在內。然而一般來說，總和要素生產率的加總測算值只包括勞動力和實質資本的貢獻情況（儘管一些總和要素生產率的測算包括其他一些因素，如能源投入）。計算總和要素生產率的問題之一與投入物在測算方面的困難有關係。一般來說，勞動力被認為是同質的，而實質資本則按減縮的帳面價值或固定美元替代價值來定值。當勞動力不按技術熟練水平加以區分時，總和要素生產率的測算內在地包括了在估算生產率增長時人力資本的相應增長。當實質資本按減縮的帳面或替代價值定值時，由於誤算價格指標而造成的差異會影響到對生產率的估算。進一步來說，在一經濟衰退時期，如果廠商不立即調整生產要素（由於資本的固有性質，勞動力囤積或工作的成就效應），一些生產率增長方面的變化應歸結於就業不充分（儘管在研究長期生產率增長時這一點很少被考慮）。
為不同的投入確定合適的權重也是一個問題。假定在完全競爭市場中且規模收益保持不變，這些總合要素的權重便是它們在總要素支出中所占的份額。計量經濟檢驗無法推翻加拿大和美國兩個國家在總合水平上的這兩個假設。然而，在部門一級，有關規模收益不變的假定在一些產業部門不成立。特別是加拿大的製造業，有證據顯示是規模收益遞增的。
部門生產率。某一部門的生產率增長可由許多途徑計算出來。產出可以按總產出（某一產業部門所有產出的市場價值）來測算，也可以作為產出增加值（總產出減去用於生產而購買的商品和服務的價值，有時這種商品和服務是指中介消費）來測算。一般來說，用產出增加值來測算部門勞動生產率；而對部門總和要素生產率的測算，則上述兩種方法均可。
影響因素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對總的生產率增長速度放慢有兩種可能的解釋：產出和勞動力向服務業的跨部門轉移，以及相對於勞動力增長來說資本積累速度放慢。向服務業的跨部門轉移可能會使總生產率增長速度放慢，原因有二：首先，與商品部門相比，服務業的生產率增長速度較慢；其次，自70年代以來，服務業已測算出的生產率增長的恢復速度比商品部門還要慢。70年代的能源價格衝擊能部分地解釋1973年以來增長速度放慢的原因，但卻不能解釋80年代和90年代生產率增長速度恢復乏力這一情況。因為八九十年代能源的實際價格已降到1973年以前的水平。
如果不同部門所占的份額保持在原先的水平上不變，1961—1973年間和1981—1992年間服務業的總和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下降程度僅僅相當於商品部門總和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或者說在美國，如果服務業的總和要素生產率恢復到1961—1973年間的水平，那么商品部門的總和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實際上增加了），那么就可能出現生產率的額外增長。通過將已測算出的生產率增長速度的放慢程度分解到可能發生的額外增長的情況中去，我們便可以估算出跨部門的轉移對生產率增長速度放慢的相對影響。通過將已測算出的生產率增長速度的放慢情況分解到可能發生的額外增長的情況中去，服務業恢復滯後的影響以及服務業較低的生產率就能被測算出來。前提是這些部門保持原有份額不變，服務業的生產率按數據所表明的情況下降。通過計算勞動生產率增長和總和要素生產率增長之間的差別，我們還可以測算出對資本—勞動力比率增長放慢的相對影響。
這些計算表明，與1961—1973年間相比，美國在1981—1992年間總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整體放慢基本上可以用跨部門的轉移來解釋（表3），大部分的速度放慢是由於服務業的生產率恢復遲緩，其餘則是由於資本—勞動力比率的較慢增長。跨部門轉移不僅僅是總和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放慢的原因，它還相當於總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的放慢減去資本—勞動力比率乘以資本收入份額之積的下降。
在加拿大，跨部門轉移對勞動生產率和總和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放慢的影響很小，幾乎可以忽略。這是由於與1961—973年間相比，商品部門在1981—1992年間生產率增長速度下降的程度與服務業的相同。另外，在上述兩個時期內，加拿大的資本積累率與勞動率的增長相比，下降得比美國的要少。與美國比起來，資本—勞動力增長率的減少對放慢的影響更小。計量經濟學檢驗提供的證據表明，加拿大總生產率增長速度的放慢，有1/4是由於來自製造業的增加的規模中的收益遞減造成的。其他可能的解釋有技術進步放慢，在平均勞動技術（或人力資本積累）水平上的有關變化，資源利用（特別是在商業周期的低潮）的相關變化，以及在資本設備廢棄方面的相關變化等。
在美國，服務業技術進步較為緩慢可能是該部門生產率恢複比商品部門要緩慢的原因。（例如，要提高理髮業的生產率可能是困難的。）其他一些可能起作用的因素包括對不同部門產出和投入的誤算，各部門資本廢棄率和人力資本積累率的不同。
美國聯邦儲備局的Lawrence Slifman和Carol Corrado—1996年的一項研究，試圖通過分析美國各部門勞動生產率和盈利能力的變化趨勢來解釋服務業生產率增長恢復相對緩慢的原因。這項研究發現，除了非農業、非法人的服務業之外的所有其他部門在80年代初以後勞動生產率增長都恢復到60年代的水平。在服務業中，儘管生產率增長是負的，但盈利能力保持不變。該研究說明，除非這些服務價格不可能上漲，否則已測算出的相關價格的迅速上漲看起來會解釋這種差異。在服務業這一特別部門裡，測算價格（從而產出和生產率）時所遇到的困難似乎是一種更為可能的解釋。換句話說，總生產率增長速度的放慢大部分是由於服務業中的測算問題，至少在美國是這樣的。
重要性
生產率問題一直是研究經濟成長的經濟學家們所關注的重點問題。早期，經濟學家一直致力於對農業、工業，特別是製造業生產率的研究，而對服務業生產率的研究直到20世紀60年代，隨著服務業占國民經濟比重的不斷增大才引起國外學者的重視。
特別是進入70年代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經濟持續低迷、生產率增長十分緩慢，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眾多的經濟學家。OECD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包括美國在內的18個OECD成員國全要素生產率從1961～1973年的3.25%下降到了1974～1992年的1.09%，而勞動生產率則從1961～1973年的平均4.41%下降到了1974～1992年的1.81%。據Hornstein和Krussell（1996）測算，1954～1973年美國經濟總量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為年均1.3%，1979～1993年則下降到了0.7%，幾乎下降了一半。學者們試圖從理論上對這一經濟現象做出解釋，因此在西方經濟學界掀起了一股研究服務業生產率的熱潮。在眾說紛紜的解釋中，“服務業生產率增長緩慢是導致美國經濟成長停滯的主要原因”的觀點得到了大多數經濟學家的認可。於是，他們便把研究注意力轉向了對服務業生產率增長緩慢的理論解釋。
隨著相關研究的逐漸深入，大量的研究成果不斷湧現。通過梳理這些研究成果，筆者發現國外學者對服務業生產率增長緩慢的理論解釋逐漸形成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觀點。以格里利茲（Griliches）為代表的經濟學家（主要是統計學家）認為，由於服務部門的“不可測度性”，服務業的產出與生產率核算存在誤差，無論是美國經濟分析局還是勞工統計局的統計方法均大大低估了服務業的產出和生產率增幅；而以富克斯（Fuchs）和鮑莫爾（Baumol）為代表的學者則認為，服務業生產率增長緩慢是由服務業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並非是計量誤差導致了該行業生產率增長緩慢，其實服務產出被“低估”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