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王安石退居金陵。一日，頭幅巾手拄杖，獨游山寺。遇數客盛談文史，辯說紛紜。 公坐其下，人莫之顧。良久，有一客徐問公，曰：“亦知書否？”公聞，頷之而已。復問公何姓。 公拱手答曰：“安石姓王。”眾人惶恐，俯而去。
譯文
王安石退居到金陵。一天，他頭裹著一塊布，拄著手杖，獨自遊覽山寺，途中遇見幾個遊客坐在那裡高談文學歷史，議論紛紛。王安石坐在他們旁邊，沒人注意到他。很久，有一個客人漫不經心地問他說：“你也知道讀書寫字不？”王安石聽了，點了點頭罷了，人家再問他姓名，王安石拱拱手說：“我姓王，名安石。”那群人十分惶恐，低著頭匆匆離開了。
王安石游山寺注釋
盛談：痛快地大談。
顧：看。
人莫之顧：即人莫顧之，也沒有人看他。
俯：低頭。
亦：也。
復：再。 徐：慢慢，文中用於形容對方的傲慢輕視。
良久：很久
人物簡介
王安石（1021年1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介甫，晚號半山。北宋臨川(江西省東鄉縣上池村人）。仁宗慶曆進士。嘉佑三年(1058)上萬言書，提出變法主張，要求改變“積貧 積弱”的局面，推行富國強兵的政策，神宗熙寧二年(1069)任參知政事。次年任宰相，依靠神宗實行變法。並支持五取西河等州，改善對西夏作戰的形勢。因保守派反對，新法遭到阻礙。熙寧七年辭退。次年再相；九年再辭，還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封舒國公， 改封荊，世稱荊公。卒諡文。
在文學中具有突出 成就。他一生寫了不少深刻反映人民疾苦和社會問題的作品。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於說理與修辭，善於用典故，有的風格遒勁有力，精闢精絕，有的風格雄健峭拔，修辭凝練，也有情韻深婉的作品，對後來宋詩的發展有很大影響。著有《臨川先生文集》。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名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強，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曆二年（1042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年）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後，隱居，病死於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鐘山，諡號“文”，又稱王文公。其政治變法對北宋後期社會經濟具有很深的影響，已具備近代變革的特點，被列寧譽為是“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與“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並稱為“唐宋八大家”。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今江西省東鄉縣上池村人。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 王安石出生於仕宦之家，其父王益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進士，任建安（今福建建甌）主簿等地方官二十多年，為人正直，執法嚴明，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其母吳氏從小好學強記，為人通情達理。王益任臨江軍（今樟樹市）判官時，王安石出生於此，王益調任江寧（今南京市）通判，全家遷往江寧。
王安石自幼聰穎，讀書過目不忘。從小隨父宦遊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會閱歷，開闊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艱辛，對宋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認識，青年時期便立下了“矯世變俗”之志。慶曆二年（1042）三月，考中進士，授淮南節度判官。七年調任鄞縣（今浙江寧波），組織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農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黃不接時，將官庫中的儲糧低息貸給農戶，解決百姓度荒困難，又使官糧得以以陳換新。
治平四年（1067）神宗繼位，起用王安石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為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熙寧元年（1068），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對”，即上書主張變法。次年任參知政事，主持變法。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三司制置條例司，物色了一批擁護變法的官員參與制訂新法。熙寧三年（1070）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法，開始大規模的改革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同時，改革科舉制度，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對農民的剝削，促進了農田水利事業的發展，國家財政狀況有所改善，軍事力量也得到加強。王安石被列寧稱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毛澤東也稱讚“王安石最可貴之處在於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人言不足恤”並不是由王安石等變法派人士提出來的，而是反對派對變法派的污衊之詞，原文類似的有三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聽到這句話之後深覺其符合自己的變法主旨，遂大加宣揚。）
變法觸犯了官僚、大地主的既得利益，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對，特別是曹太后、高太后的頑固阻梗，加上在實施過程中過分求大求快，許多官吏藉機敲詐盤剝，使農民的利益受到損害，實際效果與主觀構想相差甚遠。王安石處於“眾疑群謗”之中，宋神宗迫於皇親貴戚和反對新法大臣的壓力，於熙寧七年（1074）四月罷去王安石相位，再任江寧知府。次年雖又起用為相，但因新法派內部分裂及保守派的挑撥離間，王安石實際上難有作為，至熙寧九年十月再次罷相，出任江南簽判，次年隱退江寧，過著閒居生活。
元豐八年（1085），哲宗即位，年僅十歲，由太皇太后高氏臨朝聽政，啟用反對變法的司馬光為相，廢除全部新法，極力迫害新法派。王安石在憂憤和遺恨中於翌年四月去世，葬於江寧半山園。王安石晚年封荊國公，世稱王荊公、王文公、臨川先生。死後被追封為 “太傅”；紹聖年間，賜溢號為 “文”，配享神宗的廟庭；徽宗時，又配享文宣王廟。而欽宗時，皇帝下詔停止他文宣王廟配享。高宗採納趙鼎、呂聰的意見，削去了其 “舒王”的封號。
王安石執政之所以能敢作敢為，矢志改革，是受其進步的哲學思想支配，他把“新故相除”看做是自然界發展變化的規律，從而樹立了“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無畏精神。這些進步思想在他的文學作品中也閃爍著奪目的光彩。其散文長於說理，言簡意深，筆力雄健，見識超群；詩詞則遒勁清新，豪氣縱橫，對宋初形式主義的文風是有力的衝擊，對豪放派詩詞有直接影響。其著作極為豐富，存世的有《臨川集》、《臨川集拾遺》、《三經新義》（殘卷）、《唐宋百家詩選》、《詩義鉤沉》等。此外，其山水詩也極。
王安石從小在外，為官四處奔波，但對家鄉有著一股摯情，幾次回鄉探親，對家鄉的親朋好友，名勝古蹟，寫了許多詩文、書信、墓誌，表達了他熱愛家鄉的思想感情。家鄉人民也對他有著深深的景仰和懷念。早在北宋崇寧五年（1106），撫州郡守田登就在王安石舊宅建造了王荊公祠，“肖公像而祀之”。許多地名都是為紀念他而取的，有荊公山、荊公坡、荊公橋、荊公釣魚台、半山書院、安石讀書台、荊公路等。家鄉學者著書撰文，為王安石辯誣：南宋金溪陸九淵在《荊公祠堂祀》中盛讚其人品高尚，貶斥了王安石的政敵；清代金溪蔡上翔，窮畢生精力撰寫《王荊公年譜考略》，以辯宋史之誣。1986年11月由江西省人民政府撥專款在撫州市修建了“王安石紀念館”，主樓前面有一尊3米多高的王安石塑像，供人們瞻仰。
慶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簽書淮南（揚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寧波）事、舒州（今安徽潛山）通判，一度調開封任群牧司判官（這個職位暫時沒有確切的史料作為佐證，似有不實。），旋又外調知常州事、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繼召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使王安石認識到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於兼併，宋封建統治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於覆滅的事實為例，王安石對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見的緊迫感，大聲疾呼：“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於黃巾，唐亡於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國太平的厚望寄託於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執政。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份，同年輕的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係，曾經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政前就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曾經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併、便趨農為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為，要發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併、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那些遊手好閒者也回到生產第一線，收成好壞就決定於人而不決定於天。要達到這一目的，國家政權需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所謂的《三經新義》，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